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瑄与寻事人导致阡能之乱，韩秀昇举兵反叛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山东爆发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反唐叛乱。乾符五年（878），王仙芝战死，黄巢率部继续作战。广明元年（880）三月，掌握中央军权的宦官田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计”^[141]，于是奏请僖宗在陈敬瑄、杨师立、牛勗和罗元杲四人中，遴选剑南三川节度使。僖宗喜好击毬，因而令四人击毬，获胜者即被任命为节度使。结果陈敬瑄拔得头筹，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杨师立被任命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牛勗则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年七月，黄巢大军在采石戍（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境）北渡长江，十一月攻占洛阳，十二月攻占潼关，兵锋直指长安。僖宗在田令孜带领的五百名神策军将士护卫下，仓皇逃出长安，昼夜奔驰，直抵兴元府。中和元年（881）正月，僖宗又逃到成都，史称“僖宗幸蜀”。

图2-11　唐僖宗像

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挟持下逃到成都，这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就是田令孜的兄长。二人表里相结，挟僖宗以自重。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诇事，谓之寻事人”^[142]。这种寻事人，实际上就是陈敬瑄派往各地的秘密警察。前蜀时期，改称寻事团，亦称中团，有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儿童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143]。陈敬瑄的寻事人，也是通过控制由三教九流人物组成的走狗，刺探公私动静。由于陈敬瑄广置寻事人以监视县镇，致使人人自危，常怀恐惧之心，最终导致阡能之乱。

阡能是邛州安仁县的土豪，出自当地少数民族，为邛州首望，本为邛州牙将，因公事违期，害怕受到杖罚，遂亡命为盗。统领寻事人的捕盗使杨迁，诱骗他自首，阡能也打算投案自首，希望获得宽大处理。正在此时，资州（治今四川省资中）发生谢弘让事件，致使事态发生逆转。陈敬瑄派往县镇的寻事人，大多向当地官员索取贿赂，以饱私囊，其中有二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省资阳），既不索要财物，也不接受镇将谢弘让的邀请，这种反常的廉洁举动，使得谢弘让大为恐慌，自疑有罪，连夜逃至群盗之中。“明旦，二人去，弘让实无罪也。捕盗使杨迁诱使弘让出首而执之以送使，云讨击擒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西城二七日，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备极惨酷，见者冤之。”^[144]阡能得知此事，大骂杨迁，发愤为盗，一场大规模的公开叛乱就这样爆发了。

阡能于僖宗中和二年（882）三月起事。驱掠良民参与叛乱，“不从者举家杀之”^[145]。仅一个月时间，众至万人。于是立部伍，署职级，以安仁县失意进士张荣为孔目官，推为谋主，横行于邛、雅（治今四川省雅安）二州之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派牙将杨行迁等人前去讨伐，结果屡战屡败。六月，阡能大败唐军于乾溪（在今四川省崇州市境）。杨行迁等人担心因讨伐无功而获罪，于是乱抓村民作为俘虏送到成都，“日数十百人。敬瑄不问，悉斩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观者或问之，皆曰：‘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系虏以来，竟不知何罪。’”^[146]这种滥杀无辜的暴行，造成普遍的恐惧和仇恨，从而使得叛乱迅速扩大。七月，韩求反于蜀州（治今四川省崇州），率众数千人响应阡能。接着，涪州刺史韩秀昇也举兵反叛。在这种情况下，陈敬瑄把正在长安附近与占领长安的黄巢军队作战的高仁厚调回来，任命他为都招讨指挥使，督兵讨伐巴蜀各地的叛乱。高仁厚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已经进入蜀州的阡能军队。(www.xing528.com)

中和二年（882）十一月四日，高仁厚在出发征讨阡能的前夕，下令释放军中抓获的一名阡能派来的间谍，并告诉他：“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147]十一月五日，高仁厚引兵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迎。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劳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饱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堑栅，才留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招诸寨兵，相继皆集。阡能闻仁厚将至，遣罗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诇知，引兵围之，下令勿杀，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投兵请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余众争出降。罗浑擎狼狈逾寨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与语。’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帜，所降凡四千人”^[148]。十一月六日，高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途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忧疑，藉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系之，每五十人为队，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行将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余人皆降”^[149]。十一月七日，高仁厚烧毁句胡僧设在穿口（在今四川省新津县境）的十一寨，继续前进，“使降者执旗先驱，一如双流。至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其众钩出之，已死，斩首以献”^[150]。十一月八日，高仁厚把双流、穿口投降的人全部遣散回家，“使新津降者执旗先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其众皆降”。十一月九日，罗夫子逃到阡能寨，二人商议，打算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罗夫子走马巡寨，欲出兵，众皆不应。仁厚连夜引兵逼之”^[151]。十一月十日清晨，阡能所立诸寨得知高仁厚已经率兵逼近，于是“呼噪争出，执阡能。阡能窘急赴井，为众所擒，不死。又执罗夫子，罗夫子自刭，众挈罗夫子首，缚阡能，驱之前迎官军。见仁厚，拥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负冤日久，无所控诉。自谍者还，百姓引领，度顷刻如期年。今遇尚书，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复生矣。’欢呼不可止”^[152]。阡能等人设在其他地方的寨所，亦相继投降。

高仁厚采取胁从不问的态度，只用6天时间，未打一仗，阡能的2万大军就几乎全部投降，韩求、罗夫子相继自杀，罗浑擎、句胡僧、阡能则被部下活捉。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参与阡能之乱的人，绝大多数是受到阡能等极少数人的胁迫，不得已而参加叛乱。高仁厚正是看到这一点，“知蜀民之心非乐于从乱，而胁于五贼之威，因其心而诱之，故胁从者皆望风降服，师不留行而五贼平矣”^[153]。

阡能之乱的直接导因是由于陈敬瑄以寻事人监视县镇所致，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巴蜀土豪与唐王朝之间的矛盾。在安史之乱期间急剧膨胀起来的巴蜀地方势力，自宪宗平定刘辟之乱以后，再次受到唐廷的排斥。从宪宗元和四年（809）到僖宗乾符元年（874）的65年之间，没有一位巴蜀人士出任剑南三川节度使。同时，随着官僚政治体制的重建，“回避”制度再次施行，巴蜀地区的州刺史和县令，也很少任用巴蜀人士。由此使得巴蜀人士重新被排斥在官僚政治体制之外。但是自文宗以后，由于南诏多次入侵巴蜀地区，急需增强巴蜀的军事力量，而唐廷又不愿蜀军坐大，因此大力发展民兵，利用土豪势力，抵御南诏入侵，这就使得土豪武装逐渐成为巴蜀地区的一支强大军事力量。掌握民兵的土豪大多被授予牙将、镇将等头衔，但是这些军职均为“虚职名，亦无廪给”，实际上是一种“有职无官”^[154]的职役。故阡能为邛州牙官，而高仁厚却说他是“役夫”^[155]。僖宗即位之后，内外交困，天下骚然。巴蜀各地的土豪纷纷拥兵自保，割据地方，“足食足兵，以杀去杀”^[156]。但是在名义上，他们仍然接受唐廷所授予的军职。例如泸州马骁镇的土豪赵师儒，就是因“巴蜀离乱”，纠集乡兵数千人，“凭高立寨，刑讼生杀，得以自专，本道署以军职”^[157]。阡能、谢弘让之流的牙官、镇将，实际上和赵师儒一样，都是被节度使署以军职的土豪。陈敬瑄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后，面对“巴蜀多故，土豪崛起”^[158]的局面，继续实施唐宪宗以来压制巴蜀地方势力的做法，僵硬地采取高压政策，以寻事人监视县镇土豪，并用酷刑处死谢弘让这样并无过错之人，企图杀一儆百，震慑巴蜀各地的土豪，结果适得其反，终于激起阡能的反叛。可以认为，阡能之乱，实质上是巴蜀土豪反抗唐廷的一次叛乱。

阡能之乱发生在邛州，亦非偶然。自南北朝以来，邛州地区一直是多民族杂居之地，豪族势力强大。刘宋、萧齐和萧梁前期，“不置郡县，唯豪家能服僚者名为保主，总属益州”^[159]。梁武帝时期，出任益州刺史的武陵王萧纪始置邛州。隋炀帝废其州。唐高祖武德元年复置邛州，但是遭到豪家的反对，他们煽动僚人，不断发动叛乱。唐廷在以武力镇压该地区僚人反叛的同时，也对这里强大的豪族势力作了一些让步，在邛州设置镇防团结兵，由当地夷、汉豪族统领，纳入州兵系统。安史之乱期间，邛州兵就曾参与反对唐廷的叛乱。肃宗宝应元年（762）的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之乱，其主力就是由李忠厚率领的邛南之兵。代宗永泰元年（765），又有邛州牙将柏茂琳，伙同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巙，起兵攻打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柏茂琳最后还被任命为邛州刺史。文宗以后，由于邛州正当南诏入侵成都的要冲，历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大多注意加强邛州的防御，广置民兵，从而使当地的土豪势力左右着邛州的局势。因此，当陈敬瑄打击地方豪族势力时，反叛就首先在这里爆发。作为邛州首望的阡能，显然就是当地土豪的头面人物，所以他的反叛得到各镇寨土豪的响应和支持。高仁厚在平定阡能之乱的过程中，不仅对参加叛乱的普通民众采取招抚政策，同时对土豪也广为招抚，“每下县镇，辄补镇遏使，使安集户口”^[160]。从《韦君靖碑》可以得知，担任镇遏使的人基本上就是当地的土豪。同时，在阡能之乱被平定之后，为了进一步消除邛州土豪的疑虑，“陈敬瑄榜邛州，凡阡能等亲党皆不问。未几，邛州刺史申捕获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系狱，请准法。敬瑄以问孔目官唐溪，对曰：‘公已有榜，令无问，而刺史复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杀之，岂惟使明公失大信，窃恐阡能之党纷纷复起矣！’敬瑄从之，遣押牙牛晕往，集众于州门，破械而释之，因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买之，不与，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将按其罪，刺史以忧死”^[161]。因此，阡能之乱虽然被平定下去，但是巴蜀地区的土豪势力并没有因此遭到打击。相反，通过招抚并大量任命镇将、镇遏使，使得土豪武装完全合法化，这对唐末巴蜀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参与阡能反叛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因此阡能之乱属于农民起义。参与阡能之乱的基本群众，固然如高仁厚所说，“其众皆耕民耳”^[162]，然而这些农民却是在阡能的胁迫下参与叛乱，“不从者举家杀之”^[163]。阡能派去刺探军情的间谍，亦自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曰：‘汝诇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高）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阡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使人书汝背为‘归顺’字，遣汝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一口传百，百传千，川腾海沸，不可遏也。比尚书之至，百姓必尽奔赴如婴儿之见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164]其后，高仁厚征讨阡能的经过，完全证实了这名间谍所预言的“百姓必尽奔赴如婴儿之见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由此可以看出，参与阡能反叛的大多数农民，并不是自愿参与反对唐廷的叛乱，而是在地方豪强的裹胁下，被迫为了地方豪强的利益而反对唐朝政府。把这种叛乱视为“农民起义”，歪曲了唐朝末年巴蜀土豪反对唐王朝的性质。

高仁厚在平定阡能之乱以后，出任眉州防御使。与此同时，涪州刺史韩秀昇的叛乱却在不断扩大。韩秀昇本为“贼帅”^[165]，在担任涪州刺史后，因陈敬瑄采取遏制地方势力的政策，颇不自安，于是利用阡能之乱的机会，起兵反叛。韩秀昇在中和二年（882）发动叛乱后，得到活动于长江三峡一带的贼帅屈从行的响应。二人联兵攻占黔州（治今重庆市彭水），“劫害黔府，俘掠帅臣，占据涪陵，扼截江路，遽怀僭妄，求作察廉”^[166]。由于“求作察廉”的要求遭到拒绝，韩秀昇随即又溯长江而上，进攻渝州（治今重庆），结果被当地土豪韦君靖率领的“义军”^[167]击败，只好退回涪州（治今重庆市涪陵）。中和三年（883）二月，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率兵讨伐韩秀昇，战败，退保忠州（治今重庆市忠县）。于是陈敬瑄任命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率兵3000，前去讨伐韩秀昇。三月，“庄梦蝶与韩秀昇、屈行从战，又败。其败兵纷纷还走，所在慰谕，不可遏。遇（高）仁厚于路，叱之。即止。仁厚斩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娖部伍。乃召耆老，询以山川蹊径及贼寨所据，喜曰：‘贼精兵尽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资粮皆在寨中，此所谓重战轻防，其败必矣！’乃扬兵江上，为欲涉之状。贼昼夜御备，遣兵挑战。仁厚不与交兵，潜发勇士千人，执兵负藁，夜，由间道攻其寨，且焚之。贼望见，分兵往救之，不及，资粮荡尽，众心已摇。仁厚复募善游者凿其舟，相继皆沉，贼往来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击，且招之，贼众皆降。秀昇、行从见众溃，挥剑乱砍，欲止之，众愈怒，共执二人诣仁厚，仁厚诘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168]。四月，韩秀昇被押解到成都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