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政权与王、公、侯的封地权力

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十月，占据成都的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法，约法七章，并设置百官。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六月，李雄正式称帝，改元晏平，国号大成。由于大成“建国草创，素无法式，诸将恃恩，各争班位。其尚书令阎式上疏曰：‘夫为国制法，勋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今国业初建，凡百未建，诸公大臣，班位有差，降而兢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雄从之。”^[13]于是阎式杂采汉晋职官，为大成政权建立职官制度。其后，李寿改国号为汉，但是仍然沿袭阎式所创立的职官制度。（详见表1-1）

除了设官分职之外，成·汉政权还沿袭汉晋的分封制，封宗室亲贵为王、公、侯。其中李寿先后被封为建宁王、汉王，李广也曾经被封为汉王，李越曾封为建宁王；李载曾封为武宁公，李期曾封为邛都公，景蹇被封为河南公；范长生被封为西山侯。不过，成·汉政权所分封的王、公、侯，并不掌握封地的军事、行政权力，财赋也不能自擅，只是“食封”而已，即封地内民户交纳的租调，部分归王、公、侯所有。

表1-1　成·汉政权职官表

②凡采纳晋朝设置的职官，其渊源为晋官；采纳曹魏设置的职官，渊源为魏官；采纳汉代的职官，渊源为汉官。

续表

李雄在称王、称帝之后，不断对外用兵，开拓疆土。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最终占领梓潼（治今四川省梓潼）、巴西（治今四川省阆中）二郡，同时还夺得江阳郡和巴郡（治今重庆）。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攻占巴东（治今重庆市奉节县境）、涪陵（治今重庆市酉阳县境）二郡，彻底消灭晋朝在巴蜀境内的残余势力。建兴二年（314），汉中亦纳入大成版图。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李骧又攻占汉嘉（治今四川省芦山）、越巂（治今四川省西昌）二郡。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2），李寿底定宁州（治今云南省曲靖），尽有南中之地。益、梁、宁三州的大部分地区，相继被大成政权占有^[14]。

在内政方面，李雄为了使流民尽快定居下来，采取轻赋薄徭的政策，鼓励农耕；为了改变“流民刚戆”^[15]的愚昧状态，李雄还兴文教，立学官，教化其民。据《华阳国志》记载，李雄统治期间，宽和政役，远至迩安；事少役稀，民多富实；狱无滞囚，刑不滥及。在当时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巴蜀地区的政局，尚属安定。但是大成政权始终具有明显的流民性质，“为国威仪无则，官无秩禄，职署委积，班序无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货贿公行，惩劝不明；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其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破城邑，动以虏获为先”^[16]。这样一个政权，自然不能做到长治久安。

李雄称王、称帝共30年，其妻任氏无子，只有诸妾所生庶子十五人。李雄不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而是以战死的长兄李荡之子李班为太子，其理由是：“本之基业，功由先帝。吾兄嫡统，丕祚所归，恢懿明睿，殆天损命，大事垂克，薨于戎战。（李）班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明器。”虽然李雄的叔父李骧和司徒王达进谏说：“先王树冢嫡者，所以防篡夺之谋，不可不慎。吴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专诸之祸；宋宣不立与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变。犹子之言，岂若子也？深愿陛下思之。”^[17]然而李雄却坚持立李班为太子，由此埋下祸根。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六月，李雄病死，李班继立。九月，李雄之子李越从江阳郡回到成都奔丧，以李班不是李雄的亲生子，意甚不平，遂与其弟李期密谋作乱。十月，李越、李期杀李班，由李期即皇帝位。(www.xing528.com)

李期即位之后，李班的舅舅罗演与上官澹又密谋杀死李期，拥立李班之子李幽为皇帝。谋泄，罗演、上官澹等人皆被杀。李期“自以谋大事既果，轻诸旧臣。外则信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褒无他才艺，雄时劝立期，故宠待甚厚。内则信宦竖许涪等。国之刑政，希复关之卿相，庆赏威刑，皆决数人而已，于是纲维紊矣”^[18]。东晋成帝咸康四年（338），大成政权的汉王李寿，起兵涪城（今四川省绵阳），偷袭成都，其子李势开门纳之，遂克成都，废李期为邛都县公。李寿自立为皇帝，并且改国号为汉。

李寿，字武考，李雄叔父李骧的长子。李骧死后，代其父统兵，都督中外诸军事，屡立战功。李雄临死时，李寿受遗诏辅政。李期自立为皇帝后，徙封李寿为汉王，屯守涪城。由于李寿担心李期会对自己不利，遂向巴西郡的高人龚壮请教自安之术，而龚壮的父亲和叔父皆被李特杀害，欲假手报仇，于是献策攻占成都，然后称藩于晋，李寿从之。但是李寿在偷袭成都得手后，虽诛杀李雄诸子10余人，又纵兵奸淫李雄公主及李氏诸妇，却没有称藩于晋，而是自称汉皇帝，改元汉兴。

李寿称帝之后，完全任用自己的故旧亲信，斥废李雄时期的旧臣及六郡人士。咸康七年（341），王嘏出使后赵归来，盛赞邺都的繁庶及宫殿的壮丽，又称后赵石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李寿闻之，大为钦慕，遂步石虎的后尘，“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又广太学，起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19]。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李寿在一片怨恨声中死去，年仅44岁。其子李势继立。

李势，字子仁，李寿长子，继位为皇帝后，其弟李广以李势无子为理由，请求立自己为太弟，李势不许。重臣马当、解思明执意要李势答应李广的请求，李势怀疑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遂斩杀马当、解思明，又遣太保李奕偷袭李广于涪城，李广自杀。接着，李奕又在晋寿（在今四川省广元市境）起兵反叛，拥众数万，直逼成都。李势登城拒战，李奕恃勇，单骑突门，为守门者射杀，其众遂溃。李势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严重分裂的情况下，不是励精图治，以求长治久安，而是与他父亲一样，骄奢淫逸，“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以荒俭，性多忌害，诛残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斥外父祖臣佐，亲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内，少见公卿”^[20]。李势就这样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执掌东晋军政大权的桓温，见李势无道，内外交困，于是决定灭汉国以立功。当时东晋朝廷的大臣和桓温的部将都认为巴蜀险远，不宜征讨，只有江夏相袁乔认为：“今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不修战备。宜以精卒万人，轻赍疾趋。比其觉之，我已出其险要，可一战擒也。”^[21]桓温采纳了袁乔长途奔袭的取蜀方略，于永和二年（346）十一月亲自率兵伐蜀，命袁乔领兵二千为先锋。由于李势毫无防备，晋军顺利通过长江三峡，溯江而上，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永和三年（347）二月，桓温到达青衣（在今四川省乐山市境）。直到此时，李势才发觉晋军已经抵达成都附近，急忙调集军队，由其叔父李福、从兄李权、前将军昝坚等人率领，前去抵御晋军。三月，桓温进至彭模（今四川省彭山），留参军孙盛等人带领羸兵守卫辎重，自率步卒，直趋成都。李势军队，则分为三路迎战：李福率兵进攻彭模，结果被孙盛击退；李权与桓温遭遇，三战皆败，逃回成都；昝坚走错道路，直到犍为才发觉，急忙回军，行至新津县的沙头津，其众见大势已去，不战自溃。桓温率兵进逼成都，李势悉众出战，桓温大破汉军于笮桥，乘胜前进，直抵成都，纵火焚烧成都少城，汉人惶惧，无复斗志。李势乘夜逃往葭萌（在今四川省广元市境），派王幼送降表于桓温。接着，李势又舆榇面缚，前往桓温军前投降。至此，成·汉政权覆亡。

自李雄于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正式称帝，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李势降晋，成·汉政权割据巴蜀地区，共计42年。

成·汉政权是“五胡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之一，也是秦灭巴蜀之后，第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鼎盛时期，占有梁、益、宁三州的大部分地区。成·汉政权的基础是来自秦、雍二州的六郡流民，统治集团则是以人李氏宗族亲党为核心的六郡流民上层人士。原梁、益二州的土著居民，一直与流民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早在六郡流民入蜀就食之时，由于益州刺史赵的纵容，流民“专为劫盗，蜀民患之”^[22]。在平定赵的叛乱中，李特又率领流民洗劫成都，这就更加激起蜀人对六郡流民的仇恨。当李特公开起兵反晋之时，为了争取蜀人的支持，曾经“与蜀民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23]。在占领成都少城后，又禁止流民抢劫。这些做法，一度获得蜀人的好感。然而自西晋武帝以来，蜀中政局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因此蜀人并不愿意参加叛乱。对此，益州刺史罗尚非常清楚，早在赵叛乱时，他就上书朝廷，指出：“蜀人不愿为乱，必无同者，事终无成，败亡可计日而俟。”^[24]正是由于罗尚的这番分析得到验证，惠帝才任命他为益州刺史。也正是由于蜀人不愿参与六郡流民的叛乱，所以蜀郡诸村坞才会配合罗尚，大杀散在诸村坞就食的流民，李特也因此败死。李特之死，导致六郡流民的疯狂报复，李雄反对李流降晋的理由就是：“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25]在这种情况下，当李雄逐渐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时，为了逃避流民的报复，三蜀之民便开始大规模逃亡，其中一部分南入宁州，而绝大多数则是跟随援蜀的荆州军队逃到荆湘地区。永兴元年（304），当李雄攻占成都时，流亡在荆州的梁、益二州之民已有10余万户。这些巴蜀流民主要来自当时被六郡流民所控制的益州蜀郡、犍为郡，以及梁州的梓潼、巴西、广汉（治今四川省射洪县境）、新都（治今四川省广汉）四郡。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上述六郡的总户数为11.18万户。由此可知，在六郡流民攻占的地方，土著居民几乎全部逃走，以致“城邑皆空，野无烟火”^[26]。由于成·汉政权始终未能争取到巴蜀土著居民的支持，因而在成·汉统治时期，来自秦、雍二州的六郡流民，以及在成·汉末年从牂牁方向迁入的僚人，成为巴蜀地区的主要居民，由此导致巴蜀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重大变化。而逃亡到荆湘地区的巴蜀流民，因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矛盾，于永嘉五年（311）起兵反叛。愍帝建兴三年（315），由蜀郡成都人杜弢率领的巴蜀流民武装被陶侃打败，残存的巴蜀流民或散居当地，或“南入交州”^[27]，再也未能返回巴蜀故乡。

成·汉政权的建立，不仅使巴蜀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也使得东汉以来广布于巴蜀各地的世族大姓遭到毁灭性打击，取而代之的则是六郡流民中的汉族大姓与少数民族酋帅，以及入蜀僚人中的僚王。然而六郡流民中的汉族大姓多为没有世祚之资的豪强，氐叟渠帅多为部族（落）首领，而入蜀僚人中的僚王则是部落中的长者，他们与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巴蜀世族大姓截然不同，故唐人柳芳在列举东晋以来全国各地的世族大姓时，惟独巴蜀地区没有世族大姓。这些取代原巴蜀地区世族大姓的豪强、渠帅和僚王，逐渐演变为新的豪族大姓，并成为巴蜀地区土著势力的中坚力量。

成·汉政权在以武力立国的过程中，还使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李氏据蜀，兵连战接，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化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犬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28]。虽然李雄在其统治期间为恢复社会经济而采取轻赋薄徭的政策，然而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而李寿时期大规模入蜀的僚人，则是以渔猎经济为主，基本上没有从事农耕，由此使得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更加凋敝。

概而言之，成·汉政权割据期间，巴蜀地区的民族构成和社会结构均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也显著倒退，两汉时期繁荣的文化亦荡然无存，整个巴蜀地区进入一个严重衰退的时期，这种衰退在僚人聚居的地区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