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纸张的发展和巴蜀地区的造纸业

自从汉代发明造纸术之后，纸张便逐渐取代竹帛，成为日益普及的书写用品，造纸也就作为一个新兴的手工业部门而发展起来。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学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纸张的用途不断扩大，需求量日益增加，从而促使造纸业迅速发展，纸的种类和产地都远远超过前代。其中著名的纸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310]。此外，益州还有大、小黄白麻纸，杭、婺（治今浙江省金华）、衢（治今浙江省衢州）、越（治今浙江省绍兴）等州有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今湖北省丹江市境）有大模纸，宣州（治今安徽省宣城）和衢州有案纸、次纸，蒲州则有百日油细薄纸^[311]。从上述各种名纸的产地来看，主要集中在南方，其中巴蜀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产纸地区。

唐代的造纸原料，大体上可以分为麻、藤、竹、树皮和麦稻草等五大类。巴蜀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麻类作物种植区，特别是蜀麻，质量好，产量多，所以这里的造纸原料主要是麻。直到宋代，仍然还是“蜀中多以麻为纸”^[312]。此外，巴蜀地区也用树皮作为造纸原料，最常见的是以桑科的构树皮制作皮纸，称为谷纸，亦称楮纸。

麻纸的制作技术较为简单，首先是把废旧的麻布、麻鞋和乱麻等造纸原料切碎，放入石臼内舂捣，“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313]。然后把漂洗干净的麻纤维放进纸槽内，加入清水，制成纸浆，用纸模捞纸，晒干之后，即成生纸。再经施胶、砑光等技术处理，就成了白麻纸。如果染以黄檗，就是黄麻纸。唐代益州生产的黄、白麻纸，坚韧而富于拉力，经久耐用，不易磨损，是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纸。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日制，并用白麻纸。凡慰军旅，用黄麻纸。凡诸荐告、上表、内道观、叹道文，并用白麻纸”^[314]。此外，集贤院的四库御本书也规定要用益州的麻纸书写，“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315]。平均每卷大约用小麻纸32张^[316]，因此，“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317]，以供学士写书之用。仅此一项，每年就要消耗益州麻纸6万番。如果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用纸，则益州每年供给官府使用的麻纸不会少于10万番。

楮纸的制作方法比麻纸要复杂一些。首先剥下树皮，放入水池中沤制，然后取出，剥去青皮，用草木灰水蒸煮，再经切碎、舂捣、洗涤、制浆、捞纸、晒干等工序，才能制成生纸。唐代巴蜀地区的楮纸，以益州制作的广都纸最为著名。“凡公私簿书、契券、图书之牒，皆取给于是。”^[318]而用途最广的则是益州广都县所生产的双流纸，“亦名小灰纸”，“每幅方尺许，品最下，用最广，而价亦最贱”^[319]。此外，剑州、雅州和万州所制作的蠲纸，也属于楮皮纸。

唐代的纸分为生纸和熟纸两种。生纸是指直接从纸浆中抄出晒干的未加工纸，熟纸则是指对生纸进行过各种技术处理的加工纸，二者的性能和用途都不一样。“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事故不用。”^[320]从巴蜀地区的情况来看，生纸的制作工艺，基本上是沿用前代的麻纸和楮纸生产方法，没有什么大的改进，直到宋代也还是如此，所以费著《笺纸谱》说：“今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但是唐代巴蜀的熟纸加工技术却有很大的提高，创制了不少名贵的加工纸。《唐国史补》卷下《叙诸州精纸》说，蜀纸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这些著名的蜀纸就是经过砑光、涂布、施胶、染色、洒金、印花等技术处理的加工纸。

砑光是用细石碾磨生纸，使凸凹不平的纸面变得平滑而带有一定的光泽，这是自汉代以来就一直采用的熟纸加工技术。为了减少纸张的透光性，增加纸的光洁度，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涂布技术，即在生纸的表面先涂上一层白色的粉料，然后再进行砑光。蜀纸中的“滑石”，就是以滑石为粉料的涂布纸。

施胶是为了防止洇水而用胶剂处理生纸的一种办法。通常采用的施胶剂有胶矾和淀粉两种。巴蜀的麻纸是用胶矾施胶，“川麻（纸）不浆，以胶作黄纸，唐诏敕皆是”^[321]。有的笺纸为了便于染色，则用淀粉施胶，例如著名的杂色流沙笺就是“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流离可爱，谓之流沙笺”^[322]。虽然用淀粉施胶易于染色，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纸张容易卷曲，淀粉层也会发生龟裂，所以巴蜀地区的笺纸并没有普遍使用这种施胶剂。

纸的染色，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当时主要是用黄檗染纸，以防虫蠹，称为“入潢”。到了唐代，以“檗汁涅染，点冶槌制，则为经纸”^[323]。如果在染檗之后，再在纸的表面涂一层黄蜡，或者施以胶剂，就称为硬黄纸。益州出产的黄麻纸，就属于硬黄纸。除了用黄檗汁染纸，为了增加纸张的美观程度，也用其他染料染纸。蜀纸中的“十色笺”就是非常著名的染色纸。据费著《笺纸谱》说，十色笺的颜色是“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而其制作方法则是：“十幅为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夹夹之，和十色水逐榻染之。当染之际，弃置槌埋，堆盈左右，不胜其委赖。逮干，则光彩相宜，不可名也。”^[324]除了十色笺之外，巴蜀还有一种松花笺，其制作方法较为特殊，以“槐花半升，炒煎赤，冷水三碗煎汁，用银米粉一两，矾五钱，研细，先入盆内，将黄汁煎起，用绢滤过，方入盆内搅匀，拖纸以淡为宜”^[325]。实际上是采用洒金技术制作的染色纸。(www.xing528.com)

洒金是用金粉装饰纸张的技术。如果纸面上是涂以金粉，就称作“洒金纸”。如果是用笔蘸上金粉，在纸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就称为“金花纸”。在唐代巴蜀地区的名贵纸张中，就有这种金花纸。如果用银粉装饰纸张，则称为“洒银纸”、“银花纸”。由于巴蜀地区产银很少，因此多用云母之类的代用品，故称为“屑末”。入宋以后，则“有玉屑、屑骨之号”^[326]。

印花是在纸上印制各种花纹。暗花的印制方法是：先用两块木板，雕制相同的图案，一块雕凸出的阳文图案、一块雕凹进去的阴文图案，然后把浆挺过的纸张放到两块木板之间压印，“则隐起花木麟鸾，千状万态”^[327]，“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328]。这种用凹凸板印制出来的暗花纸称为“砑花纸”，蜀纸中的“麻面”、“长麻”、“鱼子”都是属于这类砑花纸。其中用“鱼子”做成的诗笺颇受文人喜爱，“几首诗成卷鱼子（自注：有鱼子笺），谁人唱罢泣燕脂”^[329]。此外，还有一种水纹纸，其制作方法与砑花不同：在抄纸的竹帘上，先用丝线扎成花板，抄纸时，扎有丝线的地方上浆少，形成暗花。这种暗花，只有迎光照看，方能见之。唐代剑州、雅州、万州等地制作的蠲笺，“一名衍波笺，盖纸文如水文也”^[330]，也是属于水纹纸。

巴蜀地区纸张的规格，差别极大，通常分为大、小两种。大纸多用于绘画、裱糊，小纸则主要用于书写。著名的蜀笺则经历了从大到小的演变过程。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已经大量生产笺纸，陆陲就有《答谢安成王赐西蜀笺纸一万幅启》。当时的笺纸主要用于书札，文字较多，加之又有“批反”的习惯，即在书信文字之下，留出一段空白，以便受书者就纸作答^[331]，因此笺纸都是大幅纸。入唐以后，诗文盛行，笺纸多用来写诗，而诗的字数比书信少得多，以律、绝二体为例，少的只有20字，多的亦不过56字，用大幅笺纸写诗就显得十分累赘。宪宗元和年间，寓居成都的女诗人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赘，乃狭小之”^[332]，从而创制出一种新样小笺，“短而狭，才容八行”^[333]。同时又用胭脂把笺纸染成深红色，“薛家凡纸漫深红”^[334]。这种红色小笺既便于写诗，又显得十分雅致，因而深受文人喜爱，成为名噪一时的佳品。其后，巴蜀的其他彩笺也都仿照薛涛所创制的式样，改为小笺，通称为“薛涛笺”。于是出现了“元和中，元稹使蜀，营妓薛涛造十色彩笺以寄，元稹于松华纸上寄诗赠涛”^[335]的说法。这种说法大概在唐代就已经相当盛行，所以唐人李匡乂在《资暇集》卷下《薛涛笺》中极辩其误：

松花笺，代以为薛涛笺，误也。松花笺其来旧矣。元和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便，后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今蜀纸有小样者，皆是也，非独松花一色。

图7-9　清代仿制的薛涛笺

虽然薛涛并没有创制十色彩笺，但是她对蜀笺确实进行了重要的改进，所以后来的蜀笺都称为薛涛笺。明人何宇度曾评价说：“蜀笺古已有之，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336]由于蜀笺的改进适应了当时诗文繁荣的需要，所以备受唐人喜爱。韦庄在《乞彩笺歌》中说：“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337]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蜀笺极为珍爱。蜀笺在全国的风行，进一步推动了巴蜀造纸业的发展。

在唐代，巴蜀的造纸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很不平衡。作为巴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府，造纸业相当发达，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五代时期，南唐李中主还特意派人“求纸工于蜀。主好蜀纸，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与蜀同”^[338]，于是在此设置“纸务”，仿造蜀纸，使成都地区的造纸技术传入江南。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在蜀工的指导下创制出来的名贵纸张，“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339]。但是在成都府以外的地方，造纸业并不发达，除了剑州、雅州、万州有一点造纸业，巴州可能在唐末开始仿造宋、亳二州的“乌丝栏”^[340]纸以外，其他州县基本上没有独立的造纸业。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