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巴蜀地区的均田制实施与户籍制度

均田之制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时代，以后北齐、北周和隋朝相继沿袭而又有所变通。但是南方各朝却没有实行均田制，这里土地兼并激烈，封固山泽盛行，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较快。巴蜀地区曾长期处于南朝的统治之下，同样没有实行均田制，同样也是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较快。在西魏、北周时期，巴蜀地区开始被纳入北朝的版图，并实行均田制。然而在北周和隋朝统治下的巴蜀地区，“规固山泽”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因此，北周和隋朝在巴蜀地区推行的均田制，并没有改变巴蜀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大土地私有制仍然居于支配地位。

李唐开国之后，承继北朝制度，继续推行均田制。根据当时恢复的《唐令·田令》^[264]，与均田有关的田令共计44条，其中涉及授田和土地还授的主要内容如下：

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丁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

诸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

诸给田，宽乡并依前条，若狭乡新授者，减宽乡口分之半。

诸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诸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若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狭乡者，并即回授，有剩追收，不足者更给。

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

诸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于狭乡授，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其六品以下永业田，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

诸赐人田，非指的处所者，不得于狭乡给。

诸应给永业人，若官爵之内有解免者，从所解者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给。自外及有赐田者，并追。若当家之内有官爵及少口分应受者，并听回给，有剩追收，不足更给。

诸因官爵应得永业，未请及请未足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

诸袭爵者，唯得承父祖永业，不合别请。若父祖未请及请未足而身亡者，减始受封者之半给。

诸请永业者，并于本贯陈牒，勘验告身，并检籍知欠，然后录牒管地州检勘给讫，具录顷亩四至，报本贯上籍，仍各申省计会附籍。其有先于宽乡借得无主荒地者，亦听回给。

诸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诸狭乡田不足者，听于宽乡遥授。

诸流内九品以上口分田，虽老不在追收之限，听终其身。其非品官年六十以上，仍为官事驱使者，口分亦不追减。停私之后，依例追收。

诸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并不入永业、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者，不在此限。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乡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卖买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诸因王事没落外藩不还，有亲属同居者，其身份之地六年乃追。身还之日，随便先给。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孙虽未成丁，身份之地勿追。其因战伤入笃疾、废疾者，亦不追减，听终其身。

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质者，不在禁限。

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县改隶，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听依旧受。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者，听隔县受。

诸以身死应退永业、口分地者，若户头限二年追，户内口限一年追。若死在春季者，即以死年统入限内，死在夏季以后，听计后年为始。其绝后无人供祭及女户死者，皆当年追。

诸应还公田，皆令主自量一段退，不得零迭割退。先有零者，听。其应追者，皆待至收授时，然后追收。(www.xing528.com)

诸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簿，至十月一日，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对供给授。十二月三十日内使迄。符下按记，不得辄自请射。其退田户内有合进授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乡有余，授彼乡。县有余，申州给彼县。州有余，附帐申省，量给比近之户。

诸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

诸田有交错两求换者，诣本部审牒，判听手实以次除附。

诸道士、女观受老子《道德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受具戒者，各准此。身死及还俗，依法收授。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

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易卖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

诸官户受田，随乡宽狭，各减百姓口分之半。

诸公、私田荒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听。

诸田有山岗、沙石、水卤、沟涧之类，不在给限，若人欲佃者，听之。

根据《通典》卷2《食货·田制》中关于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应受田”的统计来看，剑南三川是纳入了唐代均田制的实施范围的。

唐代均田制的施行与户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令规定：“三年一造户籍”^[265]。每到造籍之年，由民户自行申报“手实”，其内容包括户口和田土，“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266]。然后由里正“收手实，造籍书”^[267]，汇为乡账，呈报县司，作为造籍的依据。从现存的唐代户籍资料可以得知，唐代的户籍也是同时登记民户的人口和田土^[268]。其中田籍一项，基本上是按照《田令》的有关规定，记载民户的“应受田”、“未受田”和“已受田”数额，其中“已受田”之下，还分别注明永业田、口分田和园宅地。从剑南三川的情况来看，直到昭宗光化三年（900），还有民户把“口分田二十田”^[269]施舍给寺院。由此可知，直到唐末，巴蜀地区仍然按《田令》的有关规定，分门别类地登记民户的田土。

唐代户籍上所登录的田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应受田，这是按照《田令》的授田标准，民户合法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一类是已受田，这是民户实际占有的田土。其中已受田的来源，主要有以下途径：

首先是继承祖业。唐令规定：“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并且“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270]。剑南三川也是按照这个规定执行的。例如代宗永泰元年（765），简州周七奴施舍给寺院的山田就是“元受七奴父□水浆口分”^[271]之田。

其次是买田。唐代的均田制虽然限制土地买卖，但是仍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买卖永业田和口分田，“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272]。口分田则可以“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其赐田欲卖者，亦无在禁限”^[273]。早在太宗时期，一方面由于剑南地区赋役繁重，“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274]，另一方面则由于豪族势力强大，“富强之家，多相侵夺”^[275]，合法与非法的土地买卖就已经相当普遍。高宗、武周以后，随着剑南三川农村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大，购置田产也就成为富强之家攫取土地的重要途径。

第三是请占荒田。唐令规定，按照“务从垦辟，庶尽地利”的原则，可以在宽乡占田过限，“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上言不上言’之罪。”^[276]因此，民户可以通过正常的申请手续，广占荒地。剑南三川不少的豪族大姓就是通过请占荒田的手法，广占山林，以至“家擅山川”^[277]。此外，随着剑南三川的少数民族逐渐从事农耕，他们也向官府请占荒田。文宗大和年间，荣州夷人张武等百余家，就在眉州青神县请田，并且在此兴建水利工程，溉田200余顷^[278]。

第四是勋田、赐田。唐令规定，各级勋官都可以请授一定数额的勋田。剑南三川地处西南边陲，兵革殷繁，将士立功授勋者不在少数。穆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麾下的将士，一次叙勋即多达3866人^[279]。根据均田令的规定，这些授勋的将士都可以按照勋阶去请受勋官永业田，并且传给子孙，不在收授之限。赐田是指皇帝敕授的土地，剑南三川的民户也有因此获得田地的，例如玄宗就曾赐予汉州什邡人杨通幽良田5000亩^[280]。

唐政府把上述不同来源的土地均作为“已受田”登录在户籍上，说明唐王朝是通过户籍制度来掌握土地的占有情况，并干预民户的土地私有权。同时，“已受田”的不同来源，也说明民户实际占有的田土，并不完全是来自官府的“授田”，唐人皇甫湜就说得很清楚：“夫贞观开元之际，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赡者，朝廷正，法令行……则田自均，人自赡。”^[281]这就明确指出，唐朝前期并没有向民户实授土地。剑南三川也是如此，唐王朝从来就没有按照均田令的有关规定实授土地给民户。

首先，唐代的剑南三川并没有完全纳入均田制的范围。在推行羁縻制度的地方，基本上是“无州县户口，但羁縻统之”^[282]，没有纳入均田制的范围，故《旧唐书》卷38《地理志》在统计全国户口和应受田的时候说：“羁縻州县，不在此数。”此外，已经成为唐朝编户齐民的“诸羌”与“诸蛮”，大多从事畜牧业，作为土地法规的均田制，显然对他们不适用。至于从事农耕的夷僚等少数民族，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土地的连作尚未普及，同样不存在推行均田制的条件，所以“狭乡据籍征，宽乡据营田”^[283]征收的义仓粟米，“夷僚不取焉”^[284]。在这些没有纳入均田制范围的地区，自然谈不上授田给民户。

其次，纳入均田制范围的地区，同样也没有授田给农户。唐代剑南三川可供授田之用的土地有两类：一是已经垦为耕地的农田，二是各种荒地。就第一类垦地来看，除了少数由官府直接经营的“公田”之外，绝大多数是农户已经占有的“私田”。如前所述，自南北朝以来，巴蜀地区的大土地私有制一直比较发达，民户之间的土地占有数额，差别极大。如果按照《田令》的规定“均田”，势必夺富人之田以予贫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武德七年均田令颁布之后，不仅没有把巴蜀地区豪族大姓的土地均分给缺田少地的课户，反而是这些兼并豪家在继续侵夺良田。《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说：

秦时李冰守蜀，导引汶江，创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侧者，顷值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士廉乃于故渠外，别加疏决，蜀中大获其利。

高士廉是在太宗贞观初年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距离武德七年（624）《田令》的颁布已有3年左右的时间。可是地处巴蜀政治、经济中心的成都平原，“富强之家”依然在恣意兼并土地，无所忌惮。而身为益州最高行政长官的高士廉，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追夺这些“富强之家”所侵夺的土地。这种与均田制的规定完全相背离的事实，正好说明唐王朝并没有按照“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285]的原则重新分配已垦的私田。至于官府直接经营的公田，主要是租佃给农户耕种，基本上没有作为授田之用。

就第二种可供授田之用的各种荒地来看，唐王朝同样没有按照均田令的规定把它们授给民户。唐代的荒地有两类：一是“在帐籍之内，荒废未耕种者”^[286]，二是账籍之外的荒地。其中账籍之内的荒地，主要是由于民户逃亡、死绝或无力耕种而荒芜的田土。隋唐之际，巴蜀地区政局相对稳定，没有爆发大的战乱，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脱籍隐匿并不严重，所以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大簿，巴蜀地区的户口较之隋代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地处嘉陵江以西的剑南诸州，由隋代的36万余户，增加到57万余户；位于嘉陵江以东的隆、果、合、渠、蓬、渝、忠、万、夔等州的户数，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因此，在唐代初期，巴蜀地区并不存在大量籍内荒田以供官府授田之用。

就第二类账籍之外的荒地来看，唐代初期，在僚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确实存在着许多尚未开垦的生荒之地。但是当时并不存在把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户的条件。李唐开国之后，对巴蜀地区的僚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武德七年均田令颁布之后，战争仍在继续进行。高祖武德七年（624），始州、洋州、集州僚反，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窦轨讨之，俘2万口^[287]。同年，通事舍人李凤起又击万州反僚，平之^[288]。武德八年（625），眉州山僚反^[289]。武德九年（626），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眉州叛僚，又大破僚人于洪、雅二州，俘男女5000口^[290]。太宗贞观六年（632），静州山僚反，右武卫将军李之和败之^[291]。贞观七年（633），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僚，破之^[292]。同年，嘉州、陵州僚反，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击破之^[293]。贞观十二年（638），巫州僚反，夔州都督齐善行败之，俘男女3000余口^[294]。同年，璧州、巴州、霸州山僚反，左武卫将军上官怀仁击璧州山僚，虏男女万余口^[295]。贞观十三年（639），上官怀仁又征讨巴、璧、洋、集四州反僚，虏男女6000余口^[296]。贞观二十二年（648），雅州、邛州、眉州僚反，诏发陇右、峡中兵2万以击之^[297]。在高祖、太宗两朝，由于巴蜀地区僚人激烈反抗封建统治，战争反复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在僚人地区普遍授田。自高宗以后，巴蜀地区僚人的反抗逐渐减弱，大批汉族民众相继迁入僚区。但是，他们并不是根据“居狭乡者听从其宽”^[298]的规定，“乐住”到这里，也不是由于官府把僚区的生荒之地分配给了他们，而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残，被迫背井离乡，逃往僚区。这些逃户在进入僚区之后，当地的官府也没有把荒地分配给他们，所以这些逃户“不属州县”。为了求得生存，他们或者依附于豪强，或者自占荒地，强行耕垦，甚至“结为光火大盗，依凭林险，巢穴其中”^[299]，以武力抗拒唐政府的检括。虽然唐朝逐渐从采取检括政策转而允许逃户就地定居，重新把逃户纳入国家的编户，并且在户籍上按照均田令的规定登记他们实际占有的田土，但是这些客户的“已受田”却不是来自官府的授田。

尽管唐王朝没有按照《田令》的规定实授田土给民户，但是却沿袭前代的办法处理无主荒地。特别是在唐代后期，剑南三川的人口大量脱籍逃亡，田畴严重荒芜。为了招徕户口，官府也准许逃户占田附籍。文宗时期，张次宗在《荐汉州刺史薛元赏状》中说：“广汉在蜀川之中，最为大郡。凋瘵之后，为理甚难。流庸自占者过九千家，田业开辟者逾五百顷。”^[300]但是这种允许流民自行占有和开垦无主荒地的办法和均田制下的“给田之制”并不是一回事。南北朝时期，南方各朝并没有实行均田制，然而梁武帝也把官地和无主荒地分配给逃户和贫民。“天监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诏：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告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301]。大同七年（541）又下诏：“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公创之外，悉以分给贫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302]。因此，不能认为唐朝因袭前代处理无主荒地的办法就是均田制下的授田。

关于唐代均田制的施行，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均田制是属于国有土地所有制，民户的田土，皆来自官府的授田。也有学者认为，唐代的均田制，基本上就是在户籍上对民户现有土地的登记。还有学者认为，唐代均田制是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而不是土地分配制度。从巴蜀地区的情况来看，均田制的施行，只是在户籍上对民户现有土地进行登记，并没有按照《田令》的相关规定实授田土。如果将户籍上登记民户土地视为均田制的实施，由于自唐高祖武德七年（624）颁布《田令》之后，有唐一代，始终没有废止《田令》中有关“均田”的条款，因此巴蜀地区一直是实行了“均田制”的，并不存在唐代后期没有实行“均田制”的问题。事实上，唐代后期，仍有“均田”之事。如宣宗大中三年（849），因收复被吐蕃占据的三州、七关，宣宗下制称：“其秦、威、原三州及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已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303]大中四年（850），对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收复的维、扶等州，亦比照三州、七关的办法，条令制置。因此，直到唐末的昭宗光化三年（900），巴蜀地区的民户还是有“口分田”^[304]。应当指出，这个时期存在的口分田，并不是如有的学者解释的那样：尽管晚唐均田制已经废弃，但“口分田”之名必出自前代孑遗。由于唐王朝从来就没有废弃过涉及均田制度的《田令》，因而将唐末巴蜀地区民户的口分田视为“前代孑遗”，是无所依据的。但是，如果以是否按照《田令》的规定实授田土作为施行均田制的标志，那么“均田制”也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崩溃于玄宗时期，而是根本就没有在巴蜀地区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