除了岷江—长江航线之外，巴蜀地区还有许多河道也被开通为水运路线。这些水运路线大多与岷江—长江航线相连接，从而构成巴蜀地区树枝状的水上交通网。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条路线：
嘉陵江航线。嘉陵江流经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是长江支流中长度仅次于汉水，流量仅次于岷江的大河。嘉陵江有东、西两源，东源出自陕西省凤县西北的大散岭，西源出自甘肃省天水县的嶓冢山。东、西两源在陕西省略阳县的白水镇汇合之后，向南经阳平关进入四川。流经广元市昭化的时候，又与西来的白龙江汇合，然后由西北向东南纵贯四川盆地中部。在合川接纳由西北而来的涪江，从东北而来的渠江，再南下至重庆，注入长江。嘉陵江在广元市昭化以上的河段为上游，昭化至合川为中游，合川至重庆为下游。
在唐代，出自嶓冢山的嘉陵江西源仍被称为西汉水，当时认为这是嘉陵江的正源，所以《元和郡县图志》卷22《利州·绵谷县》说：“西汉水，一名嘉陵江。”西汉水是巴蜀与陇右之间的一条重要河流。东汉安帝时期，武都太守虞诩开通了由今略阳至成县的航道，“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80]。自此以后，陇蜀之间的水上交通就更加方便了。唐代陇蜀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81]。中唐以后，陇西又成为对吐蕃作战的边防要地，设有亭障，驻有精兵，其粮饷主要依靠巴蜀地区供给。但是陇蜀之间的陆路运输十分艰难，“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路腾籍，血流栈道。糗粮刍橐，填谷委山，马牛群畜，相继物故”[82]。唐德宗贞元年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再次大规模地疏通西汉水，自兴州长举县（治今陕西省略阳县境）以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以便“通漕以馈成州戍兵”[83]。这条航线的整治，不仅有利于向成州（治今甘肃省礼县境）运输军粮，同时也使得西汉水成为陇蜀之间的一条重要商路。不仅兴州以西的西汉水可以通航，兴州以南至利州益昌县的嘉陵江上游，亦有舟楫之利。由兴州“南沿流至兴元府三泉县一百五十里”[84]，其间有羊乳滩[85]。由三泉县（治今四川省广元市境）到利州益昌县（治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直到宋代仍可行船[86]。只是航道中有望云、九井等险滩，其中以九井滩最为险要。“九井滩有大石三，其名鱼梁、龟堆、芒鞋，觜危参差，相望于波间。操舟之人，力不胜舟，而辄为石所触，故抵于败。”[87]宋代始平其险。
嘉陵江由利州益昌县东南而下70里，至利州葭萌县（治今四川省广元市境）。又南行116里至阆州苍溪县，又南下57里至阆州。又东南70里至阆州南部县，又东南70里至阆州新政县，又东南75里至果州相如县（治今四川省蓬安），又西南85里至果州。由果州经合州汉初县（治今四川省武胜县境）至合州，“水陆相间三百里”[88]。由合州“东至渝州二百里，水路一百六十里”[89]。从利州益昌县至渝州的嘉陵江中下游，航程约为1000里。
嘉陵江中下游，流贯四川盆地中部，直通长江，历来是盆中地区的重要水道，特别是在唐代，这条航线是剑南东川和巴南诸州的重要交通路线，所以唐宋时期的人说，在利州益昌县以南，嘉陵江“水走阆、果，由阆、果而去，适夔峡焉”[90]。元稹《苍溪县寄扬州兄弟》诗也说：“苍溪县下嘉陵水，入峡穿江到海流。”[91]因此，当时的人也把峡路看成是“东川门户”[92]。沿嘉陵江而下，可以“商通荆门路”[93]；溯江而上，则可直达陇右的成州。如果在利州或凤州转陆路，又可前往关中。中唐以后，剑南东川和果、阆二州的盐业和纺织业都有较大发展，大批井盐、重绢、巴锦，以及柑桔、药材等土特产品都要通过嘉陵江来进行运输。井盐主要是从产地转运到剑南三川各州县；重绢则溯江而上，再转陆路运往长安；巴锦则顺流而下，贩往江陵。这就使得嘉陵江的航运业更加繁荣。
大渡河航线。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共有三个源头。其中东源梭磨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的鹧鸪山，西源绰斯甲河（杜柯河）与正源足木足河（麻尔柯河、阿柯河）均发源于四川与青海交界的果洛山。三个源头汇流于可尔因附近称为大金川。向南流经丹巴，接纳由东而来的小金川之后，称为大渡河。继续南流，经过泸定县，至石棉县折而东流，经汉源、峨边，在草鞋渡接纳西北而来的青衣江，于乐山城南注入岷江。全长852千米。大渡河在绰斯甲河口以上称为上源，泸定以上为上游，泸定至铜街子为中游，铜街子以下为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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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大渡河
大渡河主要流经川西高原、横断山东北缘、四川盆地西源山地，干流河谷以高山峡谷为主，然而其中下游仍可通航。在唐代，从岷江中游转大渡河的水路，是唐王朝向黎、巂二州运输军粮的重要路线。“旧制：岁抄运内粟赡黎、巂州，起嘉、眉，道阳山江，而达大度，乃分饷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辇夫多死。（李）德裕命转邛、雅粟，以十月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阳山之运。馈者不涉炎月，远人乃安。”[94]阳山江亦称“阳江”，亦名“沫水”[95]，即今大渡河。大度应当是指大渡镇，也就是黎州通望县。该县“本汉牦牛县地，隋开皇二十年于此置大渡镇，大业二年改为阳山镇，武德元年改为阳山县，属巂州，天宝元年改名通望县，割属黎州”[96]。由于嘉、黎二州虽然接壤，但是并无陆路可通[97]，因此，从嘉州溯大渡河西行至大渡镇的水路，就成为唐朝转输军粮的重要运输线。从李德裕改革漕运的措施中可以得知，流经邛州的白术水和流经雅州的青衣水，同大渡河一样，也有舟楫之利。
沱江航线。沱江发源于九顶山南麓，由北向南流经金堂、简阳、资中、内江、富顺等县，在泸州注入长江。沱江在金堂县赵家渡以上的河段为上游，赵家渡到资中为中游，资中到泸州为下游。其中通航河段为中下游。由泸州“西北至资州泝流六百三十里”[98]。两晋时期，这条航线往往成为用兵之路。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益州刺史罗尚就是沿这条水路从成都逃到江阳。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朱龄石伐蜀，其中“臧熹、朱林于中水取广汉”[99]。中水即今沱江。入唐以后，沱江下游地区的盐业发展甚快，银山（治今四川省资中县境）、内江、和义（治今四川省威远县境）、富义（治今四川省富顺）诸县，均盛产井盐，其中富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100]，居四川单口盐井产量之冠，因而沱江又成为一条相当重要的井盐运输线。
汤溪航线。这条航线是从夔州的云安县溯汤溪而上，进抵云安监盐井。《太平广记》卷30《翟乾佑》说：“云安盐井自大江泝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以沿泝。”虽然部分水道“滩石险恶”，但是富商大贾的盐船仍然往返于这条航线上，把井盐运到云安县，再经峡路贩运到其他地方。唐代后期，云安监的井盐主要供应剑南西川，所以在僖宗中和二年（882），当涪州刺使韩秀昇阻断峡路，“云安、淯井路不通”[101]的时候，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就要说“民不盐食”[102]了。因此，汤溪航线虽然不长，但却是一条重要的井盐运输线。
嘉陵江的主要支流涪江和渠江也都可以通航。涪江自今绵阳以下河段，皆可行船。两晋南北朝时期，由涪江经嘉陵江下游，再转长江的航线是益州与江南地区的水上交通要道。隋唐时期，由于岷江—长江航线的重新开通，涪江航线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剑南东川的一条重要水上运输线。杜甫《奉送崔都水翁下峡》诗就有“无数涪江筏，鸣桡总发时”[103]之语。发源于大巴山南麓的渠江也有舟楫之便。元稹《南昌滩》说：“渠江明净峡逶迤，船到明滩拽纤迟。橹窡动摇妨作梦，巴童指点笑吟诗。”[104]据《太平寰宇记》卷138《山南西道渠州》记载，由渠州“西北（南）至合州水路约四百里，东北至蓬（达）州水路二百五十里”。
涪陵江航线。涪陵江又名黔江，亦称延江水，即今乌江。发源于贵州省境内的乌蒙山，由西南向东北流经思南、沿河诸县，然后折向西北，进入巴蜀地区，经酉阳、彭水、武隆等县，在涪陵注入长江。涪陵江航线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开通。入唐以后，由涪州溯江东南而行，经武龙（治今重庆市武隆县境）、信宁（治今重庆市彭水县境）诸县，可以直达黔中观察使的驻地黔州。由涪州“东南至黔州水路三百三十里”[105]。再由黔州东南而行，水路280里至思州。由思州“南至费州水路四百里”[106]。由费州溯江西南行，至“牂牁北界巴江镇”[107]，巴江即涪陵江，巴江镇当濒临巴江。由巴江镇西行70里，到达播州遵义县。由费州“东至奖州水陆相间四百里”[108]，从而进入今沅江流域。由奖州（治今贵州省新晃境）“西南泝流至牂牁充州七百里，东沿流至叙州八百里”[109]。由于涪陵江“自牂牁北历播、费、思、黔等州，北注岷江”[110]，因而成为黔中道境内的重要航线，公私行旅通常都是经峡路转入这条航线，往来于黔中道，所以唐人多有关于这条路线的吟咏。权德舆《献岁送李十兄赴黔中酒后绝句》有“三峡黔江去路难”[111]之语。李嘉佑《送上官侍御赴黔中》诗则说：“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水声巫峡中，山色夜郎西。”[112]黔中道本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唐朝在这里设置的羁縻州就多达50个[113]。因此涪陵江又是少数民族朝贡，并与汉族通商的要道。同时，黔中道的租赋也主要是通过水路进行运输。宪宗元和三年（808），中书侍郎李吉甫说：“涪州去黔府三百里，输纳往返，不逾一旬；去江陵一千七百余里，途经三峡，风波没溺，颇极艰危。”[114]因此他建议，仍然把涪州划归黔中道，以便输纳租赋。由于涪陵江航道滩多水急，航程艰险，所以唐朝专门规定，“运向播、黔等州”的租赋脚直钱，“任本州量定”[115]，不受中央规定价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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