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时期，巴蜀地区除了府兵、乡兵之外，还有州兵。北周明帝时，利州总管赵刚请发兵讨伐信州，“诏刚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仪同十人，马步一万，往经略焉”[233]。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资州磐石民反，杀郡守，据险自守，州军不能制”[234]。这些州兵最初是由都督诸州军事的州刺史统领，周明帝武成元年（559），“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235]，于是州兵便由总管统领。在巴蜀地区，先后设有梁州总管、益州总管、隆州总管、潼州总管、利州总管、扶州总管、信州总管和宕州总管。其中梁州总管，通常督梁、兴等19州军事；益州总管，通常督益、潼等18州军事。此外，在一般情况下，总管还兼任州刺史，只有益州较为特殊。北周明帝武成初年，曾任命宇文宪为“益州总管、益宁巴泸等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236]，也是由一人同时兼任益州总管和益州刺史。但是在宇文宪之后，益州总管通常不再兼任益州刺史。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以谯王宇文俭为益州总管，又以汉王宇文赞为益州刺史。建德六年（577），以王谦为益州总管，另以达奚惎为益州刺史。
隋代沿袭北周制度，置总管府以统领地方军。总管府分为上、中、下三等，总管兼刺史，加使持节。据《隋书》卷29《地理志》记载，隋文帝时期，在巴蜀地区先后设有益州、利州、宕州、信州、会州、叠州、遂州、泸州等8总管府。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罢诸总管”[237]，巴蜀地区的总管府也随之全部被裁撤。
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后，复置总管府。武德元年（618），诸州总管皆加号使持节。武德七年（624），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改总管为都督。太宗时期，逐渐裁撤设在内地的都督府，只在沿边地区和襟带之地设置都督府。其后，在沿边地区设立都督府以统领边防军，成为唐王朝的基本防务政策，其中巴蜀地区都督府的设置情况见表3-15。
表3-15 唐代巴蜀地区的都督府
①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记载：“至德元年，于云安置七州防御使。乾元元年，复为夔州。二年，刺史唐论请升为都督府，寻罢之。”
续表
唐代前期，都督府统率的边防军，按照军、守捉、城、镇的序列进行编组。“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238]其中剑南道的军、守捉、城、镇的设置，前后变化甚大。据《新唐书》卷50《兵志》记载，自高祖武德年间至玄宗天宝以前，剑南道有“威戎、安夷、昆明、宁远、洪源、通化、松当、平戎、天保、威远军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为等镇三十八”。其中：威戎军在茂州；安夷军在资州；昆明军在巂州昆明县（治今四川省盐源县境），玄宗开元十七年（729）置；宁远军在巂州昆明县以西，玄宗开元年间置；洪源军，玄宗开元三年（715）置，初属雅州，后属黎州；通化军在维州；松当军在松州，初名通轨军，武周改置松当军；平戎军在恭州以南，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置；天保军在平戎军以东，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置；威远军在荣州威远县。除了上述十军，扶州还曾设置同昌军，武周圣历元年（698）废；彭州九陇县（治今四川省彭州）有镇静军，玄宗开元年间置；汉州有威胜军，遂州有静戎军，兴废不详。至于守捉、城、镇之数，据《新唐书》卷42《地理志》的记载统计，剑南道总计有24守捉、36城、47镇，多于《新唐书·兵志》之数。(www.xing528.com)
唐代边防军的领兵将领，早期的军、守捉和城、镇是不一样的。军、守捉分别由差遣的军使、守捉使统领；城、镇原本是沿袭隋代制度而置[239]，故领兵将领依旧为戍主、镇将。其后，军、守捉、城、镇皆置使。其中军设军使1人，5000人以上置副使1人，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1人；镇亦设镇使1人，副使1人。“凡诸军镇使、副使以上，皆四年一替。”[240]由于诸使皆为差遣而非官职，故无品秩。军使、守捉使的本官多为都督或州刺史，镇使、城使的本官则为镇将、戍主。
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务，又在剑南道设置节度使，统一指挥该地区的边防军。玄宗开元二年（714），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领剑南道支度营田、松当姚巂州防御处置兵马经略使。开元七年（719），升剑南支度营田处置兵马经略使为节度使，兼昆明军使，于是剑南道的边防军，统一由剑南节度使掌管。然而剑南节度使仍为差遣性质的职务，其本官则是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末年，剑南节度使统领昆明军使、松州当州防御使、邛崃守捉使、姚巂州经略使。玄宗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统团结营及松、维、蓬（当为‘柘’之误）、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241]。这些军队集中分布在三个地区：团结营在成都，管兵14000人、马1800匹，大约为边军总数的一半，是剑南地区边防军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由从蜀人中招募而来的健儿组成，玄宗幸蜀时，先后发动兵变的贾秀、郭千仞等人，都是团结营的健儿；松、维、柘、恭、悉等州兵马及天宝、平戎二军，分布在西山地区，管兵7500人左右，由都知兵马使统领，其本官为茂州刺史，副贰为都知西山子弟兵马副使，本官为翼州刺史，西山地区的边防军由汉兵和羌兵组成，最初的汉兵也是从蜀人中招募而来，以后皆以“关辅山东劲卒”[242]戍守西山，羌兵出自西山诸部落，通常称为子弟兵，由世袭的州刺史押领，玄宗天宝年间，西山八国内附，又置八国招讨使，统领八国子弟兵；雅、黎、姚等州兵马及昆明、宁远、澄州、南江诸军，分布在今四川西南及云南境内，管兵9300人、马200匹，其中：姚州兵马及诸军，由戍守的蜀兵及当地的部落兵组成；雅、黎二州兵马又称镇防团结兵，由当地部落兵组成，州刺史押领，总属邛崃守捉使。
自唐玄宗末年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情况下，由剑南节度使统一指挥巴蜀地区边防军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剑南道被分为东、西两道，各置节度使，山南西道亦置节度使，于是剑南三川分别设置节度使以掌兵权，边防军遂演变成节度使之兵，即方镇兵。
图3-4 李德裕像
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府尹。自德宗以后，其使号有三：剑南西川节度使、云南安抚使、统押西山八国及近界羌蛮等使。剑南西川节度使一职由亲王遥领，以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唐制：“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243]剑南西川节度使基本上接管了原剑南道的边防军，而其建置则屡有变化。驻在成都的团结营，因多次发生兵变，肃宗乾元二年（759）改置天威军，宪宗元和三年（808）更名为天征军。西山地区的驻军，原来是由都知西山兵马使统领，代宗大历元年（766）改“置剑南西山防御使，治茂州，未几废”[244]，依旧置都知西山兵马使。邛、雅、黎三州的镇防团结兵，原来由邛崃守捉使统领，代宗宝应元年（762），于邛州置镇南军。大历元年（766），“置邛南防御使，治邛州，寻升为节度使，未几废”[245]，依旧置镇南军。雅、黎二州则以州刺史充本州经略使，统领州兵及子弟兵。德宗贞元年间收复巂州，亦置巂州经略使。此外，嘉州刺史亦充本州经略使。自宪宗平定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之乱以后，采取削弱蜀军的政策，“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崔旰之杀郭英乂，张朏之逐张延赏，皆镇兵也”[246]。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虽然有效地遏制了蜀军的反叛，但也导致蜀军战斗力的急剧下降。自文宗以后，面对南诏多次大规模入侵剑南西川，蜀兵皆望风披靡，无力抵抗，由此导致对剑南西川军队的改革，重点是组建能够有效抵御南诏入侵的精锐部队。文宗大和四年（830），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此时，剑南西川刚遭受南诏的大规模入侵，为增强蜀兵的战斗力，李德裕首先“料择伏瘴旧僚与州兵之任战者，废遣狞耄什三四”。接着，“又请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锐”。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其精兵曰南燕保义、保惠，两河慕义，左右连弩；骑士曰飞星、鸷击、奇锋、流电、霆声、突骑。总十一军”[247]。这十一军是在原天征军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部队。前已述及，玄宗天宝年间，驻在成都的团结营有14000人。肃宗改团结营为天威军，宪宗又更名为天征军。由于“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团结营改为军以后，兵额没有变化，李德裕简汰其中的老弱4400余人，“复简募少壮者千余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与土兵参居，转相训习，日益精练”[248]。这样，以北兵和蜀兵混合编成的精锐部队共有12000人左右，编成十一军，平均每军1000余人。其中南燕保义、保惠二军，是由陈许之兵和蜀兵混合编成的步兵，土客各半；两河募义，是由五百名郑滑之兵和蜀兵混编的步兵；左右连弩，是由河中弓人和浙西弩人分别训练出来的两支弓弩军；飞星等六支骑兵军，是在原有的骑兵部队基础上组建而成，完全是蜀兵。文宗开成二年（837），李固言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再次加强骑兵部队。“始置骡军千匹，又募锐士三千，武备雄完。”[249]宣宗大中六年（852），白敏中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后，又增强骑兵部队[250]。据卢求《成都记·序》记载，在白敏中任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有“兵士五万”[251]，其中以骑兵部队为主的精锐之师，大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然而，尽管蜀军的数额在不断增加，装备也有所改善，但是军队的待遇却很差，“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廪给”[252]，因此兵无斗志，战斗力不断下降。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南诏入侵成都，“至是，揭榜募骁勇之士，补以实职，厚给粮赐，应募者云集”，其中大多数为军中子弟。经简汰，“得选兵三千人，号曰突将”[253]，编为左、右二厢。每厢设有虞侯，诘火督盗贼；有兵马虞侯，主调发。于是剑南西川又有了一支精锐部队。然而在僖宗乾符二年（875），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却收缴突将职牒，停其廪给，由此导致突将作乱。高骈依靠从交州（治今越南河内）带来的天平等军，大杀突将，死者数千人，于是蜀军的这支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乾符五年（878），崔安潜替代高骈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赍牒诣陈、许募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头军。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选得千人，号神机弩营，蜀兵由是浸强”[254]。黄头军分为左、右二军，由左、右黄头军使各领一军，神机弩营则由神机营使统领。僖宗中和元年（881），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奏遣左黄头军使李铤将兵击黄巢”[255]。接着，又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将兵2000增援李铤。留在成都的右黄头军使郭琪，因不满权阉田令孜薄待蜀军，为田令孜所毒，遂率部作乱。陈敬瑄派遣都押牙安金山将兵攻之，郭琪部队溃散。其后，李铤所统领的部队被编入神策军，而神机营使高仁厚则为陈敬瑄所杀，蜀军中的精锐部队黄头军和神机营也就不复存在。在唐末的混战中，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军队，主要是由蜀人组成的州兵和边军。
剑南东川节度使兼梓州刺史、静戎军使，仍然由亲王遥领节度使，以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剑南东川节度使所统领的军队，除了设在遂州的静戎军之外，其余皆为州兵。其军事建置，大体上和僖宗时期的昌州刺史兼静南军使韦君靖的军事建置（详下）相同。
山南西道于肃宗至德元年（756）始置防御守捉使。乾元二年（759），又设置兴州、凤州都团练守捉使，治凤州，于是山南西道便有二守捉使。代宗广德元年（763），升山南西道防御守捉使为节度使，随即又降为观察使。德宗建中元年（780），升山南西道观察使为节度使。兴元元年（784），以梁州为兴元府，山南西道节度使便兼任兴元府尹，领兴、凤二州都团练守捉使。此后，直至僖宗光启元年（885），均无变化。山南西道所领十三州，地瘠民贫，军府穷困。僖宗时，“中官用事，急于贿赂。属徐方用兵，两中尉讽诸藩贡献助军”，山南西道节度使牛蔚，“尽索军府之有三万端匹，随表进纳”[256]。中官怒其进纳甚少，立即以吴行鲁取代牛蔚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于军府财力有限，山南西道的方镇兵不多，有事则临时招募新军，事毕即遣散。文宗大和四年（830）的兴元兵变，起因就是遣散新募诸军。僖宗光启元年（885），在山南西道的洋州置武定军节度使。光启二年（886），又在凤州置感义军节度使，昭宗景福四年（897）改名昭武军节度使。光化三年（903）置利州节度使，天佑三年（906）改称利阆节度使，同年还设置兴文节度使[257]。山南西道节度使所统领的十三州，就这样逐渐被肢解，从而形成多个节度使并存的局面。各个节度使所拥有的军队，基本上是由州兵和民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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