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川系军阀的代表，刘文辉曾经历了军事的起起落落和政治的波谲云诡，他的人生历程，正是历史的某种见证。
长子刘元彦出生时，正值刘文辉军事生涯的顶峰。如今年近八旬的刘元彦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过着他安静的晚年。刘元彦退休前任人民出版社编辑，说话间眉眼总带着笑，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出生在军阀之家、当年曾有优裕生活的“大少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湘和父亲刘文辉一起构成雄踞四川的军阀势力，但其实我们的祖父辈只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户。
父亲1895年1月出生于四川大邑一农民之家，是6个兄弟中排行最小的一个。13岁时，父亲考进公费的成都陆军小学，在入学试卷上，他写道：“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让老师大为惊讶。
1916年，父亲在保定军校第二期读完炮科后，便回四川，开始了军人生涯。他先在川军第二旅当上尉参谋，一年后任营长，以后一直很顺，1920年已经在宜宾当上混成旅旅长，成为一支独立力量。
刘氏家族的军阀源头应该从刘湘说起。刘湘的祖父跟我祖父是亲兄弟，所以从辈分上讲，我跟刘湘是同辈，父亲虽然比他还小5岁，却是刘湘的堂叔。1909年刘湘从四川速成军校毕业后，凭借骁勇善战，经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后，他逐步成为四川总司令、四川省长，成为四川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北伐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应该说，在父亲早期的军事生涯中，刘湘起了一些作用。父亲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川后，刘湘向别人推荐了父亲，但父亲并不直接在他的部队，以后发展更多还是靠自己的能力。
那时的四川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实行防区制，一个军人控制哪些地区，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归军人管，处于半独立状态。四川内战打了很多年，打得很厉害，也跟这个防区制有关。
父亲在各派系军阀混战中，地位进一步上升，1922年升任川军第9师师长，在打败杨森后，他取得四川帮办名义，1927年任24军军长，1929年当上了四川省主席，那时已拥有7个师，20多个旅、14万军队、81个县的地盘。而此时的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21军军长。他们成为四川的主要统治者。
早期，父亲与刘湘是相互扶植的，刘湘第一次下野后，还是父亲出钱出力，帮他第二次上台。他们联手打掉了四川境内以杨森为主的其他军阀，联手灭掉了其他势力后，他们之间却慢慢对立起来。
根据父亲的谈话，我分析，他们的矛盾在于：父亲不甘于只在四川发展，他跟刘湘商量两人中一人出去打仗，另一个留在四川当后援。但刘湘自己不想出去，也不想让父亲出去。另外，父亲24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保定系的，而刘湘是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被称为“速成系”，两人的政治意图不一样，刘湘保守些。
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父亲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父亲后来在回忆里也很坦率地说，他反对蒋介石，“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父亲在四川发展壮大后，他的政治野心是“问鼎中原”。当时国内掀起此起彼落的反蒋浪潮，父亲认为是他实现这一野心的大好机会。1929年12月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等联名通电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他又站在阎锡山、冯玉祥一边，一道通电反蒋，最后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出面支持蒋介石而失败；而刘湘当时则是支持蒋介石的。
1931年，父亲从英、日等国购进武器和飞机散件，从上海起航经万县港被刘湘扣留，多次协商无果。二刘间矛盾于是激化到不可调和，到了只有付诸武力解决的地步。1932年10月1日，刘湘向驻南充的父亲部队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这场叔侄之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
这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争，以父亲的战败而告终，他带着仅存的12个团从成都退到雅安。虽然未赶尽杀绝，但父亲“问鼎中原”的梦想彻底成为泡影。不甘就此沉沦的父亲开始筹划他的另一个领地——西康。
西康过去被称为“川边”，是父亲过去后才建的省。1935年，父亲利用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关系，如愿以偿当上“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西康省在西藏与四川之间，当时的面积比5个浙江省还大。西康的省会在康定，1937年我们全家从雅安迁往康定。记得我和弟弟坐一个轿子，走了7天才到康定，第一感觉是康定非常落后，连四川的一个大一点的镇都不如。
以前父亲常年在外，我们和他相处的时间很少。退守西康后，他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慢慢多起来。
父亲先后娶过3个妻子。第一任是童年时订的娃娃亲周氏，因为没有生育，大伯做主，替他在老家找了第二房李夫人。父亲名叫“自乾”，嫁给父亲后，李夫人就改名“李助乾”，因为只生了一个女儿，脾气又不好，加之当时父亲已经开始在军事上崭露头角，需要有位“体面”的夫人对外应酬，1926年，大伯又替父亲在家乡找了第三位妻子，这便是我母亲杨蕴光。
1928年，我出生于成都。那时我们家住在方正街，是几进的大院子。小时候确实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母亲对我们兄妹管教严格，不苟言笑，所以我们家是“慈父严母”。我们不怕父亲，但对母亲心存畏惧。父亲在家里一般只穿便装，我记忆中，父亲对下属也很少发火，特别是对文官，一直很客气，只是对武将稍严厉些。父亲在家里生活很简单，一餐四五个菜，父亲只吃他面前的那一两个菜，而且因为部队出身，吃得也特别快，也不挑食。
父亲当时已不能向外发展，所以在西康制定了很多注重长远发展的政策，还写了《建设新西康十讲》。他比较重视教育。当年县长上任时，父亲有口令：县政府房屋的建设不得好于当地新建学校，否则就地免职。有的县长还亲自到小学代课。父亲到省政府上下班时都要路过一所小学校，现在康定的许多老人还记得：只要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父亲就会走过来，挨个摸他们的脑袋鼓励一番。
有一次我们全家去跑马山踏青，父亲对我说，他以后要在这里建一所大学、一座医院。虽然未能如愿，但父亲为不少大学捐了款，还为华西协和大学捐了一座楼，为了给西康培养人才，他出资筹办了一个特殊的系——乡村建设系，从西康保送一些人进去。
西康很落后，只有水资源，父亲决定在康定建水电站，他用了1亿元，动员了康定当地所有的银行资金，还自掏腰包拿出一笔钱才凑够。发电机是从美国买的，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发电机辗转了半个地球，花了两年时间才从美国运到西康，这个大升航水电站一直使用到今天。
退守康定后，为了巩固他在西康的地位，父亲也注意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并与各派政治力量交往，所以当时他被称为“多宝道人”。
1935年，红军经西康北上时，我没有听父亲提过战争的具体情形，但当时的地方各派军阀在“围剿”红军时，都不是特别积极，因为他们明白蒋介石想借“围剿”红军之机，趁机消灭地方力量。如果和红军僵持，中央军就会派兵过来，趁机把地方军给收了。所以父亲当时也只是敷衍了事，还因为没有努力防守，遭到蒋介石训斥。
24军也有认真跟红军打过仗的，我二伯的儿子刘元瑭在24军下面任师长，他就认真打，蒋介石允诺要升他为军长，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到胡宗南那里，父亲拦他他不听，父亲不允许他把整师人带走，只让他带了一团人，结果到了胡宗南那里不久，就给他一个参议的闲职，白白送了一团的人给人家。他后来想明白了，又逃回成都。
抗战爆发后，刘湘的川军被蒋介石调出，部队一出川就被拆散调往各战线，等于将刘湘的部队全部化解掉，刘湘和蒋介石的矛盾就尖锐起来。1938年，刘湘因病去世于武汉。但一直有传说，他和韩复榘密谋阻止蒋军入川失败后，忧虑而死。我想如果刘湘意欲与韩联手，也是因为不满蒋介石把他的队伍拆散，他被架空的事实。
刘湘去世后，蒋介石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实际上想控制川康。父亲联系原刘湘的下属，还有四川一些实力派人物，共同抵制。直到1940年，张群才坐上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虽然表面上他暂时和蒋介石平息了矛盾，但蒋介石对父亲的戒心也从未消除过。
1948年春，我还在华西大学读书，思想比较左倾，已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团组织，和地下党同学一直办报、办杂志。我和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有一天，我的“上线”跟我说：“四川地下党想跟你父亲谈一次，希望你牵个线。”
我平时跟父亲谈论政治并不多，但感觉到他很开明，左、中、右的言论都看，也不排斥。我想，跟父亲提及此事，如果他不同意，顶多只会骂我一顿。
父亲平时起得很早，有一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吃早点的时候，我寻机跟他提了此事。没想到，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同意见面，然后又说：“其实我早就跟他们（共产党）联系了。”(www.xing528.com)
那天父亲告诉我，1942年，他第一次与周恩来会面，这也是我们父子间第一次知道彼此的政治态度，但父亲嘱咐我不能跟任何人吐露，包括对四川地下党的同志。后来四川地下党派我的同学在雅安以父亲秘书的身份长住那里。直到解放前夕，他才知道党中央已事先派人到了雅安。
除了共产党，父亲和民盟、民革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他很早就认识张澜，张澜也是四川人，成立民盟时希望父亲能支持他，民盟的经费也主要是由父亲和龙云出的。1944年，父亲在张澜的住所填写了申请书，举行仪式后，申请书马上被烧掉，也是民盟让他们放心，不留任何把柄让蒋介石知道。张澜后来被软禁在上海，1949年上半年，父亲去南京开会时派人看望张澜，张澜让他做好起义的准备；我见过李济深从香港给父亲写的密信，是写在绢上、缝在衣服里托人带来的，都让他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1949年9—10月间，父亲接到周恩来电报，大意说，大军行将西指，希望你积极准备，但不宜行动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父亲考虑再三，带了一些人在10月下旬从雅安回到成都。之前，很多人认为父亲此举太过冒险，父亲回答说：你不懂得，去成都，西康之祸缓，不去，其祸速。他这次冒险回成都主要是争取时间，等解放军靠近再起义，同时联络更多的人起义，取得更大效果。
父亲一到成都，我们的玉沙街住宅对面就出现了一连宪兵，而且四周布有大量便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当天下午，他就召集有父亲在内的四川主要人物与他会面，鼓吹与共产党进行“川西决战”。
第二天，蒋介石来我家访问，表面上对父亲表示尊重和友好，但事先不通知，突然派来大批卫队警戒，说明他内心仍对父亲有所忌惮。他还通过张群等人向父亲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是让父亲、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抵抗解放军；二是提出让母亲去台湾，或让我先去香港，父亲也明白这一番话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了表示“诚意”，当时的财政部长关吉玉还亲自到我家，说知道我家没有外汇，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当然，这些要求都被父亲以各种理由推脱了。
这期间张群多次约谈，试探父亲的态度。起初几次，张群的口气还比较客气，父亲也跟他真真假假应付一番，见父亲一直不明确表态，张群的口气一次比一次强硬。12月5日晚，父亲约请张群和国民党主要将领在家里吃饭、开会。席间唇枪舌剑，最后，父亲说：“我是大军阀、大资本家，共产党哪会要我，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到西康，我一定同共产党拼，拼不过，我就到西藏当喇嘛。”
1949年12月6日晚上，张群最后一次来我们家。他说自己马上到云南去，又以好朋友的口气嘱咐父亲“好好干”。父亲担心张群一走，胡宗南、王陵基他们当晚就会动手，他让我连夜开车把母亲和妹妹送到认识多年的一位老中医家里，把我爱人和孩子送到岳母家。我和父亲则躲到他一位部下的儿子家住。当时四周都是特务，气氛特别紧张。
12月7日一早，父亲说先回家去一趟，让我在那儿等着他，哪知等了很久不见父亲回来，却突然来了一人，说父亲已经出城，让我到南门外乡下他一个部下的家里等。我只好奉命立即出南门，心里十分懊丧，因为原来说好同父亲一起的。我后来体会父亲这样安排的用意，是防止失利时我和他同时牺牲掉。
原来父亲那一天回家与邓锡侯谈话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通知，要求他下午到军校去，父亲向有关的人打探了一圈，得知只有他和邓锡侯接到这个命令；而且得到消息说，原来负责城防的川军当晚也全部被胡宗南的部队替换，父亲和邓锡侯感觉苗头不对，他们当即决定马上行动。
为了不惊动宪兵和特务，父亲没带任何行李，只有两个随从跟他一道坐车出了门，在离城门洞一段距离后父亲先下车，而将空车开出去，在城门外一隐蔽处等他，万一被哨兵盘查，就说是去机场接客人；父亲自己则从城墙的缺口爬了出去。这时他正患气管炎，当时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着，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的，终于到了城外，邓锡侯已在外面接应。
1949年12月9日，父亲与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彭县宣布起义。得知消息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马上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
父亲的24军在成都武侯祠附近有一个营的驻军，消息一公布，胡宗南的部队马上打了进去，大部分官兵牺牲。胡的部队还用炮轰开成都新玉沙街我们的家，密集的枪炮声响了一晚。他们不但将家里洗劫一空，还在撤走前，在住宅里秘密埋下大量炸药和雷管，企图等我们胜利归来后，把全家炸死。在我们还没回成都之前，有一些想趁机发财的人闯进去，结果引爆了那些雷管，家里的三幢房子被炸了两幢，只剩下我住的那一幢。余下的雷管和炸药还是后来解放军工兵帮助取出来的，一共100多公斤。
父亲的24军在雅安和四川交界处还有一些驻军，起义消息一宣布后，国民党部队马上攻打这部分军队。地下党同志利用电台跟“二野”联系上了，“二野”很快从另外一条路出兵，打垮了国民党的进攻部队，解救了这部分24军战士。刘、邓、潘起义消息宣布后，一些部队相继跟着起义，虽然24军本身兵力不多，但更大的影响还在于政治上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父亲调到北京，任林业部部长。这段时间，除了上班和开会外，他还经常去外地视察林业。在家里，他经常读一些林业方面的书籍。
20世纪60年代，刘文彩的“地主庄园”扩大宣传，此事统战部曾经跟父亲先打过招呼。那段时间，“刘文彩”的名声盖过了父亲。但父亲在我们面前只字不提此事，我们也无法窥探到他内心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把自己的房产全部上交国家，一直住在公家分配的房子里。到了北京后，国务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也就是荣毅仁家现在的那座四合院。1966年的一天，门口突然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刘文彩的弟弟还住这种房子！”很快引来了红卫兵抄家，起初第一批红卫兵走后，我们还把散落的东西收起来，谁想到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后来我们干脆也不收拾了，就等着他们来翻。短短几天之内我们被抄了13次，贵重的东西都被抄走，红卫兵还不断向父亲提问题，父亲的心脏病都犯了。
很快周总理派了人来，把父亲送到了301医院，用化名住进去的。当时跟我们家人都没提及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是说送进医院，让家里人放心。来的人也是打扮成红卫兵的样子，把家里的柜子都封了，因为柜子里还装了很多文件，这样一来，后来的红卫兵也不会再抄了。
1966年国庆节，父亲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被邀请去天安门。父亲在医院穿上我们从家里送的衣服后直接上的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见父亲的装束，还说：“你怎么还穿呢子服？要跟我们一样嘛！”父亲后来做了一身布的中山装。父亲是直接从天安门回的家，因为和毛主席一道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样一来身份就不一样了，红卫兵再也不敢上门抄家。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身份是政协常委兼人大常委，林业部部长一职好像也无人提及，但也没有明令撤掉。父亲跟政治打了一辈子交道，平时言语很谨慎，也很少流露他内心的想法。他只是几次叹息着说：“铁打的江山，就这样砸烂了！”
父亲对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很深，一直把他视为良师益友。1972年一次见到总理，他对总理说：“郭子仪当了24年宰相，希望总理能超过他。”总理当然明白父亲在说什么，但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哈哈大笑，以后父亲也很少见到总理。
1972年，父亲不小心摔断了腿，他原来就有心脏病、肺气肿，1975年又被发现患了癌症，身体更加衰弱。周总理对父亲的病情非常关心，几次亲自批示：尽一切办法延长生命，只要有危险就随时向他报告。我们后来才知道，周总理下令保护父亲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已身患重病了。
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父亲得知总理去世的消息，极为伤心，不顾医生不许外出的禁令，他坚持要去向遗体告别，最终还是我们用小车推着他与总理遗体挥泪告别。
不久，父亲再次住进医院，6月去世。“文革”以后，父亲一直较为沉默，总理去世后的几个月，他的心情更是沉重。我们感觉到这一点却无法帮他排解。父亲走后几个月，“四人帮”被粉碎，我暗暗地想：如果父亲能多活些时间，就能放心地辞世了。
（刘元彦 口述）
左至右为刘延涛、于右任、张大千
于右任作品
于右任（左四）与罗家伦（右四）、刘延涛（右三）等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前（摄于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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