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纺织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西晋时期，巴蜀地区的纺织业，基本维持在蜀汉政权统治期间的水平上。东晋南北朝时，由于长期战乱，以及许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少数民族迁入巴蜀地区，致使纺织业长期停滞不前，在一些地方还有所倒退。直到唐代，巴蜀地区的纺织业才真正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独立织造业的兴起，机织技术的改进和布帛生产的发展等三个方面。从发展阶段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唐代前期，巴蜀地区纺织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高级丝织品的生产，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布帛的生产，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机织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改进。独立织造业发展缓慢。唐代后期，随着独立织造业的兴起，丝织业迅速发展，织造技术也有相当大的改进。德宗时期，由于两税法的施行，封建赋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这对巴蜀地区布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入宋以后，号称“以衣被于天下”^[78]。当然，唐代巴蜀地区纺织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各地区纺织业的发展程度，并不尽同。

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历来是巴蜀地区的织造中心，纺织业素称发达。自蜀汉以来，绫、锦等高级丝织品的生产，一直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也都在这里织造高级丝织品以供其享用，因此丝织业相对繁荣，故《隋书》卷29《地理志》说，这里“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由于西蜀的丝织业相当发达，所以李唐开国之后，一直在这里重点发展各种高级丝织品的生产。高祖“草创之际，乘舆皆阙”，于是派窦师纶入蜀督造绫锦。窦师纶因而创制“陵阳公样”，为蜀锦增添了更多的花色品种。太宗时期，仍然“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79]。虽然马周、魏徵等人多次进谏，但是太宗并未取消在益州的织造。以后历朝唐帝，均在益州织造绫锦等物。玄宗即位之后，又令皇甫恂织新样锦以进。与此同时，地方官员也在这里选求良工，精制各种高级丝织品，以为贡献之物。故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出嫁时，“益州献单丝碧罗笼裙”^[80]。玄宗晚年，杨贵妃权势倾天下，“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81]。为了更好地满足统治集团对高级丝织品的需求，唐王朝还规定，益州的租庸调必须折纳绫罗等物以充春彩。这种做法固然是为了更多地在益州地区搜刮高级丝织品，但在客观上却刺激了益州丝织业的发展。玄宗天宝年间，益州每年贡纳的春彩就多达10余万匹，足见当时益州的丝织业十分兴盛。如前所述，绫锦等织物必须用花机织造，技术要求较高，加之皇室对织物的要求极为苛刻，因此，作为贡物而生产的绫锦，通常都是由专门的织工进行织造，很少由男耕女织的农户作为副业生产。在唐代前期，高级丝织品的生产和消费，几乎完全为官府所垄断，织工是在官府的监督下从事生产，独立织造业极不发达。同时，唐代前期的章服等级制度较为严格，一般的官吏和庶民均不得服用高级丝织品，因而各种高级丝织品很难以商品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这就更加限制了独立织造业的发展。所以唐代前期益州丝织业的兴盛，实际上只是官营机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农村家庭副业的绢帛生产却没有什么发展。《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把全国的绢分为八等，其中益州出产的绢被列为第六等，可知这个时期益州绢帛的质量相当差。在唐代前期，由于绢帛是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户织造绢帛，也就具有铸币的性质，追求数量显然比提高质量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绢帛流于粗恶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汉代的蜀布曾经是全国最著名的麻布，可是在唐代前期，蜀布的生产似乎在走下坡路。从《大唐六典》、《通典》等书的有关记载来看，出产优质蜀麻的益州却不是麻织品的主要产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生产麻布远不如织造绢帛合算。首先，麻的亩产量较低，《农政全书》卷36《蚕桑广类·麻》说：“此麻一岁三割，每亩得麻三十斤，少不下二十斤。”则麻的亩产量通常不超过30斤。明代尚且如此，唐代自然不会超过这个水平。可是“一亩之桑获丝六十四斤”^[82]，产量远远超过苎麻。其次，绩麻是用手工，每天只能绩3至5铢，缫丝是用缫丝车，每天可缫20到30两^[83]，比绩麻的生产效率要高出100多倍，这就使得织布业很难和丝织业相抗衡。加之唐朝又把益州定为产丝州县，庸调一律交纳绢帛，折造绫锦，这就更不利于织布业的发展。不仅益州的织布业在唐代前期没有大的发展，由于剑南道的大多数地区均被划为产丝州县，庸调交纳绢帛，所以织布业在剑南道始终受到冷落。而当时的江南地区则不同，由于“越人不工杼”^[84]，丝织业相当落后，但是织布业却非常发达，是全国最重要的麻布产区，不仅庸调纳布，而且还“以布代租”^[85]，玄宗天宝年间，每年交纳的布多达570万端，如果再加上庸调布，那就超过1000万端^[86]。因此需要大量的麻苎以供织造之用。蜀麻以质量优异著称，巴蜀和江南之间又有长江航线直接相通，所以大批蜀麻便沿长江而下，贩运到江南地区。正如杜甫所说：“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87]肃宗即位之后，还专门在江陵置吏，征收蜀麻之税，以资国用。由此可知，唐代前期的蜀麻主要不是供本地织布之用，而是贩运到江南地区进行织造。

西晋时期，梁州的纺织业，虽然在高级丝织品的生产上不如益州兴盛，但是绢、布的织造，和益州相比，并无太大的差别。自东晋以后，僚人大量移居该地区，特别是渠江流域，是僚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僚人善织布，但是不会种桑养蚕，因而该地区的丝织业急剧衰落。其后，随着僚人与汉族逐渐融合，绢帛的生产才又慢慢恢复，然而织造技术却相当落后。在唐代前期，山南西道的巴南诸州，仍然是全国丝织技术最落后的地区。据《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记载，全国质量最差的八等绢，有一半的产地在这里。由于绢帛质量太差，所以价格极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定天下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文为限。敕依”^[88]。山南道的绢价每匹只有200多文，而河南道的绢价却超过700文，几乎是山南道的3倍。绢价的这种巨大差异，充分反映出山南道的丝织业还相当落后。正因为如此，唐朝才把巴南诸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定为出布州县，庸调一律折纳麻布，因此布匹的生产在这里较为普遍。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农村中的家庭织造，整个纺织业尚未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中独立出来。同时，僚人还广泛使用踞织机，生产效率远不如斜织机，从机织技术来看，其生产水平远低于汉晋时期该地区的织造水平。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政治、经济状况均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巴蜀纺织业的全面发展。

首先，章服等级制度的崩溃，为巴蜀地区独立织造业的兴起扫清了障碍。唐代初期，封建王朝制定了严格的章服等级制度，直到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仍然规定：“应诸服胯褶者，五品已上，通用䌷、绫及罗；六品已下小绫，除幞头外，不得服罗、縠及著独窠绣绫。”“流外及庶人，不得著䌷、绫、罗、縠”^[89]。因此，绫、锦、罗、縠等高级丝织品的生产，完全被置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产品全部上交，不得买卖。王建的《织女曲》就具体说明了这种情况：

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

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

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

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

一梭声尽重一声，玉腕不停罗袖卷。(www.xing528.com)

窗中夜久睡髻偏，横钗欲堕垂著肩。

合衣卧时参没后，停灯起在鸡鸣前。

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宫里怪。

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著单丝罗。

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90]

中唐以后，度支仍然“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91]。但是由于皇权式微，地方节度使跋扈，高级丝织品已不再为皇室所垄断，节度使、军将、士卒都成了高级丝织品的消费者。肃宗时期，剑南节度使严武就向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赠送“奇锦珍贝，价兼百金”^[92]。代宗大历元年（766），占据成都的剑南西山兵马使崔宁也向山南、剑南副元帅杜鸿渐赠送“缯锦数千匹”^[93]。德宗贞元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西川。凡将士将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以银泥衣给其妻，又各给钱一万。死丧称是”^[94]。文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亦广市锦缬^[95]，一次就令阍者“市纹缯丝帛百余匹”^[96]。此外，一般的富豪之家也开始服用各种高级丝织品。文宗就说：“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97]元稹《阴山道》也说：“豪家富贵逾常制，令族亲班无雅操。从骑爱奴丝布衫，臂鹰小儿云锦韬。”^[98]鉴于“四方车服僭奢”，文宗曾下诏“准仪制令”，企图恢复章服等级制，限制高级丝织品的消费，但是，“诏下，人多怨之”，结果“事遂不行”^[99]。章服等级制度的弛废，以及中唐以后奢侈之风的盛行，使得各种高级丝织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这对剑南东、西两川丝织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专门从事织造的手工业者迅速增加，文宗大和三年（829），南诏入侵成都，“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自是工织文，与中国埒”^[100]。《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也说，南诏“俗不解织绫罗，自大和三年贼寇西川，掳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可知南诏在剑南西川掳掠的数万人，主要就是男女织工，由此可见当时剑南西川织工人数之多。这些织工除一部分属于官府管辖的织锦户之外，大多数是以织作为生的独立手工业者，所以卢求在《成都记·序》中盛赞益州的“罗锦之丽”和“伎巧百工之富”^[101]。随着独立织造业的发展，机织技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前期，巴蜀地区的绫锦是以平纹组织为基础。中唐以后，斜纹组织的绫锦逐渐多起来。从织造技术上看，织造经锦的花机结构比织造纬锦的更加复杂，提花工的数量也要多一些。因此，纬锦的兴起，表明当时的花机织法正在向着织机结构简化，操作方便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发展。从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抑制奢侈之风，多次下令禁断“奇绫异锦”^[102]的情况来看，花机织法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在独立织造业中逐渐开始普及，而度支在剑南西川织造的绫锦，仍然还是以唐初的陵阳公样为主。所以文宗在禁止织作“纤丽尤甚”的织品时规定，“敕到后一月日内，所有此色机杼一切焚弃讫”^[103]。可知当时民间的织机结构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织造纤丽之物的提花机，显然从结构到外形都与传统的织机不同，因此文宗才能下令把这类织机全部焚毁。独立织造业完全是从事商品生产，织物的花色品种深受社会时尚的影响。中唐以后奢侈之风盛行，对织物的色彩和纹饰都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郑谷《锦二首》就说：“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文彩入时难。”^[104]所以织工大多刻意求新，以便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因此不断翻新花色品种。当时剑南西川所创新的各种“异色绫锦”^[105]，不仅在巴蜀地区逐渐普及，同时还传到了江淮一带。僖宗时期，淮南节度使崔致远赠送给幽州李可举的织成红锦缴壁、暖子锦、枕锦、西川罗夹缬、真红地绢夹缬，皆是“龟城传样，凤杼成功”^[106]。龟城即成都，可知上述各种奇锦异罗的式样和织造技术都是来自巴蜀。随着各种新颖纹饰的不断出现，织物的组织结构也就日趋复杂。大约在唐末五代，缎纹组织的织物开始逐渐增多。这类织物的表面平滑匀整，质地柔软，有的富有光泽，有的略现纹路。花缎则绚丽多彩，深受人们的喜爱。入宋以后，以缎纹组织为基础的织品种类增加很快，从而使织物三种原组织中最复杂的缎纹组织开始盛行起来。

其次，两税的折纳和中唐以后巴蜀地区布帛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两税法是以钱定税额，具体交纳时，则分为以布帛折纳和交纳现钱两种情况。山南西道历来“不用见钱”^[107]，所以两税全是以绢帛折纳，这对该地区农村家庭织造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当地少数民族不断汉化，以及大批汉族人民相继迁入这个地区，巴南诸州的织造业逐渐发展起来。中晚唐时期，果、阆二州生产的重绢，质地厚重，色泽鲜白，是全国质量最好的土绢，价格超过了号称天下第一的宋、亳二州之绢。宣宗大中六年（852），中书门下奏称：“京师元不出土绢，所货者诸州土县（“县”当为“绢”之误），果、阆州绢最贵。每匹九百五十文，上至五十尺，下至四十五尺。其次宋、亳州土绢。”^[108]这就使得果、阆二州的机织业迅速兴起，从而成为巴南诸州最重要的绢帛产区。剑南道的情况，与山南西道不同。在唐代前期，剑南道的庸调大多折纳为绫、罗等高级丝织品。但是在两税法施行之后，官府却以“物皆纤丽，凡所织作，不任军资”为理由，取消了以各种丝织品折纳赋税的规定，一律征收见钱。直到武宗时期才又重新规定以重绢折纳两税，“如闻两川租税，尽纳见钱。盖缘人多伎巧，物皆纤丽，凡所织作，不任军资，所以人转困穷，俗增侈靡。然以风土所习，顿革稍难。委刺史与县令商量劝课，有机杼之家，依果、阆州且织重绢，仍与作三等估，上估一贯一百，下估九百。待此法行后，每年两税，一半折纳重绢，即冀人少苏息，军用不亏”^[109]。这种做法极大地刺激了绢帛生产。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殷同样采取这种手法，“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110]。剑南两川的情况也是这样，绢帛生产迅速发展。

在绢帛生产发展的同时，织布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巴南诸州历来盛产麻布，剑南道的情况却不同，如前所述，唐代前期，蜀麻主要是贩运到江南织造。中唐以后，由于实行榷盐，海盐不得进入巴蜀地区销售，传统的吴盐蜀麻贸易中断，蜀麻只能在本地织造。为了提高附加价值，剑南两川的民户利用蜀麻质地优良的特点，大量织造高级细布，以供服饰之用。中唐以后，剑南两川丝布产地不断扩大就反映了织布业的这种发展趋势。由于织布业的兴起，昭宗天复三年（903），王建一次就“贡茶、布十万”^[111]。接着，又以茶、布和盘踞陇右的李茂贞进行大规模互市。这就表明，唐末巴蜀地区的布匹生产同样也有较大发展。入宋以后，更是号称“以衣被于天下”^[112]，从而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布匹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