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中的字辈与堂号：中国年谱的重要内容

字辈与堂号，是家谱中比较受人关注的两个内容。相对而言，字辈更多地受到族人内部关注，特别是在修谱时，入谱人名大多都要按字辈排列。而堂号则除了受到族人的关注之外，还受到外人，尤其是家谱整理和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外人研究或著录该家族历史与现状的一个重要内容。

字辈，也称行辈、行第、班辈、字派、班派、派语等。家族中同辈人为了体现宗族关系，通常在起名时需找一个共同用字，不同辈分的共同用字排列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家族用以标明世系次第的字辈。字辈的形成是为了分尊卑，别长幼。此处的尊卑并不是指政治地位上的尊卑，而是指家族内部辈分的高下。字辈的使用，对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像孔门这样绵延数十代、繁衍达数十万的持久型家族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字辈的这种能够分尊卑、别长幼的功能，也就为其他一些需要分尊卑、别长幼的群体所借鉴，如宗教教派、社会帮派、武林门派等。这样一来，字辈这种原来纯粹为家族内部使用的文字形态也就有了更大的适用范围。

字辈的产生，有人说起源于汉代。经过考察，我们认为，汉代，甚至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了一些在名字用字上反映同辈关系的萌芽或苗头，如选共同用字或在偏旁部首上体现出来。然而，这只能是萌芽，它离真正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共同字来区别辈分，进而预先选取一定数量，且有一定意义的“吉字”作为一种规定性、后代子孙取名时必须遵守的字辈，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再说，汉魏时期以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时人取名多为单字，字辈的区分更难明确。更有甚者，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几代名中均有“之”字，字辈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从根本上违反了后世字辈的要求。所以说，这一时期，即使有字辈的痕迹，也是处于一种自发的萌芽阶段。

隋唐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家谱资料基本上没有留传下来，因此，无法对此做出准确判断。不过，从一些现象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一时期，某些家族开始出现了同辈在取名时使用共同用字的现象，如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其堂兄弟中著名者有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颜曜卿、颜春卿等，大家都用一个“卿”字。颜真卿的两个儿子颜頵、颜硕都有“页”字偏旁，似乎也合字辈要求，但其曾孙名弘式，与颜杲卿曾孙名从览之间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这个“卿”字，到底是如何确定下来的，确定时对于不同辈分的用字是否都已确定，同时确定了多少代，这些都无法考定。不过，颜氏家族在某些代有字辈的规定，则是确定无疑的，只不过字辈要求不如后代规范罢了。颜氏如此，其他家族也必有使用字辈的。

据笔者读书的一孔之见，明确确定字辈的记载是在宋初。宋太祖赵匡胤在“玉牒大训”中指出，赵氏族属虽众多，但多数居他邦，导致疏远，“因无统序，昭穆难分，纵然相遇，亦若途人，心实有憾”，于是，在乾德二年（964）下诏，除去已早逝无嗣的兄曹王匡济、弟岐王匡赞之外，余下的自己与晋王光义、魏王光美三枝，分为三支派，各立14 字，以别源流，以序昭穆，以达到“朕族无亲疏，世世为缌（sī）麻”的目的。方法是后代取派中一字，另外再随便选取一字成为双字名。太祖赵匡胤派的14 字为：“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学”；太宗赵光义派的14 字为：“元、允、宗、仲、士、丕、善、汝、崇、必、良、友、季、同”；魏王赵光美派的14 字为：“德、承、克、叔、之、公、彦、夫、时、若、嗣、古、光、登”。有意思的是，宋代诸帝，都有改名的习惯，开始的名字都还基本按字辈，一成年，又都改成了自己中意的名字，而且多单字。这些字辈用字，赵氏后代也有变更。

皇家的提倡，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示范作用，宋代各家族使用字辈的理应很多，然限于目力所及，不敢妄言。元代的情况也不清楚，但字辈的影响必然存在。到了明代，字辈的使用进入了相对成熟、相对规范的时期。明朝的玉牒如今存世极少，无法得窥全貌，但从皇帝名字中仍可看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按理，字辈的使用，通常是同辈共用一个字，大多在中间，另一个字则自便。而明朝历代皇子的名字，第二代均为单名，“木”字偏旁，这符合朱元璋起名以五行为偏旁的原则，可从第三代也就是成祖朱棣之子始，则用双字名，并有字辈，这个字辈是怎么来的，已不清楚。经过归纳，这个字辈依次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有意思的是第三字仍然以五行为偏旁，仍按火、土、金、水、木排列，如仁宗高炽、宣宗瞻基、英宗祁镇、宪宗见深、孝宗祐樘，另一轮为武宗厚照、穆宗载垕、神宗翊钧、光宗常洛、熹宗由校。这种字辈的用法，在其他家族尚不多见。

判定明朝是字辈使用进入相对成熟时期的另一个理由，是专制社会各家族中最有影响的家族字辈——孔府字辈就是此时被确定下来的。早在元代中期，第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晦规定，凡五十四代孙，均以“思”为派，“思”以下为“克”字，这样，就有了字辈的萌芽，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字派，因为五十六代就没有要求，衍圣公名孔希学，五十七代衍圣公又变成单名，孔讷。明朝初年，有说法是朱元璋，也有的说法是建文帝，赐孔府自五十八代之后八代用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清代时因避雍正皇帝讳，改为衍）”，孔府自己再加上五十六代的“希”和五十七代的“言”字偏旁，形成第一个十代字辈用字“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

到明天启年间，这十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衍）植奏请皇帝，又续上十个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清道光年间，经朝廷同意，又续十个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进入民国后，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于1919 年咨请北洋政府核准后，又制定了20 个字辈用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长、裕、文、焕、景、端、永、锡、世、续、昌”。这样一来，孔府就有50 个字的字辈用字。孔府的字辈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1）均是吉字。（2）颁布都经过政府。（3）全族人的取名都必须按照字辈，这从孔府历次修谱前发布的榜文中明确指出的凡不循世次，随意取名者，概不准入谱，即可看出取名按字辈的严肃性。（4）孔府的字辈，不仅孔氏族人使用，就连孟、曾、颜三大家族也都照行不渝，四个家族共同奉用一套字辈，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

明清之后，字辈愈加得到各家族的认可，许多家族都形成了自己家族的字辈。字辈都是由吉利和吉庆的单字组成，一般是五的倍数，连接起来，朗朗上口，就成了带有一定意义、反映一定情怀、体现本家族一定价值取向和对子孙殷切期望的特殊的五言体诗。当然，也有四和七的倍数，形成一首首独特的四言、七言体诗。

不同时代的字辈取字，所追求的内容多不相同，这也就形成了字辈的时代特点。封建时代，人们被灌输的是忠孝节义、忠君孝友、光宗耀祖的思想和伦理道德，这就有了诸如“廷岁约用，惟君仕允”；“忠厚传家久，孝廉布四方，节全是吾本，义字万世传”；“光昌兴宗德，富贵古流传”；“绍庭为国瑞，光彩振家声”；“世业绍宗先，忠信立之本，仁义致胜全”等字辈。还有一些能够看出字辈制定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追求和平的向往，如“立志守端方，士卫保国光”；“万世愈昌宁，至道登朝贵”等。民国年间，则有“文明到了开泰远”，“忠贞爱国”等。这在除《孔子世家谱》之外的国内其他最有名的家谱中同样可以看到，如《韶山毛氏族谱》的字辈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运济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毛泽东为十四世“泽”字辈，其父毛贻昌为十三世“贻”字辈，祖父毛恩普为十二世“恩”字辈。另外，《武

岭蒋氏宗谱》的“行第歌”中自二十五世为：“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弈世庆吉昌。”蒋介石谱名周泰，为第二十八世；其父蒋肇聪，为二十七世“肇”字辈；子经国、纬国，为“国”字辈；孙孝文、孝武、孝勇、孝章，为“孝”字辈。抗战胜利后，则有“实行宪法，民心咸悦，安休富强，永保华国”等字辈。到了当代，人们的追求有了更大的变化，也就有了全新内容的字辈用字，如1998 年川渝联宗《徐氏族谱》中提出了新的40 字新字辈，照录如下：“华光普照明，东海映太平，茂志泽道远，文武显龙廷，福全增富贵，科学振嘉兴，庆恩育英杰，承先世代荣。”在传统意义上增加了新的追求，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字辈除了具有时代特征之外，有的还具有地域特征。张仲荧、张汝宜二位在《四川族姓之班辈检讨》[1] 一文中，就提供了一些带有较典型地域特征的四川各家族字辈。四川各家族多为元、明、清三代自外省迁入，迁入始祖大多为贫苦之民，没有文化。入川之后，渐渐致富，文化也随之提高，开始建祠修谱，拟定字辈。这些字辈用字，除了具有字辈用字的一般特征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地区所未见的内容，如以水、土择字，“沐浩泽汞流江汉，永源治济津清灌”，“堙堞堤堦，坡坤坵坦，坩城垛基，坚埴培垒”。有许多家族定字辈时多为40 字，暗含三十六天罡加四象。还有的字辈用字按五行顺序排列，也有的用字暗含天干、地支，有的则连接原居住地与今居住地。最为特殊的是朱氏族谱，谱中男女采用不同字辈，男子为“光观上国进，世笃绪忠贞，奇才立大志，德振焕家声”，女子为“贤良慈惠著，淑慎幽闲月，静一端庄素，至性赋体纯”，男子要求“奇才立大志”，最终能够光宗耀祖，而女子则要求“贤良”“端庄”，对族中男子、女子的不同期待，跃然纸上。

字辈，虽然承载了许多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的、伦理的内容，但究其本质还是一个家族的内部机密。除了孔府作为一个显族，带有公共家族意味之外，其他的家族一般都不太愿意将字辈告之别人，以防冒宗等一些不愉快事情发生。这从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先生的一个小经历即可看出，当年梁先生在赣中南某地，曾为一黄姓乡民讲解过他的家谱内容，分手后，这位黄姓乡民又跑回来，很认真地叮嘱说：“不要把我黄姓的字派告诉别人。”

少数民族原本命名不用字辈，随着汉化程度的提高，也开始出现字辈。如满族，早期命名并没有用字辈区别长幼的，原来的汉名都是满文音译，康熙时期才开始讲究子孙的字辈用字或用偏旁区别名字，以此来明宗支、世次，别关系亲疏。乾隆时期，宗室子弟繁衍日多，根据他的安排，康熙皇帝玄烨的直系，自他而下，用“永、绵、奕、载”四个字作字辈。道光七年（1827），又续了“溥、毓、恒、启”四个字。咸丰七年（1857），再续了“焘、恺、增、祺”四个字。由于“绵”字辈之后，近支宗室迅速发展，宗支日渐增多，因此，又在名字的第二个字用偏旁区别远近，直系中“奕”字辈第二字均用“言”字偏旁，如“奕诤、奕讯、奕誉、奕谋”等，“载”字辈均用“三点水”偏旁，如“载沣、载涛、载漪”等，“溥”字辈均用“单人”偏旁，如“溥傑、溥儒、溥侗、溥佐”等。皇室如此，旗人自然纷纷仿效，如民国修《马佳氏族谱》“定世字”规定的字辈为：“天经国纬，祖德宗功，嘉猷懋绩，宣勤效忠，钧衡鼎笏，代有传人，显扬蕃衍，承泽存仁。”文后小注说：“以上二十二字自二十世起，凡我苗裔，一代用一字以纪事，男女一致，遵守排用……不得任意更改，以免混乱。”此外，其他如同治年间东北满人洪锡英所修《洪氏族谱》以及《新修富察氏支谱》，也都明确列有相应的字辈。

满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现象。如福建的惠安回族郭氏第十一世至第四十二世的字辈为：“瑞天定朝，清廉启国，家修廷献，文明恒作，必有先成，用垂式谷，鸿声骏采，以介景福。”南安蒙古族黄氏，以及福建畲族的某些姓氏，也都拥有字辈，有的还达到一百世。此外，在广西罗城仫佬族银氏、罗氏家谱中，也都使用着字辈。这不能不说汉民族字辈文化影响的广远。

除了家族需要用字辈以分尊卑、别长幼，在一些宗教宗派和江湖门派中也同样如此，其取字方式同样反映了他们的追求与本宗派的特点。青洪帮是这样，道教等某些宗派也是这样。如四川青城山属于全真道龙门派丹台碧洞宗的常道观的字辈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元明，至理宗诚信。”其他各派大多也有，以至中国道教协会所在的全真道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就专门收藏有《诸真宗派总簿》，内里基本收全了各宗派的字辈。游方道士来此挂单，必须背诵本宗派谱系，说清本宗派源流，否则，就有被视为冒充道士的可能。因此，在有关道士的日常功课中，就有背熟本宗派字辈这一条。(www.xing528.com)

地处嵩山的少林寺，为禅宗祖庭。据寺内《释氏源流碑》记载，元代雪庭福裕禅师立曹洞根本一宗，并预先排定70 字作为字辈，以供后来僧人按规定取法名，定法裔辈数高下。这70 字依次为：“祖慧智子觉，了本圆可悟，周洪普广宗，道庆同玄祖，清静真如海，湛寂淳贞素，德行永延恒，妙本常坚固，心朗照幽深，性明鉴宗祚，表正善喜祥，谨悫原齐度，雪庭为导师，引汝归铉路。”现在少林寺的方丈永信禅师为第三十三代“永”字辈。

普通家族的字辈可以防止冒宗，这些特殊宗派的字辈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曾名噪一时的海灯法师，自充少林正宗，师父为少林巨擘汝峰大师，但从少林字辈中我们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是真实的。因为“海”是第二十五代，而“汝”是第六十七代，中间相差四十多代；再说“海”字辈是二三百年前的，而“汝”字辈则至少六七百年后方才会出现，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几百年前的徒弟拜几百年后的师父这种荒唐事。海灯如此而为，只能说明他缺乏这方面的常识。

他的少林身份，自然也就是一场闹剧。

堂号，实际上是祠堂名号，是一个姓氏或家族的标志和代表，标志着血缘、历史和荣誉。堂号出现最多的是在祠堂，通常还伴有堂联。

此外，还出现在家谱、神主或墓碑之上。

家族祠堂使用堂号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堂号的来源，还是能够依稀辨别出，大致可以上溯到上古的氏族公社时期，每一个氏族大多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近一点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的文人以堂命名的室名、书斋名和对郡望的推崇。从现有文献看，唐代文人为抒发情怀、展示情趣而喜欢选取若干文字，加上堂字，以作为室名或斋名。这在中唐以后，成为一时风尚，其中著名的有杜牧的“碧澜堂”、元载的“元晖堂”、裴度的“绿野堂”等。宋代更是普遍，据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记载，宋人使用堂字的室名就有数百个，这其中，有不少就直接被后世作为家族堂号使用，如尤袤“遂初堂”等。在唐代，文人好标郡望，成为一时时尚。郡望也称地望、族望，以至有“爵位不如族望”的说法。曾有位名叫李稹的，官至怀州刺史，在给人写信时，也只称陇西李稹而不称官衔。更有甚者，韩愈的家乡据今人考证为河阳（今河南孟州），但仍自称昌黎，因为这是郡望。郡望也是后世各宗族所标堂号的主要来源。

堂号中所使用的郡望，实际上是郡名或郡号，如果严格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郡号除了有相当部分是郡名之外，其中亦掺杂有诸如诸侯国名以及府、州、县名。郡是秦、汉时期行政建制。古人郡望意识的高涨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因素有关。郡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发祥之郡，一为望出之郡。早在汉代，实行郡国察举，曹魏之后，通行九品中正制，晋代的郡公郡伯制，都以郡中豪门大姓作为选官用人的标准。传袭日久，势必族大势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些地区成了某些姓氏或家族的发祥地。古人好古，沿用旧名，即郡名，这就是发祥之郡的郡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姓氏或家族从发祥地迁至他郡，历经传衍，又成为该郡的望族巨室，这些郡于是就成了该姓氏或家族的望出之郡。当然，也有后人不明，误将发祥地混同望出地。发祥之郡与望出之郡，合称为郡望。

郡望的普遍流行，是在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令胡人改姓汉姓，鼓励胡、汉通婚。与此相对应，留居北方的一些中原士族，大多撰修家谱，标明郡号，以有别于异族而自高身份。到了北齐时期，凡是自认为家族高贵，或为当地人推许的各类家族，也都自标郡望，目的是“望以别族”，以郡望来区别他族。到了隋唐，此风一发而不可止。隋唐之后，人口繁衍加快，年久族盛人多，因故迁徙流离，为不忘本源，永记世系，那些自认为名门望族之后的后人们大多都在姓氏之前冠以郡望。如题于祠堂之上，则就成了堂号。

堂号的命名大致有两大类型：一为有明显的姓氏特征，另一为没有明显的姓氏特征，两者之中，以有姓氏特征者为最多。在有姓氏特征的堂号中，使用郡望是最普遍的。而郡望堂号又分为使用发祥之郡的郡名和使用望出之郡的郡名两种，有时这二者不太好区分，但对于一些较为明显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如李氏“陇西堂”、王氏“太原堂”、杨氏“弘农堂”、徐氏“东海堂”、刘氏“彭城堂”、萧氏“兰陵堂”、何氏“庐江堂”、姜氏“天水堂”、戈氏“临海堂”、陶氏“济阳堂”、伏氏“济南堂”、柳氏“河东堂”、赵氏“天水堂”、黄氏“江夏堂”、周氏“汝南堂”等，都是使用发祥之郡的郡名，而黄氏“上谷堂”、王氏“山阳堂”、刘氏“弘农堂”、周氏“河南堂”、赵氏“金城堂”、徐氏“高平堂”等，虽也是郡名，但都是望出之郡，就连知名度最高的王氏“琅琊堂”，也是望出之郡。有时一个姓氏并不止一个发祥之地，如伏氏还有“太原堂”，萧氏亦有“广陵堂”，徐氏的望出地堂号就有“东莞堂”“高平堂”“琅琊堂”“濮阳堂”等，其他一些大姓，如王、刘、黄、周等则更多。

除了郡望之外，拥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还表现为根据先人的德望、操行、功业、科第、字号、著述、封谥、居住地、室名、书斋名以及嘉言懿行和传说命名，以示家世显赫，或借以弘扬祖德，启裕后人。如陶氏“五柳堂”，取自陶渊明“五柳居士”；郭氏“汾阳堂”，取自唐代郭子仪封为“汾阳郡王”；包氏“孝肃堂”，取自宋代包拯谥号“孝肃”；左氏“三都堂”，取自晋代左思名文《三都赋》；周氏“爱莲堂”，取自宋代周敦颐名文《爱莲说》；曾氏“三省堂”，取自曾子“三省吾身”之说；杨氏“四知堂”，取自东汉杨震拒贿名言“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张氏“百忍堂”，取自汉代张艺九代同堂、和睦相处的秘方为100 个“忍”字；杜氏“少陵堂”，取自杜甫字少陵；吴氏“至德堂”，取自吴氏祖先吴泰伯、吴季礼贤而让王位的高尚品德事；谢氏“宝树堂”，取自唐人王勃《滕王阁序》中赞美东晋谢家之语；文氏“正气堂”，取自宋人文天祥千古名诗《正气歌》；刘氏“天禄堂”，取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于天禄阁；谢氏“东山堂”，取自东晋谢安隐居东山；裴氏“绿野堂”，取自唐代裴度别墅中的室名；季氏“一诺堂”，取自楚汉时季布一诺；江氏“彩笔堂”，取自梁朝江淹故事；徐氏“五桂堂”，取自宋代徐济生五子俱登进士故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类堂号，在家族各支派中重复率比较高，对于这类堂号，需要注意的是难免有对先人粉饰美化、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处。

文天祥画像

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则主要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和前人佳句，也有的取义于体现封建伦理纲常、训勉后人积极向上的词语，如敦本堂、敦伦堂、敦礼堂、崇仁堂、忠厚堂、秉德堂、报本堂、福聚堂、克慎堂、世德堂、忠孝堂等。这一类堂号在不同家族中重复率很高。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所附“堂号索引”可以看到，“敦本堂”有六十多个姓氏使用，“敦睦堂”“录思堂”有四十多个姓氏使用，“敦伦堂”“世德堂”“崇本堂”等有三十多个姓氏使用。

这些不同姓氏的堂号重复大多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或是说是在没有默契的情况下的自己的选择。但也有例外，如在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龚、汪六个姓氏有时会共同使用“六桂堂”这个堂号，原因是这六个姓氏的祖源都是北宋初的翁姓，实际上还是一个家族。可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堂号作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一种特殊产物，不仅是一个姓氏、一个家族及其支派的代称，同时，由于其历史很久，流传甚广，寓意深刻而丰富，也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姓氏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重要资料。除此之外，它还是当今对家谱文献进行数字化整理和读者检索家谱的一个重要著录款目与检索途径，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

[1]中国谱牒学研究会. 谱牒学研究（第四辑）［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