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军与州郡兵：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军队的组织结构

西晋沿袭曹魏的军事制度，置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军是朝廷直接控制的军队，平时驻守在京城内外，有事则出征；外军是相对于中军而言，通常屯驻在京城以外的地区，由都督或校尉统领；州郡兵是由州刺史、郡太守掌管的地方军。“晋武帝之制，大抵内强宿卫，领之贵戚；外削州牧，统于宗藩。”^[189]因此，在西晋武帝时期，中军十分强大，足以威慑内外。西晋末年爆发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军衰亡，“禁兵外散于四方”^[190]，而外军和州郡兵则在混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东晋时期，中军寡弱，外军强盛，统领外军的都督，拥兵自重，跋扈一方。南朝军制，大体上因袭晋朝制度而又有所损益。

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军队，主要由外军和州郡兵组成，而其组织机构，前后不尽相同。

曹魏灭蜀汉的军队，由中军、外军和州郡兵组成。西晋武帝时，原邓艾的部属段灼就指出：“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油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191]平蜀之后，部分中军便留守蜀中。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集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江原方略吏王高、闾术缚富送州，刺史童策斩之”^[192]。这个招集亡命刑徒反晋的王富便是留守蜀地的中军兵。同时，曹魏在灭蜀汉的过程中，也收编原蜀汉军队。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以原蜀汉世袭兵于巴郡置二部守军，又以蜀汉降将罗宪为陵江将军、监巴东军事、使持节^[193]。

西晋武帝立国之后，基本保留曹魏在巴蜀地区的驻军，不过益州和梁州的情况，略有不同。在益州，除了保留曹魏时期的驻军之外，也从外地派兵戍守蜀地，这些外来的士兵通常被称为“中州兵”^[194]。同时，为了征服占据江南地区的吴国，又将益州的军队交由益州刺史统领。泰始八年（272），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加轻车将军。益州刺史始带将军称号，都督诸军事。在梁州，曹魏灭蜀汉之后，分益州置梁州，屯重兵于巴东和巴郡，用以防范东吴的侵扰。入晋以后，巴东驻军由都督统领，属外军；巴郡的二部守军由郡太守统领，属郡兵。咸宁二年（276），以益州刺史王濬监梁、益二州诸军事，于是梁州诸军，皆由王濬节度。故王濬在太康元年（280）受命伐吴时统领的军队，既有益州的水陆军，亦有“梁州三水胡”^[195]组成的州郡兵，而巴东监军唐彬亦受其指授^[196]。在平定东吴之后，西晋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普减州郡兵”^[197]，梁、益二州的军队也遭到大幅度削减，其中一部分军队被编入中军。“太康中伐吴还，欲以王濬为五官校尉而无缺，始置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为营。”^[198]翊军校尉所统领的营兵，职掌京城宿卫，属中军。太康三年（282），又“罢刺史将军官”^[199]，于是益州刺史不再加将军称号，重新成为专理庶政的行政长官。驻守在益州的外军，由同年设置的西夷校尉府掌管。

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因毗邻梁、益二州的秦、雍二州爆发以齐万年为首的氐、羌大叛乱，于是晋廷任命栗凯为梁州刺史，加材官将军，都督诸军事。由于原屯守巴东的诸军在平吴之后已被裁撤，故梁州刺史实际上只管辖州郡兵。同时，任命赵为益州刺史，加折冲将军，亦都督诸军事。但此时的西夷校尉仍然持节统兵，自成体系，于是形成益州刺史统领州郡兵，西夷校尉都督外军的格局。赵反叛失败后，晋廷任命罗尚为平西将军，假节，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至此，益州地区的州郡兵和外军，皆由益州刺史掌管。由于平西将军、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皆开府署，置僚佐，因此当时的人称之为“三府”^[200]。

成·汉政权割据巴蜀期间，基本上按照魏晋制度，置中军、外军和州郡兵。其中的中军，由中领军掌管；外军，由中护军统领；州刺史通常授予将军、校尉称号，都督诸军事，其中大成皇帝李雄曾任命李凤为征北大将军、梁州刺史，任回为镇南大将军、南夷校尉、宁州刺史，李恭为征东大江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而汉国皇帝李寿亦曾任命任调为镇北大将军、梁州刺史、知北事、东羌校尉，李权为镇南大将军、南夷校尉、宁州刺史^[201]。(www.xing528.com)

桓温平蜀之后，东晋重新在巴蜀地区设置梁、益二州。刺史皆都督诸军事，诸郡太守亦多领郡兵。其中梁州刺史，通常是都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通常是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但是原由益州刺史兼领的西夷校尉，一般不再兼领，而是另立西夷校尉，通常兼任梓潼太守，镇守涪城。此外，行政建置上属于梁州的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在军事上却归益州刺史管辖。

刘宋时期，梁、益二州刺史仍带将军称号，都督诸军事。梁州刺史通常兼南秦州刺史，都督梁、南秦二州军事。东晋安帝义熙年间，置西戎校尉于汉中。入宋以后，多由梁州刺史兼西戎校尉。益州刺史仍然都督益、宁二州军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汉中，南秦州之南安、怀宁，凡六郡属益州”^[202]。其中巴西、梓潼二郡，原由西夷校尉兼任郡太守，因文帝将西夷校尉作为赐予北凉国主的官职，因而改由小号将军出任郡太守。萧齐制度，略同于刘宋。梁州刺史亦都督梁、南秦二州军事，领护西戎校尉。益州刺史都督益、宁二州军事，永明三年（485）以后，又领平蛮校尉。大郡太守，亦带小号将军，统领郡兵。齐高帝建元二年（480）置巴州，以三巴校尉明惠昭为刺史，亦加将军称号，都督巴州军事。萧梁时期，梁、益二州刺史皆都督诸军事，其中武陵王萧纪出任益州刺史时，则“持节，都督益、梁等十三州军事”^[203]。梁、益二州的大郡太守，亦领郡兵。至于新设诸州，多为单车刺史，不带将军称号，因而没有兵权。即使带有将军称号，按照萧梁制度，六品以下的将军担任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一般也不领兵；其杂号将军称号，类似于隋唐时期的武散官，亦无领兵之权。

西晋时期的巴蜀军队，基本上是由世兵组成。世兵是指世代为兵的兵户，亦称士家，他们的户籍称为兵籍，亦称士籍。早在蜀汉时期，世兵制就已经形成。入晋以后，原蜀汉政权的世兵依然世执兵役。晋武帝咸宁五年（279）下诏伐吴：“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204]由此可知，伐吴的军队，皆来自征发士家。当时，益州刺史王濬统领的梁、益二州伐吴诸军，共计八万，皆为巴蜀之人^[205]。若按二丁取一计算，当时梁、益二州的世兵大约有16万，而蜀汉亡国时，兵、吏共计14.2万人^[206]。由此看来，西晋时期梁、益二州的士家，基本上就是晋朝所接纳的蜀汉世袭兵。西晋惠帝时期，梁、益二州的军队在和入蜀的六郡流民作战中，伤亡惨重。随着晋朝势力被大成政权逐步赶出梁、益二州，不仅原蜀汉的士家随同民户一起逃亡，就连戍守蜀地的中州兵，也举家逃离巴蜀地区。《晋书》卷66《陶舆传》：“张奕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乱，遂留蜀。至是率三百余家欲就杜弢，为侃所获。诸将请杀其丁壮，取其妻息。舆曰：‘此本官兵，数经战阵，可赦之以为用。’侃赦之以配舆。”由于西晋末年巴蜀地区的世兵大批战死和外逃，在成·汉统治时期，巴蜀地区基本上已经没有世兵。成·汉政权的军队，主要是由六郡流民组成，诸将所统领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属于部曲武装。

东晋与南朝时期，梁、益二州皆置军府，以统其兵。由于巴蜀地区多次发生变乱，遂形成蜀人“乐祸贪乱”^[207]的看法，因而历朝都从巴蜀以外的地区调兵入蜀，作为军府的主力。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鄱阳王萧恢由荆州刺史改任益州刺史，就曾率领“军府五万人”^[208]入蜀。这些军队有时被称为“东兵”^[209]，或称“吴兵”^[210]，通常驻扎在军府所在地，由中兵参军统领，其中不少是世兵。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谯纵攻成都，“益州营户李腾开城以纳纵”^[211]。营户就是军户，亦即世兵。刘宋文帝时期发生赵广之乱后，当时的益州刺史刘道济为了守卫成都，“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212]。据《宋书》卷38《州郡志》记载，宋兴郡是免建平营而立，领496户、1943口，寄治成都；宋宁郡是免吴营侨立，领1036户、8342口，寄治成都。合计二郡人口，超过1万人，可知当时屯驻益州的世兵不在少数。此外，州刺史和郡太守以部曲自随，或募兵入蜀，也相当普遍。

除了外地调来的部队，东晋、南朝也以巴蜀之人为兵。由于成·汉亡国后，巴蜀地区基本上不存在世兵，所以通常是征发民丁为兵，有时也采用募兵的方式集兵。不过总的来看，由于朝廷和州郡官员对蜀人执不信任态度，因而以巴蜀之人为兵并不普遍，有的州刺史和郡太守，宁愿在外地募兵入蜀，也不用本地人为兵。东晋南朝，巴蜀之兵始终不是梁、益二州军队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