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蒋介石日记揭秘与保护

2007年4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宣布，继去年3月底公开蒋介石1917—1931年的日记后，即日再开放蒋介石从1932—1945年的日记。这是胡佛研究院开放的第二批蒋介石日记，涉及日本侵华、西安事变、中日战争、二战期间中美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这对研究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在那段时间的历史，都非常重要。”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评价说。

这个消息公布几天后，海峡对岸却传来了不甚和谐的声音：蒋介石的草山行馆被人为烧毁，一些蒋介石雕像也被泼油漆。“当我们公布蒋介石的第二批日记的时候，台湾地区正发生摧毁蒋介石文物这样令人感到悲伤的事件。”胡佛研究院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Ramon Myers）说，几年前，他们就预感到台湾将出现“去蒋化”“去国民党”的行为，这也是胡佛研究院力争保存国民党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原因之一，“很遗憾，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

“蒋介石日记不仅是属于哪一个党派的，它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经历的重要历史见证，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从历史记录那里了解到，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过去，这是比如何评价个人更重要的事情。”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员说。

走入公众的蒋介石日记

与2006年公布第一批蒋介石日记引发的热度相比，蒋介石日记的第二批开放显得相对平静。

蒋介石日记始记于1918年，直至1972年因病中止，长达54年。“每次我们都会选一个时间点，以重大事件的起点或结束为标志。”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介绍说。第一批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是从1917（注：蒋介石后来补记的）—1931年，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而这一次开放的日记则从1932—1945年，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

“这段日记的时间，有不少大事发生，如几次对共产党‘围剿’，南京政府与汪精卫、陈济棠、胡汉民、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与共产党谈判、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与日方谈判、抗战中的国际关系等，所以这一部分内容会比第一次开放的更丰富、更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介绍说。作为公认的蒋介石研究权威人士，2007年7月，杨天石应胡佛研究院之邀，再度赴美展开对第二批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研究。

“这部分日记的开放，应该不会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什么颠覆性的结论。因为这些年来，关于西安事变、中美合作等重大事件，一些相关人员如宋子文、史迪威、魏德迈的档案已经陆续公开，公众可以参照那些重大事情的记述，更客观来看那段历史。但对于当时许多未解之谜、事件背后的因素，尤其是决策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日记提供了重要线索。”郭岱君指出。

对于开放日记的步骤，郭岱君解释说：“我们是希望尽量多公布，但这批日记损坏情况严重，有的被水浸过，有的已经破损、甚至无法打开，胡佛研究院花了很多时间在修复上面，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料到的。”

对日记的保护和整理是很复杂的技术工作。蒋介石日记运抵后，工作人员先要将这些存放了几十年的日记去霉，然后干燥。郭岱君说，日记有的部分甚至有上百页打不开——专业术语称“档案砖”，技术人员必须先用无酸的水蒸气将其弄湿滋润，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打开，去霉、防腐、熨平、干燥，再放到无酸的盒子中存放。胡佛研究院对每一页日记都以高精度的微缩（microfilm）保存下来，“修复比保存还要费时，成本也大得多；另外，这都很花时间，也是技术很复杂的工作”。但处理后仍有一些无法阅读，这或许更增加了这部日记的沧桑感。

据了解，保存蒋介石日记的档案库就像银行的保险柜一样，由专人把关，馆长和另一位负责档案收藏的工作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把合起来才能打开库门提取需要的材料。哪怕是负责整理日记的专家，也不能轻易接触原件。

胡佛研究院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目前，研究院收藏了包括宋子文、张嘉璈、陈立夫、黄郛、陈独秀、胡适、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等中外著名人士的私人档案，又增加了约300万件国民党档案、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孔祥熙档案等。胡佛研究院的收藏对所有人公开，任何一个人到胡佛研究院来，无论哪个国籍，文化程度怎样，只要凭有效证件，登记后都可以借阅，但只能用档案馆提供的纸张抄录日记。“一般档案是可以影印或使用笔记本电脑输入的，但蒋介石日记例外，不得影印，也不能使用笔记本电脑，这是蒋家的要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

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特别强调，胡佛研究院只提供材料，“对于用档案的人是什么立场、他们会写什么文章，我们不会对其有任何限制。不同人来看蒋介石档案，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人、美国人等，立场不一样，选取的材料也不一样，这一点研究院完全不介意。”

日记背后的蒋家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后，这部分日记由蒋经国保存。13年后，蒋经国去世，蒋氏父子日记继而由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保存。48岁的蒋孝勇在1996年因癌症去世后，这部分档案则一直由其妻蒋方智怡保存。因为蒋介石日记记载了很多他早期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内心世界，蒋家人原本并未有公之于众的想法，只是想保存下来。但是很多机构都一直试图说服蒋家能将这些日记公开。

蒋方智怡是当时蒋家唯一活跃于台湾政界的人士，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外电称其为“一个力撑家族荣誉的孝顺媳妇”。在蒋家第三代相继早逝后，蒋方智怡成了蒋家政治上的代言人。当时蒋方良仍在世，蒋方智怡与蒋方良、蒋经国长媳徐乃锦都达成共识，最终与胡佛研究院达成协议，同意将蒋介石与蒋经国日记暂存于胡佛研究院，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

据杨天石教授透露，当初蒋家在日记究竟开放到哪一年犹豫不决。“蒋家的意见是1927年到1939年，但我认为1939年没有意义，不成段落，我说要么就从1927年到1945年。”而台湾方面，秦孝仪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等人也反复讨论开放时间，秦孝仪曾坚决反对全部开放，据说他曾拍着桌子说：“我们不能做蒋家的罪人！”

可以理解，做出这一举动，对蒋方智怡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所以很多学者都对蒋方智怡的最终决定不吝赞美之辞。“蒋方智怡压力很大，毕竟我们讲很容易，但痛痒不在我们身上，从这一点上讲，我真的佩服她的勇气和智慧。她如果有一点点犹豫、担心和害怕，这件事就不可能最终完成。”郭岱君说，“她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使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资料保存下来，并且开放给学者研究，很了不起。她承担了好几代人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蒋家的，还有很多蒋介石和蒋经国身边幕僚后代的关切。”

杨天石教授告诉记者，2005年他去台北时也曾与蒋方智怡会过面，他对蒋方智怡表示：你们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蒋的日记，让世界上具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自由地进行研究、评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蒋方智怡是从2003年开始着手处理这些日记的。“我先生（蒋孝勇）走了之后，我先处理过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损害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蒋方智怡坦率地说，整理蒋介石日记对她来说是一个有难度之事：“爷爷（蒋介石）每天都会写日记，里面的人物有些是昵称，有些是字号，我们也不清楚指的是谁，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是怎样一个背景，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在蒋家与胡佛研究院达成协议后，台湾方面也有一些争议。在接受采访时，蒋方智怡并不愿意回应自己在台湾所遭受的压力问题。她说：“我一直为这些历史文件寻找适当的保存地点，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档案保存能力以及学术环境的公正与否。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珍贵的史料应该留在台湾，但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公正性的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多面性的学者来研究。而不仅仅是大陆或台湾的学者来参与。”

身为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是这世上仅有的几位首先看到蒋介石、蒋经国、宋子文、孔祥熙日记原本的人。原因很简单，蒋家大部分人都在台湾，而其他家族的第二、三代几乎都在美国出生，大多不会中文，有的即使可以看、可以讲，但能看、能讲、又能写的，就只有她一人了。

虽然她比蒋方智怡小两岁，但按辈分，蒋方智怡要喊她“婶婶”。在台湾长大、国语较好的宋曹琍璇先是作为宋家家属代表，审查过滤先期捐赠于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档案。“我原来以为在胡佛研究院只是短时间的帮忙，二三个月就结束了，但这个时候蒋方智怡来找我。”于是，宋曹琍璇又受蒋家委托，在胡佛研究院审阅蒋介石日记。

宋曹琍璇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刚一接手这个工作，胡佛研究院便向她介绍了几个原则：对原文件不能删，也不能销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家属可以做一些处理：第一，涉及个人隐私部分；第二，个人健康问题，比如皮肤病或一些怪病，家属不希望公开的；第三，家属方面的财务问题；第四，对外人不甚友好的批评——比如，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对某位将军出口不恭，“但他的儿子仍然在世，如果这些评论被公开，他的儿子可能会尴尬”，所以就会将日记上的名字遮掉。但所有过滤掉的东西只是暂时性的，到了2035年仍会全部公开，“到了孙子辈可能就不会很介意了”。

在代表家属审阅那些日记的过程中，宋曹琍璇坦承自己经常处于责任与情感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态，她说：“一方面，我赞成史学工作者的立场：希望越透明越好、越多开放越好；另一方面，史学研究者的对象是我亲人，我又在犹豫是否应该有选择地保留一些内容？”

宋曹琍璇很清楚这批日记对于研究蒋氏以及民国史的意义所在：“我知道有几位学者写书写一半都停下来了，担心万一手头的资料与新公布的史料有冲突，不止中国学者，还有外国学者，他们都希望亲自读到第一手的史料。我们家人这些文件，从民国史，甚至世界史的角度讲，都非常重要。我保证从蒋介石日记原稿上暂时保留的东西非常少，如果拿掉多的话，史学家会责备我，我个人十分尊重史学家的期盼。”

日记里的蒋介石

“蒋介石是个很喜欢保存个人历史资料的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介绍说，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料、函电、文稿交给自己的老师兼秘书毛思诚，后者则替他编了一本书出版，这便是《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出版前，毛思诚将蒋的日记分成党务、学行等几类，所以这个版本现在也被称为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

1949年之后，毛家后人将这批资料秘密藏于家中。“文革”开始，毛家首当其冲，红卫兵抄得很仔细，发现了被毛家砌在墙里的这批日记。这样一个“反革命大头目”的东西，自然被红卫兵当作重要战功，送到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后来又送到公安部。万幸的是，这批材料并没有被贸然毁掉，公安部又将材料转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落实政策后，毛思诚之孙毛丁先生将它们捐献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但在当时，这个情况并未公开，学者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份东西。而杨天石则阴差阳错地发现了这个蒋介石日记类抄本。这对杨天石来说，完全是一个极其幸运的偶然。20世纪80年代，杨天石开始着手编一套中华民国史。“有一次我到二档馆看档案，工作人员调错了一份档案给我，我拿到后一看觉得很意外。”杨天石按照手里的档案编号，试着要了几份相邻编号的档案，结果一调出来，杨天石便判断是那份类抄日记。“其实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他们给我的是什么。”后来杨天石每次去南京，都会去看这些档案。渐渐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人也知道保存于此的是蒋介石的日记。

在两岸交流尚不便利的情况下，这批“偶然之得”为杨天石的蒋介石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础，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过了若干年，这批蒋的日记连同孙中山档案被一同封存起来。

在杨天石看来，毛思诚的摘抄本比较忠实于蒋的原文，没有大的改动，只是在文字上做些润色——比如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的政敌“一批乌龟王八”，毛思诚在摘抄时改成“一批牛鬼蛇神”。

曾任蒋介石秘书的秦孝仪编纂过《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从蒋介石年轻时一直写到1943年，1927年以后则主要是根据蒋日记摘的。杨天石评价说，这个版本改动得比较大，一是有损蒋形象的，不摘、不抄；二是时过境迁的话，“比如山东军阀韩复榘，蒋介石对他的第一面印象非常好，在日记里写他是‘国之宝贝’，但后来韩被蒋枪毙，摘抄者绝对不会再摘抄蒋介石当时评价他的话”。

“在胡佛研究院看到的蒋原版日记的好处，在于提供一个没有修改过的，原汁原味的日记。”杨天石说。在看到蒋介石日记原本之前，杨天石的蒋介石研究主要基于“摘抄本”，所以后来应邀赴胡佛研究院第一批开放的蒋日记前，他很担心是否会动摇以前的研究成果，但看完第一批日记之后，杨天石的结论是：“几份蒋日记摘抄本没有严重违背原意之处，而以摘抄本为基础的研究也是站得住脚的。”

走向公众视野的蒋介石日记，对于近代史研究的价值，一直是外界讨论的焦点所在。

“有些攻击我的人，说我使用蒋介石日记是‘蒋干盗书’，质疑这份日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认为蒋介石日记是可靠的。”杨天石说，“蒋介石记日记基本有三个目的：一个是记事、备忘，为了若干年后自己回忆；二是为了道德修养；三是为了总结治军、治国、治党的经验，这个前提决定他不能说很多假话。”

蒋介石在早期日记中写了很多个人隐私，那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浮浪子弟的生活，逛妓院等经历在日记里也有所记载。另一方面作为信仰宋明理学的道学家，他又不停地反省、自责，比如日记里曾有“见艳心动，记过一次”的记载。另外，蒋在日记里骂了好多人，包括胡汉民、戴季陶、孔祥熙等外界认为他最亲密的人，比如称孙科为“阿斗”“总理的不肖子孙”，说他误党误国，“蒋在日记里写，把孙科叫来，大骂，骂得他低头，哑口无言”，“显然，写下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杨天石说。

“但他很清楚，自己的日记将来会被作为历史文献保留下来，作为后人的研究资料，所以他把自己讲得好一点、美一点，慷慨激昂一点，这也是有的。比如孙中山去世时，他在日记里写：我很痛苦，这是国家的重大损失，‘还不如我去死呢’，当然他对孙中山是有感情的，但这种话有些过于表演性，就要打上问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时蒋本人9日离开上海躲到南京，把具体事情交给白崇禧他们，怎么策划、怎么交代给白崇禧，他都没有记载。这种地方他知道，不能给历史留下什么东西，所以很可能有意识地不写”。

大历史有大历史的脉络，而蒋介石日记则可以深入历史细微处，看到那些大历史背后的枝蔓，这些细节也饶有趣味。“在他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到很多生动的人物关系。”杨天石说。比如在首批开放的日记中，有不少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记载，“从他的日记里一天天看下去，可以看到蒋、张的关系已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有一天蒋介石与张学良谈话，蒋后来在日记里写：我告诉他，我死后，人事如何如何安排，我不知道张学良听明白了没有。这实际上是暗示要张学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领导权交给他”。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外界最关心的自然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关系。“说他们是政治婚姻，我不赞同这个观点。蒋、宋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蒋对宋一见倾心。”杨天石说，从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加入基督教有一个过程，“他们结婚时，倪桂珍希望他加入基督教，他回答说：我对基督教没有研究，我要先研究再说。蒋介石订婚后，到日本见倪桂珍，蒋写：‘岳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让我很不好意思。’这个老太太显然对这个女婿还是喜欢的。有一次倪桂珍重病，蒋自我反省，说我的岳母这么疼我，我却没有加入，这时他对基督教已下了一定功夫了，有一定好感。另外，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诸多因素最终导致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把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仅仅理解为是为了婚姻，这样的理解有些过于狭隘。”

杨天石说，虽然蒋介石日记里对他和宋美龄的记述比较简略，但大体也可以理出他们感情关系的脉络。“‘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内外交困，处境艰难。他准备北上，跟日本人拼一场。但他又很清楚，打不过日本，所以临行前他立了遗嘱。宋美龄也表示愿意一起与他北上。蒋介石说：牺牲是我男儿的责任，跟你有什么关系？反对她北上。宋美龄觉得蒋介石看不起她，一怒之下回了上海。第二天，宋美龄又回来了，说：我丈夫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他，而应该与他共生死。这个情节很生动。作家可以虚构这样的细节，但如果没有蒋介石自己在日记里写的这些话，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也想象不出来。”

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需要很多战争经费，而宋子文不批，急坏了宋美龄。她对宋子文说：战事到了最紧急时，你不给他钱，他一定要失败；我知道介石的脾气，如果失败他一定要自杀，如果他自杀我也跟着死。她把自己的房产和珠宝抵给宋子文，宋子文很感动，很快筹到了钱。“这都是历史很好的细节，”杨天石说，从中可以看出宋美龄与蒋介石之间的确有真情实感。

作为目前公认的研究蒋介石最权威者，杨天石毫不避讳地承认，从事蒋介石研究目前尚有一些压力，尽管从整体来看，环境已呈宽松之势，“我希望把蒋介石研究尽量还原成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杨天石也是为数不多的最先到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的学者，2006年春，他在胡佛档案馆细读了两个月的蒋介石日记，并决定还要再度前往，“只要我走得动，我还会去斯坦福继续看这批日记，这就是历史科学的魅力”。

如果没有郭岱君，蒋介石日记至今可能仍静静地安放在不为外界所知的一个角落里。在2000年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之前，郭岱君，这位能干而口才极好的女性，曾担任过台湾“总统府”“总统”新闻秘书、第一局副局长，1997年辞职后，在淡江大学教美国政治。

郭岱君与蒋介石日记的“缘分”，最初起源于与国民党合作保存党史档案。“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后，胡佛学者觉得国民党曾有过辉煌的一页，它的历史对整个中华民族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马若孟教授等就有一个想法，虽然国民党在选举中失败了，但党史保存是刻不容缓的。”

从1894年“兴中会”的创建算起，国民党党史资料已超过一个世纪，很多资料已经受损。郭岱君代表胡佛研究院开始跟国民党接洽，商谈档案保存。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连战表示赞成，但具体落实，则又费一番时间。“那些国民党高层主管，我跟他们阐明，胡佛研究院只是以微缩方式永久保存，空运机器到台北，一切作业都在国民党党史馆进行，原始档案仍然存在国民党，我们不会挪动它们；另外，以胡佛研究院的国际学术声望，还有专业客观的立场，它会吸引全世界学者，对于彰显国民党的历史地位更有帮助。”(www.xing528.com)

“技术落实是非常复杂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故事。”2003年夏天，胡佛研究院终于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保存了国民党1894年到2000年的党史资料，预算将达数百万美元。此举也被中外学者称为“1949年以来中国研究之最大突破”。

“国民党的档案一谈成，我就对自己说，下一个目标就是蒋介石的日记。”郭岱君形容自己此时对保存档案已有“使命感”，“我知道蒋介石日记一直保存在蒋家私人手里，这些东西就在美国，而且我也晓得蒋方智怡女士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保存这些日记，我们认为胡佛研究院是理想的选择。”

郭岱君很早就听说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的日记都保存在蒋方智怡手中。郭岱君虽然认识蒋方智怡，但并无往来，如果不能取得她的信赖，谈妥日记之事几无可能。而当时郭岱君面临的竞争也很激烈——包括“国史馆”以及若干国际著名学术机构，找蒋方智怡商谈两蒋日记之事的人很多，相比之下，郭岱君没有任何优势。

某一天，一直苦思冥想此事的郭岱君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位合适人选：“我一下子想到，以前荣民总医院的院长彭芳谷先生，他曾是蒋介石及蒋经国的御医；后来蒋孝勇病得很重时，这位彭院长还亲自陪他到过大陆，他与蒋家三代的关系都很好。另外，我和彭院长都是湖南人，我们在台湾时还是京剧票友，他对我一直很好。”

2002年10月，郭岱君见到了赴美探亲的彭芳谷。“我请他来胡佛研究院看宋子文的档案，我对他说明：这些资料对后人了解抗战、了解那段历史，是如何重要。彭院长是一位医生，不怎么懂档案，但他完全理解了我的工作。他说：‘岱君，这个忙我可以帮你，我也应该帮你。’”

2003年，彭院长陪同郭岱君在台北与蒋方智怡会面，第一次两人就谈了三小时。“我很清楚她心里所想的，一是如何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存放日记，放在她身边毕竟也不是好办法。蒋方智怡也提过，希望有专业、公正的机构来存放，我向她说明这一点胡佛研究院是符合的。第二，我也一再向她介绍，我们不止是保存日记，更会好好地运用它们，鼓励学者来使用它们，举办学术活动，就像我们对宋子文档案所做的那样，宋子文档案开放的积极意义她也非常了解。我想这两点打动了她。”来来往往谈了一年有余，双方已基本达成意向。在正式签约前，蒋方智怡从香港派来了一位律师，想替这批日记估价做保险，并确定合约文字。“律师是香港人，我很担心他对历史文物很多微妙的事情不太了解，如此珍贵的文件如何估价呢？”郭岱君坦言在此之前她隐约有些担心，“我先跟这位律师见了面，我说，这些东西是无价宝，没有任何一个数字能衡量出它的身价。对于胡佛研究院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珍贵档案，但并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中国人的血肉，一定要做最好的保存。我希望不要因为一些枝节上的见仁见智，而错过这个历史机会。”

让郭岱君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律师听了后，立即赞同她的立场，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日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保存、并好好运用它们。“他很有智慧，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郭岱君对这位律师称赞有加，她原本以为有好几个硬仗要对付，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

但在存放形式上，又遇到新问题。对胡佛研究院来说，他们收藏的档案通常都属于“donation”（捐赠）；而蒋方智怡的考虑是，蒋氏父子的档案不能永远流失于国外。郭岱君于是跟档案馆馆长商量该如何处理。当时的档案馆馆长Elena Danielson曾做过美国档案协会会长，非常有经验，她提出了“deposit”（暂存）的方式，这在胡佛研究院来说是极少的个例。此举也一下子打消了蒋家的顾虑，蒋方智怡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特别提到，感谢胡佛研究院为这批日记做的特别处理方式。

2004年圣诞节前三天，郭岱君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那天蒋家来电话说：‘你们可以来接收了。’我们特别兴奋。”在蒋方智怡家，郭岱君看到了蒋介石日记的庐山真面目，近百本日记，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但因为年代久远，有的纸已经粘在一起。

郭岱君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一小部分蒋介石日记存放于加拿大，由一位中国人在替他们保存。因为要根据中文目录点收，研究院决定派郭岱君前去。就在郭岱君启程前，非常有经验的档案馆馆长临时阻止了她，“她说，你去不合适，因为这批日记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托运，必须要手提这些档案过关。你是亚裔，过海关时，官员打开你箱子，看到那么多档案，你怎么解释？最好还是派美国人去”。

权衡之下，胡佛研究院决定让派资深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Ramon Myers）教授赴加拿大执行这一特殊使命，虽然他已年近八旬。“他到加拿大一看，那些日记都放在一个保险库里，他拿到后打电话给我说：岱君，你不知道我现在多兴奋！”自从拿到档案后，马若孟就一直待在房间里，既不吃饭也不出门，生怕有一点点差错，甚至兴奋得整晚都无法入睡。

郭岱君坦承因为促成此事，在台湾面临一些压力。她说：“包括我妈妈都在问，你会不会得罪人？我不会放在心上，我的目的是为后人保存历史，何况这些日记只是‘暂存’胡佛研究院，将来还是要回归故土的。档案是千秋之事，放在历史的大视野来看，那些非议或不解有何好顾虑的呢？”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一个沿袭很久而深入人心的概念。但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这个政治意味颇浓的说法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概念。但巧合的是，目前胡佛研究院也聚齐了这部分档案。历史已成为历史，如今，他们已经以另一种方式聚集起来。

光环渐褪的蒋氏家族

除了蒋介石档案外，目前蒋经国的日记也存放在胡佛研究院，蒋经国日记则始于1939年，止于1989年，长达半世纪之久。

按照工作程序，宋曹琍璇会在结束蒋介石日记工作之后，再代表蒋家人审查蒋经国日记。对于这位“小蒋总统”，宋曹琍璇有很多鲜活的记忆：“我去经国哥哥家里，感觉好像到我小学校长家里，太简单了。吃的东西也很平常，根本没什么大菜。”“因为我了解他后来的生活，所以我看经国哥哥的日记时非常好奇。”

“因为经国哥哥早期的日记要给爸爸看，有些话写得很含蓄。进入他内心世界后，发现真是太奇妙了。平时看他是遥不可及的、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但看到他的日记后，才发现他的内心是那么温柔，有时又很忧郁。”蒋经国的日记里曾经记过这样一事：某天他看到外面的阳光太强烈，觉得地里的农民肯定受不了，回到家里看到蒋方良开冷气，于是很生气。宋曹琍璇说，蒋经国的日记大多以记载公务为主，偶尔会写些个人感受，“比如他在日记里写：望着院子里的花开了，他非常想念溪口，想起小时候的故乡。另外，父亲去世后，他有时会觉得一个人担待不了，不禁泪下，觉得辜负了他的期盼”。

自第一代蒋介石，第二代蒋经国、蒋纬国相继逝世后，蒋氏家族曾经的荣耀和光环逐渐褪色。蒋家第三代蒋经国的三个儿子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都是英年早逝，留下蒋家政治豪门中最悲伤的一面，也使蒋家从第三代开始，都决定为下一代选择低调的生活。在蒋家第四代，除了蒋孝勇的大儿子蒋友柏，在台湾开公司落地生根娶妻生女外，其他多半仍散落海外。但无论在哪儿，第四代的共同特性都是从事商业或艺术行业，远离政治。2003年蒋孝勇与蒋方智怡之子蒋友柏生下一女儿，成为蒋家的第五代。后来只有蒋方智怡仍活跃在政坛上，成为蒋家政治代言人。但蒋家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几乎烟消云散，曾经权倾一时的蒋家政治王朝也成为历史。

低调的宋氏家族

早在20世纪70年代，宋子文家人就将他的档案，一共58箱，捐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因为日记里涉及当时仍在世的宋美龄，所以当时规定有19盒不能打开，必须等到宋美龄过世后才能公开。

“近30年胡佛也是严守这个协议，完全没有人动过。所以宋家对胡佛研究院的专业是肯定的，包括开放的、未开放的，胡佛研究院都处理得很好。宋家对我们有充分的信任。”郭岱君说。宋美龄去世后，2004年的4月16日，宋子文的档案全部公开。

也许是这次合作，使宋家完全建立了对胡佛研究院的信任，不久，胡佛研究院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2006年3月12日，宋家主动告诉我们说，他们还有将近3000件的宋子文档案捐出来，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宋子文西安事变时的日记，抗战时与蒋介石的电报、与罗斯福的书信等。”郭岱君说，这些档案原本都保存在宋子文的大女儿家，他的外孙冯英祥亲自将66盒文件提过来。

郭岱君说，宋家后代最委屈的是外界怀疑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贪污。这也是其家属决定将宋的财产与遗嘱公开给胡佛研究院的原因之一。在捐出的宋子文档案中，包括宋子文同意美国国务院于1951年对美国对华援助有没有被滥用进行听证会，孔祥熙与宋子文回信同意让美国国会调查他的财产的文件。此外，宋子文在近代中国很多重大事件上都有参与。西安事变中，宋子文是第一个去看蒋介石的人，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让很多看过的学者都认为此日记的真实性很大。

“宋子文的档案我看得很多。看了档案后，感触颇深。抗战时期他住在美国，在中美的经济、军事合作，他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创立联合国，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以中国当时的情况，他能让中国作为5个发起国之一，没有宋子文，这是办不到的。”郭岱君评价。

一直笑意盈盈的宋曹琍璇给外界普遍留下颇好的印象，她先是作为宋家代表，在胡佛研究院审查宋子文档案，后来又相继接受蒋家、孔家的委托，继续在胡佛研究院审查档案。此前宋曹琍璇长期在美国做义工，身边的人很少知道她来自那个曾经神秘而庞大的“宋氏王朝”。

从2003年宋美龄去世后，宋曹琍璇便开始看宋子文档案，她形容自己一天天看下去，“委屈也越来越多”：“这样一个家族里面，父母将孩子送到美国最好的学校——宋耀如的三个儿子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安，他要求他们全都回国；看宋子文的日记，就知道他是怎样在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制定财政政策，改革税制。宋子文先生忍受了很多误解和委屈，后来一直很沉默，不爱讲话，后来连台湾都不愿去。”

宋耀如与倪桂珍夫妇育有三男三女，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三兄弟的后代大部分都在美国定居，平时十分低调神秘。宋家第三代人数不多——宋子文有三个女儿，宋子良的女儿已过世，宋子安有两个儿子。宋家后代无人从政，宋家人的行踪也很少被外界所知。

1969年在去香港参加广东银行开幕当天，62岁的宋子安因血管爆裂而去世。宋曹琍璇的丈夫宋仲虎是宋子安次子，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很喜欢的下一代。宋仲虎目前在美国做矿泉水生意，宋曹琍璇说自己的丈夫“很低调，不喜欢别人打扰”，所以接待媒体的事情一般由她来出面。

宋曹琍璇坦率地说，长年以来外界关于“四大家族”的各种传闻让宋家很是困扰，“很多传记学者凭想象以讹传讹了很多东西，有些书让我们很尴尬”。宋曹琍璇提到，有一本书说宋氏王朝有30亿美金的财产，在她看来这是“缺乏基本的写作道德”。据宋曹琍璇介绍，1950年孔祥熙与宋子文曾应美国国务院要求公布财产，孔家是800万美金，宋家是500万美金。

“我和先生有原则：不希望孩子对自己的身份有特殊的感觉。”宋美龄在世时，宋仲虎夫妇每年都会带他们的5个孩子到纽约看望宋美龄。“孩子们见到姑婆（宋美龄）很兴奋，因为这个时候什么都可以吃。”宋曹琍璇说，这几个自小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完全对宋氏家族没有概念。

宋美龄去世时，他们一家到纽约奔丧，“孩子们特别不理解，问我：为什么门口有那么多记者？我回答：因为你们几个小孩子很漂亮啊！”慢慢长大后，孩子们有些明白了，对这个家族有另外一部分的认识。宋曹琍璇说，美国的孩子很自我，“出身对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影响，他们觉得前人的光环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神秘的孔氏家族

很多学者对于郭岱君的工作能力赞不绝口，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她“居然走进了孔家，居然说服孔家后代把孔祥熙档案捐出来”。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后，孔祥熙与夫人宋霭龄便移居美国。多年来，孔家人一直深居简出，与外界保持着距离，这么多年，很少有媒体能走进神秘的孔家。

“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仍在世，我2004年去过3次，跟他们谈孔祥熙的档案。当时孔令仪的丈夫黄先生还在世。我跟他们讲，国民党的资料在胡佛研究院，蒋、宋的都在，何必让孔祥熙的档案冷落在仓库里？它们已经孤零零地躺在那里50年。”郭岱君说，她也用宋子文档案开放的例子，来说服孔令仪，“档案放在家里是死的，开放出去才有意义。宋子文的档案开放后，尤其是后来那3000件，大大改变了外界对宋子文的这些印象，他们也看到这些积极的正面的效果”。

孔祥熙的档案存放在纽约一仓库里，一共有90多箱，保管得不太好。2006年6月，孔祥熙的日记正式捐给胡佛研究院，但尚未开放。受孔家委托审查这部分档案的，也是宋曹琍璇，因为“孔家第三代只有一个孩子，从小生在美国，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讲”，宋曹琍璇说整理“两蒋日记”至少还要五年至六年时间，“我也蛮有压力的”。

孙祥熙与宋霭龄育有四个孩子，孔令仪（女）、孔令侃、孔令伟（女）与孔令杰。以前一直是孔二小姐孔令伟照顾宋美龄，1994年，孔令伟因直肠癌去世后，孔令仪把照顾小姨宋美龄的责任承担了下来。2003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宋美龄去世，孔令仪成了四大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

孔祥熙曾说过，我在中国大陆丢掉的财产，是我在美国所有的几百倍。据报纸介绍，孔令仪住在纽约曼哈顿区最昂贵的第五大道，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住在同一条街上。宋美龄生前在美国住的房子也属于孔家财产，宋美龄去世后，孔令仪以大约1300万美金卖掉了这幢房子。

几十年来，孔家子女一直在美国定居，显得十分低调、神秘，除了至亲好友外，他们绝少与其他中国人来往，孔家后代也无人从政。孔家第二代中，只有孔令杰有后代，他娶了一位美国著名女星为妻，其子孔德基成了孔家唯一的第三代。

名不符实的陈氏家族

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被列为四大家族的一员，很多学者认为是“名不符实”，“陈家党是从陈其美开始的，但陈家并没有很大的家族占据国民党各个部门，他们虽然替蒋介石负责国民党内的特务工作，但用的人不都是他们家族的人；另外陈氏派系也没有多少资产”。

陈果夫、陈立夫一生没有多少积蓄，死后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再加上二陈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就已被蒋介石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因此陈家子弟一直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并没有多少名门望族的感觉。1950年，陈立夫赴美，为了谋生，在新泽西经营一家养鸡场，其间鸡场被烧过两次、还遭受过鸡瘟，当时孔祥熙、宋子文等都曾去探望他。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是浙江吴兴县人，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2001年2月8日以101岁高龄在台中逝世；而其兄长陈果夫早在1951年就因肺癌去世。

陈立夫有3个儿子1个女儿，而陈果夫只有1个女儿，为了让自己哥哥的香火延续下去，陈立夫将自己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了陈果夫。现在陈家自陈立夫、陈果夫算起，已经有了第四代，家族人口众多。

陈家除了陈立夫的小儿子还居住在台湾以外，其他人都在美国生活。在陈家后代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二陈共同的儿子陈泽安。他是美国一家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陈立夫幼子陈泽宠的妻子林颖曾是台湾著名国学大师林尹的女儿。

陈家子弟在岛内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岛内还曾有人要拆除陈立夫在台北市的故居。陈立夫的儿媳妇林颖曾虽然一再恳求对方“手下留情”，建议将陈立夫的故居改成陈立夫的文物纪念馆，但最终房子还是被拆除。在拆迁现场，独自抗争的林颖曾只好拿出相机，伤感地拍下照片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