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跋扈导致叛乱，玄宗逃亡成都18个月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在安禄山死后，其部将史思明继续领导叛军与唐廷为敌，因而通常把这场叛乱称之为“安史之乱”。延续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没有直接波及巴蜀地区，但是在其影响下，巴蜀地区不断发生各种变乱，而吐蕃和南诏也利用唐朝发生内乱的机会，多次对唐朝控制的剑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唐王朝只得依靠军事力量维持对巴蜀地区的控制。然而这种做法却导致藩镇的跋扈，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叛乱事件。巴蜀政局，由唐代前期的相对安定，逐渐变得动荡不安。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杨国忠因为兼领剑南节度使的职务，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59]。剑南节度留后崔圆，得知杨国忠有行幸之计以后，“乃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60]，以备朝廷应急时使用。天宝十五年（756）六月九日，唐朝大将哥舒翰兵败潼关（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境），安禄山的军队直逼长安。十日，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为玄宗所接受。十二日凌晨，玄宗仓皇逃出长安。十三日，行至马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境），从驾军士哗变，杀死杨国忠，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也被缢杀。太子李亨乘乱与玄宗分道扬镳，逃到灵武（在今宁夏灵武县境），自立为帝，是为唐肃宗，奉玄宗为太上皇。玄宗则经陈仓（今陕西省宝鸡），过散关，取道斜谷路入蜀，七月抵达成都，史称“玄宗幸蜀”。随同玄宗到达成都的扈从官吏军士，共计1300人，另有宫女24人。

图2-6　唐人李昭道绘《明皇幸蜀图》

肃宗至德二年（757），郭子仪率领唐军收复长安，玄宗随即离开成都，同年十二月回到京师。玄宗逃亡到成都以躲避安史之乱，共计18个月。

玄宗天宝年间，数次从剑南道抽调军队前去征讨南诏政权，结果屡遭挫败，伤亡惨重，蜀军早就心怀不满。玄宗逃到成都之后，“中官及禁军人相继到蜀，多所侵暴，号为难理”^[61]，于是部分蜀军相继发动兵变。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将军席元庆、临邛太守柳奕讨诛之”^[62]。同年七月，驻扎在成都的蜀兵，在郭千仞等人的率领下，再次发动兵变。玄宗登玄英楼招谕，不从。于是六军兵马使陈玄礼、剑南节度使李峘，率兵进讨。和政公主的丈夫柳潭，亦“率折冲张义童等殊死斗，主彀弓授潭，潭手斩贼五十级，平之”^[63]。这两次兵变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分别掌管剑南东、西两川军队的兵马使却先后发动更大规模的叛乱。

图2-7　唐肃宗像

肃宗上元二年（761）四月，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起兵反叛。段子璋素以骁勇著称，因扈从玄宗入蜀有功，被授予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的职务。但是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奂却奏请以他人担任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这就使得段子璋大为愤恨，于是举兵攻击李奂，“道过遂州，刺史虢王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子璋杀之。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陷剑州”^[64]。同年五月，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光远率部攻克绵州（治今四川省绵阳），擒斩段子璋。在平定段子璋的叛乱中，剑南西川牙将花惊定纵容将士，大肆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65]。由于西川军队滥杀无辜，肃宗以崔光远不能戢军，遣监军按其罪。十月，崔光远恚恨而死，唐廷随即任命兵部侍郎严武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严武是中书侍郎严挺之的儿子，出身名门，颇自矜大，禀性严酷，为人骄暴，蜀中诸将不欲受其节制。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去世，长子李豫继位，是为唐代宗。七月，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发动叛乱，派兵扼守剑阁，阻止严武入蜀。彭州刺史高适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使得参加叛乱的李忠厚重新归顺唐廷。八月二十三日，李忠厚率领邛南之兵攻杀徐知道，从而结束了这场叛乱。为了安抚蜀中诸将，代宗改任高适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高适是文人，“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气节。逢时多乱，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66]。面对吐蕃、南诏的大规模进攻，志大才疏的高适只能侈谈“宣扬皇化，镇抚蕃蛮”^[67]。因此，当吐蕃攻陷陇右，进逼长安的时候，代宗命他出兵进攻吐蕃南境以牵制之，结果师出无功。代宗广德元年（763）十二月，吐蕃攻占松、维（治今四川省理县境）、保（治今四川省理县境）三州，高适又不能救，终于被免去剑南西川节度使职务，并被调离巴蜀地区。同年，史朝义为部将李怀仙所杀，安史之乱被平定。然而安史之乱的平定，并没有使巴蜀地区的动乱停息下来。

高适丢失松、维、保等州所在的西山地区后，吐蕃对成都构成了直接威胁。为了抵御吐蕃入侵，代宗广德二年（764），合剑南东、西两川为一道，以严武为剑南节度使。严武入蜀之后，立即率兵反击，大破吐蕃于西山，攻拔当狗、盐川二城，遏制了吐蕃在西山地区的攻势。然而严武极为骄横跋扈，“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此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68]。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暴卒于成都。诸将在向朝廷推举新任节度使的人选上，发生严重分歧。都知兵马使郭英干提议以自己的哥哥郭英乂为节度使，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却与军众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朝廷不欲蜀中诸将坐大，决定以郭英乂为剑南节度使。

郭英乂是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之子，自幼习知武艺。肃宗时期，以将门之子被重用，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封定襄王。朝廷派他镇守剑南，目的是控制巴蜀军队。但是郭英乂本为一介武夫，并无将帅之才，只因时事多故，遂至高位。入蜀之后，“肆行不轨，无所忌惮。玄宗幸蜀时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后视事。英乂以观地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以军政苛刻，无敢发言。又颇恣狂荡，聚女子骑驴击毬，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之”^[69]。同时，郭英乂还因崔旰曾与军众推举王崇俊为节度使，心怀不满，蓄意报复。抵达成都仅数日，就诬杀王崇俊。当时崔旰正在西山地区，郭英乂要他返回成都。崔旰见王崇俊被杀，大为惊恐，借口防备吐蕃，拒不回成都。于是郭英乂绝其馈饷以困之，随即借口讨伐吐蕃，亲率大军，进攻崔旰，结果大败而归。永泰元年（765）十月，崔旰自西山率领麾下5000余人偷袭成都，郭英乂出军拒战，其众皆叛，反攻英乂。郭英乂战败，逃奔简州（治今四川省简阳），普州刺史韩澄斩郭英乂，将其首级送交崔旰，并杀其妻子。郭英乂死后，山南西道观察使张献诚、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巙，分别起兵讨伐崔旰，剑南大乱。

代宗大历元年（766）正月，唐廷任命宰相杜鸿渐为剑南三川副元帅，兼剑南西川节度使，入蜀平定崔旰之乱。杜鸿渐由长安行至骆谷（在今陕西省周至县境）时，谋士向他献策说：“相公驻车阆州，遥制剑南，数移牒述英乂过失，言旰有方略。旰腹心摄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令旰及将校不疑怨。然后与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及诸贼帅合议，数出兵攻旰。既数道连兵，未经一年，兵势减耗，旰穷，必束身归朝，此上策也。”^[70]然而杜鸿渐既无远图，又不谙军戎，故犹豫不决。崔旰则利用这个机会，大败张献诚于梓州（治今四川省三台），然后卑辞重贿，迎杜鸿渐至成都。杜鸿渐贪其利，遂入成都，不仅不追究崔旰反叛之罪，反而表奏朝廷，请求任命崔旰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西戎寇边，关中多事，鸿渐孤军陷险，兵威不振。”^[71]在这种情况下，代宗不得已，只好任命崔旰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并赐名崔宁。同时，任命讨伐崔宁的邛州牙将柏茂琳为邛州刺史，泸州牙将杨子琳为泸州刺史，剑州牙将李昌巙为剑州刺史，令其各自罢兵，从而结束对崔宁的征讨。

大历二年（767）初，代宗召杜鸿渐还京，以崔宁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四月，杜鸿渐带领崔宁入朝，以崔宁的弟弟崔宽为剑南西川节度留后，镇守成都。五月，泸州刺史杨子琳利用崔宁入朝的机会，率精骑数千，袭取成都，崔宽屡战不胜。七月，崔宁之妾任氏，出家财十万，招募勇士攻城，杨子琳弃城而逃。指挥收复成都的任氏就是著名的浣花夫人。

据宋人吴中复《冀国夫人任氏祠碑记》说，任氏出生于成都浣花溪畔，长大之后信奉佛教，“会崔宁节度西川，微服行民间，见女心悦之，赠其家纳为妾。宁妻死，遂为继室。累封至冀国”。前蜀王建封任氏为佑圣夫人，并“于浣花龙兴寺修（佑）圣夫人堂”^[72]。入宋以后，又在草堂寺中立“冀国夫人祠”。明末毁于兵燹，清光绪十二年（1886）重建，有《重建唐冀国夫人任氏祠碑记》。“文革”期间，该祠被拆毁，今重建，称“浣花祠”。

图2-8　今浣花祠

杨子琳本为泸南贼帅，受唐廷招安，担任泸州牙将，因参加讨伐崔旰，升任泸州刺史。奔袭成都失败后，杨子琳逃回泸州。由于担心崔旰进讨，遂招集亡命之徒数千人，“沿江东下，声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黄草峡，子琳悉擒之，击守仙于忠州，守仙仅以身免。子琳遂杀夔州别驾张忠，据其城。荆州节度使卫伯玉欲结以为援，以夔州许之，为之请于朝。阳曲人刘昌裔说子琳遣使诣阙请罪，子琳从之”^[73]。唐廷随即赦免杨子琳所犯罪行，并任命他为峡州团练使。(www.xing528.com)

因攻杀郭英乂而夺得剑南西川节度使职务的崔宁，卫州人，本名旰，“宁”是后来代宗赐予的名字，为儒家子，喜纵横之术。曾任徐州符离县令，在任职届满后，由于一直没有新的职任，遂客游剑南，“从军为步卒，事鲜于仲通。又随李宓讨云南，宓战败，旰归成都。行军司马崔论见旰，悦其状貌，又以其宗姓厚遇之，荐为衙将”。当严武在宝应元年（762）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崔旰始受重用。“宝应初，蜀中乱，山贼拥绝县道，代宗忧之。严武荐旰为利州刺史，既至，山贼遁散，由是知名。严武为剑南节度，赴镇过利州，心欲辟旰为部将，以利非部属，旰难离去，俾旰筹之。旰曰：‘节度使张献诚见忌，且又好利，诚能重赂之，旰可以从大夫矣。’武至剑南，遗献诚奇锦珍贝，价兼百金，献诚大悦。武乃遗献诚书求旰，献诚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剑南，武奏为汉州刺史。久之，吐蕃与诸杂羌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始次贼城，周围皆石砾，攻具无所设。唯东南隅环丈之地，壤土可穴，谍知之以告。旰昼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番众相与曰：‘崔旰，神兵也。’将更前进，以粮尽还师。武大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74]崔宁以一介文士，放弃文职仕途，投笔从戎，从普通士兵做起，通过自己的才干，逐步升至西山都知兵马使，并最终夺得剑南西川节度使职务。这样的经历，在唐代剑南三川节度使中，仅此一人。崔宁在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之后，一方面厚敛财货，交通权贵，依附权相元载，以固其位；另一方面又重用诸将，托为腹心，以安反侧。故朝廷对他叛乱夺位之事，虽然始终耿耿于怀，而他却能镇守蜀中10余年，“地险兵强，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所淫污，朝廷患之而不能诘”^[75]。相反，为了笼络崔宁，使其不至于反叛，唐廷还不断地给他加官晋爵，累加至尚书左仆射。

图2-9　唐德宗像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九月，崔宁入朝，随即与德宗新任命的宰相杨炎产生矛盾。十月，南诏与吐蕃合兵20万，大举入侵剑南地区，“连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属宁在朝，军中无帅，德宗促宁还镇。炎惧宁怨己，入蜀难制，谓德宗曰：‘蜀川天下奥壤，自宁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宁来朝，尚有全师守蜀，货利之厚，适中奉给，贡赋所入，与无地同。始宁与诸将等夷，独因叛乱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虽归之，必无功，是徒遣也；若有功，义不可夺。则西川之奥，败固失之，胜亦非国家所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从？’炎曰：‘请无归宁。今朱泚所部范阳劲兵，戍在近甸，促令与禁兵杂往，举无不捷。因是役得置亲兵内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换授他帅，以收其权，得千里肥饶之地，是因小祸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宁不行”^[76]。同时，德宗按照杨炎的谋划，发禁兵4000、范阳兵5000，驰援剑南三川，大破南诏、吐蕃联军。

崔宁被羁留在京师之后，德宗任命张延赏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是中书令张嘉贞之子，出自范阳大姓，历任中外要职。德宗任命他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目的是扭转军人专权的局面。张延赏入蜀后，由于剑南西川“自天宝末杨国忠用事南蛮，三蜀疲惫，属车驾迁幸。其后，郭英乂淫崔宁之室，遂纵崔宁、杨（子）琳交乱。及崔宁得志，复极奢靡，故蜀土残弊，荡然无制度”^[77]。面对这样的局面，张延赏薄赋约事，动遵法度，颇多厘革。然而他的这些做法却引起蜀中诸将的不满。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变，乱兵占据长安，拥立朱泚为皇帝，围德宗于奉天城（在今陕西省乾县）。在这种形势下，剑南西川军队又发动叛乱，企图驱逐张延赏。同年十一月，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率部袭取成都，张延赏弃城逃到汉州（治今四川省广汉）。张朏占领成都后，自以为大功告成，置酒酣歌，无所防备。张延赏乘机派鹿头关戍将叱干遂奔袭成都，斩杀张朏及其同党，这才使叛乱未能进一步扩大。德宗兴元元年（784）三月，由于前往奉天救驾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与朱泚暗中勾结，密谋叛乱，德宗在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派遣的军队护送下，由奉天经傥骆路南下，逃到汉中避难。“山南地薄民贫，自安史以来，盗贼攻剽，户口减耗太半，虽节制十五州，租赋不及中原数县。及大驾驻跸，粮用颇窘。上欲西幸成都，严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以为声援。若幸西川，则晟未有收复之期也。’众议未决，会李晟表至，言：‘陛下驻跸汉中，所以系亿兆之心，成灭贼之势。若规小舍大，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也！’上乃止。严震百方以聚财赋，民不至困穷而供亿无乏。”^[78]同时，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也“贡奉供亿，颇竭忠力焉。驾在梁州，倚剑南蜀川为根本”^[79]。同年五月，李晟率兵收复长安，七月，德宗返回京师，从而结束了在汉中的流亡生活。

德宗贞元元年（785），张延赏升任宰相，由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字城武，京兆人。朱泚之乱，不受伪命，又诛杀朱泚旧将，因功迁大将军。韦皋在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21年中，南结南诏，西破吐蕃（详见第五章第四节），功绩卓著，时人比之为诸葛亮再生。然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韦皋亦在蜀中大肆进行搜刮，“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80]。同时，又厚待将士，“军士将吏婚嫁，则以熟彩衣给其夫，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来者将迎之。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浸盛，而黎氓重困”^[81]。韦皋的赫赫武功，是以“蜀土虚竭”^[82]为代价的。不仅如此，韦皋还以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而著称，“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吏，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83]。韦皋不仅将剑南西川经营成独立王国，同时还觊觎剑南东川和山南西道两个节度使职务。永贞元年（805）正月，德宗去世，长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由于顺宗疾病缠身，不能临朝听政，于是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前往京师，游说执掌朝政的王叔文，要求朝廷任命韦皋为剑南三川节度使，但是遭到王叔文的拒绝。八月，顺宗因病不能视事，传位于太子李纯，是为唐宪宗。同月，韦皋在成都暴卒。韦皋死后，刘辟步其后尘，企图兼有剑南三川，结果导致唐廷以武力打破韦皋苦心经营21年的独立王国。

刘辟，字太初。德宗贞元年间，进士擢第，韦皋辟为从事，累迁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贞元年（805）八月，韦皋去世，刘辟自立为剑南西川节度留后，并率领成都将校上表朝廷，请求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朝廷不许，除给事中，便令赴阙。辟不奉诏。时宪宗初即位，以无事息人为务，遂授辟检校工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辟益凶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统三川。与同幕卢文若相善，欲以文若为东川节度使，遂举兵围梓州。”^[84]在这种情况下，宪宗决定以武力解决刘辟。于是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率兵进讨。宪宗元和元年（806）正月，刘辟攻占梓州，活捉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二月，严砺攻拔剑州（治今四川省剑阁），斩刘辟任命的刺史文德昭，沿驿道南下，直指绵州。高崇文则由汉中至阆州（治今四川省阆中），进而攻击梓州。三月，高崇文收复梓州。刘辟闻之大惧，立即把俘获的前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交给高崇文，以求自雪。高崇文以李康败军失守，斩之，同时拒绝刘辟的请求，继续向西进攻，占领玄武县（治今四川省中江），兵锋直指汉州鹿头山（在今四川省德阳市境）。鹿头山在成都以北一百五十里，扼东、西两川之要，刘辟筑城防守，旁连八屯。高崇文率部力战，八战皆捷，守军开始动摇。接着，河东大将阿跌光颜又率兵深入，断敌粮道，守军大骇，相继投降，“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德阳等县城皆镇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师无留行。辟大惧，以亲兵及逆党卢文若赍重宝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赂，且将启之。崇文遣高霞寓、郦定进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辟自投岷江，擒于涌湍之中。西蜀平。乃槛辟送京师伏法。文若赴水死”^[85]。刘辟之乱平定后，宪宗任命高崇文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自安史之乱爆发到唐宪宗平定刘辟之乱，不仅剑南西川基本上是处于军人控制之下，山南西道和剑南东川，大体上也是由将帅出任节度使。山南西道在肃宗时期，始置防御守捉使。代宗广德二年（764），以张献诚为山南西道观察使。张献诚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之子，出身将门，曾经参与安史之乱，代宗宝应元年（762）降唐，代宗宠赐甚厚，遂出镇梁州，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颇有心计，自知为安史降将，遂广结主恩，以固其位。“永泰二年正月，献名马二、丝绢杂货共十万匹。是月，兼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使，封邓国公。”^[86]张献诚在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后，率兵进讨杀死剑南西川节度使郭英乂的崔旰，结果大败而归。代宗大历三年（768）四月，张献诚因病辞职，举荐其堂弟张献恭替代自己出任节度使。诏许之。张献恭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10年，无所建树，唯贪财好利，广置亲党。代宗时期，山南西道实际上是被张氏家族控制。大历十四年（779），贾耽取代张献恭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但是时间不长，德宗建中三年（782），贾耽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由兴凤团练使严震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在任将近18年，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卒。临死之际，以其从祖弟严砺“权留府事，兼遗表荐砺才堪委任”^[87]，于是德宗任命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在任7年，宪宗元和元年（806）以平定刘辟有功，被任命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德宗时期，山南西道基本上是处于严氏家族的统治之下。

剑南东川始置于肃宗时期，以后又并入剑南西川。代宗大历元年（766）再次设置剑南东川，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领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诚被崔旰打败后，朝廷任命原崔旰的上级、前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杜济为剑南东川节度使，以此牵制崔旰。大历三年（768），又以邛州刺史、邛南招讨都团练使鲜于叔明为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在任将近20年，德宗贞元二年（786）调任太子太傅，以剑南东川兵马使王叔邕为剑南东川节度使。贞元十八年（802），又以剑南东川行军司马李康替代王叔邕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由此可以看出，剑南东川皆由军将出任节度使。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唐朝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通常以安史之乱为界线，将唐朝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场大叛乱所引起的一个主要变化就是中央政府的力量被严重削弱，而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崛起的节度使，则拥有远比中央政府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节度使控制下的地方政府，通常称之为“藩镇”，已经不像唐代前期的地方政府那样唯朝廷之命是从，相反，大多数的藩镇都是自行其是，并要求朝廷给予更多的自治权。而在安史之乱中挣扎生存下来的唐廷，已经无力重新恢复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只得将大部分原来由中央政府掌控的权力下放给藩镇，以求保持国家的统一，由此使得唐代前期建立在高度集权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名存实亡，而适应新的分权体制的政治结构则逐步形成。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巴蜀地区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军人控制了巴蜀地区的军政大权，这与唐代前期主要以文臣出任巴蜀地区军政长官截然不同；二是唐代前期备受压抑的巴蜀豪族，在政治上崛起，并开始左右巴蜀地区的政局，这也是唐代前期不曾有过的现象。

巴蜀地区设立节度使，始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当时只设有一个剑南节度使。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先后在巴蜀地区设置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山南西道三个节度使。唐代制度，节度使的职责是“掌总军旅，颛诛杀”^[88]，因此剑南三川节度使，皆掌管本道的军队。其中：管辖范围以今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驻扎在成都的天威军，驻扎在西山地区防御吐蕃的天宝、平戎二军，驻扎在邛崃防备南诏入侵的镇南军，实力最为强大；控制今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地区的剑南东川节度使，主力部队是驻扎在遂州（治今四川省遂宁）的静戎军，实力远不如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范围以今汉中盆地为中心的山南西道节度使，主要军队是兴州（治今陕西省略阳）、凤州（治今陕西省凤县境）的团练，在巴蜀地区的三个节度使中，实力最弱。剑南三川节度使统领的军队，无论是正规军或者是团练，基本上都是由本地人组成，因此，军队与地方利益，关系密切。当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发生矛盾时，军队往往率先代表地方利益反对中央，这在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剑南西川，表现尤为明显。当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而逃到成都时，驻扎在成都的团结营士兵之所以发动兵变，就是因为玄宗天宝年间屡次征讨南诏失败，“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89]；代宗时期，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则是利用蜀人怨恨节度使郭英乂骄奢淫逸，不问民间疾苦，“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千余众袭成都”^[90]，打败郭英乂，并夺得节度使职务。同时，剑南三川节度使掌管的军队，特别是剑南东、西两川的各个正规军，主要是由终身为兵的军士组成，“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91]，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而节度使则通过给予他们丰厚的物质待遇，并纵容他们的违法行为，以获得这个利益集团的支持。肃宗时期，剑南西川的军队在平定剑南东川兵马使段子璋叛乱的过程中，大肆抢劫剑南东川的城镇，而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却不予制止，其原因就在于此。由于节度使管辖的军队已经成为拥有一定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他们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做法。肃宗时期，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派兵扼守剑阁，阻止朝廷新任命的节度使严武入蜀；德宗时期，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率部袭取成都，驱逐节度使张延赏，都是拥有既得利益的军人集团为阻止改变现状的具体表现。至于剑南东川和山南西道的军队，在肃宗、代宗、德宗三朝时期，除了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的叛乱之外，基本上没有发生严重的军队叛乱事件，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两个藩镇的军事实力较弱，更为重要的是长期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严震、严砺兄弟，以及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将近20年的鲜于叔明，皆为巴蜀地区的土著豪族（详下），他们均能较好地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例如在德宗因躲避朱泚、李怀光的叛乱而逃到汉中时，因山南西道地薄民贫，粮食供应困难，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严震，“设法劝课，鸠聚财赋，以给行在，民不至繁，供亿无阙”^[92]。而鲜于叔明在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期间，“时东川兵荒之后，凋残颇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抚甿庶，夷落获安”^[93]。他们的这些做法，与外来节度使大多贪婪凶残形成鲜明对比，因而更容易获得本地民众的支持，政局也就相对地更加稳定。

在唐代前期，巴蜀地区的州、县政府是独立于剑南节度使管辖范围之外的行政机构，其主要官员由中央的吏部任命。而拥有兵权的剑南节度使，主要职责是保卫边疆，控制占有今云南地区的南诏政权，并与吐蕃王朝争夺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地方行政机构与军事机构，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地行使职权。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由剑南节度使兼任本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94]，从而使剑南节度使拥有行政监察的权力。然而这个时期的剑南节度使，只是监督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责，并不能直接干预州、县的行政事务，更无权任命州、县行政长官。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于乾元元年（758）停采访使，改置观察使。而观察使则是具有行政、监察双重权力的使职（见第三章第一节），由此使得节度使不仅能够直接插手州、县的行政事务，而且还可以自行任命地方行政长官。例如剑南节度使严武，就曾先后任命严震担任合州刺史，任命崔旰为汉州刺史。而崔旰在打败剑南西川节度使郭英乂后，更是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摄诸州刺史”^[95]。其后，相继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和刘辟，也都是自行任命州刺史。而先后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严震、严砺兄弟，以及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则是大量安排自己的亲属担任州、县长官。虽然剑南三川的节度使通过兼任观察使，获得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是唐廷并没有明确界定节度使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规定州、县是附属于藩镇，因此，剑南三川节度使任命的州、县长官，通常还要得到朝廷的确认，而唐廷也一直在自行任命州、县长官，以此与节度使争夺对巴蜀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只是节度使位高权重，即使是朝廷任命的州、县行政长官，也因位卑权轻，几乎不可能与节度使相抗衡。因而朝廷在名义上继续拥有唐代前期所确定的地方行政官员任免权，并没有改变剑南三川节度使控制巴蜀地方行政机构的现状。

面对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而掌握着巴蜀地区军政实权的剑南三川节度使，唐肃宗和唐代宗，基本上是采取姑息迁就的政策，只要节度使表示效忠于朝廷，就不过多地干预其内部事务。因此严武、郭英乂、张献诚等节度使可以肆意妄为，甚至滥杀朝廷命官以泄私愤。而当崔旰杀死朝廷任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郭英乂之后，表示要继续效忠于朝廷，唐廷也就放弃对他的讨伐，转而接受其篡夺权位的既成事实。唐德宗继位后，企图扭转藩镇跋扈的局面，结果造成藩镇的大叛乱，德宗被迫流亡到汉中，并下诏罪己，最终与藩镇妥协，继续采取姑息政策。“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贿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96]在巴蜀地区，这种姑息政策就具体表现在对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的任命上。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去世，临死之际，向朝廷推荐其从祖弟严砺继任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朝廷满足了严震的要求，破格提拔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诏下，谏官御史以为除拜不当。是日，谏议、给事、补阙、拾遗并归门下省共议：砺资历甚浅，人望素轻，遽领节旄，恐非允当。既兼杂话，发论喧然。”^[97]然而朝廷以无事息人为要务，拒绝撤销对严砺的任命，并将谏议大夫苗拯贬为万州刺史，拾遗李繁则被贬为播州参军。德宗对藩镇的姑息迁就，使得剑南三川成为高度自治的地区，其中韦皋控制下的剑南西川，尤为明显。

概而言之，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吐蕃、南诏对剑南三川的攻击，使得巴蜀地区在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始终处于战时状态，唐王朝基本上是依靠军队来控制巴蜀地区，由此使得巴蜀军队成为拥有一定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有效控制巴蜀军队，唐廷又主要任命武将担任剑南三川节度使，并赋予他们行政职权，从而形成以节度使为头面人物的藩镇。同时，肃宗、代宗、德宗对节度使的姑息政策，更使得巴蜀地区的藩镇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安史之乱不仅使得剑南三川成为自治的藩镇，同时也使得以豪族为代表的巴蜀地方势力，迅速崛起。唐代前期，巴蜀地区的豪族颇受地方官吏的压抑和打击。安史之乱爆发后，部分豪族乘乱起兵，反对唐廷。肃宗至德二年（757），“南充土豪何滔作乱，执本郡防御使杨齐鲁，剑南节度使卢元裕发兵讨平之”^[98]。不过，巴蜀地区“本非反侧之地”^[99]，大多数的豪族大姓还是利用这次大叛乱的机会，以其财富支持唐王朝，从中谋取政治利益。其中梓州盐亭县的严氏和阆州新政县的鲜于氏，就是这类豪族大姓中的典型代表。

梓州盐亭县的严氏，“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安史之乱爆发后，严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授州长史、王府咨议参军。东川节度判官韦收荐震才用于节度使严武，遂授合州长史。及严武移西川，署为押衙，改恒王府司马。严武以宗姓之故，军府之事多以委之。又历试卫尉、太常少卿。严武卒，乃罢归。东川节度使又奏为渝州刺史，以疾免。山南西道节度使又奏为凤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忧罢。起复本官，仍充兴、凤两州团练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为政清严，兴利除害，远近称美。建中初，司勋郎中韦桢为山剑黜陟使，荐震理行为山南第一，特赐上下考，封郧国公。在凤州十四年，能政不渝。建中三年，代贾耽为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100]。当严震在政治上逐渐兴起时，严氏家族的成员，也随之大批进入各级政府机构。严震的从父兄严侁，“剖符卢山。同气曰坚、曰霁、曰霔，皆卿才也。坚为盛山、咸安二郡守，霁以殿中侍御史介于岷峨，霔四为尚书郎。犹子聟雅，皆以文雅筮仕，有名于时”^[101]，故杜甫说：“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102]。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严震死于任所，其从祖弟严砺又继任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兄弟二人，前后镇守山南西道长达24年。宪宗元和元年（806），严砺在参与平定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之乱以后，调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元和四年（809）病死于任所。严震的子孙，受严震投资仕宦而获得成功的影响，也先后弃农为官。其中严震的长子严诫为河中府士曹参军，次子严协为剑南西川节度推官，嗣子严公弼为国子监主簿，袭封会稽县男。严震的从孙严撰，懿宗咸通年间，官至江西节度使。

阆州新政县的鲜于氏，原籍渔阳郡（治今河北省蓟县），“代为豪族”^[103]。唐初，鲜于匡绍出任隆州刺史，遂移居新政县（治今四川省南部县境）。鲜于匡绍的侄子鲜于士简、鲜于士迪兄弟，“皆魁岸英伟，以财雄巴蜀。招徕宾客，名动当时，郡中惮之，呼为北虏”。鲜于士简之子鲜于令征，亦“倜傥豪杰，多奇画，尝倾万金之产，周济天下士大夫”。鲜于令征之子鲜于仲通，“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果于然诺，年二十余，尚未知书”。其后发愤读书，年近40，始举乡贡。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采访支使，委以腹心”^[104]。然而鲜于仲通在政治上的发迹，则与杨国忠在政坛上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

杨国忠，原名杨钊，“国忠”是后来唐玄宗赐予的名字，蒲州永乐人，因爱好赌博，行为放荡，不为宗党所容，30岁时前往巴蜀地区从军。由于屯田成绩突出，被任命为新都县尉。任期届满后，家贫不能自归，“蜀大豪鲜于仲通颇资给之。从父玄琰死蜀州，国忠护视其家”^[105]。其后，当杨玄琰之女杨玉环成为玄宗的宠妃时，与宰相李林甫关系不好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企图通过结纳杨玉环，即杨贵妃，以固其位，但是苦无合适的人选，于是鲜于仲通又将杨国忠推荐给章仇兼琼。“兼琼大喜，即辟为推官，往来浸亲密。乃使之献春绨于京师，将别，谓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粮，子过，可取之。’钊至郫，兼琼使亲信大赍蜀货精美者遗之，可直万缗。钊大喜过望，昼夜兼行，至长安，历抵诸妹，以蜀货遗之，曰：‘此章仇公所赠也。’时中女新寡，钊遂馆于其室，中分蜀货以予之。于是诸杨日夜誉兼琼，且言钊善樗蒲，引之见上，得随供奉官出入禁中”^[106]。当杨国忠攀附杨贵妃而在政坛上崛起之后，非常感激鲜于仲通在他尚未显达时给予的经济、政治帮助，于是举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天宝十二年（752），杨国忠自己兼领剑南节度使，又举荐鲜于仲通代替自己出任京兆尹。鲜于仲通在政治上发迹之后，广引亲党为官，其中鲜于星为壁州刺史，鲜于呈先后担任万州、巴州刺史。安史之乱爆发后，鲜于仲通的弟弟鲜于叔明又先后担任京兆尹和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之子李昇则为禁军军将，德宗贞元年间迁太子詹事。自鲜于仲通之后，鲜于氏便成为政治上显赫一时的家族，“蜀人推为盛门”^[107]。

除了像严氏和鲜于氏这样的政治暴发户以外，巴蜀各地的豪族大姓也纷纷设法钻进各级军政机构。杜甫在《东西两川说》一文中就指出：“今富儿非不缘子弟职掌，尽在节度衙府州县长官手下哉。”因此他建议：“两川县令、刺史有假摄者，须尽罢免。”^[108]据张延赏说，他在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所管州县厥官员者，少不下十数年，吏部未尝补授，但令一官假摄，公事亦理”^[109]。由此可知，安史之乱以后，巴蜀地区多数州县都没有正授的刺史、县令，州县事务都是由假摄其职的人处理。这些代理州、县事务的人，除了军将之外，主要就是当地豪族大姓的“子弟”，这和唐代前期实行的“回避”政策完全不同，故严震、严砺、鲜于叔明等人能以巴蜀土著人士长期在本地任职，并最终担任籍贯所在地的最高军政长官。而严氏和鲜于氏家族的众多成员，也可以在巴蜀地区担任州刺史等职务。此外，唐廷对招安的盗贼，也任命其头领担任本地的军、政职务。代宗永泰元年（765）起兵攻打崔旰的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巙，皆为招安后被授予军职的“贼帅”^[110]。其后，他们又因讨伐崔旰有功，分别被任命为本州刺史。大批巴蜀人士在本地担任各级军、政职务，使得巴蜀地方豪强的势力迅速膨胀，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巴蜀地区的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