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谱与家谱：典藏版-流传与收藏

唐朝以前的家谱，由于政治作用较强，修成之后大多要交送一份由政府收藏，这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的家谱资料就可看出。秦汉两代，皇室家谱均由专门机构——宗正管理，民间修谱也应呈送政府有关机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最重谱牒的时代，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姻，首先要查验的就是谱牒，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谱局”，编修和管理各种谱牒。民间自修，同样要上呈官府，收藏在尚书省的户曹，或专门的“籍库”“谱库”中，作为日后选官的依据。南北朝以后的公私目录中，一般也都设有专类，著录各种家谱文献。到了唐代，政府集中管理和编修谱牒，仍然是家谱收藏的一种主要方式。

政府集中收藏和保存谱牒，既便于管理和使用，也便于保存，使得谱牒的修撰趋于标准、统一。然而，政府藏书如遇到兵燹（xiǎn）、战争，照样难逃厄运。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北魏的尔朱荣“河阴之变”，萧梁的“侯景之乱”，隋末农民起义，唐代“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都曾将政府的藏书和档案（包括政府所藏的各类谱牒）付之一炬。不同的是，唐代以前的历次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之很快得到恢复。而唐朝末年黄巢起义过后，晚唐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五代十国纷起并立，乱世之中，家世谱牒已没有意义，选官、联姻全靠实力作后盾，政府再进行管理和修撰谱牒既已没有任何意义，其收藏的谱牒也就没有必要恢复了。这也是唐代以前的谱牒现已基本失传的原因之一。

唐朝还有一种情况，即由僧侣掌管州县乡里的谱牒。如敦煌遗书中就保留了很多这方面的实物资料，很多残牒上都注有“释惠云等牒”“释詟惠云绍宗等牒”字样。江南某些地区，一直到近代仍存在这种现象：各家族在续修家谱时，必先到有关寺庙查考先人世系和族人生卒日期；周围居民添丁进口，也要去有关寺庙报知生辰八字和姓名；若有死者，寺僧自动来发给牒文，略述死者生卒年月日时和简单事迹，然后再行殡殓，牒文底稿则抄在寺庙中的“尊主簿”永久保存；若有外地人死于当地，则仅将死者姓名与死亡时间记录于寺庙中的“录鬼簿”中。遗憾的是，寺庙藏谱从不刊刻流传，一旦遇到不测，则荡然无存。如长兴县吉祥寺曾藏有唐至清的有关家谱，十分完整，可在抗日战争时因火灾烧得片纸不留。经过近百年的战火与动乱，现在已很难有哪个寺庙还能保存较完整的家谱资料了。

宋代以后，选官不再看家世，婚姻也很少讲究门阀，因而，政府已无兴趣，也无必要继续收藏和编修各类家谱了。从此之后，政府除了设置专门机构编修皇帝家谱即玉牒之外，其余所有各类家谱，均由民间自行编修，自己保存与收藏。修成的家谱一般保存在祠堂和私人手中。也有的家族分支修成支谱后，要交送一部给本家族的总部保存，如山东曲阜孔府之中，就收藏有全国各地孔姓人所修的家谱300多部。

明代以后，家谱被认为寄托有祖宗的灵魂，因而，严格禁止外传。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托词，其真实的理由可能是担心流传出去后，会给别有用心的人造成“冒宗”的机会，或者是因为修撰时的牵强附会、自吹自擂，给外人提供谈笑之资。总而言之，家谱绝对不准外传，子孙世袭珍藏，奉为传家之宝，至亲好友也不能得见。因而，除非子孙不肖或者其他极为特殊的原因，家谱很少会流落到外面。擅自借给外人、私自涂改、私自抄录或私自出卖的，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要受很严厉的惩罚。为了保证这个措施得到贯彻执行，很多家族采取了编号发放的办法，即家谱修成之后，抄写或印成一定数目，编上号码，登记后分发族人珍藏。也有的如孔府那样，在正式谱书上加盖好几个印章，以防止偷印，并约定每隔一段时间或新修家谱时，须将各自保存的家谱带到祠堂查验，无误者发回。如有违犯者，轻则追回家谱，重则还要开除出族，永远不准入祠和入谱。在封建社会中，这是很严重的惩罚。一个人如果被开除出族，那将生不能入祠入谱，死不能埋葬在祖茔，这对一个人精神上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由于这些原因，家谱的收集极不容易。明清时代藏书家很多，但基本没有能以收藏家谱为其藏书特色的。这种情况直到民国年间方才有所改变，一些有识之士鉴于私人收藏不如公家收藏更能长久保存，以及为了促进修谱水平的提高，便将一些新修成的家谱刻印后分送有关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国内一些图书馆开始注意收集各类家谱。国外一些机构也非常注意收集各种中国资料，其中自然包括家谱，尤以日本、美国最为积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掠夺了一大批中国文献，美国则利用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和文化团体四处收买。除了我国所藏之外，美国、日本所藏的中国家谱都在数千种以上。(www.xing528.com)

据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最早的即是甲骨片“库1506”等三片，商周有一些带有原始家谱性质的青铜彝器，汉代也只留下些带有家谱性质的石刻碑文，敦煌遗书中还保留一些唐代家谱的残页。其余绝大部分是纸质的印刷或手写家谱，也有一小部分是后人拍摄的缩微胶卷，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些其他质地的家谱文献，本处就不再赘述。

对于中国当代家谱的收藏状况，目前尚无权威资料介绍，不过如果我们综合一下当今人们的研究成果，还是可以推导出大致情况的。中国当代的家谱收藏，大致分为公藏和私藏两部分，公藏占有主导部分，私藏也不容小视，尤其是新修家谱的收藏，私藏肯定超过公藏。公藏之中自然以各级、各类型图书馆为大宗，尤其是省级公共图书馆是收藏的主要力量。此外，在各地的文化馆、文管会、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档案室、文物商店、修志会、公安局，以及临时机构清退办中，也都有多少不等的收藏。

在图书馆之中，上海图书馆的收藏遥遥领先于其他图书馆，共收藏1949 年前家谱原件11 700 余种，近10 万册，地域覆盖20 个省区，以浙江、安徽居多，姓氏涉及328 个，约有200 余种明代刊本，其中不乏名谱和近、现代名人家谱。其次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3000 多种，其中宋、金与元代之前的蒙古时期各1 种，元代2种，明代325 种，清代1528 种，其余为民国和当代所修。另一个收藏3000 多种以上的单位是山西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但是以缩微胶卷为主。收藏在千种以上和左右的大约有湖南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等，收藏百种以上的有安徽省图书馆、天一阁藏书楼、吉林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黄山市博物馆等，百种以内的如天津图书馆等，更是不可数计。有关国内各收藏单位的具体收藏数目，只有等目前正在编辑中的《中国家谱总目》编成后，才能有一个较准确和较权威的记录。

台湾地区原来收藏的家谱数量较少，但近几十年来，台湾掀起了新修家谱的热潮，据1987 年出版的《台湾区族谱目录》记载，共有106 000 多种，绝大部分为近年新作，质量参差不齐。以前台湾收藏家谱最多的是《联合报》文化基金会下辖的国学文献馆，该馆成立于1981 年，宗旨是致力于收集流传在海外的中国珍贵书籍，供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阅读、利用，家谱是主要收集对象之一。他们除向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复制缩微胶卷之外，还从日本、英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地购置了很多家谱，有关中国家谱资料的收藏约有6000 余种。1996 年3 月，《联合报》国学文献馆将馆藏家谱全部捐献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加上原先馆藏，如今是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收藏最多，达一万余种，其中包括部分韩国和琉球家谱。台湾地区中国家谱收藏达到一定规模的还有台湾中央图书馆，有200 余种；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收藏各类家谱缩微胶卷和原件约数千种；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收藏有相当数量的家谱胶卷；台湾国史馆、台湾省文献会、台北市文献会、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私人的如万万斋藏书楼等，也都有不同数量的家谱收藏。此外，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和摩门教家谱中心也收藏有部分家谱的缩微胶卷，对外供人查阅。

香港地区则以香港大学图书馆最多，共收藏历代家谱原件和家谱缩微胶卷700 余种，其他公私收藏均不太多。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十分注意收集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家谱是其注意的目标之一。据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所著《宗族之研究》和其他目录著录，日本藏中国家谱以东洋文库为最多，共800 多种，还有大量的家谱胶卷；其次为国会图书馆，400 多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东洋学文献中心共收藏中国各类家谱400 余种。此外还有一些单位仅藏数部数十部，总计约1500 多部。美国收藏的中国家谱也达到相当数量，据了解，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2000 多种，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200 多种，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500 多种，此外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也分别藏有数十种或百余种不等。在美国，收藏中国家谱最为著名的机构是犹他家谱学会（GSU）。犹他家谱学会总部设在犹他州盐湖城东北庙街，1894 年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创立，是一个民间的非营利性组织，旨在为家谱学的研究收集、组织和保存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起初，他们仅收集手稿和书籍，自1936 年后，开始以缩微技术复制各国、各民族的家谱，中国的家谱当然也在收集之列。1974 年起在台湾地区收集台湾的家谱资料达3000 多种。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共收藏有关中国资料达10 000 余卷，另外缩微复制了保存在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私人收藏的中国资料10 万余册，其中有关中国的家谱就有17 000 多种，范围包括中国各省市，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数省居多，篇幅大小不一，少的不足20 页，最大的是1937 年出版的孔德成主编的《孔子世家谱》，四集154 册。所藏家谱全部拍成缩微胶卷，一套置于距学会所在地20 公里处的花岗石山地下资料库中永久保存，一套置于图书馆供公众使用。使用该会图书、设备均不收费。同时，犹他家谱学会还同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 多个图书馆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