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晋迄唐，城市内部都被划分为若干个坊区。每个坊区的周围都筑有墙垣或篱栅，只在通街的地方开设坊门，以便出入。除了坊区之外，在州治、郡治、县治所在的城市，还有专门划定的商业区，称之为“市”。和坊区一样，市的周围也筑有墙垣或篱栅，四面开门，以便出入。白天开市交易，晚上闭市。这种严格的坊市制度，从交易的地点和时间两个方面限制着城市商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唐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中央政权的式微，坊市制度也就逐渐趋于废弛。
巴蜀地区各州治、县治所在的城市，一般来说，也有坊、市之别，例如成都就有“金马”[1]、“碧鸡”[2]、“花林”[3]、“锦浦”[4]、“书台”[5]、“龙池”[6]等坊名见诸记载，遂州则有“画锦坊”[7]。至于设在这些城市中的“市”，如果只有一处，通常就以城市的名称作为市名，例如“利州市”。如果一座城市中有几处市场，就在市的前面加上方位词，或者称为“东市”、“西市”，或者叫做“南市”、“北市”，例如夔州有“西市”[8]，成都则有“东市”[9]、“西市”[10]、“南市”[11]和“北市”[12]。在这些被称作“市”的商业区内，同类商品都集中在一个街区内进行交易，这个街区就叫“行”。例如成都有“金银行”[13]，新都有“兰靛行”[14]。设在“行”内的固定店铺，通常叫做“肆”，如“鬻银肆”[15]、“酒肆”[16]。唐代法令规定：“诸市每肆立标，题行名。”[17]所以有时候也把“行”称之为“市”，例如成都的米市[18]、马市[19]、炭市[20]、酒市[21]、鱼市[22]和花市[23]，实际上都是同类商品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的“行”。在这些行市内，除了设有固定的店铺，还有商贩所摆设的临时摊点。由于巴蜀各城市之间的商业状况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行”的设置并不尽同。在一些经济落后、商业不发达的地区，州市和县市之中，甚至可能没有实行“行”的制度。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唐代，巴蜀地区的城市商业区，基本上都是按照同类商品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的原则，把“市”划分为若干个“行”，每一个“行”内既有被称作“肆”的同业店铺，也有许多临时的摊点。
巴蜀地区的城市商业，以成都最为发达。早在秦惠文王灭蜀之后，张仪等人就在成都筑城置市，“与咸阳同制”[24]。自此以后，成都就一直是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南北朝时期，成都仍然是“西方之一都焉”[25]。爰及唐代，成都依然是蜚声全国的商业城市。唐代后期，又与扬州并列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所以《元和郡县图志》说，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宣宗时期，卢求在《成都记·序》中更是盛赞成都的繁富。并且认为，“较其妙要，扬不足侔其半”[26]。唐末，扬州毁于兵燹。而成都的商业却不断发展，从而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商业都会。
在唐代以前，成都的“市”只有一处，位于城西的少城内[27]，通常称为“成都市”。入唐以后，随着商业不断发展，“市”的设置也就逐渐增多。玄宗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创置南市[28]。德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又在“万里桥南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闬廛楼阁，连属宏丽，为一时之盛”[29]。肃宗以后，在大圣慈寺附近又形成了东市[30]。原来位于少城内的“市”则改称为“西市”[31]。南市、东市、西市就是唐代成都著名的“三市”[32]。僖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又创置“新北市”[33]，从而使成都的商业区增加到四处。市场的不断增设，反映了唐代成都商业的持续发展和高度繁荣。在这些市场上所出售的商品，种类繁多，名目复杂。除了供应成都居民日常消费的大量农副产品之外，各种纺织品、蜀麻、纸张、书籍、陶瓷和“奇器、异服”[34]也主要是在这里集散。同时，从外地贩运而来的商品，如吴盐、香药、海货和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同样也是集中在成都的各个商业区内销售。此外，成都的市场上还有奴隶买卖[35]。成都的“市”，实际上是巴蜀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
唐代的成都不仅有许多繁华的商业区，同时还有各种各样定期举行的集市。《方舆胜览》卷51《成都府路·蚕市药市》条说：“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某所者号蚕市，五月鬻药于观街者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蚕市、药市和七宝市就是唐代成都最著名的集市。
蚕市的形成，据唐宋时期的人说，是在唐代以前[36]，但是关于“蚕市”的最早可靠记载，则是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据《舆地纪胜》卷137《成都府路·碑记》所载，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撰有《蚕市记》一文。到了宪宗时期，眉娘在《和卓英英锦城望春》诗中又提到了蚕市：“蚕市初开处处春，九衢明艳起香尘。”[37]这是有关成都蚕市的最早吟咏。自此以后，有关蚕市的记载才逐渐多起来。由此看来，成都蚕市的兴盛应当是在德宗以后。在唐代，成都举行蚕市的地点是在城北学射山至真观，时间是每年的三月三日[38]。到了唐末五代，在乾元观[39]、龙兴观[40]和严真观[41]也都举行蚕市，时间同样是每年的“春三月”[42]。从成都举行蚕市的地点和时间来看，蚕市的兴起显然和巴蜀道教的盛行有关。自汉代以来，巴蜀道教素称发达，神仙之说尤为流行，以至唐人说：“成都乃神仙所聚之处”[43]。传说神仙张百子就是三月三日在成都城北的学射山“得道上升。今山上有至真观，即其遗迹也。每岁至是日，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44]。唐高宗时期，至真观道士王晖又“好为人相蚕种，逆知丰损”[45]。其弟子王太霄及以后的至真观道士，也以预卜田蚕灾祥为事，遂使祈乞田蚕的风气越来越兴盛，以至每年的三月三日，“两蜀之人如以戒令，约不赴而有所诛责者，奔走会其上，诣通真观祷其神，从道士受秘箓以归。一年祸福，率指此曰：‘惰与恭之所召致也。’自昔语如此，人益起信，逮今，远近以期而至者愈无鞅数”[46]。同时，民众也利用这个机会游宴行乐，竞奢斗侈，“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红万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啸长衣”[47]。这种因宗教信仰和游宴行乐而形成的大规模集会，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场所，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集市。蚕市上所售的货物，主要是蚕器、农具和“花木果草药什物”[48]等农副土特产品。
巴蜀的药市是在唐代后期才开始形成的，最早出现在梓州。其后，成都也有了药市，地点是在城南的玉局观，时间是每年的九月九日。每到这一天的早晨，“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士毕集”[49]，进行药材交易。据说在药市上“吸药气”可以治病，所以在举行药市的时候，士庶云集，“游肩闹相驾”[50]，其热闹的场面并不亚于蚕市。
唐代成都的“七宝市”是指“冬月鬻器用”[51]的集市。“七宝”本是佛家用语，所指乃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等宝货。以后引申其义，凡是以各种珍宝装饰的器物也多以“七宝”为名。巴蜀历来就以盛产各种奇珍异宝而著称于世，“天下珍货，聚出其中”[52]。而“蜀都之奇货”[53]更是遐迩闻名，因此多有此类名物，如“七宝楼”[54]、“七宝辇”[55]、“七宝兰干”[56]等等。由此看来，成都最初的“七宝市”，很可能就是这些奇珍异宝、锦绮珍玩和其他高级手工艺品的交易集会，以后逐渐扩大到包括一般手工业制品的买卖，所以被称为出售各种“器用”的集市。(www.xing528.com)
除了号称天下繁侈的成都之外，在唐代，巴蜀其他许多州县的城市商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梓州的商业，发展最为迅速。梓州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区，“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57]，农业相当落后。但是这里却有“盐井铜山之富”[58]，盐业和矿业相当发达。加之交通方便，“左带涪水，右挟中江，邻居水陆之要”[59]。肃宗以后，梓州又成为剑南东川的政治中心和最重要的消费城市，“俗擅繁华，地多材隽”[60]。这对整个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同时，因实行盐铁管榷政策，唐王朝又在梓州设置盐铁使，掌管“铜、盐”[61]的专卖，从而使梓州成为巴蜀最重要的井盐和铜的集散中心。这就使得梓州的商业更加繁荣，所以李商隐称其为“蜀川巨镇，郪道名邦”[62]。唐代后期，这里又首先形成全国性的药材交易市场。《岁时广记》卷36《置药市》说：
《四川记》：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迭明而散……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
巴蜀本是我国著名的药材产地，在唐代，巴蜀的药材品种居全国之冠[63]，这就为药市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同时，由于巴蜀地区对外贸易发达，各种外来药材也大量贩运入川，其中梓州就是一个重要的集散中心，所以唐末五代的梓州人李珣专门撰写了一部《海药本草》，用以介绍这些外来药材。梓州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又是易元子王昌遇“举家仙去”[64]的地方，在祭祀这位“仙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年一度的“药市”，这和成都“蚕市”的兴起颇有相似之处。
除了成都、梓州之外，巴蜀还有许多城市的商业也相当繁荣。地处嘉陵江中游的阆州，“居蜀汉之半，当东道要冲”[65]，是四川盆地中部的交通枢纽，汉晋时期又有“牛马桑蚕”[66]之饶，商业亦称兴盛。在唐代后期，阆州的盐业和纺织业发展很快，“丝盐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贾”[67]，城市商业更加繁荣。夔州是巴蜀与荆吴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利走西方，吴蜀之货，咸萃于此”[68]。加之盛产井盐，造船业发达，自晋以来又一直是川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因此城市商业相当发达。其他如“土地肥良”[69]而农业发达的彭州，“盐利冒于两蜀”[70]的陵州，纺织业兴盛的绵州，糖业发达的遂州，都是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较快的州城。
然而，唐代巴蜀城市商业的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繁华的都市中，不仅“市”内店铺鳞次栉比，每天开店营业，而且在唐代后期，还逐渐突破了坊市制度的限制，出现了夜市。“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71]，就是对当时成都夜市的描述。除此之外，每年九月八日晚上开始进行交易，“迭明而散”的梓州药市也是规模很大的夜市。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逐渐从市区扩大到了坊区。宪宗时期，“汉州街中”[72]就已经有人出售衣物。唐末的成都则“通街有卖绫罗者”[73]。这种情况表明，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中，坊市制度已经逐渐废弛，商业活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突破了坊市制度的限制，这就为宋代四川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商品交易不发达的地区，城市商业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有的是“山县早休市”[74]，有的是“市井无钱论尺丈”[75]。南北朝时期，一些州、郡、县治所中的“市”，还是属于集市性质。《水经注》卷33“江水”条说，巴郡的平都县（治今重庆市丰都）“有市肆，四日一会”。入唐以后，在经济落后的偏僻地区，州城和县城中的“市”，仍然还是定期开放的集市。刘禹锡《观市》一文对这种“市”的情况就有很具体的描述：
迁市城门之逵，余得自丽谯而俯焉。肇下令之日，有市籍者咸至，夹轨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后，班间错踌，如在阛之列。其列题区别，榜揭价名……鸡鸣而争赴，日中而骈阗。万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阳光西徂，幅员不移，径如初中，无求隙地。[76]
这种没有固定店铺，只是在旷野之中定期开市交易的州市和县市，实际上只是按照唐朝有关市制的规定而进行的集市贸易，还不能把它们称之为城市商业区。这种性质的州市和县市在山南西道的巴南诸州和长江沿线较为普遍。至于在缘边少数民族地区所设置的州城和县城，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中心或军事要塞，城市商业更加落后，其中相当一部分州城和县城实际上并不存在城市商业。这种状况直到唐末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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