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印刷业的兴起与巴蜀地区的发展

印刷业是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在唐代才开始形成的一个新兴手工业部门。雕版印刷是从印章和拓石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复印方法，具体过程是：先把一块木板刨平，抹上糨糊或胶质粘剂，把墨写的稿纸正面贴上去，用刻刀把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雕成反体阳文的印版。印刷时，先在印版上刷墨，然后铺上纸，再用干刷子轻拭纸背，从而复印出所需要的文字。这种雕版印刷的方法，可能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太宗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卒，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太宗“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341]。稍后，又有“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342]。然而有关雕版印刷的确切记载，却是在中唐以后。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343]。“模勒”就是刊刻。由此可知，在宪、穆之时，江淮一带已有雕印的诗文出售。据《旧唐书》卷17下《文宗本纪》记载，文宗大和九年（835），“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则当时民间雕印历书，已经相当普遍。宣宗大中年间，江南西道节度使给纥干泉“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344]。这是有关雕印道家书籍的最早记载。而现存的唐代雕印实物，则主要是佛教典籍和佛像。如我国现存年代确切可考的最早雕印书籍，就是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卷尾题款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价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此外，在敦煌石室中还发现了另外三种雕印书籍和数十张单页印刷品，其中只有《切韵》残卷一种是非佛教印刷品。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印刷业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中唐时期，雕印书籍的地方就已经相当多，其中以长安和成都的印刷业最为繁荣。到了唐末，成都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雕版印刷中心。僖宗中和三年（883），柳玭在成都“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345]。可见当时成都出售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刻印本。正是由于唐末成都印刷业发达，所以宋人朱翌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346]《宋国史志》也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347]虽然雕版印刷并不是始于唐末，但是巴蜀地区在我国雕版印刷的初始阶段，确实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唐代巴蜀地区印刷业的兴起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在唐代，巴蜀的造纸业相当发达，是全国最重要的麻纸产区，而麻纸又是一种优良的印刷材料，这就为大规模地印刷书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唐代巴蜀地区的造纸和纺织业中又广泛采用砑花技术，拥有许多熟练的制版工人，从而为雕版印刷中的雕刻印版提供了技术条件。而巴蜀地区最早大规模刊印的书籍是历书，则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唐代，由于轮作复种制逐渐普及，各地的农耕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因而需要更加及时地掌握节气变化，以便不误农时。然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政局动荡，每年官方颁布的新历，多有稽延，甚至无法向全国颁发太史历本。这就严重地影响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特别是对农耕方式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地区，影响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农业发展最快的剑南两川和淮南道就开始大量雕印历书出售。文宗大和九年（835），剑南东川节度使冯宿在《禁版印时宪疏奏》中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348]。这是有关巴蜀地区雕版印刷的最早可信记载。虽然文宗以“有乖敬授之道”为由，禁止民间雕印私历，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令行禁止。在四川现存的唐代雕印实物中，就有僖宗中和二年（882）的“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可见直到唐末，成都仍有私印历本。江南地区也是这样，《唐语林》卷7说：“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总之，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导致了对历书和各种农书的需要，这对巴蜀地区印刷业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www.xing528.com)

图7-10　樊赏家历

其次，文化事业的繁荣也是促成巴蜀地区印刷业兴起的重要原因。巴蜀地区素以文化发达著称，“自汉司马相如、扬雄以来，蜀号多士”^[349]。到了隋代，这里的风俗仍然是“颇慕文学，时有斐然”^[350]。唐代是我国封建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巴蜀地区的文学艺术也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中唐以后，北方战乱迭起，巴蜀地区则相对安定，于是大批文人相继入蜀避乱，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书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各种雕印的书籍也就应运而生。这些刊行的书籍不仅行销巴蜀地区，同时还流传到全国各地。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切韵》残卷，很可能就是在巴蜀地区印刷的^[351]。懿宗咸通六年（865），日本僧人宗叡携带大批书籍归国，其中亦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352]。由此使得唐代巴蜀地区的印本传播到了日本国。唐末五代，中原板荡，“衣冠之家多避乱在蜀”^[353]，大批图籍因此流入巴蜀地区，加之文人荟萃，诗词极盛，从而使巴蜀地区的印刷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鬻印板文字，色类极多”^[354]。后蜀宰相毋昭裔更是大规模地刊刻书籍。他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又“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355]。这就更加刺激了巴蜀地区印刷业的发展，从而为宋代四川印刷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第三，道教和佛教的盛行也是巴蜀地区印刷业兴起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自从汉代张陵入蜀传播天师道以来，道教一直是巴蜀地区最重要的宗教。直到宋代，仍然是“道教之行，时尚习罕，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356]。张陵所创立的天师道，本与巫觋有关，故“三张之术，畏鬼科曰：‘左佩太极之章，右佩昆吾铁，指山则停空，拟鬼千里血。’又造黄神越章杀鬼，朱章杀人”^[357]。据晋人葛洪说：“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358]这种上百字的大印，实际上和后来的雕版已经非常相似，只是雕版印刷是把文字复印在纸上，而汉晋时期的道士则是把黄神越章上的文字印在泥土上。此外，张陵又造正一盟威符箓，托为太上老君所授。“汉代人鬼交错，精邪遍行。太上垂慈，下降鹤鸣山，授张天师正一盟威符箓一百二十阶，及千二百官仪、三百大章、法文秘要，救治人物。天师遂迁二十四治，敷行正一章符，领户化民，广行阴德。”^[359]此后，“凡为道民，便受护身符及三戒，进受五戒八戒，然后受箓。受箓之前，未受戒者，受箓之后，依次受之”^[360]。据《正一法文外箓仪》记载，受箓的次序是：首先受“更令箓”，五年之后进受“一将军箓”，再过四年又受“十将军箓”，三年之后受“七十五将军箓”，二年之后受“百五十将军箓”，“其中聪明才智秀异，功德超群，不计年限。”因此，每年都有道民受箓。在唐代，成都等地每年三月三日在各地道观举行“蚕市”的时候，都要为道民集中授箓。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贾琼受童子箓验》就说：“成都贾琼年三岁，其母因看蚕市，三月三日因过龙兴观门，众齐受箓，遂诣观受童子箓一阶。”^[361]由于蚕市的规模很大，“每年三月三日蚕市之辰，众逾万人”^[362]，这些人都要“从道士受秘箓以归”^[363]，因此道观也就大量印刷符箓，以供授受之用。有的道士甚至把印制的符箓拿到市场上去出售^[364]。这种印刷的符箓和雕版印刷实质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除此之外，由于巴蜀地区道教盛行，因而各种迷信书籍和道家著述也就被大量印刷出版，所以柳玭在成都所见到的雕印书籍，“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到了前蜀武成二年（909），即唐亡之后的第二年，任知玄又自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印造流行，“不烦染翰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365]。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从道教徒的印章、符箓到大规模地印刷各种道家书籍，这是唐代巴蜀地区印刷业兴起、发展的又一条线索。佛教对印刷业的影响和道教基本相同。唐代是巴蜀地区佛教迅速发展的时期，高僧辈出，寺院林立。为了弘扬佛法，佛教徒也逐渐从模印佛像发展到雕印佛经。同时，随着佛教影响的不断扩大，善男信女对佛经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于是私家也大量刊刻佛经、咒本出售。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增胜佛母陀罗尼经》上面，首行写的就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外，西川过家印行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还流传到敦煌，并为当地人士广为传抄，影响甚大。

总之，唐代巴蜀地区印刷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末巴蜀地区印刷业的繁荣，正是在当时巴蜀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宗教盛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