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域辽阔，横跨今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四川盆地等地貌单元，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东部和西部的自然条件截然不同。东部地区的主体是四川盆地，周围群山环绕，四塞险固，盆地内丘陵广布，低山纵横，江河所形成的冲、洪积平原星罗棋布，其中位于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由于四川盆地土地资源丰富，土壤的自然肥力较高，加之地形封闭，所处纬度较低，因而气候温暖，降雨充沛，水热资源丰富，适宜于种植业的发展。巴蜀地区西部的主体是青藏高原东延部分和横断山脉的北段，其中川西北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左右，地势高亢，气候寒冷，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但是这里牧草丰盛，水源充足，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在川西北高原的东部和南部，由于受到河流的强烈切割，形成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属横断山脉北段。这里的气候呈垂直变化，在深切的河谷地区，热量资源较为充足，具有发展农耕的条件，而在谷坡和山地，只适宜畜牧。
由于自然条件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因而自秦汉以来，巴蜀东、西两大地区的农业结构就明显不同。东部的四川盆地及盆周山地以种植业为主，而西部的高原山地则以畜牧业为主。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基本情况依然如此。由于农业结构不同，巴蜀东、西两大地区的作物品种及其分布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以今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东部，主要从事种植业，其中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从热量条件上看，四川盆地适宜水稻生长，但是降雨量却不能充分满足水稻生长期所需要的水分，因为水稻的种植必须具备灌溉条件。其中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地平土厚，热量丰富，河流众多，灌溉便利，是整个巴蜀地区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水田稻作区。两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以种植水稻为主。入唐以后，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水稻的种植范围，逐渐由成都平原向北扩大到地处涪江冲积平原的绵州，向南扩大到位于岷江冲积平原上的眉州。除此之外，在四川盆地中部与南部，由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也都有水稻的种植。唐人羊士谔在《郡中即事》诗中就说，资州一带是“稻畦残水入秋池”[1]，何扶《送阆州妓女归老》诗则有“十亩稻香新绿野”[2]之语。杜甫《夔州十绝歌》亦称：“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3]不过总的来看，水稻的种植地区，始终集中在成都平原及其毗邻的涪江冲积平原和岷江冲积平原，其他地区的种植相当有限。其中在丘陵地区，由于地势起伏较大，灌溉不便，通常只能在河滩溪沟附近以及有陂塘潴水的地方种植水稻。唐人岑参所说的“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4]，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在长江河谷地区，水稻的种植更不普遍。入宋以后，依然如此，所以宋人说：“峡路在巉岩险峻之中，其俗刀耕火种，惟涪、梁、重庆郡稍有稻田。”[5]宋人范成大甚至说，夔峡地区的刀耕火种之民是“平生不识粳稻”[6]。至于川西高原，由于气候寒冷，不适宜水稻生长，基本上不种植水稻。在今川西南地区，则有稻的种植。晋人所著《永昌郡传》就说，越巂郡的川中平地“宜黍、稷、麻、稻、麦”。从唐代的情况看，该地区稻的种植，主要集中在今安宁河流域。
黍、粟是巴蜀地区最古老的旱地作物，《山海经·海内经》就说，都广之野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都广之野，即今成都平原。而在巴东的板楯蛮中，则流传着一首古老的民歌：“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皋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7]据《华阳国志》记载，巴西、梓潼、广汉、犍为四郡，均有“山原田”或“山田”。这些山田就是只能种植旱地作物的田土，所以《华阳国志》卷3《蜀志》说，犍为郡的牛鞞、资中二县，“多山田，少种稻之地”。其中黍、粟就是山田的主要栽培作物。爰及唐代，巴蜀地区仍然种植黍、粟。唐人陈子昂称其从祖父陈嗣在梓州射洪县的山田是“黍稷漠漠，汶阳之稼如云矣”[8]。杜甫在《大雨》诗中则说：“西蜀冬不雨，春农尚嗷嗷……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9]。实行刀耕火种的畬田，同样也种植黍、粟，所以唐人白居易说，“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粟给禄食”[10]。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在唐代，黍、粟的种植，已经呈现出渐少的趋势，主要种植地区，集中在今四川盆地内的丘陵低山和盆周山区，其中畬田的种植较为普遍。在今川西北和川西南地区，亦有黍、粟的种植。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麦是巴蜀地区最重要的旱地作物。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益州刺史罗尚为了控制将被遣返的六郡流民，“遣军绵竹，扬言种麦，实备越逸”[11]。由此可知，当时在西蜀地区已经开始较大规模地种植麦类作物。而在岷江上游，由于地势高寒，“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12]。南北朝时期，麦的种植更为普遍，因此“麦饭”[13]也就成为蜀人的主食。在巴蜀地区的西部，占据着今川西高原东部的吐谷浑，“亦知种田，有大麦、黍、豆”[14]。位于今大渡河流域的嘉良夷及其以西的附国，“土宜小麦、青稞”[15]。入唐以后，麦的种植已经广布于巴蜀各地。在今成都平原，杜甫《为农》诗说：“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16]在今盆中丘陵地区，羊士谔说，资州是“山蝉铃阁晚，江雨麦田秋”[17]。而在川东的群山硗确之中，“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民赖以充食”[18]。实行刀耕火种的畬田，亦种植麦类作物，故元稹说：“畬余宿麦黄山腹”[19]。位于今大渡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的东女国，则有“糟麦”[20]。由此可知，在巴蜀地区，凡是从事农耕的地方，皆有麦的种植，只是栽培的种类不尽相同。其中巴蜀地区东部，主要种植冬小麦和燕麦；巴蜀地区西部，主要种植耐寒的春小麦和裸大麦（青稞）。
芋作为一种可以救饥馑、度荒年的粮食作物，在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岷山之下沃壄，下有踆鸱，至死不饥”。唐人颜师古注称：“踆鸱谓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粮，故无饥年。”《华阳国志》则称其为蹲鸱：“汶山郡都安县有大芋如蹲鸱也。”[21]在晋代，蜀芋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晋人郭义恭《广志》就说：“蜀汉既繁芋，民以为资。”[22]入唐以后，芋的种植地区，逐渐从四川盆地西部扩大到整个四川盆地。王维《送梓州李使君》说：“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23]，这是盆地东部有芋的记载。岑参《夜发五渡》诗有“芋叶藏山径”[24]之语，说明盆地北部也种芋。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则说：“紫收岷岭芋，白种陆池莲”[25]。可知盆地南部的夔峡一带，也有芋田。芋的品种很多，晋人郭义恭在《广志》中将其分为十四等，实际上只有水芋和旱芋两类。水芋，“叶如荷，长而不圆，茎微紫，干之，亦中食。根白，亦有紫者，其大如斗，食之味甘”[26]。由于水芋的根茎皆紫，故称紫芋，又称淡善芋，“易熟，长味，芋之最善者也”[27]，故唐人多称其美：“水甑朝蒸紫芋香”[28]。水芋不耐旱，“宜择肥缓土，近水处”[29]种之，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和有陂塘、潴水的丘陵地区。旱芋为蔓生植物。茎叶青绿，魁大，子繁多，虽然不及紫芋味美，但是产量极高，是丘陵山区的重要粮食作物。由于芋的种植非常普遍，唐政府对种芋的土地同样课以租税。卢纶《送盐铁裴判官入蜀》就说：“榷商蛮客富，税地芋田肥”[30]。中唐以后，剑南西川的“青苗税”也包括征收芋税[31]。
蔬菜作为重要的副食品，种植相当普遍。梁载言《十道志》就说，巴蜀地区有“蔬菜果实之饶”[32]。其中成都平原是最主要的蔬菜产地，“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33]。中唐以后，成都平原蔬菜的商品性生产有很大发展，所以唐政府对该地区种植的蔬菜均课以重税。文宗大和四年（830），崔戎在《请勒停杂税奏》中说：“西川税科，旧有青苗，如茄子、姜、芋之类，每田或至七八百文，征敛不时，烦扰颇甚”[34]。此外，长江河谷地带气候湿热，无霜期甚长，适宜多种蔬菜的生长，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蔬菜产区。由于长江航线是一条运输繁忙的交通干线，所以蔬菜的商品性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沿江各地就有不少人是“以鬻蔬果自业”[35]。在山南西道，由于粮食作物的单产甚低，粮食普遍不足，蔬菜实际上是作为粮食的代用品而加以种植。
菱、莲作为池栽作物，主要分布在有陂塘和潴水的丘陵地区。在唐代，绵州出产的白藕还被列为土贡之物。然而成都平原却种植不广。直到宋代也还是如此，宋人吕大防就说：“余以蜀田仰溉官渎，不为塘埭以居水，故陂湖演漾之胜比它方为少。倘能悉为潴之，则蒲鱼之利，菱芡之饶，固不减于蹲鸱之助”[36]。
柑桔是南方特有的水果，既可食用，又可入药，在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就说：“蜀汉江陵千树桔，其人与千户侯等”。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晋时期，柑桔的主要产地是巴东郡和犍为郡的南安县。到了唐代，柑桔仍然是一种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张
《送友尉蜀中》诗说：“人家多种桔，风土爱弹琴”[37]。皇甫冉在《送夔州班使君》诗中也说：“万岭岷峨雪，千家桔柚园”[38]。其种植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四川盆地，是一种分布最广的水果，主要产地有简州、资州、绵州、梓州、普州、荣州、果州、合州、巴州、开州和夔州，即今四川盆地中部和东部的低山和丘陵地区。(www.xing528.com)
荔枝是四川水果中的珍品，“树形团圆如帷盖，叶如冬青华如桔，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甘如
酪”[39]。主要分布在热量丰富的长江河谷地带。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晋时期，荔枝主要产于江阳郡、犍为郡僰道县和巴郡的江州县。入唐以后，扩大到戎州、泸州、渝州、涪州、万州和忠州。其中戎州的单产最高，“一树可收一百五十斗”[40]；涪州妃子园的质量最好，“颗最肥大”[41]。除了长江河谷地区，成都平原也出产荔枝。张籍《成都曲》就说：“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42]。卢纶《送从舅成都县承广归蜀》诗也说：“晚程椒瘴热，野饭荔枝阴。”[43]
花椒是巴蜀地区的著名土产，早在唐代以前，蜀椒就已经为世人所称道。在唐代，土贡花椒的地方有黎州和当州。
红花，“一名红兰，一名黄兰，以其花似兰也”[44]。这是一种重要的染料，也是制作蜡烛和车辆润滑剂的主要原料，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在唐代，主要产地有梓州、汉州、蜀州、邛州和嘉州。
紫草既是中药材，也是一种紫色染料，“性不耐水，必须高田”[45]。在唐代，主要产地有益州和蜀州。
地黄既是“通血脉，益力气，利耳目”[46]的中药材，也是黄色染料。在唐代，主要产地在梓州。
巴蜀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还有桑、麻和茶叶、甘蔗，其分布情况，将在第七章中加以叙述。
在巴蜀地区西部，畜牧业是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其中位于今白水江上游的邓至羌及其以北的宕昌羌，均从事畜牧业，“收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47]。宕昌、邓至以西的吐谷浑部落，则是“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居，以肉酪为粮”[48]。其后，占据该地区的党项诸部，同样是“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49]。位于党项与附国之间的诸羌部落，“其风俗略同于党项”[50]，也是以畜牧业为主。地处大金川流域的东女国，“地寒宜麦，畜羊马，出黄金”[51]，应当属于半农半牧的部落。位于今川西南的巂州，土贡有“蜀马”[52]，其中分布在该地区的磨些蛮是“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53]，勿邓部落也是“土多牛马，无布帛”[54]。位于勿邓以东的昆明诸姓则是“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55]，基本上只从事畜牧业。虽然巴蜀地区的西部均以畜牧业为主要产业部门，但是饲养的牲畜却不尽相同。其中牦牛是最具地域特色的畜种，然而牦牛却是一种耐寒怕热的牲畜，通常分布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饲养牦牛的部落，主要集中在川西高原上。川西南地区的诸蛮部落，一般来说，只畜养黄牛。马的品种，似乎没有大的差别，虽然川西高原上的马要比川西南地区的马好得多，但是通常都被统称为“蜀马”[56]。羊则分为绵羊和山羊，其中绵羊主要产自今川西北高原，而川西南地区则以饲养山羊为主。
除了西部地区之外，巴蜀地区的东部也有畜牧业。据《华阳国志》记载，牛、马等大牲畜主要产自巴西郡和巴郡的垫江县。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私马”甚多，据《梁书》卷22《鄱阳忠烈王恢传》记载：“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往来，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而马的交易中心则在成都，远方商人多携带巨款前来购买。刘宋文帝元嘉年间，益州刺史刘道济的长史费谦等人，为了聚敛兴利，曾规定：“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由此造成“商族吁嗟，百姓咸欲为乱”[57]，并最终引发以赵广为首的大叛乱。入唐以后，由于法令禁止杀牛，马的使用也受到限制，从而使得巴蜀地区东部的大牲畜急剧减少，仅汉州土贡“蜀马”[58]。由于缺乏马匹，宣宗大中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在组建骑兵部队时，只能以骡为乘骑，故称“骡军”[59]。作为家庭副业所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猪和鸡、鸭、鹅之类的家禽，羊、驴的饲养也不普遍。自隋代以后，兔、鸽亦成为巴蜀地区的家禽。“蜀中旧无兔、鸽，隋开皇元年蜀王杨秀镇益州，命左右赍往，鸽尚稀而兔已众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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