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长期动乱：豪族大姓的反叛与统治集团的不满

自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成·汉政权，至北周大象二年（580）梁睿平定益州总管王谦之乱，在230多年的时间里，巴蜀地区反对暴政的起义，割据巴蜀的叛乱，卷入王朝内部的混战，南、北政权对该地区的争夺，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由此对蜀人形成“乐祸贪乱”的看法，并逐渐演变为对巴蜀地区政治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然而，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长期动乱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蜀人“乐祸贪乱”，而是统治巴蜀地区的南、北政权，在政治上排斥巴蜀人士，在经济上进行掠夺，从而使得巴蜀地区的民众普遍仇视统治集团，而统治巴蜀地区的各个王朝，因内部争权夺利而不断爆发的战乱，以及南、北政权对该地区的争夺，又为巴蜀民众以暴力方式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提供了机遇，从而导致巴蜀地区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安。

东晋南北朝对巴蜀人士的排斥，与这个时期用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晋南北朝用人，最重门阀，世代簪缨的衣冠世族，拥有政治特权，经过州郡中正的品第，即可入仕为官，而先世“既无高官，又无俊秀”^[77]的寒门之士，大多只能做郡县掾属，少数人即使被举荐而任官，也不过是外方小郡的“寒官”^[78]而已，至于得不到中正品第的庶士，通常只能担任郡县佐吏，并依靠长官的提拔才有获得仕进的可能。衣冠世族入仕之后，仕途坦荡，而寒门庶士除了以军功升至高位之外，罕有显达的机会，所谓“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正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巴蜀地区，经过成·汉政权的统治，东汉时期形成的世族大姓，已经荡然无存，而以六郡流民中的大姓、氐羌酋帅和僚人首领为主的新兴豪族大姓，虽然有财有势，但是却没有世祚之资，因此在“门选”盛行的东晋南北朝，基本上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南史》卷55《罗研传》就说：“蜀土以文达者，唯（罗）研与同郡李膺。”而罗研与李膺的官职，不过是益州别驾而已，仅为州刺史的僚佐。不仅如此，由于豪族大姓势力强大，统治巴蜀地区的各个王朝，基本上对其采取压抑和打击的政策，希望通过削弱地方势力以巩固对梁、益二州的控制。例如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为政酷暴，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言语忤意，即于坐枭斩之，或亲射杀之”^[79]。由此导致巴蜀地区的豪族大姓对统治集团极端不满，一有机会，便聚众叛乱。其中东晋时期割据巴蜀长达8年之久的谯纵，以及在这次反叛中首倡其乱的侯晖，都是巴西郡的大姓，在谯纵之乱被东晋平定后，又有巴西、梓潼“二郡强宗侯劢、罗奥聚众作乱，四面云集，遂至万人”^[80]；刘宋时期，广汉郡的豪强帛氐奴、梁显被益州刺史刘道济辟引为参军督护，然而长史费谦却“固执不与”^[81]，最终导致帛氐奴与赵广起兵反叛；萧梁时期，“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一族，虽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获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是以郁怏，多生异图”^[82]，因此，当北魏邢峦率兵进攻梁州时，当地的豪族大姓或降附北魏，或割据自立，其中属于严氏家族的严玄思，还自立为巴州太守；而北魏益州刺史元法僧，“素无治干，加以贪虐，杀戮自任，威怒无恒。王、贾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为卒伍，无所假纵，于是合境皆反”^[83]。西魏在夺取巴蜀地区时，也曾遭遇到巴蜀豪族的普遍反对，只是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对巴蜀土豪采取招抚措施，授予开府、仪同等官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巴蜀地方势力的关系。北周基本上沿袭西魏的政策，对归顺的巴蜀豪强进行招抚，因此，在北周时期，巴蜀地区豪族大姓的反叛，主要是直接遭受北周政权打击和歧视的氐人酋帅和蛮僚首领。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豪族大姓因政治上受到歧视而多次起兵反叛，是巴蜀地区长期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被视为“土境丰富”^[84]、“民物殷阜”^[85]的地方，因此南、北政权都力图控制该地区，以便掠夺财富，用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所谓“益州殷阜，军国所资”^[86]，就是当时南、北政权占据巴蜀地区的主要目的，北魏邢峦甚至说：“益州殷实，户余十万，比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87]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官府加重对民众的榨取，以至农业生产水平甚低的僚人也要交纳“租赕”^[88]，而且梁、益二州的主要军政长官，亦乘机进行搜刮，中饱私囊。《宋书》卷81《刘秀之传》就说：“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在南齐统治期间，“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89]。萧梁统治下的巴蜀地区，仍然是“牧守无良，专行劫剥，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90]，其中益州刺史邓元起，更是“崇于聚敛，财货山集，金玉珍帛为一室，名为内藏；绮縠锦罽为一室，号曰外府”^[91]。而北朝治理巴蜀地区的官员，其掠夺民财，亦不逊于南朝的贪官。如北魏的梁、秦二州刺史邢峦，“初至汉中，从容风雅，接豪民以礼，抚细民以惠。岁余之后，颇因百姓去就，诛灭齐民，藉为奴婢者二百余口，兼商贩聚敛，清论鄙之”^[92]；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之子傅敬绍，“险暴不仁，聚货耽色，甚为民害，远近怨望焉”，而傅敬绍的兄弟傅敬和在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后，“至州，聚敛无已，好酒嗜色，远近失望”^[93]。甚至平定王谦之乱的北周益州总管梁睿也“大受金贿”^[94]。官府的压榨和地方官员的掠夺，迫使巴蜀民众不断以武力进行反抗。梁武帝中大通五年（533），江阳人齐苟儿起兵反叛，益州刺史萧猷对蜀人罗研说：“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罗研回答道：“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95]罗研的这番分析，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所谓蜀人“乐祸贪乱”背后的经济原因。

自东晋权臣桓温灭成·汉政权之后，巴蜀地区曾经长期处于东晋、刘宋、南齐、萧梁等南方诸政权的统治之下。由于巴蜀地区毗邻北方诸政权控制的关中地区，因而控制巴蜀地区的南方诸政权，都在梁、益二州部署较多的军队，用以防范北方政权对该地区的入侵。然而巴蜀地区远离南方诸政权的政治中心建康，而且主要的交通是长江水路，途程遥远，一旦梁、益二州发生动乱，很难及时救援。加之巴蜀地区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因而在握有军权的梁、益二州刺史中，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往往利用朝廷对巴蜀地区控制较弱的态势，起兵作乱。南齐益州刺史刘季连在起兵反叛时就说：“据天险之地，握此盛兵，进可以匡社稷，退不失做刘备，欲以此安归乎？”^[96]刘季连起兵作乱的动机，应当是大多数卷入王朝内乱的梁、益二州主要军政长官的想法。甚至北周的益州总管王谦在起兵反对执掌朝政的杨坚时，其想法也是“以地有江山之险，进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97]。由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统治巴蜀地区的各个王朝都曾发生内乱，其中南方各王朝的内乱尤为频繁，许多梁、益二州的军政长官，正是怀着进可以立功、退可以割据自立的动机，不断卷入王朝内乱，这也是巴蜀地区不断发生战乱的重要原因。至于前秦、北魏、西魏和北周为夺占巴蜀地区而发动的战争，更是直接导致巴蜀地区政局的剧烈震荡。

概而言之，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政局的长期动荡，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外部原因是天下分裂，南、北对峙，而巴蜀地区又是南、北政权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南、北政权多次在该地区用兵，从而导致战乱频繁；内部原因主要是东晋和刘宋、南齐、萧梁等南方政权对该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排斥和压制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实行掠夺政策，从而使得巴蜀民众对外来统治集团极端仇视，不断以武力进行反抗。加之东晋和刘宋、南齐、萧梁政权并不稳定，多次爆发内战，镇守巴蜀的地方军政长官，出于多种原因，不断卷入王朝内部争夺权力的混战，从而使巴蜀地区内乱不息。因此，将这个时期巴蜀地区的长期动乱简单地归咎于蜀人“乐祸贪乱”是不恰当的。

【注释】

[1]《晋书》卷42《王濬传》。

[2]《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3]《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4]《十六国春秋补辑》卷76《蜀录》。

[5]《资治通鉴》卷84，惠帝永宁元年正月。

[6]《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7]《资治通鉴》卷84，惠帝永宁元年九月。

[8]《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9]《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10]《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11]《晋书》卷57《罗尚传》。

[12]《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13]《晋书》卷121《李雄传》。

[14]《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

[15]《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16]《华阳国志》卷9《李雄传》。

[17]《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18]《晋书》卷121《李期载记》。

[19]《晋书》卷121《李寿载记》。

[20]《晋书》卷121《李势载记》。

[21]《资治通鉴》卷97，穆帝永和二年十月。

[22]《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23]《资治通鉴》卷84，惠帝永宁元年十月。

[24]《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

[25]《资治通鉴》卷85，惠帝太安二年三月。

[26]《资治通鉴》卷85，惠帝太安二年七月。

[27]《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常宽传》。

[28]《华阳国志》卷12《序志》。

[29]《资治通鉴》卷97，穆帝永和三年十二月。

[30]《晋书》卷59《周抚传》。

[31]《晋书》卷59《周楚传》。

[32]《资治通鉴》卷103，简文帝咸安元年四月。

[33]《资治通鉴》卷105，孝武帝太元八年五月。

[34]《资治通鉴》卷113，安帝元兴三年五月。

[35]《晋书》卷100《谯纵传》。

[36]《宋书》卷48《朱龄石传》。

[37]《晋书》卷100《谯纵传》。

[38]《宋书》卷48《朱龄石传》。

[39]《资治通鉴》卷120，文帝元嘉元年正月。

[40]《宋书》卷45《刘道济传》。

[41]《宋书》卷45《刘道济传》。

[42]《宋书》卷47《刘怀肃传》。

[43]《宋书》卷87《萧惠开传》。

[44]《宋书》卷87《萧惠开传》。

[45]《南齐书》卷53《良吏传序》。

[46]《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www.xing528.com)

[47]《南史》卷43《萧鉴传》。

[48]《南齐书》卷37《刘悛传》。

[49]《梁书》卷20《刘季连传》。

[50]《梁书》卷20《刘季连传》。

[51]《梁书》卷20《刘季连传》。

[52]《梁书》卷20《刘季连传》。

[53]《资治通鉴》卷146，武帝天监四年四月。

[54]《资治通鉴》卷146，武帝天监四年十一月。

[55]《魏书》卷65《邢峦传》。

[56]《魏书》卷71《李苗传》。

[57]《魏书》卷16《元法僧传》。

[58]《魏书》卷70《傅竖眼传》。

[59]《资治通鉴》卷150，武帝普通六年五月。

[60]《魏书》卷71《淳于诞传》。

[61]《资治通鉴》卷164，元帝承圣元年四月。

[62]《资治通鉴》卷163，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

[63]《周书》卷19《达奚武传》。

[64]《周书》卷42《萧㧑传》。

[65]《周书》卷21《尉迟迥传》。

[66]《周书》卷11《叱罗兴传》。

[67]《周书》卷19《宇文贵传》。

[68]《周书》卷11《冯迁传》。

[69]《周书》卷27《田弘传》。

[70]《周书》卷44《李迁哲传》。

[71]《资治通鉴》卷166，敬帝绍泰元年十二月。

[72]《周书》卷28《贺若敦传》。

[73]《隋书》卷39《豆卢传》。

[74]陆游：《再过龙洞阁》，《剑南诗稿》卷3。

[75]《隋书》卷37《梁睿传》。

[76]《隋书》卷37《梁睿传》。

[77]《北史》卷26《宋弁传》。

[78]《南史》卷23《王琨传》。

[79]《资治通鉴》卷101，哀帝兴宁三年十月。

[80]《宋书》卷63《沈演之传》。

[81]《宋书》卷45《刘道济传》。

[82]《资治通鉴》卷146，梁武帝天监四年十一月。

[83]《魏书》卷16《元法僧传》。

[84]《宋书》卷81《刘秀之传》。

[85]《宋书》卷92《陆徽传》。

[86]《周书》卷39《辛昂传》。

[87]《魏书》卷65《邢峦传》。

[88]《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

[89]《梁书》卷14《江淹传》。

[90]《魏书》卷71《李苗传》。

[91]《南史》卷51《萧藻传》。

[92]《魏书》卷65《邢峦传》。

[93]《魏书》卷70《傅竖眼传》。

[94]《隋书》卷37《梁睿传》。

[95]《南史》卷55《罗研传》。

[96]《南史》卷13《刘季连传》。

[97]《周书》卷21《王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