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巴蜀政治概览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辅公祏、高开道相继败亡，除了依附于突厥的梁师都以外，隋末形成的割据势力，相继被唐朝消灭，全国基本统一。唐高祖以天下大定，宣布大赦，并颁行新律令。然而在平定天下中战功卓著的秦王李世民，却与太子李建成矛盾重重，最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这场争夺储位的政变，立即在巴蜀地区引起反响。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窦轨，素与行台尚书韦云起不和。“行台仆射窦轨多行杀戮，又妄奏僚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云起多执不从。云起又营私产，交通生僚，以规其利，轨亦对众言之，由是构隙，情相猜贰。”^[35]而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堂弟韦庆嗣及其亲族，皆为太子李建成所用。窦轨则是秦王李世民的舅舅，支持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发生后，诏下益州，通报情况。窦轨乘机诬陷韦云起与李建成同反，执而杀之。同样与窦轨相处不和的行台尚书郭行方，得知韦云起被杀，大惧，逃奔京师，窦轨遣人追斩不及，郭行方才得以生还。同年八月，唐高祖将皇位传给李世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图2-3　唐太宗像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对巴蜀地区的军事管制也随之逐步取消。原设在嘉陵江以东的总管府，在改称都督府之后，相继裁撤，行政权力，归于州、县长官。位于嘉陵江以西的剑南道，因地处边陲，西抗吐蕃，南抚蛮僚，因而在裁撤益州道行台尚书省之后，改设益州大都督府，掌管军政事务，但是不再任用窦轨那样的武将专制剑南，而是改用文臣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窦轨被调离巴蜀地区，由文臣高士廉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士廉入蜀之后，提倡孝道，厘革陋习；于都江堰外，别更疏决，发展农业生产；又因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命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蜀中学校粲然复兴。蜀人朱桃锥，澹泊为事，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镇守益州时，闻其名而招之，遗以衣物，逼为乡正。然而朱桃锥却一言不发，弃衣于地，逃入山中，结庵涧溪。高士廉入蜀以后，以礼致之。“近代以来，多轻隐逸，士廉独加褒礼，蜀中以为美谈”^[36]。贞观五年（631），以高士廉为吏部尚书，改由民部尚书皇甫无逸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此后的继任者，或为六部尚书，或为宗室贵戚，或由州刺史中遴选，极少任用行武出身的武将。唐太宗任用文臣治理巴蜀地区，结束了唐高祖对巴蜀地区的军事管制，也使得唐朝对巴蜀地区的统治，由此进入官僚政治时代。

唐代的官僚政治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不仅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权力也同样集中在个人手中。自唐太宗以后，益州大都督府的都督职务，均由亲王遥领，大都督府长史实际上掌握了整个剑南地区的军政大权。州、县的权力，则集中在刺史、县令手中。权力的过度集中，必然导致滥用权力。只是在唐太宗时期，朝政尚属清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管理也较为严格，滥用权力的事件还比较少，巴蜀地区的多数地方官员也能廉洁自律。如皇甫无逸在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后，谨小慎微，“闭门自守，不通宾客，左右不得出门。凡所货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采不犯于人。尝夜宿人家，遇灯炷尽，主人将续之，无逸抽佩刀断衣带以为炷，其廉介如此。然过于审慎，所上表奏，惧有误失，必读之数十遍，仍令官属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审，每遣一使，辄连日不得上道”^[37]。在这样的文官治理下，巴蜀地区的政局，尚属安定。虽然在唐太宗时期，巴蜀地区也曾发生僚人的反叛，但是从总体上看，并未造成政局的动荡。

图2-4　武则天像

649年，一代英主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由于唐高宗是一位懦弱无能的皇帝，在其统治期间，皇后武曌逐渐掌握政权。“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38]而皇后武曌最信任的两名宰相李义府和许敬宗，皆有贪污腐化的劣迹。其中李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39]；许敬宗为贪图财货，“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40]，在编修国史时，又收受贿赂，任意篡改史实。朝廷重臣对权力的滥用，使得唐太宗时期相对清明的官僚政治逐渐变得混浊起来。唐高宗死后，武曌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重用酷吏打击政治对手，鼓励平民检举官员，并对官僚集团的构成进行改造，由此导致官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咸亨、垂拱之后，淳风渐替。征赋将急，调役颇繁，选吏举人，涉于浮滥。省阁台寺，罕有公直，苟贪禄秩，以度岁时。中外因循，纪纲弛紊，且无惩革，弊乃滋深。为官既不择人，非亲即贿；为法又不按罪，作孽宁逃。贪残放手者相仍，清白洁己者斯绝。盖由赏罚不举，生杀莫行。更以水旱时乖，边隅未谧，日损一日，征敛不休，大东小东，杼轴为怨，就更割剥，何以克堪。昔闻当官，以留椟还珠为上。今之从职，以充车联驷为能。或交结富豪，抑弃贫弱；或矜假典正，树立腹心。邑屋之间，囊箧俱委，或地有椿干梓漆，或家有畜产资财，即被暗通，并从夺取。若有固吝，即因事以绳，粗杖大枷，动倾性命，怀冤抱痛，无所告陈。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贵要所嘱，未能不避权豪；或有亲故在官，又罕绝于颜面。载驰原隰，徒烦出使之名；安问狐狸，未见埋车之节。扬清激浊，泾、渭不分；嫉恶好善，萧、兰莫别。官守既其若此，下人岂以聊生。”^[41]

巴蜀地区自唐高宗将宰相长孙无忌流放到黔州（治今重庆市彭水）安置之后，便成为政治流放地，相当多的地方官职都是由受到贬斥的官员担任。这些官员中，不少是由于为政残暴，或因贪赃枉法而被贬到巴蜀地区做官。在当时整个官僚集团急剧腐败的情况下，这些有着各种劣迹的地方官员，或继续为政残暴，或继续贪赃枉法，罕有改过自新者，由此使得巴蜀地区的吏治极为败坏，以致武则天都不得不承认，蜀中“氓俗殷杂，久缺良守，弊于浸渔，政以贿成，人无措足”^[42]。尽管如此，武周政权并没有采取任何理性的措施来改善吏治。因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崇真，敢于诈称吐蕃企图入寇松州（治今四川省松潘），转饷以备之，从中大肆贪污。梓州司法参军杨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43]。对于掠卖人口的梓州通泉县尉郭元振，武则天还大加赏识，予以重用。(www.xing528.com)

在官僚政治严重败坏的情况下，也有个别地方官员企图进行整饬。武周神功元年（697），纳言姚坐事，左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蜀中官吏多贪暴，屡有发擿，奸无所容。”然而受到惩罚的，多半是低级官吏，惩罚的手段，则是滥施暴力。“时新都丞朱待辟坐赃至死，逮捕系狱。待辟素善沙门理中，阴结诸不逞，因待辟以杀为名，拟据巴蜀为乱。人密表告之者，制令按其狱。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诛死者，仅以千数。则天又令洛州长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献可等重加详覆，亦无所发明。逮系狱数百人，不胜酷毒，迭相附会，以就反状。因此籍没者复五十余家，其余称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道路冤之。”^[44]姚扩大打击面的做法，受害者多为无辜之人，而对于真正残害百姓的官吏，姚也束手无策。武周圣历元年（698），蜀人陈子昂在《上蜀川安危事》中就指出：“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吏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今国家若不清官人，虽杀获贼，终无益。”^[45]正是由于官僚政治的严重败坏，武周时期，巴蜀成为全国人口脱籍逃亡最严重的地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十分尖锐。

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推翻武周政权，迎奉唐中宗复位。然而中宗庸弱无能，大权落入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手中。707年，中宗的太子李重俊起兵攻杀武三思，中宗为其妻韦后、其女安乐公主挟持，发兵杀死太子李重俊。710年，韦后和安乐公主又毒弑中宗，韦后临朝称制。中宗的弟弟李旦之子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联合，率禁军攻杀韦后和安乐公主，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接着，李隆基又与太平公主产生矛盾。712年，睿宗李旦传位于太子李隆基，这就是著名的唐玄宗。713年，唐玄宗李隆基率领禁军杀死依附太平公主的宰相窦怀贞等人，太平公主也被赐死。至此，武周末年以来频繁发生的宫廷政变，基本结束，唐王朝进入一个新的相对稳定时期。

图2-5　唐玄宗像

巴蜀地区吏治的好转，始自睿宗时期。景云二年（711），毕构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在蜀中尤革旧弊，政号清严”。他的做法，得到睿宗的大力支持，“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览卿前后执奏，何异破柱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最。并能尽节似卿如此，百郡何忧乎不理，万人何虑乎不安。卿当益坚，勿为后顾。朕嘉卿直道，今赐袍带并衣一副”。其后，毕构因在蜀中政绩突出，升任户部尚书，不久又转任吏部尚书。在毕构先后担任中央政府的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期间，一直“遥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46]，从而使他能够继续整饬巴蜀地区的吏治。玄宗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对于前代弊政，大加厘革。巴蜀地区，素以吏治败坏著称，因此多以重臣入主其事。开元元年（713），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剑南道按察使。鉴于蜀中官吏多贪暴，陆象先以身作则，尽量不滥用权力，“在官务以宽仁为政”。司马韦抱真要他“稍行杖罚，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堕无所惧也”。陆象先回答说：“为政者，理则可矣，何必严刑树威，损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47]开元四年（720），玄宗又以礼部尚书苏颋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苏颋以蜀中经济凋敝，人口流亡，非常注意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尽量减轻力役，又罢织新样锦。为了不增加赋税，他招募戍人，给予工值，使其开盐井，冶炼铁，以其收入解决地方财政和军费的支出^[48]。除了以清廉正直的大臣主持川事以外，玄宗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都督、刺史等中级地方官员的管理，惩治贪官，罢废酷吏，任命京官出任地方官员，选拔政绩突出的都督、刺史为京官，逐步解决地方官员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由于国家政权加强了总体上的控制，苛娆之风渐革，巴蜀地区的政治又开始变得清明起来。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巴蜀地区的政局一直较为安定，没有发生明显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

玄宗晚年，数次从巴蜀地区征调军队讨伐占有今云南地区的南诏政权，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伤亡惨重，由此引起巴蜀民众的强烈不满。当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时，巴蜀民众对朝廷的不满便演变为蜀军的兵变，由此拉开了巴蜀地区再次陷入社会动荡的序幕，整个巴蜀地区的政治形势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演变时期。

自李渊建立唐朝至玄宗末年爆发安史之乱期间，即唐代前期，高度集权的唐王朝与巴蜀地方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与斗争。在唐代前期，依然实行东晋南北朝在巴蜀地区的用人政策，即不任用巴蜀人士在巴蜀地区做官。新、旧唐书为之立传的巴蜀人士共有17人，其中唐代前期的10人之中，只有益州成都人袁天纲在高祖武德元年（618）被“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49]。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这显然是李唐王朝招抚隋朝官员的权宜之计。当唐朝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巩固后，原则上就不再让巴蜀人士在其原籍所在地任职。因此，唐代前期的巴蜀地方官员，基本上是外籍人士。不仅如此，由于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人士在政治上长期遭受歧视，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因而逐渐形成不乐仕进的风气。《隋书》卷29《地理志》就说，巴蜀地区的人，“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耆年白首，不离乡邑”。唐代前期，基本上还是如此。玄宗天宝年间，阆州新政县的豪右鲜于仲通就说：“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50]重乡土，耽逸乐，缺乏政治抱负，这就使得唐代前期的巴蜀地区没有产生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有唐一代，共有369名宰相，除7人籍贯无考之外，其余362人的籍贯皆可大致确定。在出过宰相的13道中，剑南道为1人，是人数最少的一道；而山南西道和黔中道，终唐世都没有出过一名宰相^[51]。由此可知，剑南三川是唐代产生宰相最少的地区。因此，巴蜀人士在整个官僚集团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巴蜀人士在唐代的官僚集团中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但是巴蜀地区却有一股强大的豪族势力。早在汉晋时期，巴蜀的豪族大姓就已经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华阳国志》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成·汉政权割据巴蜀时期，旧有的大姓衰落了，但是新的强宗大族却又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在东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中，巴蜀地区的豪族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入隋以后，他们依然是“规固山泽，以财物雄使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52]。隋唐之际，巴蜀地区既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乱，也没有形成割据政权，豪族大姓与隋朝的郡县长官相互勾结，保境自守，坐观时局的变化。在李渊的军事压力下，巴蜀各地的豪族相继归附李唐王朝。对于这些归顺的豪族，唐王朝主要是采取笼络政策，以便反侧自消。高祖武德四年（621），夔州总管李孝恭就“召巴蜀首领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实以为质”^[53]。因此，巴蜀各地的豪族，并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遭受打击。例如梓州射洪县的陈氏，自刘宋以来，“世为豪族”^[54]。爰及唐代，依然是巴蜀地区著名的豪族，号称“西南大豪”^[55]。正是由于巴蜀地区豪族势力强大，所以唐人封演说：“蜀汉风俗，县官初临，豪家必先馈饷，令丞以下，皆与平交。”^[56]有些势力强大的豪族，甚至州县长官都感到惧怕。

豪族大姓代表地方势力，也是封建王朝权力组织以外的政治势力。对于高度集权的专制王朝家来说，这股政治势力削弱了权力的集中，影响了国家权力对各方面的严格控制，因而专制王朝总是要控制、削弱地方势力。唐代前期，对于巴蜀地区的豪族，基本上是采取压抑和打击的政策。例如尹思贞任隆州参军时，“晋安县有豪族蒲氏，纵横不法，前后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贞推按，发其奸赃万计，竟论杀之。远近称庆，刻石以纪其事”^[57]。号称西南大豪的梓州射洪县人陈元敬，亦为县令段简所辱，其子陈子昂得知这一消息，“遽返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58]。而汉州雒县令崔立则擅自杖杀本县豪族陈氏，籍没其家财。巴蜀地方官员对豪族的打击，不少是属于滥用权力，但是削弱地方势力，符合专制王朝的政治利益，因而总是得到朝廷的支持，许多官员还因此得到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