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经历了复杂而多样的变化。西晋武帝开国之后，“厉精于稼穑”[145]，蜀汉后期赋役繁重、百姓疲敝的状况有所改善，农业生产也逐渐恢复。然而自西晋惠帝以后，入蜀的六郡流民起兵反晋，土著居民大量外逃，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成·汉政权统治期间，一方面将人口集中到三蜀地区，另一方面又采取轻赋薄徭的政策，努力恢复农业生产，从而使得三蜀的农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南北朝时期所说的益州民物殷阜，基本上就是指三蜀地区。而在三蜀以外的地方，由于原土著居民大量流徙外迁，许多地方都成为空荒之地，来自牂牁的僚人便成为这些地方的主要居民。然而此时的僚人还处在渔猎经济时代，其结果便是农业生产的严重衰退。在南北朝时期，僚人开始向农耕过渡，种植业逐渐得以恢复。可是当时的南、北诸政权对于巴蜀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类似殖民主义的统治政策，由此导致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极为缓慢。入唐以后，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才真正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然而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相同，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成都平原是巴蜀最适宜农耕的地区之一，也是四川盆地内最早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大约在春秋时期，蜀王杜宇就已经在这里“教民务农”[146]。战国后期，秦灭蜀国，蜀守李冰又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147]，成为全国著名的水田稻作区。两汉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继续发展，所以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148]优越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农耕历史，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秦汉时期建成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构成了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成都平原多次发生战乱，但是在每次战乱之后，农业生产总是能够迅速恢复，所以《南齐书》卷15《州郡志》说，益州“土环富，西方之一都焉”。入隋以后，依旧是“蜀土沃饶，人物殷阜”[149]。隋唐之际，这里又“独无寇盗”[150]，仍然是“闾里富于猗陶，菽粟同于水火”[151]的“奥区”[152]。入唐以后，成都平原主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继续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兴建水利工程，改变耕作方式，引进新的作物品种，扩大复种面积，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农业生产力。从唐代成都平原的情况来看，兴建水利工程和扩大复种面积，无疑是该地区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成都平原的水稻播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从而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产区，蜀人陈子昂就说这里是“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153]。每当关中发生饥馑时，不仅要从成都平原调运大批粮食进行接济，而且关中地区的“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154]。此外，剑南、陇右驻军的粮饷，也主要依靠成都平原供给。由于轮作复种的普及，成都平原的土地利用率大幅度提高，粮食作物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的产量不断增加，所以唐人无不赞美这里是“土地膏腴，物产繁富”[155]的天府之地。正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唐代的成都平原，不仅是巴蜀地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方，也是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与成都平原相毗邻的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又有其各自的特点。在唐代，地处涪江冲积平原的绵州和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眉州，由于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缺乏水利灌溉的丘陵山区，农田用水却十分困难，以至后来的《邛州志》说：“岁旱祈雨，有打泉之说，田至百十丈，高远者，接长竹引水溉之，或接到六七十竹者。”[156]因此只能种植低产的旱地作物，粮食产量远远低于平原地区。然而这些丘陵山区却适宜茶树的生长，中唐以后，这里的茶业迅速兴起，成为巴蜀地区茶叶的主要产地，同时也是全国七大茶叶产区之一。茶叶具有很强的商品性，大规模地种植茶树，不仅改变了丘陵山区农业落后的状况，同时也使得这些产茶之地成为巴蜀农业中商品性生产发展最快的地方。（详见第七章）
四川盆地中部、东部和盆周山区，农耕条件比成都平原差，农业生产水平历来就不如成都平原。汉晋时期，畜牧业在这里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成·汉政权以后，这里又成为以僚人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农业生产十分落后，渔猎经济还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地方还是尚未开发的空荒之地。北周以后，逐渐在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置州郡县，从而使得僚人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日趋频繁，关系逐渐密切。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僚人等少数民族逐渐汉化，“衣服、言语、居住殆与华不别”[157]。一些原来只从事渔猎的部族也转而从事农耕[158]。入唐以后，为了加强对僚人的控制，李唐王朝发动了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开置了更多的州县，使得原来与汉族交往较少的“生僚”也开始与汉族相融合。随着少数民族的汉化，农业逐渐取代渔猎，成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例如，唐代初期，遂州之地还是“人多好猎采，捕虫鱼”[159]，中唐以后，则“号为沃野，皆有重赋”[160]；唐代前期还是“野人半巢居”[161]的利州，德宗贞元年间，已经是“耕夫陇上谣，负者途中歌。处处川复原，重重山与河。人烟遍畬田，时稼无闲坡”[162]。除了少数民族因接受汉族的生产方式而从事农耕以外，汉族人民对丘陵山区的开发同样作出巨大的贡献。有唐一带，汉族民众曾多次大规模地迁入四川盆地中部、东部和盆周山区。唐代前期，成都平原的农民因不堪赋役繁重、官吏贪暴而大规模地逃往封建统治较为薄弱的丘陵山区。武周圣历元年（698），蜀人陈子昂上书说：“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中，不属州县”[163]。其后，官府又先后在这些逃户、侨户集中的地方开置新县，重新把他们置于封建统治之下。武周长安四年（704），由于“大足川侨户辐凑”[164]，合州刺史陈靖意在这里设置了铜梁县。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璧州三县耆老状论，太平、曲水、王福村界，东南连达州，即为浮游所集，州县不便，请置邑，就以抚之。由是敕许置太平县，因取彼太平川以名为。天宝十年改为东巴县”[165]。玄宗天宝年间，“诸州逃户”多迁往渝州的重璧山一带“营种”，肃宗至德二年（757），在这里置璧山县[166]。安史之乱爆发后，巴蜀人口大量流亡，其主要去向，仍然是边远山区，所以杜甫说他们是“东至集璧西梁洋”[167]。与此同时，中原民众也因战乱而不断迁徙到剑南三川。爰及唐末，中原板荡，北方人士大量涌入巴蜀地区。“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168]而普通的庶民百姓也大批入蜀避乱，所以宋代四川官僚在修撰族谱时，大多声称自己的祖辈是在唐代避乱入川定居的[169]。这些先后移居到四川盆地丘陵山区的汉族民众，披荆斩棘，开垦土地，从事农耕，为丘陵山区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改变，汉族民众的不断徙入定居，使得四川盆地中部、东部和盆周山区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但是总的来看，农业生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这里普遍缺乏大型水利灌溉设施，主要依靠陂塘和潴水进行灌溉，水利田零星分散，面积也不大。即使到了宋代，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的水利田总面积，也只占四川水利田的38%左右[170]，基本上是旱作地区，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各地区的开发程度也不尽同。
四川盆地中部地区，原来的农业基础较好，加之又邻近农业发达的成都平原，所以农业发展较快，基本实现了土地连作，间作、套种等农作技术也较为普遍，除了粮食作物外，桑麻、甘蔗、柑桔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有较大增长。但是和成都平原相比较，这里的农业生产还是显得相当落后。宋人就说，梓州“自唐为东川节度，名有十邑，与西川等，而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171]。普州则“介万山间，无土地肥饶之产”，其地“最瘠，其人服田土，最贫”[172]。隆州僻处山中，“地瘠民贫”[173]。资州人多地少，“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174]。(www.xing528.com)
位于四川盆地东部的渠江流域，自然条件比盆中丘陵地区还要差，有的地方缺乏水源，有的地方甚至是“山高水险，不生药物”[175]。加之这里一直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僚人聚居地。因此，尽管该地区不断得到开发，“务农力作，田里垦殖”[176]，但是农业生产的水平却相当低，基本上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阶段，土地连作尚未普及。从元稹关于通州风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该地区的粮食尚不足以自给，所以当地人民要“杂蒪多剖鳝，和黍半蒸菰”[177]。这里的经济作物也只有麻类，蚕桑业极不发达，“士女事麻楮，不事蚕桑，男子刀耕火种”[178]。
地处四川盆地南面的长江河谷地带，基本上和渠江流域相同，也是“山高水仄江水恶，刀耕火种黎民疲”[179]。其中夔峡地区是“斫畬大山中，赤殖无土膏，三刀财一田”[180]。杜甫也说：“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有时惊叠嶂，何处觅平川。”[181]宋人陆游甚至说：“峡中天下最穷处，万州萧条谁肯顾。”[182]而在夔峡以西的泸州，长期是“作业多仰于苦茶，务本不闻于秀麦”。直到唐末的宣宗时期，泸州刺史冼宗礼才在这里推广种麦技术，“给嘉种，喻以深耕，始令蛮貊之邦，粗识囷仓之积”[183]，农业生产才有所发展，然而直到宋代，这里仍然是“地无桑麻，每岁畬田，刀耕火种”[184]。可知泸州一带的农业，比夔峡地区还要落后，发展还要缓慢。
位于四川盆地西北的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历来是半农半牧的地区。据《华阳国志》记载，位于岷江上游的汶山郡出产牛、马、羊等畜产品，因“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地处涪江上游的阴平郡，“所出与武都略同”，出产名马、牛、羊等畜产品，亦有麻田。入隋以后，该地区“连杂氐羌，人皆劲悍，性多质直。务于农，工习猎射”[185]，农业生产逐渐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到了唐代，该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所以茂州的租赋是交纳“麻、布”[186]，静州的土产有“筒布”[187]，悉州则土贡“柑”[188]。但是从整个情况来看，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该地区农业的发展，仍然相当有限，畜牧和狩猎还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土贡之物，主要还是牦牛尾、牛酪、犀、狐尾、羚羊角、麝香等畜产品和猎物。在一些地方，采集药材也是一项重要的生产，龙州甚至是“土产唯宜药，王租只贡金”[189]。农业生产显然还不占主导地位。大金川流域的情况与岷江上游基本相同，虽然种植业有所发展，但因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业始终不能取代畜牧业而居于绝对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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