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商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巴蜀与西南贸易

巴蜀地区物产繁富，又与西南、西北诸少数民族相邻，对外贸易相当兴盛。自秦汉以来，蜀商便积极对外开拓市场。爰及唐代，巴蜀商人依然活跃于全国各地。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巴蜀毗邻关中，成都又有驿路直达长安，所以蜀商在长安非常活跃。武周时期，蜀商宋霸子等人甚至能够参与内殿赐宴，并与嬖臣张易之豪赌^[100]，足见蜀商在长安的势力绝非等闲。此外，“蜀民为商者，行及太原，北上五台”^[101]，前往北方各地经商的也不在少数。长江航线是巴蜀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商道，因此沿江各地亦多有蜀商活动。刘禹锡《竹枝词》就说：“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欲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102]巫峡一带的商人则是“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濡”^[103]。这些外出经商的贾客，有的直下巴陵（治今湖南省岳阳）^[104]，有的前往扬州^[105]，有的则经洞庭湖，溯湘江南下，直至潭州（治今湖南省长沙）^[106]，达于永州（治今湖南省零陵）^[107]。由于长期在外羁旅，不少巴蜀客商就在外地定居下来，其中寓居江陵的巴蜀客商最多，所以王建《江陵即事》诗说：“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108]

不仅巴蜀商人前往全国各地从事商业贸易，外地客商也从四面八方来到巴蜀。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是“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值数百万者”^[109]。入唐以后，陇右及河西诸州的商旅“莫不皆取于蜀”^[110]。关中的商人则“贩盐于巴渠之境”^[111]，同时又把蜀茶运往北方各地。因此，经秦蜀之道入川的商人特别多，李端《送夏侯审游蜀》诗就说：“愁君上蜀时，同林息商客。”^[112]此外，荆襄的商人也有“贾于蜀者”^[113]。从扬州而来的客商亦不在少数，张籍《贾客乐》说，“金陵向西贾客多”，“入蜀经蛮谁离别”^[114]。唐末五代，荆湖、淮浙的商人更是大批涌进巴蜀地区，贸易兴贩，并且抢购名画，以为奇货^[115]。不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贾客入蜀经商，就是广州的商贩也远道来到成都，杜甫《送段工曹归广州》诗就说：“幸君因估客，时寄锦官城。”^[116]

巴蜀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样也有贸易关系。东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就因为“其地与益州接，常通商贾”^[117]，“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118]。同时，蜀民亦“慕其利，多往从之”^[119]。西域的胡商也往往假道吐谷浑，入蜀经商。其中康国人“善商贾”^[120]，入蜀经商者，多为其人。如释道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121]。西域国商人何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122]。入唐以后，仍然有西域的贾胡入蜀经商，如睹贷速利国人佛陀达摩，就是“少因兴易，遂届神州，云于益府出家”^[123]。杜甫在夔州所作的《滟滪》诗也有“估客胡商泪满襟”^[124]之语。自唐高宗以后，吐谷浑亡国，吐蕃据有其地，于是吐蕃就取代了吐谷浑，成为剑南道在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不过剑南道与吐蕃之间的直接互市并不多，主要是通过西山诸羌进行间接贸易。武周时期，唐朝曾禁止益州与吐蕃互市^[125]，但是和西山诸羌的贸易却照常进行，《白孔六帖》卷83引《金部格》云：“敕松、当、悉、维、翼等州熟羌，每年十月以后即来彭州互市易，法司差上佐一人蚕崖关外依市法致市场交易，勿令百姓与往还。”《文苑英华》卷530《熟羌市易判》也说：

当州熟羌，十月来导江县市易。按察使科彭州刺史罪。诉云：并蚕崖外。不伏。对：当州、导江，山川虽间，贸丝抱布，来往是常。矧今赤羽开元，黄旗启圣。布尧心于万国，复禹迹于九州，书等同文，车无异轨，虽夷夏殊俗，而交易何妨。

因此，剑南道与西山诸羌始终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邛州甚至专门生产一种“番饼茶”，长期供应诸羌及党项^[126]。而西山诸羌又“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127]。通过这些两面羌的转手贸易，蜀中的物资也就输入吐蕃，所以陈子昂说：“臣闻吐蕃羯虏，受蜀之珍宝，欲盗之有日矣。”^[128]而吐蕃赞普也能够以剑南东川出产的昌明茶夸耀于唐朝使臣^[129]。与此同时，青藏高原所出产的畜牧土特产品和药材，也通过西山诸羌贩运到四川内地。唐昭宗时期，王建又在“文、黎、雅、茂等州多市蕃马”^[130]，10年之间，得官马8000匹，私马4000匹。

巴蜀与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关系，历来比较密切。早在汉代，巴蜀之民就多与徼外西南夷相贸易。南北朝时期，梁武陵王萧纪为益州刺史，“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131]。入唐以后，沿边地区的贸易依然十分兴盛，黎州一带的“蕃部蛮夷混杂之地，元无市肆。每汉人与蕃人博易，不使钱。汉用䌷绢茶布，蕃部用红椒盐马之类”^[132]。懿宗时期，吴行鲁又在大渡河上架桥，使“商旅经过，曾无复溺之忧，永绝滞留之患。至今行者，见必归思”^[133]。

巴蜀不仅与西南各少数民族保持着贸易关系，而且还通过云南，与印度、缅甸和安南进行国际贸易。早在西汉时期，巴蜀的邛竹杖和蜀布就已经由蜀商贩运到身毒、大夏，即今印度和中亚地区。“而蜀贾奸出物者”^[134]亦至滇越，即今缅甸。东汉明帝置永昌郡，西通身毒、大秦，西南至傈越，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135]，遂为商业重镇，“故永昌出异物”^[136]，号为“金银宝货之地”^[137]。因此蜀商多在永昌收市宝货以归，但也有少数蜀商人由此前往今缅甸，鱼豢《魏略》说：“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蜀人贾似至焉。”^[138]然而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使得巴蜀与印缅的贸易基本中断，入唐以后才又逐渐得以恢复。自阁罗凤西开寻传之后，南诏重新占据汉代的永昌故地，“南通渤海，西近大秦”^[139]，于是云南和印缅之间的贸易又兴盛起来。骠国（都城在今缅甸卑缪）“有移信使至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㲲及琉璃、罂为贸易”^[140]。而河赕贾客则多羁留寻传，以期互市。由于途程艰险，“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贿绝。’”^[141]尽管有这些困难，河赕贾客仍然相继前往永昌和骠国互市。同时，弥诺国（在今缅甸亲敦江下游）、弥臣国（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大秦婆罗门国（在今缅甸亲敦江上游）和昆仑国（在今缅甸萨尔温江下游）所出产的香药、琉璃、犀角，以及各种各样的珍宝也经永昌城和“外通交易之处”^[142]的银生城（在今云南省景东）输入云南。在唐代，巴蜀商人罕有直接前往印缅经商者，但是多与“南蛮贾者”^[143]相贸易，从而把印缅出产的各种物资贩运到巴蜀地区。释惠洪《冷斋夜话》卷l说：“南人谓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故老杜诗曰：‘黑暗通蛮货’。”可知从南诏输入巴蜀的“蛮货”中有象牙、犀角等物。此外，各种香药和珍奇之物也大量贩运入川，甚至昆仑奴也经云南贩卖到巴蜀。《太平广记》卷232《周邯》说：“唐周邯自蜀沿流，尝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这些昆仑奴大多是由蛮客带来的奴隶。张籍在《昆仑儿》诗中就说：“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看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144]周邯在蜀地所买的“水精”，也是“因夷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时移日，终无所苦。邯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145]。至于巴蜀和安南之间的贸易，同样相当兴盛。入宋以后，依然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146]，从而把东南亚地区所出产的香药等物输入巴蜀地区。

巴蜀地区在对外贸易中，输出的大宗商品，前后不尽相同。南北朝时期，纺织品和蜀马的贸易最为兴盛，因此刘宋益州刺史刘道济重用长史费谦聚敛兴利时，“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147]，从而引起蜀人的反叛。而萧梁的益州刺史萧恢，一次就“市马千匹”^[148]，由此可见蜀马贸易之兴盛。在唐代，巴蜀地区输出的物资，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各种手工业制品。就农副产品而言，唐代前期，蜀麻是最大宗的外销物资。中唐以后，茶业兴起，蜀茶便逐渐取代蜀麻的地位，成为巴蜀主要的外销产品，因此唐末的崔致远说：“旧谓西川富强，皆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49]。在巴蜀输出的手工业制品中，纺织品一直占有特殊地位。唐代前期，不仅官僚豪贵竞相在巴蜀收市绫锦，造作奇服，同时大量的巴蜀纺织品也被商贾贩往全国各地。玄宗天宝年间，远在西北地区的交河郡（治今新疆吐鲁番市境）市场上就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和“维州布”^[150]出售。而蜀锦则是巴蜀最著名的外销纺织品，不仅行销国内，还流传到国外，至今日本还有唐代蜀锦实物。此外，巴锦也大量输出，所以杜牧说：“樯似邓林江拍天，越香巴锦万千千。”^[151]唐代后期行销京师的果、阆二州的重绢，则是当时全国价格最高的“土绢”^[152]。唐末五代，王建又以蜀布和黄茶与割据陇右的李茂贞进行大规模互市^[153]。唐末，除了茶叶和纺织品之外，药材又成为巴蜀重要的输出商品，在梓州和成都相继形成的“药市”，主要就是为了适应川药外销的需要。这些药材不仅被贩往全国各地，其中麝香一项还经广州输往国外^[154]。其他如金银制品、书籍、笺纸等各种“三蜀货”^[155]也都经商贾贩运出川，有的还辗转输往国外。

巴蜀在对外贸易中所输入的物资，以食盐和香药最为重要。江淮地区的海盐曾是巴蜀民众食盐的重要来源，唐朝实行榷盐法以后，河中府的解池盐仍然大量输入山南西道，云南的井盐则行销巴蜀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巴蜀还是全国香药的重要集散地，除了本地出产的麝香、茅香花之外，绝大多数的香药均来自国外，所以杜光庭说：“宝香来于绝域”^[156]。这些外来的香药，以印支半岛和缅甸输入的种类和数量最多。唐末，广州的香药贸易因黄巢起义而遭到破坏，于是巴蜀便成为全国香药进口的主要地区，香药贸易盛极一时，以至前蜀王衍能够用各种香药制造一座小城，“沉香为山，薰陆为城郭，黄紫檀为屋宇，白檀为人物，方围一丈三尺，城门小牌曰灵芳”^[157]。此外，各种奇珍异宝也从国外输入巴蜀地区。赵抃《蜀郡故事》说，唐代成都所建的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珍翠碧贯之为帘……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158]。其他如畜牧产品，以及从吐蕃输入的珍珠、蛤蚧，从云南输入的阿魏、莎木、红藤杖，经峡路输入的各种海货，也都是从不同地区贩运到巴蜀的商品。

【注释】

[1]《蜀梼杌》卷上。

[2]《茅亭客话》卷3《勾居士》。

[3]《锦里耆旧传》卷5。

[4]《太平广记》卷133《李贞》。

[5]《太平广记》卷425《井鱼》。

[6]见出土的唐代成都龙池坊卞家印佛经（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图14）。

[7]《舆地纪胜》卷155《遂州·人物》。

[8]《太平广记》卷374《八阵图》。

[9]《茅亭客话》卷4《史见魂》。

[10]《北梦琐言》卷7。

[11]《杜诗详注》卷10《春水生》。

[12]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成都景云观三将军堂柱础验》，《云笈七籤》卷119。

[13]杜光庭：《道教灵验记·罗真人降雨助金验》，《云笈七籤》卷119。

[14]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太上天童经灵验录》，《云笈七籤》卷122。

[15]《太平广记》卷80《何奎》。

[16]《太平广记》卷35《冯大亮》。

[17]［日］仁井田陛：《唐令拾遗》关市令26。

[18]《北梦琐言》卷3《路侍中巾裹》。

[19]《茅亭客话》卷4《王太庙》。

[20]《资治通鉴》卷255，僖宗中和二年十一月。

[21]韦庄：《和李秀才郊墅早寿吟兴十韵》，《全唐诗》卷698。

[22]李珣：《南乡子》，《全唐诗》卷896。

[23]韦庄：《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全唐诗》卷700。

[24]《华阳国志》卷3《蜀志》。

[25]《南齐书》卷15《州郡志》。

[26]《全唐文》卷744。

[27]左思：《蜀都赋》，《文选》卷4；刘逵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

[28]《金石萃编》卷88《章仇元素碑跋》引《四川通志》。

[29]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南康王韦皋修黄箓道场验》，《云笈七籤》卷122。

[30]《酉阳杂俎续集》卷7《金刚经鸠异》。

[31]《酉阳杂俎续集》卷3《支诺皋》。

[32]《资治通鉴》卷253，僖宗乾符六年四月。

[33]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成都景云观三将军堂柱础验》，《云笈七籤》卷122。

[34]《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

[35]《太平广记》卷144《吕群》。

[36]唐人陈溪在《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一文中说，“以蚕为名”的蚕市创始于蜀汉时期的诸葛亮（见《文苑英华》卷808）。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卷8《鬻龙骨》更把蚕市的历史追溯到远古时期，“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遗风也。又蚕将兴，以为名也”。

[37]《全唐诗》卷863。

[38]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于满川》，《云笈七籤》卷112。

[39]杜光庭：《道教灵验记·阙题》，《云笈七籤》卷119。

[40]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贾琼受童子箓验》，《云笈七籤》卷119。

[41]《茅亭客话》卷5《白虾蟆》。

[42]《五国故事》卷上《前蜀王氏》。

[43]《太平广记》卷85《击竹子》。

[44]《茅亭客话》卷5《鲜于耆宿》。

[45]王太霄：《元珠录·序》，《全唐文》卷923。

[46]文同：《学射山仙祠记》，《丹渊集》卷37。

[47]韦庄：《怨王孙》，《全唐文》卷892。

[48]《茅亭客话》卷9《鬻龙骨》。

[49]《岁时广记》卷36《吸药气》。

[50]嘉庆《四川通志》卷49引宋祁《九日药市》诗。

[51]《方舆胜览》卷51《成都府路·蚕市药市》。

[52]《陈子昂集》卷9《谏雅州讨生羌书》。

[53]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全唐文》卷544。

[54]吴曾：《能改斋漫录》卷7。

[55]《资治通鉴》卷224，代宗永泰元年闰十月。

[56]花蕊夫人：《宫词》，《全唐诗》卷798。

[57]《舆地纪胜》卷164《潼川府·风俗形胜》。

[58]《太平寰宇记》卷82《梓州·土产》。

[59]《旧唐书》卷41《地理志》。

[60]李商隐：《上河东公谢辟启》，《全唐文》卷778。

[61]《唐语林》卷2《政事》。

[62]李商隐：《上河东公谢辟启》，《全唐文》卷778。

[63]据《唐·新修本草》所记载的药材产地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药材产于巴蜀地区。

[64]《舆地纪胜》卷154引洪迈《夷坚志》。

[65]《通典》卷176《州郡·阆州》。

[66]《华阳国志》卷1《巴志》。

[67]唐子思：《思政堂记》，《永乐大典》卷7239。

[68]《舆地纪胜》卷181《大宁监·风俗形胜》。

[69]《资治通鉴》卷259，昭宗景福元年四月。

[70]《舆地纪胜》卷146《陵州·风俗形胜》。

[71]《方舆胜览》卷51《成都·夜市三鼓》。

[72]《太平广记》卷144《吕群》。

[73]《北梦琐言》卷4《柳婢讥盖巨源》。

[74]《杜诗详注》卷12《倚杖》。

[75]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全唐诗》卷416。(www.xing528.com)

[76]《刘梦得集》卷25。

[77]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文苑英华》卷808。

[78]吴处厚：《青箱杂记》卷3。

[79]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全唐文》卷715。

[80]元稹：《钱货议状》，《全唐文》卷651。

[81]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葛化丁东水》，《云笈七籤》卷122。

[82]《太平广记》卷88《抱龙道士》。

[83]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84]杜光庭：《道教灵验记·金堂县昌利化玄元观九井验》，《云笈七籤》卷122。

[85]郎蔚之：《隋州郡图经》，《汉唐地理书钞》。

[86]《太平广记》卷31《许老翁》。

[87]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文苑英华》卷808。

[88]《续谈助》卷5引《膳夫经手录》。

[89]《北梦琐言》卷12《堑杜氏山岗事》。

[90]杜光庭：《墉城集仙录·阳平治》，《云笈七籤》卷116。

[91]《茅亭客话》卷3《味江山人》。

[92]《太平寰宇记》卷82《梓州·东关县》。

[93]《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

[94]《续谈助》卷5引《膳夫经手录》。

[95]《全唐诗》卷674。

[96]《文苑英华》卷808。

[97]《杜诗详注》卷19《甘林》。

[98]据宋人吕陶《净德集》卷1《熙宁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奏为官场买茶损园户致有司诉喧闹事状》记载，管内堋口茶场秘书丞尹固等人“第二状申：今月十七日收茶六万斤，计钱三千六百贯文，支用茶本净利钱并尽，遂于十八日申州乞相度支移交子六千贯文，应副十九日并二十一日市，收买茶货。到十九日，天然才晓，据园户将到茶货，赴场中卖。”由此可知，堋口场是在十七、十九、二十一等单日开市，这就是《青箱杂记》卷3所说的“间日一集”的痎市。又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九之七记载：“彭州堋口场，相承旧有。”这显然是从唐代堋口市发展而来。因此，每逢单日开市交易的制度亦当是沿袭唐代旧制。

[9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

[100]《旧唐书》卷92《韦安石传》。

[101]李蒲：《通泉县灵鹫佛宇记》，《全唐文》卷818。

[102]《全唐诗》卷365。

[103]《太平广记》卷312《尔朱氏》。

[104]李白：《长干行》，《全唐诗》卷163。

[105]杜牧：《扬州三首》，《全唐诗》卷522。

[106]李白：《长干行》，《全唐诗》卷163。

[107]卢纶：《送从叔牧永州》，《全唐诗》卷267。

[108]《全唐诗》卷300。

[109]《宋书》卷45《刘道济传》。

[110]《陈子昂集》卷8《上蜀川军事》。

[111]《太平广记》卷433《王行言》。

[112]《全唐诗》卷285。

[113]《古今图书集成》卷356《明伦汇·闲媛典》。

[114]《全唐诗》卷382。

[115]《益州名画记》卷中《张玄》。

[116]《杜诗详注》卷11。

[117]《梁书》卷34《西北诸戎传》。

[118]《北史》卷96《吐谷浑传》。

[119]《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

[120]《魏书》卷102《西域·康国传》。

[121]《续高僧传》卷26《隋蜀郡灌口上竹林寺释道仙传》。

[122]《隋书》卷75《何妥传》。

[123]义净：《睹贷罗僧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124]《杜诗详注》卷19。

[125]《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考异》引《御史台记》：“论钦陵必欲得四镇及益州通市乃和亲，朝廷不许。”

[126]《太平寰宇记》卷75引《茶谱》。

[127]《旧唐书》卷197《东女国传》。

[128]《陈子昂集》卷9《谏雅州讨生羌书》。

[129]《唐国史补》卷下《虏帐中烹茶》。

[130]《十国春秋》卷35《前蜀·高祖本纪》。

[131]《南史》卷53《武陵王纪传》。

[132]《太平寰宇记》卷77《黎州·风俗》。

[133]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文苑英华》卷808。

[134]《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35]《唐会要》卷73《姚州都督府》。

[136]《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

[137]《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138]《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

[139]《南诏德化碑》。

[140]《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

[141]《蛮书》5《山川江源》。

[142]《蛮书》卷6《云南城镇》。

[143]《南唐书》卷30《梁王徐之谔传》。

[144]《全唐诗》卷385。

[145]裴铏《传奇·周邯》，郑振铎辑本。

[146]《岭外代答》卷3《钦州博易地》。

[147]《宋书》卷45《刘道济传》。

[148]《梁书》卷22《鄱阳忠烈王恢传》。

[149]《桂苑笔耕集》卷2《请巡幸江淮表》。

[150]［日］仁井田陛：《吐鲁蕃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附录·价格文书》，《西域文化研究》第3辑。

[151]《全唐诗》卷524杜牧《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一篇兼有谘劝》。

[152]《唐会要》卷40《定赃估》。

[153]《鉴诫录》卷4《得夫地》。

[154]《中国印度见闻录》卷2《中国见闻续记》。

[155]卢纶：《送从叔牧永州》，《全唐诗》卷267。

[156]杜光庭：《谢允上尊号表》，《全唐文》卷930。

[157]陆毂：《清异录》卷下。

[158]吴曾：《能改斋漫录》卷7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