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杨秀在隋文帝时期镇蜀20余年

581年，杨坚强迫北周恭帝禅位，从而建立起隋朝。为了统一全国，隋文帝杨坚借鉴西晋平定东吴的历史经验，利用巴蜀地区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位置，将该地区作为征讨长江中下游地区陈朝的重要作战基地。开皇五年（585），上柱国杨素因数次献平陈之计，被隋文帝任命为信州总管。“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等各有差”^[1]，由此逐步建立起伐陈的水军。开皇八年（588）十月，隋文帝决定大举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2]。其中由信州沿长江东下的杨素，“引舟师趣三峡。军至流头滩，陈将戚欣，以青龙百余艘、屯兵数千人守狼尾滩，以遏军路。其地险峭，诸将患之。素曰：‘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则见我，滩流迅急，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遣开府王长袭引步卒从南岸击欣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率甲骑趣白沙北岸，迟明而至，击之，欣败走。悉虏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陈人大悦。素率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而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陈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岐亭，正据江峡，于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战船。素与仁恩登陆俱发，先攻其栅。仲肃军夜溃，素除去其锁。仲肃复据荆门之延洲。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樯碎贼十余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余人。仲肃仅以身免。陈主遣其信州刺史顾觉，镇安蜀城，荆州刺史陈纪镇公安，皆惧而退走。巴陵以东，无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遣使请降。”^[3]接着，杨素继续率兵顺流而下，与秦王杨俊会师于汉口（今湖北省武汉）。与此同时，晋王杨广统领的主力部队，则在陈朝都城建康附近成功渡过长江，进逼建康。开皇九年（589）正月，隋军攻入建康，陈后主被俘，陈朝覆灭。在平定陈朝的战争中，巴蜀军队不仅平定荆湘地区，而且牵制了较多的陈军，使得隋军主力能够较为顺利地攻克陈朝都城建康，完成全国统一的大业。

图2-1　隋文帝像

隋文帝不仅充分利用巴蜀地区的有利地理位置，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同时也非常注意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早在北周益州总管王谦之乱尚未完全平定的时候，他就以“巴蜀险阻，人好为乱”^[4]为理由，下令毁剑阁道，另开平路，以便去蜀之险。梁睿平定王谦之乱以后，他又因梁睿威震西川，声望逾重，担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在利州、潼州、汶州（治今四川省茂县）、信州等地设置总管府，以掣其肘。开皇元年（581），隋文帝终于将梁睿调离益州，征还京师，闲居家中。接着，他又派遣于宣敏以抚慰巴蜀为名，前去了解该地区的政治形势。同年九月，于宣敏返回京师，奏称：“蜀土沃饶，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为祸先。”基于这种认识，他建议，要防止巴蜀地区发生政治动乱，应当树建藩屏，封植子孙。“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盛业洪基，同天地之长久；英声茂实，齐日月之照临。”^[5]于宣敏对巴蜀地区政治形势的分析，符合隋文帝“巴蜀阻险，人好为乱”的看法，因此他采纳了于宣敏的建议，以第四子杨秀出任益州刺史、总管，改封蜀王，掌管西南24州诸军事。

蜀王杨秀在开皇元年（581）出任益州刺史后，于开皇二年（582）又担任新设置的西南道行台尚书省尚书令。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一度将蜀王杨秀调回京师，但是时间很短，寻复出镇于蜀。此后，直到隋文帝仁寿二年（602），杨秀始终镇守在成都。隋文帝时期，蜀王杨秀前后镇蜀长达20余年。(www.xing528.com)

杨秀容貌瓌伟，美须髯，是一个英俊的男子，但是性好奢侈，才识亦在中人以下，只因是亲王，故得以专制方面。杨秀镇蜀之初，隋文帝以其年少，管束甚严，“纲纪所选，咸属正人”^[6]。杨异为人刚直，“拜益州总管长史，赐钱二十万、缣三百匹、马五十匹而遣之”^[7]。设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的时候，更是“盛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8]。兵部尚书元岩以骨鲠知名，才能亦不亚于宰相高颎，由此拜为益州总管府长史。杨异则被任命为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元岩临行之时，隋文帝还对他说：“公宰相大器，今屈辅我儿，如曹参相齐之意也。”^[9]杨坚择人以辅其子，可谓用尽心机。元岩到官之后，亦不辜负隋文帝的重托，法令明肃，管束甚严。“蜀王性好奢侈，尝欲取僚口以为阉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胆为药。岩皆不奉教，排阁切谏，王辄谢而止。惮岩为人，每循法度。蜀中狱讼，岩所裁断，莫不悦服。”^[10]在元岩的严格管束下，蜀王杨秀每事必咨而后行，不敢违犯法纪。开皇十三年（593），元岩卒于成都，“益州父老莫不殒涕，于今思之”^[11]。而杨异担任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的时间也不长，“数载，复为宗正少卿。未几，擢拜刑部尚书。岁余，出除吴州总管”^[12]。几年之后亦去世。

元岩死后，继任的蜀王僚佐皆不称职，杨秀有如解开了捆绑的绳索，“竟行其志，渐至非法。造浑天仪、司南车、记里鼓，凡所被服，拟于天子。又共妃出猎，以弹弹人，多捕山僚，以充宦者，僚佐无能谏止”^[13]。杨秀的胡作非为，使得隋文帝大起猜疑之心，经常对独孤皇后说：“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14]为了防患于未然，隋文帝逐渐削弱蜀王杨秀的兵权。同时，凡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均由朝廷直接派遣将领指挥，不让杨秀染指。因此，在杨秀镇守巴蜀地区的后期，只是在名义上总管西南地区诸军事，实际上已经被架空。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太子杨勇被废，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杨秀对此颇为不平，杨广担心杨秀“终为后患，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15]。杨秀因此获罪。仁寿二年（602），隋文帝下诏，将杨秀征还京师。杨秀犹豫未发，朝廷恐其生变，以独孤楷为益州刺史，赶赴成都，勒兵为备。杨秀果然有异志，行至兴乐，“去益州四十余里，将反袭楷，密令左右觇其所为，知楷不可犯而止”^[16]。一场动乱，就此消弭于无形之中。杨秀返回京师后，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内侍省。接着，隋文帝又派司农卿赵仲卿前往益州进行清洗，“穷按秀事。秀之宾客经过之处，仲卿必深文致法，州县长吏坐者太半”^[17]。因牵连到杨秀一案而受到贬斥的地方官员，多达百余人。隋文帝对赵仲卿的这种做法非常满意，“赏奴婢五十口，黄金二百两，米粟五千石，奇宝杂物称是”^[18]，以资奖励。

在隋朝对巴蜀地区的36年统治期间，最重要的政治举措就是派遣蜀王杨秀镇守成都。然而派遣亲王镇守巴蜀地区的做法，并非始于隋代，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南齐高帝建元二年（480），裴叔业就上疏说：“成都沃野，四塞为固，古称一人守隘，万夫趑趄。雍、齐乱于汉世，谯、李寇于晋代，成败之迹，事载前史。顷世以来，绥驭乖术，地惟形势，居之者异姓，国实武用，镇之者无兵，致寇掠充斥，赕税不断。宜遣帝子之尊，临抚巴蜀，总益、梁、南秦为三州刺史。率文武万人，先启岷汉，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荡山源，纠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19]裴叔业的奏议为南齐武帝所采纳，永明二年（484），以始兴王萧鉴为益州刺史。自此以后，南齐和萧梁均曾多次派遣亲王镇守梁、益二州，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梁武帝时期出任益州刺史长达17年的武陵王萧纪。北周占有巴蜀地区之后，仍然沿袭南朝的做法，任命谯王宇文俭为益州总管，汉王宇文赞为益州刺史，并以柳带韦为益州总管府长史，“领益州别驾，辅弼二王，总知军民事”^[20]。由此可知，隋文帝采纳于宣敏的建议而以蜀王杨秀镇守成都，不过是沿袭南北朝时期的做法而已。然而亲王长期镇蜀，虽然有助于皇权控制地势险要的巴蜀地区，减少异姓割据的可能性，但是据有形胜之地的亲王同样会产生政治野心，觊觎帝位，并由此引发动乱。南北朝时期镇守成都的武陵王萧纪就是利用侯景之乱，为争夺皇位而起兵征讨湘东王萧绎，而萧绎则勾引西魏入侵巴蜀地区，以此牵制武陵王萧纪，由此造成巴蜀地区的政治大动乱。隋文帝时期镇守巴蜀地区的蜀王杨秀，亦介入皇位之争，并阴谋作乱，只是由于新任益州刺史独孤楷预有准备，才没有酿成大乱。同时，从总体上来看，隋文帝派遣杨秀镇蜀，对巴蜀地区政局的稳定，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相反，在元岩死后，蜀王杨秀的所作所为，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巴蜀地区的不稳定。因此，隋文帝最终决定将杨秀征还京师，并对蜀王杨秀的党羽进行清洗，实际上消除了可能造成巴蜀地区政治动乱的最大隐患。

在隋文帝末年，巴蜀地区因清查蜀王杨秀的党羽，多数州县长官均遭清洗。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又“颇惜名位，群臣当进职者，多令兼假而已；虽有阙员，留而不补”^[21]。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又废诸州总管府，地方军权，统归中央。因此，在隋炀帝统治时期，巴蜀各地的郡县长官，位卑权小，又无兵权，难以有所作为。同时，隋炀帝的暴政对巴蜀地区影响不大，社会相对稳定，因此在隋末的大动乱中，巴蜀地区既没有形成割据政权，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是当时全国最安定的地方。流寓之民，往往入蜀避乱。而巴蜀地区的郡县长官则勾结地方豪强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保境自守，坐观时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