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在缘边的黎、雅、邛、翼、茂五州，设有镇防团结兵[258]。其中位于西山地区的翼、茂二州，镇防团结兵是由当地的部落兵组成，通常称为羌兵。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山地区的羌兵大量增加。据杜甫《东西两川说》记载，“堪战子弟，向二万人”[259]。自宪宗以后，西山地区的唐蕃之战，逐渐趋于平息，加之西山地区的驻军曾先后两次发动大规模叛乱，一次是代宗永泰元年（765）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率兵攻杀剑南西川节度使郭英乂，一次是德宗建中四年（783）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率部驱逐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因而唐廷大幅度削减驻防西山地区的蜀军，由此使得该地区的驻军主要由当地的部落兵组成。武宗以后，吐蕃政权崩溃，西山地区驻军的主要任务转为维持社会治安，因此改由州刺史押领，称为州兵。僖宗光启二年（888），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就是“发维、茂羌军击（高）仁厚，杀之”[260]。西山地区的羌军，无论是称镇防团结兵，或者是改称州兵，实质上都是属于部落兵。由于当地部落是计户出兵，平时从事农耕或畜牧，战时为兵出征，因而具有民兵的性质。
邛州的镇防团结兵，在代宗宝应元年（762）设置镇南军时，被改编为镇兵。黎、雅二州的镇防团结兵，在文宗大和三年（829）的南诏入侵中，伤亡惨重。据李德裕说，南诏俘虏的8900余人，“皆是黎、雅百姓，半杂葛僚”[261]。太和四年（830），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遂对黎、雅二州的镇防团结兵进行大规模调整。他认为，要抵御南诏入侵，“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262]。其中黎、雅二州的1万人，是“料择伏瘴旧僚与州兵之任战者”[263]。州兵就是由州刺史押领的镇防团结兵，伏瘴旧僚当出自黎、雅二州所领的羁縻部落。这支新组建的部队被称为雄边子弟兵，“使习战，贷勿事，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264]，实际上就是民兵。懿宗咸通十年（871），南诏再次大规模入侵成都，黎、雅二州皆遭蹂躏，雄边子弟兵亦遭到重创。咸通十一年（870），南诏撤离该地区。咸通十二年（871），路岩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再次重建黎、雅二州的民兵，“米点坛丁子弟，教之斫刺刀，补义军将，主管教练士兵”[265]。坛丁是“蜀中边郡民兵也”[266]，义军则是由豪强控制的乡兵，义军将则是节度使授予乡兵头目的军职。由此可知，路岩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坛丁兵纳入镇兵的体制中。僖宗乾符二年（875），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又在雅州置金汤军、静寇军，雅州的民兵基本上被纳入方镇兵的系统。
唐代前期的镇防团结兵，肃、代时期的子弟兵，文宗以后的雄边子弟、坛丁，都是唐朝设置在缘边地区的民兵，用以抵抗吐蕃、南诏的入侵。僖宗以后，剑南三川大乱，各节度使为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遂在内地诸州广置民兵。僖宗中和四年（884），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兴兵讨伐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集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问罪”[267]。据《九国志》记载，石处温曾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指挥使，故胡三省说：“见得蜀中诸郡皆有坛丁”[268]。入宋以后，四川地区仍然有雄边子弟和坛丁。
除了官方组建的民兵之外，在唐末的动乱中，巴蜀各地的土豪纷纷组织乡兵，“凭高立寨，刑讼生杀，得以自专”[269]。这些以镇、寨为据点的乡兵，通常称为义军。阡能叛乱之时，响应阡能的数十寨，就是土豪掌握的乡兵。高仁厚在平定阡能之乱的过程中，“每下县镇，辄补镇遏使，使安集户口”[270]，实际上就是把降附的乡兵纳入镇兵系统。关于唐末巴蜀地区义军的组织结构，以韦君靖的部队最为典型。
僖宗乾符年间，天下骚乱，兵戈四起，民不聊生，于是韦君靖在渝州“合集义军，招安户口，抑强抚弱，务织劝农，足食足兵，以杀去杀”[271]。僖宗中和二年（882），涪州刺史韩秀昇反叛，攻围渝州城。韦君靖统帅义军，前去征讨，大败韩秀昇，渝州刺史田某备录奏闻，以功授普州刺史。中和四年（884），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率兵攻打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韦君靖乘东、西两川混战的机会，攻占合州。光启二年（886），东、西两川战事再起。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发维、茂羌军，攻杀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光启三年（887）正月，唐廷任命顾彦朗为剑南东川节度使，“至剑门，陈敬瑄使吏夺其节，彦朗不得入，保利州”[272]。于是顾彦朗频召韦君靖起兵。此时，剑南西川大将山行章正攻围昌州，威胁到合州的安全，韦君靖遂率精锐2万余人，救援昌州，大破山行章，拔二十七寨，杀万余人。顾彦朗奏闻，诏以韦君靖为使持节，都督昌州诸军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昭宗景福元年（892），韦君靖在昌州大足县西北的龙岗山建永昌寨。乾宁二年（895），前静南县令胡密撰文记其事，镌之贞石。其碑今存，上半部分是正文，下半部分是韦君靖麾下的将校题名，共101行，分为四类：应管诸镇寨节级、当州军府官节级、军曹孔目院、县官。从这份将校题名，可以大致了解韦君靖的军政组织结构。
应管诸镇寨节级。这是分布在昌、普、渝、合四州的各镇寨义军将题名。其中最大的镇寨是进云寨，主将为四州指挥都虞侯、进云寨都团练义勇镇遏使韦君迁，副贰为进云镇副兵马使韦君意，部属有进云镇判官毋从政和赵乾涚、进云寨镇义军都虞侯罗从顺和韦义迁。其次是安溪镇，主将为四州都指挥兵马副使、安溪镇遏使贾文洁，部属为安溪镇副将王公进、安溪义军将袁公会。其余各镇寨将领，大的为义军镇遏使，其次为义军镇遏将、义军将。(www.xing528.com)
当州军府官节级。这是昌州军府的将校题名。昌州的治所本来在静南县[273]，静南军亦在静南县，州治和军府同在一处。大约在僖宗光启元年（885），州治移至獭波溪以南，而以昌元县为倚郭，于是州治和静南军遂各在一地。昭宗景福元年（892），韦君靖在大足县西北的龙岗山筑永昌寨。同年，昌州治所又“移就大足县”[274]。因此，碑文中的“当州军府”，是指设在大足县的昌州军府，而不是静南军府。正因为如此，在“当州军府官节级”中，没有静南军的将校。相反，在“应管诸镇寨节级”中，却有节度押衙、充静南军先锋都知兵马使、兼三州捕盗使韦君政。昌州军府统领的军队是韦君靖的主力，从题名中可以看出，这支部队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义军将、义勇军将、龙水镇将等率领的土豪武装，由义军使韦君□、王彦芝统领。二是韦君靖的牙兵，包括左右两厢、左右后院、左右内院、左右元随，以及主兵十将、牢城使、壕寨使等率领的部队。
军曹孔目院。这是昌州军府的文职人员。孔目院的长官是厅头开拆书状孔目官，副贰为书状孔目官、开拆孔目官，僚属有军事押衙专知迥易务、驱使官。
县官。有前守静南县令胡密，前守录事参军裴镇、文廓，试左武卫兵曹参军赵处谦，基本上就是唐代后期一个县的主要官员。由此看来，这部分县级官员，很可能是景福元年（892）昌州治所移至大足县后，从静南县调到大足县的官员。由于他们还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大足县的官员，因而题名中仍用静南县的官衔，只是加上一个“前”字，以示差别。原大足县则为“当州军府官节级”中的龙水镇将王伯章所控制。据《元丰九域志》卷7《梓州路·昌州》记载，龙水镇在大足县。从韦君靖碑的题名中可以看出，只有龙水镇属“当州军府官节级”，其余诸镇，无一例外地在“应管诸镇寨节级”。由此可知，原大足县实际上已经镇寨化，因此韦君靖要从静南县调来官员，重新组建大足县。唐末，由于巴蜀地区的土豪武装大量出现，县的镇寨化十分明显。《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宋代四川各县的镇，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唐末形成的。
韦君靖以纠集义军起家，逐渐发展，最后被朝廷任命为使持节，都督昌州诸军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实际上就是节度使，从而成为割据昌、普、渝、合四州的方镇。在唐代后期，特别是僖宗以后，剑南三川有不少这样的小方镇，《新唐书·方镇表》中就有许多记载。这些方镇的军事制度，应当同韦君靖的军事系统，大同小异。因此，韦君靖碑中的将校题名，不仅反映出当时义军的组织结构及义军的方镇化倾向，同时也较为具体地反映出当时方镇的军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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