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土地私有制是指各种身份的地主拥有大量田产，用以奴役和剥削直接生产者。巴蜀地区大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大体上是在东汉。西晋时期，世族大姓所占有的大量田产，构成了巴蜀地区大土地私有制的主体。西晋武帝在太康元年（280）平定东吴之后，曾经颁布占田法令，规定庶民按人口占田，“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官员“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190]。西晋的占田令，实际上是规定各种人所能占有的最高田亩数额，其目的是限制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然而从西晋武帝优待前蜀汉政权官员，以及重用巴蜀地区世族大姓的政策取向来看，占田令不太可能在巴蜀地区得到认真的执行。同时，这一制度在巴蜀地区也仅仅施行了10余年，随着入蜀的六郡流民起兵反叛，梁、益二州大乱，占田令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成·汉政权割据期间，巴蜀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原土著居民大量外逃，东汉以来的巴蜀世族大姓，荡然无存，以六郡流民中的汉族大姓、氐羌酋帅为主的豪族大姓，成为巴蜀地区新的权势集团。“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191]，大土地私有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形成。而成·汉末年进入巴蜀地区的僚人，大体上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土地尚未私有化，加之当时的僚人基本上没有从事农耕，由此使得僚人聚居地的土地所有权更加含混不清。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豪族大姓，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其中居住在涪南武东山的陈氏，“与唐、胡、白、赵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县，而四姓宗之，世为郡长。萧齐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为郡豪杰。梁武帝受禅，网罗英豪，拜太平为新城郡守，寻加本州别驾。弟太乐、太蒙。蒙为黎州长史、都督，护南梁二郡太守，乐为本郡司马”[192]。在阴平郡的平武县（治今四川省青川县境），有“杨、李二姓最豪，分据其地，各称藩于梁”[193]。巴西郡亦有“严、蒲、何、杨，非唯一族。虽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194]。这些豪族大姓不仅称霸一方，同时还控制了当地的僚人等少数民族，例如邛州一带就是自“宋及齐、梁，不置郡县，唯豪家能服僚者名为保主，总属益州”[195]。由于夷僚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土地所有权不清晰，因此这些豪族便广占山泽，役使夷僚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使大土地私有制逐渐在僚人聚居的地区发展起来。虽然东晋南朝多次颁发诏令，禁止封固山泽，而北周和隋朝则先后施行均田制，限制大土地私有制，但是这些诏令和土地法规对于巴蜀地区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影响甚微。故《隋书》卷29《地理志》说，这里的“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
隋唐之际，巴蜀地区既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乱，也没有形成割据政权，豪族大姓与隋朝的郡县长官相互勾结，保境自守，坐观时局的变化。在李渊的军事压力下，巴蜀各地的豪族相继归附李唐王朝。对于这些归顺的豪族，唐王朝主要是采取笼络政策，以便反侧自消。因此，巴蜀各地的豪族，并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遭受打击。例如梓州射洪县的陈氏，自刘宋以来，“世为豪族”[196]。爰及唐代，依然是巴蜀地区著名的豪族，陈子昂就说他的父亲陈元敬“年弱冠，早为州闾所服……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杰，望风景附，朝廷闻之，或以为君为西南大豪”[197]。这和隋代那些“权倾州县”的豪强并没有什么差别。
唐代巴蜀地区的豪强，始终是一支猖獗的土地兼并势力。早在唐代初期，这些豪强就继续侵夺膏腴良田，广占山林陂泽，推动着大土地私有制向前发展。在唐高宗初年，巴蜀地区已经有许多“家擅山川”[198]的豪右，这显然就是南北朝以来巴蜀地区豪强“规固山泽”的延续。爰及唐玄宗“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199]。在这样的形势下，巴蜀地区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更为迅速。与此同时，为了掌握更多的劳动力，巴蜀地区的豪族大姓还大量隐占国家户口。陈子昂在武周圣历元年（698）上书说：“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役。”[200]《新唐书》卷128《李杰传》也说，李杰“以采访使行山南，时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隐占户口，兼并土地，唐代前期的巴蜀豪族大姓就是这样实现了土地与直接生产者的结合，从而使大土地私有制得以发展壮大。然而在唐代前期，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却受到政府的压抑。为了与豪族大姓争夺剥削对象，唐王朝曾多次下诏检括逃户。巴蜀地区的一些地方官员也曾采取各种措施，把豪族大姓所隐占的户口重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例如，前面提到的李杰，就曾在山南道“设科条区处检防，亡匿复业者十七八”[201]。汉州雒县令张知古则以免除课役为诱饵，招徕户口，“部内有逃越他境，能相率归者，免一岁租及征徭，若茕嫠贫窭不能自济者，当别优议之”[202]，于是逃户7000余家相继归附本贯。同时，在一些逃户相对集中的地方，则设置新县，使逃户重新成为国家掌控的编户，合州的铜梁县[203]、渝州的璧山县[204]、璧州的通江县[205]，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设置的新县。在这种情况下，巴蜀地区以豪族大姓为主体的大土地私有制虽然在不断地发展，但由于封建政权的直接干预，其发展又受到强烈的抑制。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中央政权式微，地方势力崛起，唐王朝再也无力遏制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由此使得大土地私有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德宗时期，陆贽就说：“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206]在巴蜀地区也是如此，随着豪族大姓在政治上的崛起，他们在经济上的扩张也就更加肆无忌惮，杜甫在《东西两川说》一文中就指出：
节度兵马但惊动缘边之人，未见免劫掠，而还赁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转富。蜀之土肥，无耕之地，流冗之辈，近者交互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而已，实不离蜀也，大抵只与兼并豪家力田耳。[207]
不仅豪族大姓通过兼并土地而转富，就是地方官员也在广置田产。例如代宗、德宗时期的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蜀殖产，广第舍田产”[208]。宪宗时期的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的“管内产业，阡陌相连，童仆资产，动以万计”[209]。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扩大，巴蜀地区相继形成大批私庄，从而标志着巴蜀地区大土地私有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巴蜀地区的私庄，并不是始于唐代。早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被称为“别业”、“别墅”的私庄就已经开始出现。在隋代，巴蜀地区仍然有着这类被称为“别业”的私庄。《舆地纪胜》卷155《遂宁府·景物》说：“莲花院。去长江县有百十里，今名崇喜院，隋袁使君别业莲花庄是也。”入唐以后，这类私庄的设置更加普遍。武周久视元年（700），崔融在绵州魏城县的石堂山“立庄宅，忝其山崖□□□□□凉，近而不喧，幽而不野，实□间之佳境，仁智之游从也”[210]。而汉州“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园林，占一州之胜景，而往来之人多迂道以经焉”[211]。其它如鲜于仲通在阆州新政县的石堂[212]，段文昌在成都府广都县的别业[213]，都是属于建有园林台榭的别墅。除了这类建有园林台榭的别墅之外，还有一类因经营田产而设置的私庄。玄宗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乙丑诏书说：
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帖，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214]
这里所说的“庄田”，已经不是指别墅之类的产业，而是指“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所占有的大片耕地或牧场。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有楼台亭榭之类的建筑物，只要是大面积的田产，都可以称之为“庄田”，或者简称为“庄”。这类私庄的设置，至迟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在巴蜀地区出现。陈子昂在《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中说：(www.xing528.com)
（陈嗣）考林泽，辟良田，习山书，务农政。天道时变，地道化成，丘陵泉薮，星岁物移，靡不用心也。原田莓莓，黍稷漠漠，汶阳之稼如云矣。春日载华，岁聿其秋，白露时节，百谷收熟，君常乘肩舆，省农夫，馈田畯，刑以肃惰，悦以勤劳……居十余年，家累千金矣。[215]
陈嗣经营田产是在唐高宗初年。从陈子昂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所占有的土地无疑是一处很大的庄田。这类因经营田产而设置的庄田，最初是与那些单纯为了享乐而营建的别墅有所不同。然而随着私庄的普遍设置，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就逐渐消失。唐代后期，巴蜀地区的庄田和别业就常常互相通用。
巴蜀地区私庄的大量出现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宪宗元和元年（806），高崇文和严砺率兵平定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接着，严砺等人便在剑南东川境内，以“从贼”的罪名，擅自籍没私人庄、宅。其中度支副使崔廷“都计诸州擅没庄共六十三所、宅四十八所”，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擅收涂山甫等庄二十九所、宅四十一所”，遂州刺史柳蒙“擅收没李简等庄八所、宅四所”，绵州刺史陶锽“擅收没文怀进等庄二十所、宅十三所”，剑州刺史崔实成“擅收没邓琮等庄六所”[216]。共计擅自收没私庄126所、私宅106所。由此可知，当时在剑南东川，“庄”的设置，已经相当普遍。而在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同样也有许多私庄。有的私庄还有专门的名称，如以地取名的“导江庄”[217]，以主人姓氏命名的“鲁家庄”[218]、“胡让庄”[219]。由于这些私庄大多是本宅以外的产业，所以有时候也称为“别业”[220]。
在唐代后期，巴蜀地区私庄的拥有者，不仅仅只是“兼并豪家”[221]，官僚、军人同样拥有私庄。宪宗元和元年（806），严砺等人在剑南东川境内所籍没的私庄，其主人就有“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222]。此外，由于巴蜀地区的工商业发展较快，许多工商业者也因此致富，唐人卢求甚至认为益州的“伎巧百工之富”，超过了当时号称“富甲天下”的扬州[223]。这些致富的工商业者通常也把钱财用于购置庄田，从而成为工商业者兼地主。例如成都府新都县兰靛行的王万回就曾“以钱十万、庄一所”[224]赠给成都石笋街的百姓李万寿。大批官僚、军人、工商业者把各种非农业收入用于购置庄田，表明唐代后期巴蜀地区大土地所有者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唐代巴蜀地区私庄的经营情况，差别极大。从生产上看，有的私庄以种植粮食为主，如陈嗣在梓州射洪县的庄田是“原田莓莓，黍稷漠漠，汶阳之稼如云矣”[225]，杜甫在夔州东屯的别业则是有着一百顷稻田的私庄[226]；有的私庄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张守珪在彭州九陇县的茶园就是只种茶树[227]，杜甫在夔州的瀼西庄则种植柑桔和蔬菜[228]。从私庄的管理来看，有的庄田由主人自行管理，如梓州射洪县的陈嗣，“常乘肩舆，省农夫，馈田畯，刑以肃惰，悦以勤劳”[229]，亲自监督生产。“蜀人毋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到了收获季节，也要亲自“往庄收刈”[230]。有的庄田则由主人委派专人进行管理，如杜甫在夔州的东屯别业就是由一种被称作“行官”[231]的人进行管理。唐末五代，“庄头”[232]的设置也逐渐多起来。概而言之，唐代巴蜀地区私庄的大量出现，是东晋南北朝以来巴蜀地区大土地私有制发展的产物，也是唐代后期巴蜀大土地私有者经营田产的主要方式。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庄主对庄田的经营管理并不尽同，既没有统一的规定，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将唐代私庄等同于欧洲中世纪庄园的看法，并不符合唐代巴蜀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庄田上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佃户，二是佣工，三是奴隶。早在唐代前期，私庄就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佃户来从事生产劳动。其中一些佃户是因为缺乏土地而佃种庄主土地的半自耕农。他们作为国家的编户，人身自由较多，主佃之间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庄主对他们的剥削主要是征收实物地租，劳役的成分较少。另一类佃户是地主所隐占的逃户。他们“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货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233]。这类佃户作为庄主的“私属”，通常都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庄主可以对他们任意“征敛驱役”[234]，“刑以肃惰”[235]，超经济强制十分严重。唐代后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大批破产逃亡的农民相继投附私庄，从而使得这类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佃户迅速增加。“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乎州县。”[236]尽管“富室”的超经济强制十分严酷，但是投附私庄的佃户却可以免除封建国家极其沉重的赋役，所以尽管朝廷多次下诏安置浮客，然而大量的逃户最终还是成为地主的佃户。唐末，“巴蜀多故，土豪崛起”[237]。他们“所在拥兵自保，众者万人，少者千人”[238]。这些拥兵自保的土豪，为了“足食足兵”，大肆“招安户口”[239]，从而把大批民户置于其控制之下，“刑讼生杀得以自专”[240]，由此造成客户对土豪极其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爰及北宋初年，虽然巴蜀土豪割据一方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客户对土豪的依附关系却依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西川四路，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241]，甚至是“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242]。此外，还有一类“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243]的旁户，更是被“使之如奴隶”[244]。北宋四川客户、旁户对豪族大姓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正是唐末巴蜀土豪割据期间客户对土豪人身依附关系的延续。
唐代巴蜀地区的大土地私有者，除了“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45]之外，也较为普遍地使用雇工和佣工，特别是在季节性很强的茶园中，雇工的数量相当可观。《云笈七籤》卷116杜光庭《墉城集仙·阳平治》说：“九陇居人张守珪家甚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杂之园内。”这类佣工的来源较为复杂，既有“佣力自给”[246]的贫弱下户，也有“冬则避寒入蜀，佣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247]的西山诸羌。佣工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剥削，或许比佃客更重一些，但是他们对庄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显然要比佃户弱得多。
唐代巴蜀地区的私庄仍然使用奴隶从事生产劳动。宪宗元和元年（806），严砺等人在剑南东川所籍没的私庄中就包括奴婢57人。而严砺本人则是“童仆资财，动以万计”[248]。此外，杜甫在夔州的瀼西庄也主要是使用奴隶从事生产。根据杜甫自己在诗文中的记述，其中可知姓名的就有僚奴阿段和女奴阿稽，此外还有奴隶伯夷、辛秀、信行等人。这种情况表明，唐代巴蜀地区的私庄，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奴隶制生产关系。
巴蜀地区奴隶的大量出现，应当与僚人入蜀有关。僚人原本就有掠卖人口为奴的习俗，“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249]。因此，在进入巴蜀地区的僚人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奴隶。其后，随着豪族大姓势力深入僚区，僚人中的奴隶又成为豪族大姓的役使对象。《隋书》卷29《地理志》所说的巴蜀地区边野富人，“以财物雄役夷僚”，其中就应当包括僚人中的奴隶。而统治巴蜀地区的南、北政权，亦利用僚人的习俗，大量掳掠僚人为奴。其中南朝统治下的“梁、益二州，岁伐僚，以裨润公私，颇藉为利”。而北周也是“每岁命随近州县，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达于庶人之家，有僚口者多矣”[250]。爰及隋代，以蛮、僚等少数民族充当奴隶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事情。其中周法尚因打败巂州乌蛮，“获其渠帅数十人，虏男女万余口。赐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马二十匹”[251]。王仁恭镇压山僚“有功”，亦“赐奴婢三百口”[252]。蜀王杨秀则“调熟僚，令出奴婢”[253]。入唐以后，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高祖、太宗两朝，多次发兵征讨巴蜀地区的僚人，前后掳掠的僚口数以万计（详下）。高宗显庆二年（657）又规定“其南口请以蜀蛮入”[254]，于是巴蜀地区买卖少数民族奴隶的风气更加炽盛，不仅私人之间进行买卖，就是官府也到巴蜀地区“和市”[255]奴婢。玄宗开元九年（721），主管陇右监牧的王毛仲也“贾死畜，贮绢八万匹，往严道市僰僮千口，以出滞足”[256]。直到唐代后期，巴蜀地区仍有掠卖少数民族的事情发生，僖宗咸通年间，巂州刺史“喻士珍贪狯，阴掠两林东蛮口缚卖之，以易蛮金”[257]。
除了以少数民族人口作为奴隶之外，唐代巴蜀地区奴隶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掠卖国家户口。武周时期，张廷珪在《论置监牧登莱和市牛羊奴婢疏》中就说：“臣廷珪言：窃见国家于河南、北和市牛羊，荆、益等州市奴婢……荆、益等州和市奴婢，多是国家户口，奸豪掠来，一入于官，永无雪理”[258]。不仅奸豪掠卖国家户口，就是地方官员也在肆无忌惮地把良人卖为奴婢。《唐语林》卷2《政事》：“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征求无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者甚多。”据《唐摭言》卷4《义气》记载，郭元振在梓州射洪县掠卖的人口多达上千人。此外，由于灾荒、债务，甚至是为了交纳苛重的赋税，有不少农民亦“鬻子女”[259]为奴婢。
唐代法律规定，奴婢等同于资财[260]，主人可以任意处置，自由买卖。如果主人认为奴婢有“犯罪”行为，报官之后，亦可将奴婢杀死。而奴婢作为“贱隶”，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有的奴隶因不堪种种非人的待遇而逃亡，如果被抓获，处境更加悲惨。主人为了防止他们再次逃亡，通常都要割断他们的腿筋，使其致残，“蜀儿奴逃走多刻筋”[261]。由此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奴隶主对待奴隶是极其残酷的。
唐代法令也准许主人放免奴隶为良人。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敕：放还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已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262]。玄宗天宝八年又下诏限制私家拥有的奴隶人数，并且禁止以“蜀蛮”充当“南口”[263]。但是从唐代后期巴蜀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拥有奴隶的官僚、豪富不仅没有放免奴隶，而且占有的奴隶数量远远超过天宝八年所规定的限额，前面提到的严砺、杜甫等人就是如此。同时，从杜甫的诗文中还可以看到，不仅奴隶很少得到放免的机会，而且有的还是世代为奴。奴隶的大量存在，既使巴蜀地区一直存在着奴隶制生产关系，同时也助长了巴蜀地区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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