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与中国历史研究：揭示曹雪芹身世之谜

中华民族有家谱的历史已经3000 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家谱。这些家谱，在他们的时代，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从商周到汉代，家谱的主要作用是祭祀祖先、证明血统、辨别世系，同时，又是权力和财产继承的依据。进入魏晋南北朝的门阀社会后，家谱在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家谱的主要作用是证明门第，做官以至婚姻嫁娶及社会交往都是以家谱为依据，家谱已由家族文献转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隋唐两代，取士多由科举，家谱在选官方面的政治作用削弱，但在婚姻等方面的作用增大。宋代以后，取士、婚嫁不看重门第，各社会阶层的成员升降变迁也很频繁，家谱的政治作用基本消失，编修家谱成为家族内部的事情，家谱的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宋元明清几代家谱的纂修主要是为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尊祖、敬宗、睦族，团结、约束家族成员，教育后代，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家谱的教育功能增强，家谱中大量出现家族祖先的善举恩荣和各种家训、家箴，对于传播封建伦理、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因而，家谱的纂修无论是唐代以前还是宋代以后，往往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此外，明清两代科举取士，各地中举名额都有一定数额，一些考生往往冒移籍贯，避多就少，迁往文化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以期容易考上，就如同当今高考前变更籍贯一般。为此，经常引起诉讼，家谱此时又将发挥证明作用。清代旗人袭爵、出仕，需要出示家谱以为凭据，这也可以看作是家谱的政治作用的一点绪余吧。

当今时代，家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仍有重要作用。它的价值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对于古代人物研究具有相当权威的资料价值。我们知道，查考古代人物，主要是通过正史中的传记，古代的文集、笔记和方志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物，在这些资料中就很难找到，如果有，也只是寥寥数语，即使是一些著名人物，有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家谱就不同了，家谱的特点是记录家族人物，在世系录中于每人之下均注明属于何支、何房及名、字、号、行第、生卒年月日时、享年、妻室、子女、墓地，尤其对功名、官阶等记载较详，艺文中还收录了有关行状、传记、墓志等资料，重要人物还专门写有传记。这些资料，其中虽然会有溢美之词，但大多数内容是可靠的。通过家谱，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我们所要了解的人物本身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他们的世系，即祖先情况和子女情况。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目光逐步投射到家谱，利用家谱资料，纠正了过去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很多疑点。如有人利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后迁居沈阳，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河北丰润，曹雪芹的先人原为明朝军官，在战争中投降了满人，开始隶属于汉军旗，后改归满洲正白旗。家谱资料的使用，使得红学研究中几大疑问之一的曹雪芹的祖籍和旗籍问题得以解决。又有人通过泉州《林李宗谱》，考证出明代思想家李贽原姓林，名载贽，他父亲、祖父都信奉伊斯兰教，其本人也有阿拉伯或波斯血统。于江苏苏州发现的《甲山北湾孙氏宗谱》，对于进一步弄清孙子身世、姓名及与孙膑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过去通常认为，孙子名武，字长卿，田完八世孙。

可谱载孙子名开，字子疆，田完六世孙，谱中还载孙膑为孙子曾孙，其世系为开（孙子）生明，明生， 生膑，与传统史学界所说孙膑为孙子之孙并不相符。虽然孙子与孙膑的活动时代相距140 余年，以往也有学者怀疑三代中似有缺代，但苦无证据，此宗谱的发现，使这些疑问迎刃而解。此外，如《洪氏宗谱》《辛氏宗谱》《紫阳朱氏建安谱》《岳氏宗谱》《杨家宗谱》《宋氏宗谱》《富田文氏族谱》《赵氏家谱》《润州包氏家谱》等家谱的陆续发现，给我们了解和研究洪秀全、辛弃疾、朱熹、岳飞、杨家将、宋应星、文天祥、赵匡胤、包拯等历史人物的早期生活以及他们后人的事迹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第二，对于人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家谱中的世系，是家谱中最基本的部分，对于族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有详细记载，比官方记录要详细且可靠得多。通过家谱，我们可以了解到本家族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的增减速度和原因、人口的社会构成、职业、文化状况、婚姻状况、寿命等。比如从清代玉牒中，我们可以统计出这样一个数字，清朝的历代皇帝一共生了103 个皇子（不包括皇帝）、82 个皇女。他们的平均寿命，皇子为32 岁，皇女为26岁，大多死于5 岁之前。如康熙皇帝共有35 个皇子、20 个皇女，5岁前死亡的皇子12 人、皇女10 人；活到18 岁以上的皇子只有20 人、皇女8 人；这些皇子、皇女又大部分死于40 岁左右。皇家的卫生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比民间优越得多，可还有这么高的死亡率，尤其皇族女子死亡率比男子高，平均寿命比男子短，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另外，有学者在对上海的曹氏和江阴的范氏两个家族的家谱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一系列与我们传统看法不完全一致的结论（选自侯扬方《生存压力下的人口控制行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微观研究的评述与再探讨》）。[1]比如，在18 世纪，曹氏和范氏家族男子的平均生子数仅为1.59 和2.07，当然，得出这个数字是与家谱中幼殇和女儿不入谱有很大关系，但这个数字仍然比我们感觉中的数字要小；又比如，两个家族的男女初婚年龄分别为20 岁和18 岁，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小；再比如，这两个家族中成员的家庭多以核心家族为主，这也与我们传统观念中中国古代多以大家庭为主不符，但这都是事实，是家谱的记载。有关这类资料，除了家谱，是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的。

第三，为封建时代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宗族制度是封建宗法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家谱中对于封建宗族制度的介绍和体现是非常全面的。家谱中记载了有关宗族的构成，祠堂的组织、规模、结构、职能、管理范围与官府的关系等，祠产的类型、数量、形成、经营方式和收入用途，族学的规模、收录学生的范围、资金来源、维持方式、奖励内容等。家谱中的族约、宗规、家训、家箴，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约束族人的思想观念。祠规、家礼规定了各种祭祀、婚丧礼仪和行为规范，包括不准从事的职业，立、继嗣的程序以及违背之后的惩罚措施等。封建的神权、族权和夫权在家谱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这些资料在其他类型文献中是很难如此集中地出现的。

第四，为移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人口的流动是很频繁的，而任何一部家谱都要记录族源和迁徙情况，本家族的始迁祖由何处而来、迁居原因、经何处而定居此地等，都须一一交代清楚。此外，家族定居后又有哪个支房迁出，迁移的原因、数量、迁居何处、移民生活、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关系、迁居与本房的关系等都有记载。如果较大规模地对家谱中的移民资料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一些自然科学家从遗传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历代姓氏分布史的结论是大致吻合的。另外，通过对一些民族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比如，在对浙江的畲族家谱进行考察后，可以了解到如今居住在浙江的畲族同胞都是明初以后方才迁移来的，明初以前浙江无畲族。此外，如果我们相对集中地对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家谱中的移民资料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山西省洪洞县在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中的重要性。元朝末年，群雄并起，从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白莲教徒在颍州起义至明初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收复中原，将元顺帝逐出漠北，一共有十多年时间，战乱导致中原、华北、华东北部一带十室九空、万户萧疏，人口急剧下降。而在民间传说中，却将河南一带赤地千里无人烟的责任怪在朱元璋大将胡大海头上。传说胡大海身材魁梧，面相丑陋，年轻时曾在河南林县一带行乞，当地人看见一个壮汉不去干活谋生，却讨吃要饭，大多不给，更有甚者还加以辱骂。胡大海难以忍受，暗暗发誓，日后得意了一定要雪此奇耻大辱。后来胡大海投奔朱元璋，作战英勇，积功做了大将军。朱元璋即帝位后，封赏众将士，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求允许他去河南报仇，朱元璋思虑再三，只同意他在河南报一箭之地的仇。于是，胡大海带上家丁、士兵来到河南，恰逢天上一行大雁飞来，胡大海一箭射中最后一只大雁的尾部，大雁带箭而飞，胡大海就大开杀戒，那只受伤的大雁一直飞过河南，飞到山东，胡大海也就将河南、山东一带烧杀一空，他自己也在混战中死去。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租赋，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好从外地移民进来。

元朝末年，中原残破，而山西，尤其是晋南一带，由于是元将扩廓贴木儿（汉名王保保）镇守，此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加上山西的地形特点，保住了山西没遭兵灾，再加上那些年山西风调雨顺，自然人丁兴旺，周边的百姓也纷纷跑向那里。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和发展生产，当然要向地广人稀的中原各地移民。

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十五年（1417），共经历了40 多年时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后来又有转迁至东北、云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区的。移居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虽然外迁有许多优惠政策，如几年不纳粮之类，大家也不愿走。于是，就又有了这样的传说，说是大家都不愿迁移，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须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到了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这时，官府则调集大批官兵，将来到之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ɡuā）窝，心中无比留念，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代代相传，也就有了许多诸如“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坡，洪洞县里老鸹窝”之类歌谣。这些移民们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作为老家，写进家谱。辛亥革命时期，山西巡抚陆钟琦被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攻山西革命军，卢军一路烧杀抢掠，进入洪洞后，仍有“半天不点名”的命令，鼓励部下抢掠。可是军中士兵大多为山东、河南人，来到大槐树下，纷纷跪拜，认为是回到老家了，不仅没抢，还将在别县抢得之物供于大槐树下。从此大槐树名气更大，时人建立牌坊，牌坊上大书“荫庇群生”，就是纪念此事。建国后，政府多次拨专款，增建建筑，辟为公园，如今的每年4 月1 日至10 日，洪洞县都要举办“寻根祭祖节”，来此参加祭典和观光的海内外华人多达十几万。(www.xing528.com)

由于强迫移民中的大多数人是被反绑着，路远时间长，渐渐形成习惯，至今人们仍有将具有背着手走路特征的人称为洪洞县人后裔的说法。捆着走路，大小便时便要报告，请求解开，次数多了，解手也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至今仍在使用。

第五，是联系团结海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寻根”热潮。70 年代中后期，美籍黑人亚力克斯·哈利通过实地寻访和查阅家谱档案，创作了世界名著《根》，进一步掀起了世界性的“寻根热”。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祖敬宗、追本溯源的文化传统。目前，据统计，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已超过5500 万，分布在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世界近万个华人社团中，以宗亲会、同乡会为代表的亲缘性社团占了很大比例，并且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在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中，回大陆寻根的浪潮日益高涨，他们的祖先，当年因为各种原因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可他们的根还在祖国大陆，他们想了解祖先的情况，一有机会他们就返乡认宗。1988 年，当时的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访华期间，就曾专程去其曾祖父许玉的故乡福建省龙海县鸿渐村认祖。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的祖籍在福建上杭丰郎村，据《古野唐溪李氏族谱》记载，他是李氏入闽始祖李火德的第28 代裔孙。此外，每年举行的祭祀黄帝、炎帝陵仪式，也都有相当多的海外华人参加。海外各地的同姓宗亲会也常常联合起来，回国祭祀共同的祖先。这一切都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其中，家谱的作用功不可没。在现代的侨乡家谱中，都普遍记录了不同时代出洋人的姓名、辈分、生卒年月日、婚配、子女、出洋时间与原因、侨居地点、从事职业、卒葬地点与原因、在海外的际遇与建树、同故乡故国的联系与贡献等内容。有些还辟有专章、专传介绍，这就为他们的后裔寻根问祖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也就更增加了他们对故国故乡的依恋之情。

第六，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的有力工具。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当代科学工作者研究证明，即使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同胞，也与大陆东南沿海居民有着同源关系，也就是说，高山族是上海地区古代百越族的后裔。这个结论是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即DNA技术获得的，因为百越民族所独有的M119C，在台湾高山族的布衣族中存在的比例高达80％，而在阿美族中则达到100％。高山族之外的台湾早期移民，也大多是从大陆的陕西、广东、福建去的，尤其以福建为最多。有人对福建省的家谱资料进行研究，了解到福建移居台湾的最早记载是两宋之交的苏姓。古代大陆移民台湾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末天启年间，泉州、漳州一带贫民迁居台湾达3000 多人，崇祯年间又有数万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移民。第二次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跟随郑成功而去的。第三次是康熙年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郑氏政权，开放海禁，移民人数多达几十万。从有关家谱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移民的人数、成分、原因，他们的婚姻状况、分布特点及与大陆的关系等。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不断否定台湾与大陆的这种关系，反对一个中国，声称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

可事实绝非如此，就是陈水扁自己，其祖先元隆公明朝末年由江西迁到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霞葛镇，其墓至今仍在，元隆公的一个儿子来到太平镇白叶村定居。18 世纪中叶，陈水扁的九世祖陈乌漂洋过海去台湾。这些内容都在台湾陈氏祖先牌位中被记录着，也和南诏陈氏宗人保存的《陈氏族谱》的记载相吻合。“台独”老手李登辉，他的祖籍，据其父李金龙说，与李光耀一样，同为福建上杭丰郎村，也是李火德的裔孙。清乾隆末年，李登辉的六世祖李崇文迁台谋生，繁衍后世。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增多，大批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寻根，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台湾的国民党已先后有多名副主席回大陆访问和寻亲祭祖。此外，像章孝严这些国民党名流也有许多来大陆省亲、祭祖。海峡两岸要统一，利用家谱资料联络亲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此外，家谱资料还为地方史、家庭结构与功能、社会结构、妇女地位、优生学、民俗学、经济史、科技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信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实际上，家谱的价值，古人早已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南北朝时期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魏收著《魏书》、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就曾大量地使用了家谱资料。宋人郑樵、清人章学诚、近人易熙吾等也都对家谱的价值做过介绍和评价，当今学术界对于家谱的价值也早已有了共识。

然而，由于家谱是私人纂修，有些记述往往华而不实，言过其实，尤其在先人功名、宦迹、婚姻等方面，有些内容甚至妄相假托、有意捏造，这部分内容我们在使用中要注意鉴别，不可盲从。但是，家谱中的主要部分，如五世内的世系、宗规、家训、祠堂、人口、艺文等方面的内容，一般还是可信的。此外，我们在使用家谱资料时还须注意家谱的几修，所用资料是照录原件还是新近加写的，对于不同时代的资料要区别使用，这也有助于提高资料本身的价值。总而言之，家谱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实的内容。因此，我们在使用家谱时，一定要注意区别对待，去伪存真。

[1]上海图书馆，编. 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