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发源于今松潘县境内的弓杠岭和郎架岭，由北向南流经茂县、汶川、都江堰、彭山、眉山、乐山等地，在宜宾汇入长江。岷江在今都江堰市以上的河段为上游，都江堰市至乐山市为中游，乐山市至宜宾市为下游。直到唐代，岷江仍然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所以在成都建有“江渎庙”[1]，用以祭祀“南渎大江之神”[2]，故岷江也被称为“大江”[3]。因此，岷江与今宜宾以下的长江水道也就成为一条航线。
岷江上游流经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西部的缘边山地，河流深切，水流湍急，河底又多岩块和卵石，舟船难以通行，但是可以漂运上游地区出产的梓柏、大竹，使成都“坐致材木，功省用饶”[4]。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53），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章仇兼琼为了更好地“通漕西山竹木”[5]，重新开通新源水，从而使西山地区的竹木更加便捷地漕运到成都，为缺乏木材资源的成都平原提供充足的建筑材料。
岷江在流至灌口镇（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时，经都江堰分流，别为检江、郫江和正流等三条主要河道。“其右检，其左（郫），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6]检江、郫江均流经成都，自秦蜀守李冰开此两江“以行舟船”[7]以来，一直可以通行船只。入唐以后，仍然是“皆可行舟”[8]。当时，从成都平原运往岷江上游地区的物资，特别是大宗货物，通常都是先用船运到灌口镇，然后再转陆路搬运。在唐代，位于岷江上游的西山地区是剑南道抵御吐蕃的边防前线，驻有边军。他们的粮饷“并取给于剑南”[9]，其中大部分是由成都方向转输而去，一旦米船不继，西山驻军的粮食供应就要发生困难，所以杜甫说：“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10]不仅流经成都平原的检、郫二江有舟楫之利，岷江正流亦可行舟。据《华阳国志》卷3《蜀志》记载，由今都江堰市到彭山的岷江正流上，共有五个渡口。“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皂）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沙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改曰东州津；五曰江南津。”而由成都乘船，通常是在流经成都的检、郫两江汇合处。唐德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此建成合江亭。“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则万里桥。”[11]
岷江诸水在穿过成都平原之后，汇合于眉州彭山县境内。其地原名“彭冢”[12]，相传“彭祖于此而死，故曰彭亡”[13]。东晋南北朝时期，桓温、朱龄石先后率水军伐蜀，其主战场所在的彭模，即在此地。
彭模有鱼凫津，“在县东北二里，一名彭女津。在彭亡山南，居导江、皂江等水会之处”[14]。由彭模西南而行约10里，至彭山县，有东沮津。又南下65里至眉州，有蟆颐山，“在州东七里，形似虾蟆颐”[15]。唐玄宗开元年间，剑南道采访使章仇兼琼曾在此兴建蟆颐堰，引岷江水灌溉今眉山、青神二县的农田。蟆颐山下临岷江，有蟆颐津。唐末，权阉田令孜“矫诏贬（孟）昭图嘉州司户参军，使人沉于蟆颐津”[16]，即此。由眉州南下，经青神县至平羌县，有青衣津。由平羌县南下30里至嘉州，其地位于岷江、大渡河、青衣水交汇之处，水流湍急，唐人凿石佛以镇之。“嘉为众水之会，导江、沫水与岷江皆合于山下，南流以下犍为。沫水合大渡河由雅州而来，直捣山壁，滩泷险恶，号舟楫至危之地。唐开元中，浮屠海通始凿山为弥勒佛像以镇之，高三百六十尺，顶围十丈，目广二丈，为楼十三层。自头面以及其足，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佛足去江数步，惊涛怒号，汹涌过前，不可安立正视，今谓之佛头滩。”[17]这就是现在的乐山大佛。
图9-1 乐山大佛
岷江由嘉州南下30里至玉津县（治今四川省乐山市境）。“以江有璧玉津，故以为名。《注水经》云：东为璧玉津。《华阳国志》云：蜀有七津。左思《蜀都赋》云：东越玉津。在县东北三十里，隔后江。”又有“石羊津，在县东十里，渡导江水”[18]。由玉津县南行至犍为县，有惩非津，“在县南二十里，渡导江水”[19]。由犍为县顺岷江而下，进抵戎州僰道县（治今四川省宜宾）。据《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戎州》记载，嘉州至戎州僰道县，水路350里。
岷江在僰道县汇入大江后，奔腾向东，由巫峡出川，直通扬州。其中在巴蜀地区的途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段，即戎州僰道县至渝州段，渝州至涪州段，涪州至夔州段，夔州至峡州（治今湖北省宜昌）段。
大江在戎州僰道县接纳岷江水之后，继续向东而流，经南溪县渔津，到达泸州。戎州僰道县与泸州之间，“水路三百一十里”[20]。大江在流经泸州时，又接纳了北来的沱江水，江面变宽，水深加大，其深广可容百石大舟，然而险滩也明显增加。“江中有大阙、小阙焉，季春之月，则黄龙堆没，阙乃平也。”[21]黄龙堆又称“紫金堆”，在泸州东面的长江中。黄龙堆以东，又有樊石滩、大附滩、成湍滩[22]、七门滩[23]。其中成湍滩亦即“成瑞滩”[24]，又名“城滩”，《渝州图经》云：“渝州城滩，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县东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腾，乍停乍发，多覆舟之患。”[25]又东至渝州。从戎州僰道县至渝州，水路1010里[26]。
由渝州沿江东下至涪州，水路340里[27]。由于长江在渝州至涪州段穿行于四川盆地东部的平行岭谷区，切岭成峡，入谷成沱，江面宽狭相间，因而多峡谷与河漫滩。其中峡谷有渝州东北20里的石洞峡[28]。过石洞峡，“江水又东，右径黄葛峡，山高险，全无人居。江水又左径明月峡，东至梨乡，历鸡鸣峡。”[29]黄葛峡在唐代称为“黄草峡”。代宗大历四年（769），泸州刺史杨子琳因偷袭成都失败，招集亡命之徒数千人，沿江东下，“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黄草峡，子琳悉擒之”[30]，即在此地。“明月峡在（巴）县东北八十里。《华阳国志》云：江州县有明月峡。即此。李膺《益州记》云：广阳州东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槌石，东二里至明月峡。峡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圆孔，形如满月，因以为名。”[31]鸡鸣峡则在涪州以西15里。由鸡鸣峡东行至涪州，城北有石梁，入于长江，唐人刻石为鱼，以示江水涨落。“石鱼。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刻石上。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萱草，一衔莲花，有石秤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32]不过最早的石鱼题刻是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太平寰宇记》卷120《江南西道·黔州》：“开宝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鱼见，上有古记曰：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
图9-2 涪陵石鱼
由涪州顺江而下，350里至忠州，又260里至万州，又300里至夔州。这910里[33]的长江河段，漫流于平行岭谷地区的向斜谷中，河床多碛坝与暗礁，古人通常称之为滩。据《水经注》卷33《江水》记载，江水在流经涪陵故郡以北之后，“又东径文阳滩，滩险难上。……左自涪陵东出百余里而屈于黄石，东为桐柱滩。又径东望峡，东历平都……江水右径虎须滩，滩水广大，夏断行旅……又东径壤涂而历和滩。又东径界坛。是地巴东之西界，益州之东境，故得是名也。又东过鱼复县”。黄石在涪州界内，唐人称为黄石滩，亦称横石滩，又名石梁。桐柱滩即铜柱滩，亦在涪州之境，“昔人于此维舟，见水底有铜柱，故名铜柱滩。滩最湍急”[34]。虎须滩在忠州以西2里，今名“倒须滩”。江水在进入万州境内后，在武宁县（治今重庆市万县市境）江心，有解堆滩，亦名牟堆滩[35]。其东有双渠滩，“在武宁县东十里，秋冬水半落，则流分为二，
漩不测可畏”[36]。又东有壤涂，亦即瀼涂。“《方舆纪要》云：自忠州水程东行九十里至曹溪驿，又六十里至瀼涂驿。《名胜记》云：瀼涂驿在万县南六十里，江中有石似胡人，名曰胡滩。杜少陵诗‘不是怕胡滩’者是矣。”[37]虽然杜甫《宴忠州使君侄宅》诗的原文为“不是怕湖滩”[38]，然而《舆地纪胜》卷177《夔州路·万州》亦称“胡滩”，“在州南五十里，滩石有若胡人状”。胡滩今名涪滩，或许就是《水经注》所记载的和滩。胡滩以北，又有新妇滩，在万州“南二十里，北岸崖壁间，隐出如妇人面”[39]。而在新妇滩以东，则有羊肠虎臂滩，又称“使君滩”。东晋时期，“杨亮为益州，至此舟覆。惩其波澜，蜀人至今犹名之为使君滩”[40]。其地在唐代的万州“东二里大江中”[41]。由万州沿江东行，至夔州云安县，有博望滩，“在县西三里。《荆州记》云：张骞奉使西域，于此覆舟，亦曰使君滩”[42]。又有龙脊滩，“在县南岷江中，有石约长百余丈，若龙脊之状”。在县东五里则有下瞿滩，“以瞿村为名”[43]。县东30里有东阳滩，“江上有破石，故亦谓之破石滩”[44]，清代称为东洋滩。其东又有落牛滩。又东至夔州。(www.xing528.com)
由夔州至峡州的长江水路，长510里[45]。长江在此横切巫山山脉，形成著名的长江三峡。唐代的夔州，治所在白帝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缘马岭，接赤岬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又东傍东瀼溪，即以为隍。西南临大江，窥之眩目，惟马岭小差委迤，犹斩山为路，羊肠数四，然后得上。益州刺史鲍陋镇此，为谯道福所围，城里无泉，乃南开水门，凿石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牵引汲，然后得水。水门之西，江中有孤石，为淫预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46]。淫预石即滟滪堆，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峡口。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又曰犹豫，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故曰犹豫。谚曰：滟滪大如襆，瞿塘不可触；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47]。号称天下至险之地，为航运大患，今已被炸除。
江水在经过淫预石之后，“又东径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峡中有瞿塘、黄龙二滩，夏水回复，沿泝所忌。瞿塘滩上有神庙，尤至灵验。刺史两千石径过，皆不得鸣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触石有声，乃以布裹篙足。今则不能尔，犹飨荐不辍”[48]。广溪峡，唐人称为“瞿塘峡”，在夔州以东1里，“连崖千丈，奔流电激，舟人为之恐惧”[49]。瞿塘峡的得名，当与峡内的瞿塘滩有关。黄龙滩，据《荆州记》说：“三峡之首，北岸有白盐峰，下有黄龙滩，水最急，沿泝所忌。”[50]白盐峰即白盐山，在夔州“城东十七里”[51]。
图9-3 瞿塘峡
图9-4 巫 峡
江水在流过瞿塘峡之后，进入巫山县境，其地有巫山，长江河段也因此被称为巫峡。“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52]。巫峡中有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故谓之新崩滩”[53]。
江水又东流，经过巴东县境，有石门滩。又东至归州境内，有狗峡，“峡崖龛中石，隐起有狗形，形状具足，故以狗名峡”[54]，亦称“白狗峡”，在归州以东30里。其东又有东界峡，原为宜都、建平二郡交界处，亦名“空泠峡”[55]，也写作“空舲峡”，在归州秭归县以东125里，《荆州图记》曰：“此峡绝崖，壁立数百丈，飞鸟所不能栖。”[56]又东经流头滩，“其水并峻激奔暴，鱼鳖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沦没别无期”。又东经狼尾滩、人滩，“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嵚崟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57]。西陵峡在峡州夷陵县（治今湖北省宜昌）西北25里，长20里。过西陵峡，就到达峡州。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就是唐人所说的“三峡”[58]，这是岷江—长江航线中最为险峻的一段途程。长江穿过三峡后，经峡州至荆州，可以直航扬州。
图9-5 西陵峡
岷江—长江航线是巴蜀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干线。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就是由成都出发，沿这条水路东下，“率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59]。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荆州刺史桓温伐蜀，也是走的这条水路。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朱龄石平定谯纵之乱，同样是溯长江而上，攻取成都。然而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江阳（治今四川省泸州）、僰道为僚人所控制，长江三峡地区又有盘瓠蛮“屯聚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60]，所以岷江—长江航线并不畅通，直到唐代才又成为水上交通干线，所以武元衡说：“蜀国春与秋，岷江朝夕流。长波接东海，万里至扬州。”[61]当时的公私行旅，大多取道这条路线进出巴蜀地区。张祜《送蜀客》诗说：“楚客去岷江，西南指天末。平生不达意，万里船一发。行行三峡夜，十二峰顶月。”[62]诗中所说的“楚客”，就是沿岷江而下，经长江三峡出川。同样，李白“辞亲远游”[63]，岑参“罢官东归”[64]，也都是走的这条水路。从巴蜀地区前往江淮地区任职的官员，同样要取道这条路线。宣宗大中六年（852），剑南西川节度使杜悰，“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峡，官舟千艘”[65]。甚至从剑南西川前往中原，有时候也要走这条水路。例如文宗时期，眉州僧人陈知玄就是“下三峡，历荆襄，驻于神京资圣寺”[66]。在唐末的战乱中，由成都北上关中的陆路交通受阻，这条水路更是成为剑南西川通往京师的要道。“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上贡赋，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67]同时，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取道这条水路进入巴蜀的人士也很多。特别是在唐末，许多入蜀避乱的人士就是“由荆江上峡，入成都”[68]。
在唐代，岷江—长江航线所连接的江淮和剑南西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商业贸易十分兴盛，所以这条航线又是一条非常繁荣的商道。杜甫就说，成都郊外的江面上，停泊着“东吴万里船”[69]。杜牧则说：“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沈堆。”[70]不过，由于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的航道情况差别甚大，适宜在长江上游航行的蜀船，并不适宜前往风大浪涌的长江下游。同样，适宜在长江下游航行的吴船，很难安全地在滩多水急的峡路上行驶。所以蜀船直航扬州、吴船直达成都的情况并不多见。蜀船所运出的货物，通常是在荆州换装吴船，再运往下游地区；从江南运来的货物，也是在荆州改由蜀船运进巴蜀地区。所以荆州就成了巴蜀与江淮之间的航运中转站。巴蜀商人通常是“每岁贾于荆、益”[71]，把各种蜀货贩运到荆州，然后再把来自江淮地区的货物运进巴蜀。有时候，荆、吴的商人也自行租用三峡船，入蜀贸易。不仅进出巴蜀的货物要在荆州换船，就是往来的行旅也是这样。窦群《自京将赴黔南》诗说：“风雨荆州二月天，问人初雇峡中船。”[72]由于峡路商业运输非常繁荣，往来船只极多，所以旅客一般都不是自己雇船，而是搭乘商船。戴叔伦《南宾送蔡侍御游蜀》诗就说：“月照高唐峡，人随贾客船。”[73]由于三峡航道险峻异常，因而往来于峡中的船只，多由当地居民操舟。杜甫《最能行》诗就说：“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敧帆侧柁入波涛，撇漩捎
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74]
岷江—长江航线也是唐王朝调运物资的重要路线。特别是在中唐以后，江淮地区和剑南西川成为唐王朝的主要财赋来源，这条运输线就显得更加重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巴蜀的部分租赋就是由峡路“方舟而下”[75]，运出巴蜀地区。德宗时期，由于四镇之乱，南北漕运皆绝，于是经峡路出川的租赋，在到达夏口（在今湖北省武汉市境）之后，就转入汉水航线，上溯至商州（治今陕西省商洛），再取道陆路运抵长安[76]。当黄巢大军攻占长安，僖宗逃到成都后，江淮“诸道赋舆，皆遵峡路”[77]，运抵成都，所以崔致远说，如果“占据江陵，把断峡路，则列镇贡赋，无计通行在，诏书亦难传降。若见东西阻绝，固当遐迩动摇”[78]。中和二年（882），当涪州刺史韩秀昇阻断峡路的时候，确实也就出现了“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79]的局面，以至唐廷兴师动众，调集剑南东、西两川的军队，大力围剿韩秀昇，务必打通这条运输线。由此可见当时峡路对唐王朝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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