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统治巴蜀地区的探索

曹魏灭蜀汉之后，权臣司马昭采取措施，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首先，将益州（治今四川省成都）分为益州和梁州（治今陕西省汉中），使其相互牵制，分而治之。其次，将蜀后主刘禅全家迁到都城洛阳，前蜀汉政权的大臣宗预、廖化、诸葛显和跟随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及其子孙3万余家，则被迁移到关中、河东等地居住，使其不能再影响巴蜀地区的政局。

265年，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王朝。西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后，改变前蜀汉政权在政治上压抑土著人士的政策，奖拔巴蜀地区土著士人为官，从而成功地争取到巴蜀大姓对西晋王朝的支持，使巴蜀地区的政治局势迅速地稳定下来。接着，西晋武帝便利用巴蜀地区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位置，将该地区作为征讨东吴的重要战略基地。泰始八年（272），王濬出任益州刺史，“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1]。咸宁五年（279）十一月，西晋武帝发兵20余万伐吴，其中益州刺史王濬率领水陆军及三水胡共7万余人，顺长江而下。太康元年（280）二月，王濬率军攻克西陵（今湖北省秭归县境），进占荆门、夷道（今湖北省宜都市境），平定武昌。接着，乘胜东下，直趋吴国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三月，巴蜀之兵占领石头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境），迫使吴主孙皓投降，东吴亡国。在平定东吴的战争中，巴蜀军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90年，西晋武帝去世，其子司马衷即皇帝位，是为西晋惠帝。由于惠帝昏庸愚痴，外戚与宗室诸王之间发生严重的权力斗争，从而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于是匈奴人郝散在惠帝元康六年（296）联合冯翊（治今陕西省大荔县境）、北地（治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境）的马兰羌和卢水胡，起兵反晋，秦（治今甘肃省甘谷县境）、雍（治今陕西省西安市境）二州的氐、羌亦起兵响应，并推举氐人豪帅齐万年为帝。晋廷派大将周处前去镇压，结果战败被杀。与此同时，秦、雍二州又连续发生干旱，米斛万钱，疾疫流行。

图1-1　晋武帝

元康八年（298），秦、雍二州所管辖的天水（治今甘肃省天水）、略阳（治今甘肃省秦安县境）、扶风（治今陕西省泾阳县境）、始平（治今陕西省兴平县境）、武都（治今甘肃省成县境）、阴平（治今甘肃省文县境）等六郡之民数万家，因战乱、饥馑而流亡到梁州的汉中郡（治今陕西省汉中）就食。到达汉中之后，六郡流民又上书朝廷，请求寄食巴蜀。晋廷认为，流民入蜀，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稳定，因而拒绝六郡流民的请求，并派侍御史李苾以慰劳为名前往汉中，监视流民动向，不准他们经由剑阁道（在今四川省剑阁县境）进入益州境内。然而李苾到达汉中后，接受流民贿赂，不仅不阻止流民入蜀，反而上表为流民求情：“流民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2]晋廷不得已而从之。于是大部分流民经剑阁入蜀，主要散布在益州的广汉（治今四川省广汉）、蜀（治今四川省成都）、犍为（治今四川省彭山县境）等3郡境内。

入蜀就食的六郡流民，种族复杂，大体上由三个集团组成：一是祖籍在巴蜀地区的板楯蛮，秦汉时期，因板楯蛮将缴纳的赋税称为，所以又被称为人”^[3]，东汉末年，部分人辗转北迁，“散在陇右诸郡及三辅弘农，所在北土，复号之为巴氐”^[4]，来自略阳郡的李特兄弟及其宗族亲党，都是这批北迁人的后裔；二是原居住在六郡的汉族，主要大姓有李、任、阎、赵、杨、上官，其中李氏出自阴平、扶风二郡，任氏、阎氏、赵氏、杨氏、上官氏均出自天水郡，随同流民入蜀的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阎式、谏议大夫李攀、陈昌令李武、阴平令李远、将兵都尉杨褒，就是这批汉族大姓的头面人物；三是来自扶风、始平、武都、阴平诸郡的氐叟，其渠帅出自梁、窦、苻、隗、董、费等氏族，其中窦氏为扶风人，费氏为始平人，苻氏为武都人。

当六郡流民入蜀就食之时，正值新任益州刺史赵走马上任之际。赵的祖籍是巴西郡安汉县（治今四川省南充市境），其先祖在东汉末年随张鲁内迁，居于赵。入晋以后，赵历任长安令及天门太守、武都太守，元康六年（296）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元康八年（298）到任。赵就任益州刺史后，目睹朝纲紊乱，上下解体，遂阴怀异志，图谋割据巴蜀。因此，当六郡流民入蜀之后，他就开仓赈济，以收众心。同时还重用李特兄弟，使其招合六郡勇壮，将流民武装起来。

李特，字玄休，略阳郡临渭县人。祖世为巴西郡宕渠县（治今四川省渠县境）的人，东汉末年，因信奉五斗米道，迁到汉中投靠张鲁，住在杨车坂，号称“杨车巴”。曹操占领汉中后，李特的祖父李虎率领500家归降，拜为将军，移居略阳郡。李虎之子李慕有五子：长子李辅，次子李特，三子李庠，四子李流，五子李骧。由于李特兄弟皆以骁勇有武干而著称，州党多附之，从而成为略阳郡的望族。入蜀就食之时，长兄李辅留居略阳故宅，入蜀的李氏四兄弟，李特年长，遂成为入蜀就食的略阳郡流民首领。入蜀之后，因李氏家族的祖籍是巴西郡，与益州刺史赵祖籍同郡，由此受到赵的重用，命其掌管流民武装，从而使李特兄弟逐步控制了入蜀的六郡流民。(www.xing528.com)

惠帝永康元年（300），晋廷发生宫廷政变，赵王司马伦诱使贾皇后杀死废太子，随即起兵废贾皇后，并矫诏收捕贾氏亲党。益州刺史赵是贾皇后的姻亲，于是征赵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为益州刺史。诏下益州，赵大惧，遂起兵反叛，攻杀耿滕，又杀西夷校尉陈总。李特兄弟亦率领流民武装参与叛乱，为赵守卫成都北门。然而赵生性多疑，李氏兄弟中，李庠最有才干，号称“东羌良将”，在六郡流民中有很高的威望，赵虽重用之，但心存疑忌，欲杀而未言。同年十二月，赵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署置僚属，改易令守。为了防止晋军讨伐，赵派李庠率兵前去阻断由关中入蜀的北道。长史杜淑、张粲以为不可，遂言于赵：“将军起兵始尔，而遂遣李庠握强兵于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5]赵由此决定除去李庠。于是，当李庠前来辞行，劝赵称帝时，赵便借口李庠劝他称帝是大逆不道，斩李庠及其子侄10余人。这次事变，使得李氏家族与赵反目为仇。就在李庠被杀的当天晚上，李特兄弟就带领流民武装退到绵竹县（治今四川省德阳市境）。惠帝永宁元年（301）正月，赵改派长史费远等人率兵万余人前去阻断北道，途经绵竹县石亭，李特率领流民武装乘夜偷袭，大败费远诸军，并乘胜南下，攻占成都。赵与妻子乘小船顺水逃到广都县（治今四川省双流），被下人朱竺所杀。李特进入成都后，纵兵大掠，又杀西夷护军姜发等人。接着，李特派牙门王角、李基到洛阳，表述平叛之状。晋廷亦不追究李特曾参与赵叛乱之事，而是对李特平定赵的功劳加以褒奖。

赵之乱平定后，因秦、雍二州氐羌叛乱已在元康九年（299）就被晋军镇压下去，为了防止流民在巴蜀地区制造动乱，晋廷决定将入蜀的六郡流民遣返回原居住地。永宁元年（301）三月，新任益州刺史罗尚领兵万人到达成都，随即开始遣返流民。此时，晋室诸王内讧的“八王之乱”已经爆发，李特的兄长李辅，见此形势，立即由略阳故宅赶赴蜀中，告诉李特：“中国方乱，不足复还。”^[6]李特深以为然，遂有雄据巴蜀之意。为了争取时间，待机而动，李特想方设法拖延遣返。他派人反复向罗尚陈述流民的具体困难，并贿赂罗尚等人，请求延期到秋收以后起程。罗尚受贿后，答应在七月份开始遣返流民。到了七月，李特又要求延至冬季。由于广汉太守辛冉和犍为太守李宓的坚决反对，罗尚拒绝了李特的请求，并决定强行遣返入蜀就食的六郡流民，于是移书梓潼太守张演，在交通要道之处设置关卡，搜查流民在赵之乱期间掠夺的财货。八月，诸关卡皆筑城，以防流民冲关。九月，罗尚又派军队进驻绵竹，扬言种麦，实际上是准备用武力强行遣返流民。

当罗尚、辛冉等人准备强行遣返流民时，李特也在聚集力量。由于六郡流民都不愿返回贫瘠的故乡，李特又多次请求罗尚延期遣返，“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帅归特”^[7]。于是李特在绵竹设立大营，聚集六郡流民。与此同时，李特又移书广汉太守辛冉，再次请求延期遣返，使流民得以自宽。辛冉得知李特还想拖延时间，大为愤怒，立即悬赏购买李特、李流兄弟的首级。李特见其榜，悉取以归，改其榜文为：“能送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氐叟梁、窦、苻、隗、董、费等首级，百匹。”^[8]流民中的豪族大姓和氐羌渠帅见榜大惧，相继率领部众投奔李特，旬月之间，众逾2万。十月，李特、李流兄弟率领流民进驻赤祖（在今四川省德阳市境），分为北、东二营，李特居北营，李流居东营，缮甲厉兵，严阵以待。

益州刺史罗尚虽然早在七月份就开始进行强制遣返流民的部署，但是对于是否采取军事行动，一直犹豫不决。到了十月，仍然无所动作。广汉太守辛冉眼看流民正在武装起来，再拖延下去，将危及自己的安全，于是决定不征求罗尚的意见，自行采取军事行动。十月，辛冉派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人，率兵3万，偷袭李特所在的北营。由于李特早有防备，设伏大败晋军，杀曾元等人。于是六郡流民共推李特为镇北将军，承制封拜。李氏宗族亲党及诸用事者，皆封以官号。至此，入蜀的六郡流民为反对遣返回乡，终于在李特的率领下，与西晋王朝公开决裂。

李特在率领入蜀的六郡流民打败广汉太守辛冉派来偷袭的军队之后，随即发起反攻，围辛冉于雒城（今四川省广汉）。益州刺史罗尚发兵救援，又被打败，辛冉力穷，突围东窜，投奔荆州刺史刘弘，结果被刘弘所杀。辛冉逃走后，李特遂占领广汉郡。接着，李特又率兵南下，企图夺取成都。罗尚屡战不利，退至郫水以南，沿河构筑防御工事，以成都为中心，西北至今都江堰市，南到今彭山县，绵延七百余里，固守待援。李特面对这条防线，一时无法突破，只得退回广汉郡。

惠帝太安元年（302），执掌朝政的河间王司马颙，派遣督护衙博率兵入蜀讨伐李特，军于梓潼；晋廷新任命的广汉太守张徵，率兵据守德阳（今四川省遂宁）；益州刺史罗尚在得到南夷校尉李毅的增援后，派督护张龟领兵进驻繁城（在今成都市新都区境）。当晋军在三个地方集中军队，准备三路合击流民武装时，李特则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集中兵力打败衙博，接着攻杀张徵，然后击溃罗尚的军队。太安二年（303）正月，李特在先后打败三路晋军之后，再次率兵南下，突破郫水防线，进逼成都，蜀郡太守徐俭投降，李特遂入据成都少城，益州刺史罗尚则退保大城。此时，晋廷再次派来救援罗尚的荆州刺史宗岱，已经率领3万水军入蜀。罗尚为了争取时间，便遣使向李特求和。罗尚的缓兵之计，本来不难识破，但是李特自起兵以来，屡败罗尚，遂有轻敌之意，加之军中乏食，荆州兵的前锋已经到达德阳郡，于是李特决定暂时停止进攻大城，派李荡等人领兵前往德阳，加强对荆州兵的防御，同时又将六郡流民分散到诸村坞就食。罗尚得知李特分散兵力，疏于防范，遂派人联络诸村坞，同时起兵，内外夹击，消灭李特。诸村坞皆从之。在约定的二月十五日，罗尚遣兵掩袭李特营寨，诸村坞则捕杀就食的流民。李特大败，收拾余众向广汉方向退却，在繁县的官桑，李辅、李特、李远皆被追兵所杀。残部退到赤祖大营后，由李特之弟李流防守赤祖东营，李特的长子李荡、少子李雄守卫赤祖北营。三月，罗尚发兵进攻赤祖，结果被李流等人击败，但是在追击逃敌时，李荡为氐叟长矛刺死。罗尚军队对赤祖的进犯虽然被击退，但是李特、李荡父子相继战死，荆州兵又攻占德阳郡，这就使得在李特死后担任六郡流民首领的李流深感恐惧。五月，李流在其妹夫李含的劝说下，向率领荆州兵前锋部队的建平太守孙阜投降。然而李特的少子李雄却坚决反对投降，并独自率兵袭破孙阜军，杀伤甚众。正在此时，荆州刺史宗岱病死于垫江（今重庆市合川）。荆州兵既遭新败，又失主帅，只得退回荆州（治今湖北省荆州市境）。至此，益州境内再也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与六郡流民相抗衡了。六月，李雄攻占郫城（今四川省郫县）。九月，李流病死，李雄成为六郡流民的首领，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罗尚见李流病死，以为有机可乘，遂遣兵进攻郫城。李雄则派朴素诈降，约为内应。罗尚中计，结果导致进攻郫城的军队大败。李雄在击败进攻郫城的罗尚诸军后，乘胜追击，夜至成都，骗开城门，入据少城。罗尚发现上当，急忙退保大城。接着，李雄派其叔父李骧进攻犍为郡，断罗尚的粮道。十二月，罗尚断粮，弃城逃往江阳郡（治今四川省泸州），李雄完全占领成都城。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六月，李雄在成都正式称帝。其后，经过数年的征战，李雄完全占领梁、益二州，西晋王朝在巴蜀地区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

西晋王朝在巴蜀地区的统治，自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至306年李雄割据称帝，仅有41年。在这短暂的41年中，巴蜀地区经历了西晋武帝时期政局相对稳定到西晋惠帝时期发生大规模战乱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与西晋统治巴蜀地区的政策和全国政治形势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

西晋武帝立国之初，巴蜀作为新征服的地区，政局并不稳定，先后数次爆发叛乱。泰始四年（268），故中军士王富诈称前蜀汉政权的都护诸葛瞻，纠集亡命刑徒，起兵反叛。泰始七年（271），汶山守兵吕臣等人，杀其督将以叛。泰始八年（272），益州刺史皇甫晏征讨汶山白马胡，牙门张弘等人，畏惧胡人强悍，遂起兵作乱，杀皇甫晏，并抄掠百姓^[9]。虽然这些叛乱很快都被平定下去，但是足以说明巴蜀地区存在着不稳定因素。面对这样的形势，西晋武帝决定任用、奖拔巴蜀地区的土著士人为官，利用土著世族大姓的势力和影响，从内部稳定巴蜀地区。据《华阳国志》记载，晋代的梁、益二州俊伟倜傥之士有51人，其中巴郡临江人文立，蜀郡成都人柳隐、杜轸、寿良，蜀郡郫县人何随、何攀，蜀郡江原人常忌，广汉郡郪县人王化、王长文、李毅，犍为郡武阳人杨邠，犍为郡南安人费立等人，都是在西晋武帝时入仕，一些人还先后担任梁、益二州的郡太守和县令。西晋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10]的政策，使得在蜀汉统治期间受到压抑的巴蜀地区世族大姓全力支持西晋王朝，从而使巴蜀地区的政局得以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有所恢复，西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述的富庶，大体上也反映了西晋初年巴蜀地区的实际情况。

西晋惠帝时期的动乱，始于宗室的“八王之乱”，究其渊源，则与晋初分封诸王有关。西晋武帝在篡夺曹魏政权之后，认为曹魏对宗室控制太严，委权异姓，由此导致亡国，因而大封宗室诸王，其中武帝第十六子司马颖被封为成都王，以蜀郡、广汉郡、犍为郡、汶山郡（治今四川省汶川）十万户为王国，并改蜀郡太守为成都内史。西晋武帝分封的诸王，不仅有自己的王国，而且其中一些宗王还被任命为都督，掌握军权，从而重权在握，其中成都王司马颖都督冀州，镇守邺城（在今河南省临漳县境）。惠帝即位之后，皇后贾氏专权，引起重权在握的诸王不满，最终酿成“八王之乱”，而内迁的少数民族亦乘乱起兵，由此导致天下大乱。巴蜀地区的动乱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然而从巴蜀地区动乱的具体情况看，对六郡流民处置失当，益州主要军政长官的贪残和无能，以及晋廷因内乱而无力救援，则是西晋王朝最终丧失巴蜀地区的直接原因。常璩在《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中认为，在流民起事之前，有三点处置不当：一是当六郡流民请求入蜀就食之时，应当按照诏书的要求，关闭剑阁关，不准流民入蜀，而不应允许李苾开关放流民进入益州；二是征赵为大长秋时，当由朝廷选派大臣取代赵，不应任命与赵构怨甚深的成都内史耿滕为益州刺史，以此避免赵反叛，使六郡流民难以坐大；三是罗尚就任益州刺史时，应当听从牙门将王敦的计谋，乘李特前来拜见的机会，将其杀掉。由于处置不当，致使入蜀的六郡流民通过平定赵之乱，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六郡流民的公开反叛和取得军事胜利，则与益州主要军政长官的贪残和无能有关。其中广汉太守辛冉，贪残凶暴，欲利用遣返流民回原籍的机会，杀死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因此派遣一批无能的将领攻打流民，结果导致六郡流民公开叛乱。当六郡流民起兵反叛之后，直接负责镇压流民武装的益州刺史罗尚，则是昏庸无能、贪污狼籍之人，以至蜀人造作歌谣：“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11]如此唯利是图，既无军事才干，又祸害百姓的益州刺史，在与六郡流民的斗争中，屡遭挫败，也就不足为怪。面对巴蜀地区不断恶化的局势，晋廷却因内乱而不能倾全力救援。永宁元年（301），当入蜀流民起兵之时，拥有重兵的成都王司马颖和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却率兵讨伐自立为皇帝的赵王司马伦，完全没有顾及巴蜀地区的安危。加之益州刺史罗尚优柔寡断，下有悍将，不能控驭，从而使流民武装迅速取得军事胜利。太安元年（302），河间王司马颙派遣督护衙博征讨李特。然而衙博之兵，仅为偏师，完全不是流民武装的对手，在李特之子李荡的攻击下，衙博战败，“死者太半。荡追博至汉德，博走葭萌。……荡进攻葭萌，博又远遁，其众尽降于荡”^[12]。而河间王司马颙的主力，号称10万，则东趋洛阳，与执掌朝政的齐王司马冏混战。太安二年（303），晋廷派遣荆州刺史宗岱率领3万水军入蜀，救援益州刺史罗尚。在入蜀的荆州兵被李雄打败之后，荆州因征发武勇赴益州征讨六郡流民而爆发张昌之乱，自顾不暇，再也无力继续派兵入蜀救援。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发兵约30万人，攻打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永兴元年（304），长沙王司马乂被杀，东海王司马越又起兵讨伐成都王司马颖，匈奴人刘渊亦自立为大单于，建都离石，中原大乱，晋廷再也无力顾及梁、益二州，最终导致李雄割据巴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