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茶业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茶政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在唐德宗以前，茶叶从来就不征税。德宗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常平轻重本钱，“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279]。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收茶税。建中四年（783），赵赞又“请行常平税茶之法”[280]，在置常平本钱的名义下，把茶税的征收制度化。但是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怨
之苦，嚣然满于天下”[281]。接着爆发的朱泚之乱又以废除包括茶税在内的苛捐杂税为口号，收揽民心，于是德宗在兴元元年（784）下诏：“竹、木、茶、漆等税并停”[282]。但是到了德宗贞元八年（792），盐铁使张滂又以新的名义重新征收茶税，并于贞元九年（793）施行。《唐会要》卷84《杂税》说：
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曰：可。仍委张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
自此以后，茶叶有税，遂成定制。德宗时期的茶税，规定按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具体执行时，则是“量斤论税”[283]，每斤征税100文。穆宗长庆元年（821），增加到每斤150文。到了文宗大和九年（835），榷茶使王涯实行榷茶，“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旧有贮积，皆使焚弃”[284]，由官府垄断茶叶的生产和销售，对茶业实行全面管榷，所以《旧唐书》卷17下《文宗本纪》说：“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但是这次榷茶的时间很短，大和九年十一月，令狐楚替代王涯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十二月，奏罢榷茶，“一依旧法，不用新条。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抬，必校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285]。改而采用通商法。文宗开成元年（836），“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286]。又重新实行税茶法。大约在武宗时期，再次实行榷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八月辛酉条记载：
自唐代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四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杖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这种榷茶法，实际上是由官府垄断茶叶的销售。生产茶叶的园户以茶折纳两税，剩余的茶由官府全部收购，严禁私人贩易。茶商只能购买官茶，再行贩运、出售。宣宗大中六年（852），户部侍郎判盐铁使裴休“又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其中较为重要的几条规定是：“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论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287]。由此可见，裴休的茶法，重点加强对园户的管制，略微减轻了对贩卖私茶的惩处，但是对茶叶的专卖却没有任何厘革。直到唐末，由盐铁使掌管的东南茶始终是实行官买官卖的政策。(www.xing528.com)
德宗建中年间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的时候，巴蜀地区的茶税是由盐铁使掌管。但是在德宗贞元九年再次征收茶税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在贞元八年已经把全国划为东、西两大财政区，“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主之”[288]，所以剑南三川的茶税就改由度支使掌管。“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289]。到了穆宗长庆年间，剑南三川的茶税仍然由户部尚书判度支掌握。“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西、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290]。到了文宗大和元年（827），剑南三川的茶税又改由节度使掌管，“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但是没有几年，地方州县就开始截留茶税，“多不送省”。于是庾敬休建议：“请置院秭归，收度支钱，乃无通没。”重新由度支使掌管剑南三川的茶税，“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291]。其后，剑南西川茶税的归属又有所变动。到了唐代后期，实际上又由节度使掌管。僖宗时，淮南节度使崔致远上表说：“旧谓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292]可知剑南西川的军费，主要来自本道茶税。唐末，剑南三川节度使跋扈，“妄占上供钱物”[293]，以至“全蜀赋税，不供天府”[294]，本应上交中央的茶税完全被方镇截留，“岁时但贡奉而已”[295]。天复三年（903），昭宗返回长安，王建曾“贡茶、布等十万”[296]。但此时剑南三川的财政大权已为方镇所掌握，中央财政机关已经不可能再在这里征收茶税。
由于剑南的茶税主要由度支使掌管，东南茶税则属盐铁使，因此巴蜀茶法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东南茶法并不尽同。德宗贞元九年（973），盐铁使张滂奏立税茶法的时候，是在出茶州县和茶山外商人要路之处，“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297]。剑南三川也是这样，置场征税。大约在宪宗时期，改由“度支巡院勾当，榷税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298]，然后到诸场给茶。宪宗元和六年（811），一度禁断“茶商等公私便换”[299]。结果造成京师“物价转轻，钱多不出”。于是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和盐铁使王播在元和七年（812）联名上奏：“请许令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任便换见钱，一切依旧禁约。”[300]在得到宪宗的同意后，剑南三川的茶税又恢复了“便换”的办法，“募贾人入钱京师”[301]1，然后持牒入川，在茶场合券请茶。文宗大和元年（827），“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诸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302]。由此取消便换的办法，由节度使在本道自行征收茶税，每年“以四万缗上度支”。然而这一办法实施的结果却是“州县逗留，多不送省”[303]。于是在大和五年（831）左右，又改由度支使直接掌管剑南三川的茶税。但是没有恢复便换的办法，而是由度支巡院征税，然后上交度支。由于当时四川的茶叶主要是沿长江航线“散落东下”[304]，贩运出川，所以度支使专门在长江三峡上的归州（治今湖北省秭归）设置巡院，负责征收剑南三川的茶税。文宗“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305]。于是剑南三川的茶税又分别由度支三川巡院及其所属诸场征收。
在武宗以前，剑南的茶税主要取自茶商。对于专门从事茶业生产的园户，则以茶叶折纳两税，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宋代，吕陶《净德集》卷l《奏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就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科折，役钱一例均出。”但是对那些以种茶为副业的农户，则只征收两税钱帛，既不折纳茶叶，亦无茶税。自武宗实行榷茶法以后，茶法日渐严密，这部分茶叶也被纳入了管榷的范围。武宗会昌年间，孙樵在《书何易于》一文中说，利州“益昌民多即山树茶，私利自入，会盐铁官奏重榷筦，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306]。由此可知，自武宗实行管榷之后，剑南三川出产的茶叶才全部被官府垄断，不得私贩。至于商税的征收，虽然度支使只征收榷税，但是“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塌地钱，并税经过商人”[307]，所以茶商除了交纳榷税之外，还要向节度使司交纳住税和过税。入宋以后，蜀茶虽无榷禁，但是仍然要“卖茶先收住税，买茶又收过税”[308]。据吕陶说：“旧例：住税，每斤六文。客人买出翻税，每斤六文……所过场务，远者十所，近者三、两处，再远者四、五处，过税每斤二文，五场共计十文”[309]。大约唐代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