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宋美龄：沙盘上的命运，气质与风度，影响力毋庸置疑

著名美国影片《罗马假日》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由格利高利·派克扮演的摄影记者在接到要采访某位重要外宾的任务时，报社同事们首先猜想的便是那个东方美人宋美龄，可见宋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确是一个有口皆碑的人物。

宋美龄的美是公认的，但在宋氏三姐妹中谁最漂亮却一直存有争议。“飞虎将军”陈纳德的遗孀、曾见过这三个姐妹的陈香梅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记者断言，宋美龄是“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她本人漂亮，皮肤好，打扮得很得体，有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旗袍是她一生的代表。”据曾在蒋氏父子身边工作43年的翁元说，“当时的官太太并不是送贵重宝物、首饰，为了讨好她，生日、圣诞节都会送布料给她。”为宋美龄做旗袍的裁缝是她从大陆带去的，“从抗战时期一直做到去世”，“死的最后一天还在做一件新旗袍”。

曾出任台湾“驻纽约新闻处主任”的陆以正对宋美龄的旗袍装印象也极为深刻。“我从没见到她穿旗袍以外的衣服。”“她非常保守，绝对没有一件旗袍开衩在膝盖以上。”

但对宋美龄的美评价更多的还是她的气质与风度。陆以正说，其实，宋并“不是那种明艳照人的美人，不是男人见了有惊艳之感、一定要追求的那种女人。现在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很顽皮的样子，后来的美是内在的一种气质，是学不来的一种雍容华贵”。陆先生回忆说，1966年，宋美龄的美国之行结束后离开时，专机滑行到跑道准备起飞，突然又滑行回来，原来是宋美龄忘了向保护她的美方特勤人员致谢道别，特地让飞机折回。“那些人都很感动，说她是真正的Lady。”

著名历史学家，曾为顾维钧、胡适、李宗仁等人撰写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在接受专访时，谈到他60年代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受到蒋介石夫妇接见。据他回忆，彼时已近70岁的宋美龄“没有一根白发，也许是染过的，皮肤一点不皱，一身旗袍很熨帖，满口吴侬软语，打扮得比我太太年轻”。为了给李宗仁写回忆录，唐德刚吃了李夫人郭德洁“160多顿饭”，唐德刚忍不住拿郭德洁跟宋美龄做比较，“郭德洁也是南方人，很漂亮，跟宋美龄是拜把夫人，但她跟很洋化的宋美龄没法比”。

唐德刚在张学良那里看到宋美龄写给他的所有信件，“都是用英文写的，她中文差一些，不会用中文写文章”。近百封信中，只有在提到张学良时，才出现两个汉字——“汉卿”。

时年80岁的陆以正老先生，先后在国外生活了35年，当时刚刚在台湾地区出版了一本简明英文字典，英语水准很高。他说：“她写的演讲稿，每页必有一两个词是我不认识的。她的英文经常用很罕见的字，某些词美国人都未必知晓。”陆以正说，与宋美龄聊天，基本上是英语和上海话交替使用。

唐德刚对宋美龄的最终评价是：“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太太。”“她的一句口头禅是‘我要办你’，这不像从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人口里说出来的。她这样说，完全是一个官宦子弟的口气，但她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宋美龄身上也可以看出这种矛盾性。”

1927年12月1日，40岁的蒋介石娶到宋美龄，有人形容为“玫瑰与权杖的结合”。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宋庆龄，1940年在香港时，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她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其实，宋美龄加入到权力中心，与他们的夫妻感情以及宋本人的才智也的确是分不开的。宋美龄后来曾回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囚禁时，某日清晨，当宋美龄赶到西安看他时，“他惊诧得以为我是一个幻影”。“在他稍微安定之后，他给我看那天早晨他所读的经句中的一句：‘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个细节是后来许多传记或文章颇费笔墨描写的一点。

“宋美龄去西安的时候带了把枪，很有烈士姿态。当时，她对身边人说，‘如果有人对我无礼，就请打死我。’”但在史学家唐德刚看来，宋美龄西安之行未必有那么强烈的“悲壮”意味，因为宋美龄对局势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唐教授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10万人的薪饷都在南方政府手里，再拖两个星期，吃饭都成问题。时间久了，东北军可能造反，对此她有相当的把握”。除此之外，唐德刚也透露，张学良也有很大一笔私人财产在宋子文手里，这些都是宋美龄处理此事的砝码。宋美龄与张学良深厚的友情背后，也是张学良与宋家的经济关系。据唐德刚说，张学良与赵四的两个儿子都送到宋子文那儿抚养，“一切都由宋子文管”。

在这个过程中，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毋庸置疑。回顾早期历史，不少人认为，正是宋美龄对美国的熟悉与了解及其在国际社会的周旋，才使得蒋介石得以被邀参加1943年有罗斯福、丘吉尔等巨头参加的开罗会议。反之，“宋美龄凭借丈夫的地位，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才华，所以说他们俩是互相依靠、一半一半吧”。与宋美龄比较熟悉的陈香梅女士做了这样评价。

唐德刚以历史学者的角度解读这对夫妻：“蒋介石本来就是上海小开，眼睛不往下看，没有看到占90％人口的中国农民的问题。北伐时期，他还口口声声要解决农民问题，后来受宋美龄影响，他更忽视、更不理解中国的底层。这也是他后来为什么失败的原因之一。”

除了宋美龄的特殊背景和才华，她的尽心尽力也成就了她在权力架构中的位置。1943年宋在美国国会的著名演讲就是经过精心准备的。1942年11月，宋美龄起程赴美。在陆以正看来，这次美国之行的艰辛是非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当时只能绕过‘驼峰’，却没有夜航设备。但是为了躲过日本人，只能在夜里飞。从重庆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一共飞了8天，哪像现在十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了。”这些对患有皮肤病的宋美龄无疑是痛苦的。一到纽约，宋美龄就住进了医院，两个半月才治好。

出院后，罗斯福夫妇请她去自己的老家海德公园镇小住。宋美龄就利用在此的6天时间准备了日后那场著名演说。据说，她力求完美，稿件改动多达七八遍，让身边的打字小姐不胜其烦。1964—1965年宋美龄访美期间对演讲的准备也是如此。陆以正回忆说，早年的美国当时的手写纸是黄色的，比现在的A4纸要长，上面印了横格。“她的稿子自己写，然后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打印。”

宋美龄对空军事业的参与也相当投入。1937年，宋美龄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虽然次年便因身体健康问题而辞职，但这是宋美龄“最骄傲的历史”，她一直亲昵地说：“我的空军。”在陆以正印象中，宋美龄在美国出席宴会时，只戴一枚空军的胸针，“也不是白金或其他什么名贵的材料，是最普通的那种”。1986年，在蒋介石百岁冥诞纪念会上，宋美龄仍佩戴着这枚徽章。

除订购了2000万美元的产品外，当年的宋美龄希望能找到帮助提高飞行员训练水平的人选，经人推荐找到了一位47岁的老飞行员——这便是宋美龄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结缘的开始。1937年，陈纳德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据说陈纳德在见到他的上司——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第一面后，就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文字：“她使我无法恢复常态，从那天起，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后来在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

“陈纳德当时在美国航空界已非常有名，当时苏联曾以1000美元的薪水相邀，这在当时是陈纳德在美国薪水的3倍。受宋美龄邀请他来到中国，本来只准备待3个月，但赶上卢沟桥事变，他决定留在中国，所以宋美龄对他十分感激。”1939年，陈纳德招募了200多位美国志愿兵到中国，“因为美、日此时尚未开战，这200位志愿兵护照上的身份五花八门，音乐家、学生、银行家都有”，而陈纳德来中国的护照上则写的“务农”。

1947年，陈纳德与年轻的女记者陈香梅结婚，“宋美龄派外交部长叶公超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他们特地送了景德镇花瓶作纪念”。

陈纳德后来虽然升为三星中将，但宋美龄一直称他在领导飞虎队时的官阶上校。1958年夏，宋美龄再度访美，在密执安大学演讲完毕，她赶往新奥尔良，一下飞机，就直往医院探望陈纳德。宋美龄还带来了蒋介石致陈纳德的亲笔信，陈香梅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还回忆，患了肺癌的陈纳德，当时癌细胞已发展到喉部，不能说话，只能笔谈。宋美龄很体贴，她幽默地告诉陈纳德：“你平时说得太多了，今天你不要说，让我来说。”10天后，陈纳德离世，宋美龄又参加了他的葬礼。“宋美龄很有人情味，对帮助过她的人念念不忘。”

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一直参与着社会福利工作。在台湾，她成立了“华兴育幼院”，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她对这个学校倾注了相当大的心力。“她很忙，但只要她在台湾，每个星期至少去两三次。她去厕所看是否打扫干净，去厨房看碗筷是否洗干净，还会戴上白手套去摸纱窗，看是否有灰尘。”年过半百的陈念萱曾在华兴育幼院就读，“我们把地板擦得雪亮，衣服折得笔直，厕所干净得可以坐在地上看书。”

在学校这个远离政治的一隅，孩子们感受到的蒋氏夫妇更像是一对普通老者。某些场合，比如过圣诞节，蒋介石会陪着宋美龄一同到华兴学校看孩子们表演。“他们不是坐着车进校园，一定要在门口停车自己走进来。他们手牵着手，很亲密和愉快的样子。演出时，夫人喜欢和蒋公咬耳朵，你看到他们的相处，就知道这是很难装出来的。”陈念萱告诉记者。

宋美龄的昔日荣光多多少少与《时代》发行人亨利·卢斯有点偶然联系。1942年，罗斯福两次写亲笔信，请宋美龄去美国演讲。《时代》发行人亨利·卢斯劝蒋介石，“你让她去一次，比30个师都有用”。这次演讲是宋美龄在国际舞台上的巅峰时刻，宋美龄在国际传媒的风头一直到1967年，卢斯因冠心病死在浴室里才结束。

晚年的宋美龄远离政治中心，特别是由于台湾地区政坛的变化，已经很难听到昔日的掌声如潮，常伴身边左右的只有家人和内侍。没有子嗣的宋美龄与大姐宋蔼龄的子女感情很好，形同己出。宋美龄去世前，照顾她的便是孔家长女孔令仪与其夫婿。而比宋美龄小20岁的孔令侃，“无论她在哪儿演说，他总在身旁陪着，她几乎把他当成儿子”。与孔令侃很熟络的陆以正说，孔二小姐孔令伟是宋美龄“从小抱大的”，“特别疼她”。据台湾媒体报道，1994年，宋美龄以97岁高龄飞行17小时自美抵台，只为探视因患直肠癌而生命垂危的、75岁的外甥女孔二小姐。

陈念萱自1998年开始，连续5年赴纽约给宋美龄祝寿。她说：“她的意识一直很清醒，视力也好，只是耳朵有些听不到，我们要大声跟她说话。”为宋美龄过98岁生日时，陈念萱注意到老人是自己走下楼梯的，“健康蛮好的，也没有老人病”。“房子很旧，虽然看得出当年很好。家里非常简单，看的是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学校董事会出面送了老人一台彩电，“很难想象，98岁的老人第一次拥有彩色电视机。”

陈念萱说，宋美龄每天的生活就是读《圣经》，间或弹钢琴。后来校友会出面送她一台电子琴，因为对这位百岁老人来说，或许踩钢琴的这点力气都对她是个挑战。“她收到后特别高兴，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一直想有个电子琴呢。’”

到了103岁生日的时候，“她不太爱讲话”，“唯一能用力讲出的话，就是‘谢谢侬’”。“大家的话题也从来不谈政治”，她看到人群中有一个小孩子，特别高兴，叫孩子过来，“让我抱抱”，小孩子听不懂英文和上海话，怯怯地不敢上前，“虽然之前侍卫官和医生、护士都不让我们接近她，但我想她已经103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问她，我可不可以抱抱你。她特别高兴，说‘You are a good girl’，我上前抱了她”。“她也过得很辛苦，她说过自己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让她活得这么久。”

陈念萱特别注意到，在宋美龄所居公寓楼下，有从台湾“国安”系统来的警卫。“夫人见客的时候他们出现，不见客的时候也看不到他们，我想可能也有监视的意思吧，看都有哪些人跟她来往。”陈念萱推测说。她曾跟其中一位警卫交谈，得知这些人“每年一轮流，不允许跟宋家有密切的接触，可能是担心接触长了有感情吧”。

“有人说她最后是黯然离台，我说‘不是’，她已看淡了一些事情。”陆以正说。至于有猜测说，家人怕她伤心，一直未告知国民党已下台的事情，陆以正表示否认，“知道还是会知道的”。“很多人找我，说想写本规规矩矩的蒋宋传记，我把这些请求如实转达过去，但都如石沉大海”。“她知道的事情太多，让历史回归历史吧！”

〔1974年，美国出版的《皮尔逊日记》一书披露了宋美龄当年的一桩“绯闻”，称1942年，以罗斯福总统特使名义访问重庆的威尔基（Willkie）与宋美龄有染。蒋介石盛怒之下，带宪兵到南岸官邸去捉奸，并无所获。威尔基临行去向蒋夫人辞行，闭门20分钟才出来等。这段“绯闻”出现在很多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传记中，被当成正史来写。陆以正先生在美国任“新闻处长”期间，亲自参与了对此事的处理。以下是他对“皮尔逊日记风波”的讲述。〕

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是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写八卦新闻而出名的专栏作家。全盛时期，全美有800多家报纸登他的专栏，除此之外，他每周还在全国广播网主持15分钟的脱口秀。杜鲁门总统曾不客气地骂他“son of a bitch”，他反而引以为傲，以此为自我宣传的材料。

皮尔逊非常有名，可是哪有那么多的资料可报呢？以他名气之大，自有人给他提供。他雇人帮忙，能够写的放在专栏里，稍差的编入脱口秀，太难以置信的是他不舍得丢，或写进日记，或把纸片夹在日记本里。

皮尔逊有过一段婚外情，生了儿子，后来与那位女士结了婚，正式认了跟随母姓的儿子。儿子叫艾贝尔（Tyler Abell），后来做到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的位子。为了感谢已去世的生父，1974年，艾贝尔整理了他父亲最后十年的日记，书名叫《皮尔逊日记》（Drew Pearson Diaries，1949—1959），计划分上、中、下三册出版。

上册先出版，提到了所谓“一夜情”的事情。其实里面有许多荒唐的事情，比如书上标明是写从1949年到1959年的事，怎么会加了一段1942年的东西进去呢？所以那艾贝尔也是糊里糊涂的。

因为皮尔逊的名气实在太大，这本书仍被每月评书会（Book-of-the-Month Club）列为当月副选（alternate selection）。全美十几万订户都收到了印有威尔基和宋美龄的照片的书评，下面写的是“A hasty liaison”（匆匆一夜情）的字样。有好事的美国老太太，把书讯直接寄给了蒋夫人。

此时蒋介石已发过一次心脏病，不大过问事情，蒋经国在处理政务，他每晚到士林官邸陪父母晚餐。那天晚上，宋美龄收到文章后大发雷霆。蒋经国一言不发，让人赶紧把我找回来。我匆匆赶回台北见了蒋经国，他问我怎么回事，我猜是此事，于是拿出《皮尔逊日记》，把事情讲给他听，蒋经国叹了口气，没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见到蒋夫人，她的火更大了。她叫我赶快回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十大报纸登全页广告，否认这件事，说她宋美龄没有偷人！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说自己亲自起草稿件，要我拿到全文后立即返美照办，不得延迟。从她那儿出来之后我跟蒋经国说不能这样，照她的办等于替这本书做广告，帮他多卖十万份，又成了全世界的笑柄。(www.xing528.com)

宋美龄先写了一页稿，又拿回去重写，改了又改到第三天终于定稿，然后让我到官邸亲手交给我。然后写了一份授权书，写“要陆以正全权代理提起诉讼”。出来后我马上联络蒋经国，但他办公室主任说，蒋经国已知道了，我问那何时见面呢？办公室主任回答是蒋经国没表态。我马上明白了：蒋经国也比较为难。他虽是行政院长，但毕竟还是儿子，同意吧，那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不同意的话，那又违抗了母命，所以可能干脆避而不见。

回纽约后，这件事我拖了一年半。每天一封电报向宋美龄汇报进展。我委托哥大的学者，到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寻找当年的一手资料。那位学者很认真地看完了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史迪威痛恨蒋氏夫妇，如果真有皮尔逊所写之事，他日记里一定会有。但在日记里没发现这一段。然后我又查代表团当年的行程，每天的日程如何、威尔基住在哪儿、蒋夫人在哪里等。

我查到了当年跟随威尔基的两位随员，但也都不在了；我又查当时美国报纸，找到陪同威尔基访华的记者名单，还有两位有下落，其中一位叫考尔斯（Gardner Cowles），就是后来创办了LOOK的人。

我去见考尔斯，他没想到事隔30年，还有人记得他战时去过重庆，所以还挺高兴的。我问他《皮尔逊日记》所提的故事是否正确，他大笑说：“不可能，绝对没有！”我让他写封信，以当年陪伴威尔基访华记者的身份，说明绝无此事，他爽快地答应照办了。

原来出版日记的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出版公司，后来被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购，CBS牛气冲天，而且完全是自由派风格。我找了一位律师提出交涉，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谁敢跟CBS打官司？

我后来找到纽约一个最好的、最厉害的律师叫艾伯仑。他当时的律师费为2万美元，等于我一年半的薪水。我们委托艾伯仑律师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出版公司与艾贝尔赔偿名誉损失300万美元。直到收到诉讼状，CBS及出版公司才知道我们当了真。后来听说他们花了3万美元请了律师。

我们状子递进去一年半左右，双方律师斗来斗去，最后和解。但和解有三个条件：一、对方公开道歉；二、承诺在再版时，将这些文字删去；三、双方律师各自负担律师费，但诉讼费、送达费、存证信函费等700多美元由CBS负担，这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赔偿。CBS与出版公司经此教训，不但日记的上卷从未再版，中下两册也胎死腹中。

（翁元，1930年出生于浙江省寿昌县，1946年报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卫士。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先后担任蒋介石内勤侍卫、贴身侍从副官；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又任蒋经国贴身侍从副官，直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后退休。他为蒋家服务四十多年，见证了蒋家在台湾由强势到衰微的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蒋家待了这么多年，您眼中的宋美龄是什么样子？

翁元：当然夫人（宋美龄）还是雍容华贵的，有贵族气质。后来做了内务工作之后，发现她的外表跟实际生活还是有差别。怎么说呢？在外面，她在抗战时期到美国演讲，她的英文表达和气质都完全征服了美国人。在外面，她是代表政治和“蒋夫人”形象。在官邸里，她扮演的是一位政治家的“女主人”的角色。她没有公务，其实就像我们讲的“不过是家庭主妇”。当然，她不同于一般的家庭主妇，有很多人侍候她。

三联生活周刊：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生活习惯相同吗？有没有什么矛盾？

翁元：蒋公早年在日本受士官教育，日本和德国的士官教育都是非常严格，所以他完全是很早形成的军中生活习惯，到了老年也没有改变。晚上10点以前，他一定要休息，宋美龄是夜里一两点钟才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注：有报道说，每天清晨蒋介石起床时，总是拿着一支钢笔手电筒，蹑手蹑脚地摸进盥洗室，不想吵醒入睡才二三个小时的宋美龄）。其实她八九点钟就醒了，躺在床上，有人进来给按摩。她在1969年（注：时年7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外出避暑时发生车祸，蒋介石后来说，这次车祸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而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严重的创伤，每到冬天，她的双腿都会感到不适）出了车祸后，几乎有护士24小时跟着她。她们轮班，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平时没事，等她醒了之后给她按摩疏通血液，我想这也对她后来的长寿有好处。她自己平时在官邸，没有客人时就穿睡衣，顶多外面再加一个长袍，洗手间里有秤，她随时会看体重有没有什么变化。她看的报纸、杂志都是英文的。女人嘛，都爱美，她平时吃东西都会计算一下热量。早餐是吃一两片吐司，中国人相信燕窝是补身体的，她每天都会吃一小碗冰糖燕窝。

三联生活周刊：宋美龄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您见过没化妆的她吗？

翁元：她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化妆，我从来没见过美容师或化妆师来过，都是她自己亲手化的。她喜欢把头发盘在脑后，其实那时传统女性都是用一个假的发髻，然后把头发梳进去，她也一样。晚上睡觉时，她的房间是完全没有灯光的，中间还加了双层厚布，完全不透光，只有床头柜上有小灯。有一天我当班——每个班是24小时，从早上8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负责。晚上我蹲在那儿侍候蒋公，等他脱衣入睡。小灯下看见有个影子，我转头一看，怎么好像鬼魅一样，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是卸了妆的宋美龄，那天晚上她没有应酬，把头发披下来。可能是长年化妆，皮肤也受到影响。可能跟她的人看习惯了，但我是总统的侍从，很少见到她卸妆的时候。她穿着睡衣睡裤走过来，没什么声响。没化妆的和化了妆的她，相差很远。我后来也在一篇文章里提过这个细节，很多长官说“你不应该丑化她”，我没有丑化她的意思，只是当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有点吓着了，这是我的直觉。

三联生活周刊：宋美龄和你们这些服务人员的关系怎么样？大家怕她吗？

翁元：我们对蒋公有点害怕，对夫人不是特别接近，但至少她的权威感还是有的。她对下人其实蛮亲和的，原来在上海公馆里的人跟她到台湾以后，她都会给很好的安排，也是蛮念旧的。只要知道哪个人到台湾后过得不太好，她都会找回来，帮找工作，扫扫地啦、跑上跑下拿点薪水。作为夫人，她可能比较细致一些，蒋公就没有这样。好就好，不好就走，反正有的是人。

三联生活周刊：蒋氏夫妇晚年的生活怎样？感情是否融洽？

翁元：他原来信佛教，跟着夫人改信基督教之后，我感觉还是非常真诚的。他书房里有个耶稣像，一直以来，他每天早上一定看《圣经》。50年代的时候，夫妻俩每天在圣母像面前祷告，年纪大了以后次数减少了，但每个星期一定要一起去参加礼拜。我们内勤是进不了教堂的，去的也是些安全人员。教堂就在官邸内，其实也不大。蒋经国也信教，但很少看到他去做礼拜，蒋家人吃饭前一定要做祷告。蒋孝武不信基督教而信佛教，吃饭时，你们闭着眼祷告我吃我的饭——这很有意思，也说明他们家宗教信仰自由吧！

要说蒋氏夫妇的感情，我觉得只有四个字可形容：相敬如宾。大家客客气气，我从来没见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最多是冷处理，当然是双方都互让。蒋公年轻时候脾气很大，蒋公真正发起脾气的话，蒋夫人还是会怕的。我在旁边观察了几次，有时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依蒋夫人指示去做的，但蒋先生骂我们不骂夫人，夫人看到后掉头就走，或者摆手让我们退下，不要在他眼前晃，让他慢慢消气。他们其实也没太大矛盾，两个人除了中饭、晚饭在一起吃外，交集的时间并不多，也不容易起冲突。傍晚，夫人陪蒋公坐着汽车到附近淡水、阳明山等几条路线散步。

蒋公喜欢看古装历史剧，比如《秦香莲》《赵氏孤儿》之类的，总之是讲忠孝礼义道理的那种电影。专门有一个放映的小组，在客厅放。他眼睛不太好，一般只看一个小时，一个电影他分成两三次看。他看的香港片子比较多，邵氏公司的，他最喜欢的是李丽华和严俊两位演员。夫人不习惯看中文电影，和蒋公一起看电影，完全是“陪太子读书”。她好像觉得那些中文电影很落后。跟蒋公看完后，她让放映组改放美国片，这些片子都是从电视公司拿来的原版，这才是她真正喜欢的。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宋美龄的画画得很好，你见过她画吗？

翁元：她的老师主要有两个：黄君璧和郑曼青。郑曼青后来没怎么教，黄君璧以山水画见长，她受黄君璧的影响比较大，现在留下的很多作品都是山水画。她学画时，是把画板直立起来，站在那儿就画。她原来完全是外行，学到真本领后不需要老师了，开始请摄影官到外面拍照，用照片临摹。在这方面她的确有天分。蒋公蛮欣赏的，闲暇时会过去看她作画，非常专注。办公室、家里都有她的国画。记得黄君璧过生日时，她亲自送了幅山水画，特别请蒋公题字，好像写的是“丛山青翠”四个字，然后写“中正题　夫人画”。

他们家里有一幅特殊的画，是抽象派风格的两头猪。这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属猪，相差12岁。现在有的报道说他们俩差十岁，这不正确。这幅画挂在楼下餐厅的墙上，就画了几条线，像书法家一样，一般人看不懂什么意思。我记得夫人向友人解释说，我们两个人都属猪，我们才能理解她为什么这样画。（注：按翁元的说法，宋美龄应出生于1899年，较出生于1887年、生肖为猪的蒋介石整整小了一轮，很多资料也确实如此记载。但宋美龄去世后的正式官方资料确认，宋美龄生于1897年，比原来认定的年龄长了两岁，个中原因不甚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蒋介石去世前后，宋美龄的反应怎样？

翁元：蒋公从患心脏病开始到1975年去世，有两年八个多月左右。这段时间他几乎没起来过。她也不是医生，但从入院起，就一直陪伴着他，在医院里没有离开过一步。蒋公去世时，看到夫人很哀泣的样子，但没有像一般妇女那样号啕大哭，也许是因为信基督吧，反倒见蒋经国在壁炉前号啕。守完灵之后，又移灵到慈湖。后来有指示，原来蒋公的四个副官，两个到美国，两个留下来，我就是留下来的两个之一。等严家淦卸任、蒋经国上任后，我又到蒋家报到，这次是给蒋经国当副官。蒋经国以前从来没有人侍候他，他一直是独来独往的，有人侍候很不习惯。

三联生活周刊：蒋经国和宋美龄的关系怎么样？他怎么称呼她？

翁元：他喊她“姆妈”，至少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经常请安，对她很恭敬，非常尊重。在家庭聚会时，至少他们之间让外人看不出一点有矛盾之处。当然我们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从表面上看，他很听从夫人的意见的，也很注意分寸。蒋经国是中午去世的（注：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她傍晚从士林官邸赶过来，中间起码隔了六七个小时，我们私下里说，如果是亲生儿子的话，肯定不会拖这么长时间。看了之后就到了蒋方良的房间里安慰她，我们实在无法了解她的心情，至少表面上蛮哀伤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宋美龄的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翁元：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改朝换代了，我们也自动回到原单位（国民党秘书处），这个算党工人员，不是政府公务人员，所以也很难找工作。蒋经国一死，她也少了一个靠山。李登辉之后肯定跟蒋经国时期不一样了，地位一点点地变了，以前官邸的开支、去美国的开支等，肯定没问题，不用讲也安排好了。李登辉上台后就丧失了这种地位，凡事就要开口了，这也是正常的。所以她去美国之后，我就知道她不可能再回来。她也不会对我们有太多印象，因为我们分工很清楚，我就是服侍蒋公的，在一起的时候，她也分不清楚我们姓什么、谁是谁。离开蒋家后，我再没见到宋美龄。

1917年，宋氏家族的全家福。前排为宋子安，第二排左起为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后排左起为宋子良、宋耀如、倪桂珍、宋美龄

1927年，蒋介石和宋子文在上海合影

1933年，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后抵达上海

宋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