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盘上的命运》：李鸿与25年蒙冤

纵观父亲一生的兴衰荣辱，可以说与孙立人将军密切相关。他们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结识的。父亲李鸿1903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幼时读私塾。1925年，经表叔杨觉庵先生引荐，考入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编入工兵科。1927年毕业，被分到南京陆军教导师学兵营任中尉教育班长。而此时，孙立人正担任排长，两人由此结识。

孙立人的出身与我父亲不一样，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本来已拿到工程师资格的孙立人却要从军，又考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8年，孙立人毕业回国后不久，先是在中央党务学校待了一年，后来也到了陆军教导师工作。1932年，孙立人调任宋子文的税警总团特种兵团（后改为第4团）团长；他上任后，把父亲调来任税警总团第4团一营机枪连连长。

不过，在那个时候，孙立人与父亲之间，也只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说起来，父亲早期的军事生涯并不顺利，从黄埔毕业之后，他在连长位置上待了十年之久。与那个时期的大部分军人一样，无论是“北伐”还是“剿匪”，抗战前，他们的主要经历都在内战战场上。父亲是工兵科出身，对各种技术都很娴熟，所以他对士兵训练得很好，但又不愿意让士兵在战斗中无辜伤亡，而且他对内战中被殃及的平民一直满怀同情，平时流露于言语中，加上他本人沉默寡言的性格，于是有一些人说他“贪生怕死”。这种说法多了，必然影响上级对他的看法，这也是父亲长期得不到提拔的原因。

孙立人真正对父亲有所认识是在抗战时期。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久，税警总团奉命由海州开赴上海前线作战，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先后参加蕰藻浜和大场两场战役。孙立人任团长的第4团的位置与日军隔一小河，双方阵地相距二三十米远，手榴弹一掷就到对方阵地。

由于机枪连阵地处于全团防线的突出部，位置十分险要，坚守数日后，全连伤亡过半。孙立人下令让死守3天，不准退却。父亲向他举手敬礼，保证：“有我李鸿在，就有阵地在。”不久，孙立人来巡视防御阵地，看到机枪连的掩体没有留下通路，就问父亲为什么不留退路出口；父亲说，他要与阵地共存亡，所以不留退路。到了台湾后，身边的人经常听孙将军讲起这个细节，他说，以前觉得李鸿是个窝窝囊囊的人，但是这一幕让他觉得自己之前一直对李鸿有误解。

临行前，孙立人紧握着父亲的手，让他坚守阵地。后来日军久留米师团对机枪连阵地发起最猛烈进攻，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父亲腿部受伤，血流如注，他让一个排长解开他的绑带，用劲绑着伤口，继续战斗。孙立人听到机枪连阵地危急，亲率敢死队一百名官兵前往支持。他急忙跑向枪声最激烈的地方，只见父亲单膝跪在机枪射手旁边，指挥数挺机枪交叉火力射向敌兵。这让孙立人非常感动。等这一拨战斗过去，孙立人对父亲说：“你连损失太大，坚守3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组织剩余官兵撤退。”父亲说：“这时不能动，一动整个防线就溃了，先把敌人的气焰压一压再说。”孙立人对父亲的表现很是赞赏，他当即提升他为少校营长。

也是因为这次战役，孙立人建立起了对父亲的信任。孙立人本人在淞沪战役中遭受重伤，宋子文当时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他。孙立人伤愈之后，重新整顿税警总团的旧部，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又成立了“缉私总队”。孙立人又把父亲、唐守治、陈鸣人、刘放吾等这些旧部相继召回。父亲被命令为缉私总队教育长。到了1940年，税警总团又恢复建制。第二年，被改编为新38师。孙立人任师长，下辖3个团，原学兵团和特务团之一部合编为114团，父亲担任团长。1942年2月，中国政府决定出兵缅甸，新38师奉命于3月27日入缅。

缅甸战役初时不利时，孙立人带着新38师到了印度，在蓝伽受训。在反攻缅北的战役中，新38师崭露头角，其中父亲作为114团团长，帮助孙立人屡建奇功。1944年6月15日，父亲带领114团正在全力进攻孟拱重镇时，突然接到孙立人命令，让他分兵救援在孟拱城东南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第77旅。父亲率团迅速强渡南高江，以一部兵力解救英军出围，并接替英军防务，让英军后撤。然后主力沿孟拱东侧南下攻击，经过连续几日的进攻，终于在25日傍晚，攻占孟拱城。英印军第三师蓝敦师长获此捷报后，立即致电，向孙立人师长和李鸿团长表示谢意。为此，父亲获得英国女皇颁发的金十字勋章。

1944年8月，新38师在盟军配合下攻占密支那，中国驻印军第一期反攻缅北战役宣告结束。孙立人升任新1军军长，他把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新38师的师长职位交给了父亲。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当年曾先后两次收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任状。第一次是擢升为新30师师长，父亲正准备履任，即被孙立人制止。原来，孙立人早就在为他一手创建的新38师物色自己的继任者。经长期考察，他看中了李鸿，因而说服蒋介石收回成命，第二次才下达了任命李鸿为新38师师长的委任状。父亲是由团长直接升任新38师师长的，未经参谋长或副师长之职。

自此之后，父亲率新38师攻克八莫，远征军在芒友会师。八莫之役为整个缅甸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英国政府和印缅战区盟军最高指挥部，为纪念这一战役之伟绩，特令颁布将八莫至莫马克的一段公路命名为“孙立人路”，将八莫市区中心马路命名为“李鸿路”。

就在激战中的11月30日，父亲还接受了美国政府授予的银星勋章。当时新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兼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索尔登将军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向父亲颁发了勋章，以表扬他在胡康河谷战役中的表现。索尔登还宣读罗斯福总统的嘉奖词和授勋祝语。1945年1月27日，自滇西向缅北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会师于畹町附近的芒友。2月，在南坎举行隆重的会师典礼，父亲还担任庆典的指挥官。

史迪威特别欣赏我父亲，可以说我父亲从团长升到师长，史迪威还有孙立人都对此有帮助。要不然我父亲的资历是赶不上其他几位的，比如潘裕昆是黄埔四期，跟林彪是同一期；还包括同是五期的唐守治，其实他们的级别或资历都在我父亲前面，但是我父亲最终升到38师师长，跟史迪威和孙立人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遗憾的是，大力提拔他的史、孙二人都不为蒋介石所喜，我父亲后来在台湾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前两年，我在台北见到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他告诉我：“史迪威在日记里骂了很多中国将领，极少数没有骂过的，就包括李鸿将军，他很称赞你父亲。”有一次，史迪威一个人穿着便装到前线视察，路上没人认识他。沿途他看见一队人正在挖壕沟，他问这些人，你们谁是这里面的头儿？有一个人举手，给他敬了一个礼，向他介绍说自己是团长李鸿。当时史迪威很惊讶，一个团长怎么会自己下来挖壕沟。他之前也没有通知别人要来这里视察，所以当然不是事先安排的。可是史迪威还是狐疑，他就伸过手去，李团长自然也伸手跟他握了一下。史迪威顺势抬起他的手一看，上面都是老茧。父亲当年在黄埔是工兵科的。这一幕给史迪威的印象很深，他以往对中国军官的印象可并不太好。史迪威日记里多次表扬李鸿，对父亲深为信任和尊重。史迪威后来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召回国，临行前来不及话别，还特地给父亲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告别信；我父亲也写了一封信给他。

李鸿给史迪威告别信的回信（史迪威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收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按照军部命令，父亲带领新38师连夜起程，沿着广西南宁至广州湾的梧州公路，向广州急行军，于8月25日进入广州。“李氏接收广州，功不可没，欲发接收财，俯拾即是，然其清廉刚正，一尘不染，凡敌伪财产，均派员一一清点查封入库，等候上缴长官部，李氏此举，广州市民皆为之倾倒。”这是当时广州媒体的报道。9月7日，第二方面军在广州举行受降仪式，张发奎作为中国方面代表，接受日军“南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的投降。受降仪式不久，父亲奉孙立人将军之命，在广州白云山修建“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父亲原本并不喜欢战争，尤其厌恶内战。他大概以为这一切终于结束，可是没想到，更大的劫难还远没有到来。

从缅甸战场回来仅仅几个月，父亲就接到副军长贾幼慧电话，说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电，要新38师尽快做好移防东北的准备。父亲本计划回湖南老家探亲，可是军令难违。1946年2月下旬，新38师奉令由九龙登上美军第七舰队的登陆艇，开往葫芦岛，接着便开始经沈阳北进。

抵御外寇侵略的硝烟刚熄，父亲厌恶的内战又重新开始燃起战火。5月，孙立人指挥新1军先后占领四平、长春、吉林、德惠等地，和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隔松花江相望。6月，在马歇尔调解下，东北全线停战。两个月后，新1军奉令调防长春。

1947年4月，因为与蒋介石宠信的杜聿明不和，孙立人被调离东北。蒋介石对孙立人的新1军还是心存忌惮的。到了年底，陈诚借整编之名把新1军分割为两个军：新1军下辖新30师、50师及东北保安部队，新7军下辖新38师、暂56师、暂61师。值得玩味的是，孙立人离开新1军之后，外界都认为会由他最信任的李鸿接任，没想到却由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而潘裕昆是陈诚信任的人；另一方面，新38师本来是新一军最核心的部队，也是孙立人的“发家”之地，却被抽调走，与另两个新组建没怎么经过战斗的杂牌部队组成新7军。

父亲被任命为新7军军长。虽然是给了他一个军长的头衔，但其实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本来是新38师生长出来的新1军，最后被拆分掉；而新7军当时的处境也非常尴尬。被整编之后，他已变成了一个二流军队，其实力根本就没法和新1军、新6军当年一起在缅甸形成的“拳头”相比。所以虽然说起来新7军也是中央军，属于嫡系，但是新7军上下又会觉得自己在中央军里明显遭到歧视。据说已经到台湾练兵的孙立人听说这个消息后，还专门致函陈诚，希望他不要分割新1军，以保留新1军的战斗力——但这也正是蒋介石所忌惮的。所以孙立人的建议也无济无事。

60军是由滇军整编而成的，是龙云最早投入到内地参加抗战的部队。当年他们在越南完成受降仪式之后就被派到东北战场。蒋介石此举也是一箭双雕：一是滇军是有名的能征善战，正好可以用他们来对付中共的部队；二来也借机把滇军分化掉。

中共方面也深知滇军与蒋介石的矛盾，所以他们也非常重视对滇军的策反。很多战役中，他们主动放滇军一马，滇军攻哪个村，他们就退出。另外，因为龙云当年在西南实行开明政策，使得昆明成为左派知识分子云集之地，滇军的很多将领也深受影响，容易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宣传，所以中共在东北战场对滇军的统战相当有效。

到了1948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处于劣势，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守长春的，主要是父亲的新7军和曾泽生的第60军，一共约10万余人，隶属于郑洞国的第一兵团，父亲李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

当时长春市以中山马路划为两个防区，新7军守市区西半部，60军守东半部。早在当年5月，长春西郊机场被中共部队占领。长春对外陆、空交通断绝而成孤城。国民党在长春的守军兵员、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连口粮、燃料也逐渐断绝。士兵士气低落。到了10月，长春守军已经山穷水尽，每天连病带饿，死很多人。10月初，蒋介石下令突围，手令是派空军投下来的。这时，长春守军已经饿得没力气走路，突围根本行不通。即便是走出去，走不多远，也将不是被饿死、冻死、病死，就是被共产党的部队抓走或打死。

在长春还没有被围之前，我父亲面见蒋介石，他当时提出，长春继续守下去已很困难，不如把美式装备部队移到关内去——这里面还有些闲话出来，抗战胜利后，美式装备、以广东、湖南南方人为主的新1军，被蒋介石发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去了。有人说蒋介石和陈诚两个是要“借刀杀人”，断送这个部队。南方的部队跑到东北区打，这也确实是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不派浙江的老乡直接去东北？

然后蒋介石把他们几个有实力的部队东一块、西一块，像切饼一样分掉。然后三大据点，包括沈阳，被人围起来，成为一座座孤城。我父亲跟蒋介石说守不住，蒋介石说，你放心去，到时被围的话，我会派飞机去解救。他后来的确也派飞机了，但是听说还没有靠近的时候，就被共军的高射炮打下来，所以他们就乱丢补给，结果老百姓抢，共军也抢，国军也抢，乱作一团。

10月15日，锦州的范汉杰兵团被全歼，解放军攻克锦州，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退路完全被切断。第60军本来就不属于嫡系部队，在东北也没有一心一意地打下去。60军官兵经过密谋，决定于10月16日向中共投降，并要求新7军一致行动。而新7军官兵认为“起义”对不起孙将军，还是准备突围出去。

当时，我父亲病倒了。我外婆后来告诉我说：“你爸爸去巡视前线的据点，跟着下属一起吃拌米糠的窝窝头，以后就得了伤寒。”他把兵权交给副军长史说，下面的人也在病榻前向他报告。曾泽生在他病倒之前也跟他讲：大势不行了。而曾泽生的第60军宣布起义后，即把枪口对准新7军，要求新7军与共产党军队和谈。史说派副师长彭克立等5位代表与共产党谈判。郑洞国17日晚赴新7军军部探望父亲，相对黯然。当时郑洞国的武器已经被部下收走，是防止他自杀。父亲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郑洞国见大势已去，遂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当众含泪宣布：由本长官负起历史罪名，即日起解散部队；任官兵依各人志愿，自择出路。新7军放下武器，士兵被共产党部队收编，军官成为战俘。郑洞国与父亲一起，由解放军护送去俘虏营集中。

10月19日上午，解放军主力开入长春。当时父亲由担架抬着和救护车护送着，被送到了哈尔滨。解放军方面派了专门医生和护理人员为他治病。郑洞国被俘后，留在了大陆。他后期写回忆录里提及这一段，意思是李鸿是在装病。不过我妈妈和我外婆后来都说，父亲当时的确病得蛮严重的。我外婆说，长春被围时，城里面没有抗生素那一类药，如果不是解放军相救，父亲的一条命就没有了。

到了长春，父亲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马真一毕业于长白师范学院（现吉林大学）音乐系。她是满族人，镶黄旗，说起来还是格格呢。她在父亲担任长春警备司令的时候与父亲相识，后来经兵团司令郑洞国当证婚人举办了婚礼。父亲被俘时，母亲已怀有身孕，后来在哈尔滨的战俘营里，母亲生了我姐姐，父亲为她取名“哈生”。

长春解放以后，听说林彪曾希望我父亲能加入到解放军里面，像60军军长曾泽生一样——曾泽生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得虎虎生风。几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去看望过他，其中有第一兵团司令肖劲光，同是湖南籍的肖华、何长工都来看他，想说服他为共产党政权工作，在军队或地方任他选择，享受解放军高级将领待遇。但父亲说，决不与国民党兵戎相见，这是我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唯一希望的，是想解甲归田，回老家种地，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父亲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不喜欢内战，这是他一贯的想法。

1949年1月底，父亲与郑洞国等诸多在长春被俘的将领，从哈尔滨转到抚顺。几个月后，他们各自选择了各自的命运：史说、龙国钧还有一个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等，被分配到解放军的军事院校去任高级教官。父亲与彭克立、陈鸣人等人回原籍。当时郑洞国也没有接受安排，直到1952年才去北京。

父亲回湖南途中路经北平，领导方面再次善意相劝，陈以利害，要他参加工作，无奈他去意已决。在北京停留数日之后，他乘车南下，回到长沙，与亲人团聚。当时长沙还属于国民党控制，守城的是黄埔一期的陈明仁。当年陈明仁率71军守四平街，曾与父亲率新一军新38师并肩作战。此时此地相见，别有一番感慨。陈明仁邀父亲协助守长沙，被父亲谢绝。事实上陈明仁后来也在长沙起义。在长沙期间，父亲闭门谢客，平时读书、练字、整理战史。到了1949年7月，长沙局势急转直下。解放军已进驻东郊。父亲带着大哥李定一回到老家湘阴县乡间的李家大屋。

作为父亲的老上级，孙立人一直牵挂着他以及部队的情况。父亲被困长春时，孙立人曾要求蒋介石用飞机送他去长春，亲带李鸿的部队解围，但被蒋介石拒绝。这时，孙立人在台湾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他派人多方打听新一军将领的下落。听到父亲与彭克立、陈鸣人、曾长云这些他过去的旧部被释放后，他派曾在新38师任谍报队队长的旧属葛士珩寻访李鸿。葛士珩由基隆上船偷渡至香港，再转赴上海，奔长沙打听李鸿下落。听说父亲已回湘阴老家，葛士珩又到湘阴李家老宅找到了父亲。

另一方面，孙立人面见蒋介石，请求准许李鸿等人来台“戴罪立功”。蒋介石起初默然不语，后来问孙立人：李鸿丢了长春，又在共产党那里受训多日，如果他是“匪谍”怎么办？孙立人回答说，他对李鸿知之甚深，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葛士珩找到父亲后，给他看了孙立人的亲笔信，上面只有寥寥数语“立人已面呈蒋总统，并蒙总统明示，联系来台，共赴时艰”。这封信让刚刚心情宁静的父亲又不再平静。他听说蒋介石对丧师失地但又回归蒋身边的黄埔同学不予追究。北平守将李文、石觉是李鸿前期的黄埔学长，李、石都曾列名傅作义的和平通电，并向中共交出本兵团的兵马武器，只身南返。但蒋介石并未处罚，反而召见慰问，并迅速让李文任第5兵团司令官、石觉出任上海防守司令并兼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部的副总司令官，重掌兵权，再挂帅印。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老长官孙立人在台湾正如日中天。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终于还是下决心去台湾追随孙立人。

1950年2月3日，父亲化装成商人，带着母亲、我外婆还有刚刚一岁多的姐姐，到了香港。当时很多国民党将领寓居香港，包括卫立煌在内，知道父亲的选择之后，都劝他留在香港，不要去台湾；他们说，你知道校长的脾气，不要去做“张学良第二”！可是父亲心意已决。

他们坐轮船到台湾后，孙立人派人到基隆，将父亲接到屏东，安排他们住下。当天晚上，孙立人宴请父亲，两人相见，父亲情绪甚为激动。谈到新1军灰飞烟灭，两人都感到很伤心。

父亲很快给陈诚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丢掉长春以及自己后来的经历。但他一直没有收到陈诚的回信，心里不免不安。不久，孙立人带我父亲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告诉他们说过去已过去，不必再提，今后要好好做事。当时蒋介石当面告诉父亲，给他两个选择：一是担任新成立的成功军军长；二是担任陆军军校校长。父亲回到屏东家里，听母亲说，那几天家里可是贺客盈门，十分热闹。

谁知话说完不到一周，父亲就被抓了起来。

1950年5月初，“国防部”派人从台北来到屏东，告诉父亲“上面召见”。母亲也被要求同去，除了他们，还有陈鸣人夫妇以及彭克立等人——当初除了父亲以外，葛士珩还找到在湖南的彭克立。当时，彭克立的妻子住院即将生产，彭克立留了一点钱给妻子，只身取道香港搭船至台湾。他打算在台湾把生活安顿好之后，再接妻女来台。彭克立于4月底抵台，不久得知妻子在家乡生下第二个女儿。可是6月，他即被捕。

接到通知时，父亲已预感到这一去就会凶多吉少。果然，到了台北之后，他们立即被押送到保密局。不久，曾长云也被收押进来。最初被捕的是4人，后来增加到8人、16人，都是孙立人在新38师和新1军的将校级军官，可知立案的最终目的在于对付孙立人。

保密局指控他们是共产党派遣来台湾，策反孙立人的“匪谍”。在保密局，他们4个人被隔离审问，受到残酷的刑罚，包括坐老虎凳、用针刺指甲、灌辣椒水入鼻口……父亲坐“老虎凳”后，双脚几乎废掉。后来靠狱中难友扶助才能进行简单的康复，慢慢恢复步行。殴打、疲劳审问，最终目的都是逼迫他们承认和共产党有联络，是奉“匪”命潜台工作。

在保密局的看守所关了一年多后，他们又被移到桃园南坎的保密局监狱，囚禁了三年之后又被移送到龙潭的保密局监狱。这是保密局新建的牢房，却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卧龙山庄。包括父母在内一共16人都被关在这里。

我妈妈被抓走的时候，已经怀了我。我是1950年10月20日在监狱里出生的。那里并不是一般的监狱，是关所谓“自己人”，就是情报局自己施“家法”的地方，里面关的都是一些大人物，比如蔡孝乾（注：也叫蔡乾，中共潜伏特工，1950年1月被国民党逮捕后供出了在台湾的所有地下成员名单资料，包括朱枫以及职务最高的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吴石等所谓的“大谍匪”关在一起。不过在我出生之前，吴石已经被枪毙了。

同案者不关在一个房间里，但可以见到。白天他们被允许走出囚室，在庭院里走动。但不能走出大门。他们可以在经过彼此的牢房门口时匆匆打个照面。同监的还有几个军统人员，像黄埔六期的乔家才和王功鎏、外籍人员，还有写《杀陈诚以谢国人》的报人龚德柏也被关在这里。里面有真正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有被诬陷的。时常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临死前高喊共产党口号，有的大声喊冤……

被关在这里的成员复杂。乔家才在军统当中资历很高，他出身山西大户人家，当年是热血青年，不从事家族生意非要从军。后来做到保密局（后来的情报局）北平站站长，和毛人凤资历相当。乔个性耿直，得罪了毛人凤。戴笠死后，毛人凤怕乔抢他的大位，诬告他贪污。他在北平被逮捕入狱，随后五花大绑押送到台湾，本来毛人凤还要把他枪毙的，据说是蒋介石下手令饶了他一命。乔跟我们关在一起，狱卒们对他十分客气。出狱后，他写了很多文章，并出版了自传《关山烟尘记》，后以90高龄在睡眠中逝世。(www.xing528.com)

母亲临盆时，狱方没有带她到外边的医院，而只是把她带到牢房附近的一个小空屋做临时产房。他们从外边找来一个护士为她接生，接生的医疗工具很简单，护士的态度又不好。妈妈生下我之后，护士为她缝合伤口时，也不打麻药，妈妈痛得难以忍受。因为在产前产后，她都要做粗活、擦地板，用冷水洗衣服，妈妈后来长期关节疼痛。洗过的衣服，只能挂在牢房里靠窗的地方，让风吹干。父亲与母亲见不了面，他知道生了个儿子，狱友们建议他给我取名“狱生”——我后来被改为“定安”，意思是将来一定能平安走出黑牢。李敖先生曾说，李鸿的这两个孩子，一个生在共产党战俘营里，“哈生”（哈尔滨出生的），一个生在国民党监狱里，“狱生”。

我后来最好奇的是，对政治没有一点概念的母亲，怎么会被控为“匪谍”、被关了7年？父亲后来告诉我，1948年，曾有《新闻天地》一记者来长春，说是要采访国军整备情况，实际上却是要求父亲给一笔跑路费。当时长春被围，情况恶化，父亲没有答应，那位记者恨恨地走了。国民党失去长春以后，这个刊物发了那个记者写的文章，说长春的沦陷，是因为“匪谍”马真一给李鸿军长打了一剂毒针，导致他患了伤寒而卧床不起，最后不得不投降。台湾的一些书，包括当时在五六十年代钦定的《大陆是如何失去的》，竟也引用这篇报道，说是我妈妈拿了一剂毒针给我爸爸打下去，威胁他：你现在要替我们人民立功。说我妈妈是共军使用的美人计，“匪谍”，埋伏在他身旁。我母亲在判决书上的罪名是“知匪不报”，那时候在台湾是一个很重的罪名，要关你多少年就关你多少年。

妈妈后来也多次谈起，保密局的人其实查得非常清楚，知道她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压根儿不是什么“匪谍”。妈妈虽然没有遭受酷刑，但是被打耳光。审讯她的人说：“你知道我们为何只抓你而不抓其他人的老婆？因为你受过高等教育！你识字，她们不识字！”

我就是在监狱里长大的。原本他们是想把我们一直关在这里的。关到第7年的时候，母亲抗议说，孩子该读书了。这样才开了一个庭，把我们放了。我被关了7年2个月。

过去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愿意提。所谓的白色恐怖不是阴影，是深深的伤害。我能记事的时候，偶尔会在某一天一大清早，进来几个大汉，把牢房内的难友像抓鸡一样抓出去——我们的牢房都是一小间一小间，牢房的门低矮，进出是要俯身钻过去的，就是要羞辱你。我记得有一个中年女子，身穿旗袍，我至今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时她一见狱卒就知道大事不妙，双腿颓软，几个人三两下子就把她架走。接着大门“砰”的关闭，过了一会儿，就听到外面“砰”地一声枪响，一个好好的人就这样永远不会再见到了。这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恐怖的经历一再出现，怎么会对我的一生没有影响呢？曾经有很多媒体想要采访我，我都不愿意重提往事。虽然过去也让我愤愤不平，现在好不容易有种走过乱世劫后余生的感觉，就好好活着吧。

“中央研究院”的朱浤源博士给我看了一整份1950年蒋介石对父亲案件的批示，上面写：“此案未呈阅，待阅后再定。”蒋的手下把李鸿抓走，关了好一阵子了，用现在的说法，“羁押期满”，再下去总得要给个说法，起码下面军法单位没有办法，只能写个签呈上去，意思是问老蒋该怎么处理，如果是“匪谍”就得枪毙。老蒋这个批文是在装傻，好像在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干什么，我说过等我了解以后再说，你们搞不懂吗?怎么玩忽如此。”下面的人才知道原来蒋介石根本是杀不下手，想把这个抗日有功但“剿匪”无力的学生打入大牢不要处理，让他就此人间蒸发。我后来想，在长春被围的时候，蒋介石大抵是希望李鸿能像邱清泉、黄百韬这一类的门生，兵败就“自裁”在沙场上，然后给他树立一个“烈士”的贞节牌坊，当个好样板。老蒋应当会这么想：李鸿、廖耀湘、郑洞国，你们几个戍守东北的将军，兵败而没有“殉国”，实在太令我失望了！我原来这么重用你们，你们又是我的学生，现在要你们殉国的时候，一个个都贪生怕死——“贪生怕死”这四个字，是后来明明白白地写在李鸿的起诉书上的。你没有死，现在来台湾了，我又实在黑不下心把你杀掉，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匪谍”。如果李鸿真的是“匪谍”的话，像吴石、陈宝仓、朱谌之那样，早就没命了。讽刺的是，败走台湾的人心里都明白，丢掉大陆的责任，哪里是几个将军扛得起来的?我父亲葬礼上，有几副挽联是这么写的：

统帅有权丢大陆，自可复职；
将军无力保孤城，当然坐牢。

谁敢讲，统帅无能，整个江山丢弃尽；
人皆说，将军有罪，剩余生命未拼光。

父亲一直不承认是受中共指派来台策反，漫长的岁月里，除了在军法处曾开过一次草率的庭讯外，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起诉书、没有开庭审理。所以父亲他们是“不杀不审不判不放”，一直被关在黑牢里度过漫漫岁月。那个黑牢，即便是台湾当地人也没几个人知道。地处偏乡，四周都是田，它像一个戒备森严的城堡，高墙缠绕刺铁丝，持枪卫兵把守铁门，外边人只知道是一个公家机关，大门打开吉普车进去之后里面就是另一个阴森森的世界。可能蒋介石到老了自己都忘了还有那些被他牺牲的“棋子”关在里面。蹲进黑牢16年后，1966年，军法局方以“弃守长春”为罪名起诉，判处李鸿无期徒刑。

乔家才在那里关了10年才被放出来。他后来亲口告诉我，他出来以后，想去找能讲上话的人，跟老蒋求个情，关了李鸿十几年，应该放了。可是思来想去大家都不敢轻易动作。乔伯伯说他们怕提起这事，那个老糊涂的反应如果是“什么，李鸿还活着？”，然后红笔一挥“枪毙”！那样的话谁都救不了。我看过蒋介石红笔签过的字：“留之何用，枪毙！”明明下面人呈上的公文是判了几年，他用红笔画一个大叉，“枪毙”！这个人就完了，明明下面人想救他，结果适得其反。

父亲是1950年被抓的，孙立人当时还没有被软禁，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正是如日中天之时。后来很多人也问：孙立人为什么不出面力保李鸿？

1998年3月5日，台湾“立法院”为“孙案”举办了一个公听会，主持人是“立法委员”谢长廷和谢聪敏，当时谷正文、李敖、曾心仪和孙家子女都在。谷正文在台湾被称为“活阎王”，当时是很会抓“匪谍”的保密局地下局长，他的儿子谷和我是大学同学，在一次华航空难中不幸殉职。谷正文当时起立发言说：“我以前主管‘肃谍’，李鸿这个案子我是知道的，我相信他不是‘匪谍’，李鸿将军自上海保卫战之后，就一路跟随孙将军，前后二十多年。李将军既然被诬陷为‘匪谍’，那时候孙将军还当陆军总司令，孙将军为何没有辞职以力保李将军？”当时孙家子女，还有孙立人的侄孙孙善治都在场，会场鸦雀无声，场面有点尴尬。

散会以后，孙善治过来跟我说，情治人员当时恐吓孙将军，如有任何救援行动，他们将会先下手立即毙了李鸿等人。所以孙将军也不敢有所动作。另外，当时孙将军已经逐渐被削弱，其实也没有多少实权。

父亲的属下袁子琳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有不同的见证。他说，1950年，李鸿即将被捕的消息传出，孙立人也在场，他非常愤怒。席中甚至有部属说大家要和蒋家拼了。但是，反而是父亲很冷静地制止，并交代了后事。袁子琳分析说，孙将军、李将军都是标准的军人，不搞政治，却因此而得罪了某些人，甚至某些当道之人，所以才有这个下场。他还告诉我，宋美龄曾经推荐某个亲戚进入陆军总部服兵役，以免被派往危险的金马前线。这名亲戚本人更亲自来到凤山，但是被袁子琳代替孙拒绝了。后来宋美龄更亲自引荐，但是袁子琳说：“还是被我们拒绝了。”孙系人马如此不识时务，乃至于被当局排挤，由此可想而知。孙将军在1955年被罢官软禁。现在看来，“李鸿案”正是“孙案”的前奏。当年，父亲与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税警4团和新38师的能征善战的军人来台，在那些要把孙立人搞掉的人看来，这是为虎添翼，一定要剪除掉。炮制李鸿等人“匪谍案”，既可剪除孙立人的羽翼，又为整肃孙立人制造口实，可谓一箭双雕。

当年孙立人下面还有另一位得力干将——唐守治。唐守治属于孙立人这一系列里比较高阶的，很早就“靠拢”蒋经国了，所以他扶摇直上，一直做到“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到了台湾以后，新1军的主要干将大多集中于屏东和凤山。比如我们住的屏东这个眷村里面几乎全都是孙立人的部下。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里面有一些人被蒋经国“吸收”了——我们这儿叫“细胞”，作为眼线替蒋家收集情报并监视其他的人。

唐守治后来是怎么从高位跌下来的呢？听那些父执辈说，有一次他未经核可就把派驻台湾南部的嫡系部队调到北部，让蒋家起了疑心：你想干什么？大概骨子里还是不太信任他，因为他毕竟跟随了孙立人很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孙将军其他的部下都跟他断绝来往，根本瞧不起他，他自己必定也相当难过。虽然不能说他是“背叛或出卖”孙将军，但他当时所作所为起码是不合做人的义理的。台湾有句俗话，“切西瓜偎大边”，有几分趋炎附势的意思。他儿子不学好，与另外一对兄弟拿枪去抢一个名歌星，跑到人家家里，把人绑起来，逼问银行账户，抢到一笔巨款。这个案子很快就破了。因为当时台湾是戒严时期，施行军法，结伙抢劫是死刑。有人向蒋经国求情，说这是唐守治的儿子；蒋闻之大怒，说这种东西留他干什么。就这样三个年轻人都被枪毙了。唐守治的太太据说好赌，加上儿子又出大事，他可能感到人生无望，先是拿枪把他老婆打死，然后饮弹自尽。那一天正好是蒋介石去世，师徒俩携手同见孙中山。各大报纸头版头条，连篇累牍地说蒋“崩殂”；唐的死，只缩在小小的一角，不到五十个字。

彭孟缉和唐守治一样，同是父亲黄埔五期的同学。当时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缉是“二·二八”事件的所谓刽子手之一，因为滥杀了一些台湾士绅而被称作“台湾屠夫”。我爸爸出事的时候，正是他在小蒋面前最得意的时候。我父亲后半生的落魄，包括他出狱后的生活，这些人没有一句话的关怀、一个电话的问候，什么都没有，唯恐避之不及。甚至有传言说，一期的学长黄杰曾向老蒋建议枪毙李鸿。不过回想起来，在那个风雨飘摇、兵荒马乱的时代，那些蒋家近臣不对我父亲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蒋经国是1988年1月去世的，父亲则在同年8月去世。他去世的时候，这些黄埔时期的学长与同学，像是黄埔四期，曾同在一个连队，跟他借过钱的“国防部长”高魁元等，没有一个出面致悼的。

孙立人将军当初在陆军总司令任内时的官邸是在屏东，所以我父亲从香港来台湾的时候，就直接到了屏东市的胜利新村住下。在这个占地甚广，绿树成荫的日式眷舍里，住的大多是所谓孙立人系的高级军官，邻居们甚少往来，也绝口不谈政治，生怕惹祸上身。在全台为数众多的军人眷舍中，这个安静无声的胜利新村可以说是十分特殊的一个。远征军的葛南杉、刘放吾将军，陆军副总司令董嘉瑞将军，清华大学毕业留俄的李法寰将军，清华大学毕业的化学兵工翟念浦将军等，都是认识而不相往来的邻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被眷村里同龄的孩子视为“匪谍之子”。

父亲和母亲被召往台北拘禁之后，我外婆和我一岁多的姐姐就被赶出大宅院，带着一小包细软寄人篱下于一个姓田的中级军官，在他家右侧一间约十平方米左右大小的房间里生活了7年，直到我和母亲被放出来。当时外婆靠变卖从大陆随身带来的一点碎金子过活。那时孙立人还没有被软禁，他偶尔也会送来一点生活费。那个时代里，眷村内外，本省外省，同样“均贫”，大家就这样活了下来，走了过来。

我7岁的时候我们母子被放出来，父亲的属下买了张火车票让我们坐火车回屏东。外婆挺奢侈地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我们回家。那个屋子太小了，4年后，我妈妈跟另一个孙将军的部下鲍慕贤借了一笔钱，在他们家隔壁顶下来一间房，同样是日式的眷舍，却隔成三户，我们就住在其中最小的那一间里。15年后，老蒋死了，爸爸出狱，这蜗居仍旧是一家人的栖身之所。

母亲毕业于长白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修钢琴和声乐，出狱后教些小朋友弹琴。她当教员也是经过一番辛苦的挣扎，因为入狱之后，她之前所有的学历证件都没有了。其实她有很多同学到了台湾，他们都知道她的背景，却不敢出面为她作保。后来，曾经担任长白师范学院院长的方永蒸敢于出面替她作保，她才能参加一关关的检定考试。记得母亲刚开始担任教员的时候，每天清早5点多出门，搭乘军用大卡车，一路颠簸到位于穷乡僻壤的学校，傍晚7点左右才能回到家。

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小时候虽然因为坐过牢而被戏称为“小匪谍”，却没有被同龄的孩子排斥。基本上，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像是一个逃难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难民营，人心是浮动的。三教九流，五湖四海，都聚集在这个破茅草屋里混口饭吃，有几分相濡以沫，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味道，当时的台湾就是这个样子。

我求学谋职，参加大学联考、毕业后通过特考及高等考试，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戒严时期，我可以出海出国实习。蒋经国当政的时候，我去中华航空公司参加空勤人员考试——那时候我们要离开台湾是很困难的，我知道他们做了很多身家调查，最后都让我考取了。之后又回到公务体系服务，职场生涯算是十分平顺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父亲的情况仍然有一些影响：我年轻时交女朋友，来往一段时间之后，对方父母一听到我父亲是“政治犯”就吓得不行，之前交往的几个女朋友都因为承受不住家里压力而分手。后来认识我现在的太太时，我先跟她说明家庭状况，让她回家征求父母意见，如果他们有所顾忌的话，就不要再谈下去。我不想瞒着他们，因为以前有过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我的太太姓阳，是湖南醴陵人，她的父亲阳云钢早年是空军官校22期毕业生，抗战末期还到美国受过训练。我太太——当时的女朋友回去跟家里说了，身为飞行部队上校大队长的他并没有反对，反而说：“如果我的长官对这件事有意见的话，我就退伍不干了。”她把这话转述给我，我蛮感动的。跟她交往了一阵子我们就结婚了。我岳父的仕途显然没有受到亲家是“匪谍”的影响，后来还曾升任联队长和空军官校的校长。我想这些事情也可以看出：老蒋和小蒋对于父亲蒙受的不白之冤，既是一手炮制，也是心知肚明的。

我们是1976年结婚的，一年之前，蒋介石去世。老蒋过去不久，蒋经国就把我父亲从监狱释放出来。我父亲后来也见过我的岳父母，同为湖南老乡，结为亲戚大家都挺开心的。

我的岳父有一位空军官校22期的同学叫黄铁骏，1954年2月和刘铭三在新竹空军基地把一架B-25轰炸机飞到了大陆，出海前叫不知情的刘铭三跳伞逃生。黄铁骏原本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可能后来觉得快要暴露身份了，他就驾机“起义”了。

当时我的岳父因此事受到牵连，他既是黄的同期同学，又是同乡、邻居、好哥们，被停飞了好长一段时间。黄铁骏走后，留了老母亲和太太在台湾。那时候的台湾，军队都用粮票，实行配给制。他这一“叛逃”，家里人几乎等于断炊。我的岳父还用他的粮票和薪水奉养黄奶奶，一直到给她送终；黄铁骏的太太非常漂亮，听父辈们讲像电影明星一样。不知道中间有什么缘故，她向上面表示，要去大陆把她先生给押回来，所以投靠情报局，听说还经过了一些训练。可一到香港，她就被埋伏在香港的共产党特工抓了起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在台湾到处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她的行踪，对方显然十分清楚。黄太太回台湾，后来嫁给一个年纪较大的空军军官。那个时代，台湾兵荒马乱，这一类悲欢离合，人间惨剧处处可闻。

在没有经过正式审讯的情况下，直到1971年5月，对父亲、陈鸣人、彭克立与曾长云这4人作出判决。罪名是：将军队交共军整编，与策反孙立人叛乱。4个人各被判无期徒刑。1975年蒋介石去世，父亲这4人被减为15年。可是至此他们已经坐了25年牢！没有办法，只好再发一纸裁定书将他们4人于1975年7月14日释放。父亲与陈鸣人的家人都在台湾，所以获释后他们就各自回家。曾长云、彭克立的家属都在大陆，他们离开龙潭保密局监狱之后，就一起以犯人身份住进了养老院，两人互相照顾。

父亲出狱时73岁，入狱时正当壮年，出狱时已垂垂老矣，成了两鬓苍苍、形容枯槁的人。85岁时，他中风瘫痪在床，一年后病逝于屏东医院。彭克立于1988年回湖南长沙定居，临行时带走了先前病逝的曾长云的骨灰。有人把父亲卧病在床与彭克立带曾长云骨灰上飞机的照片给已90高龄的孙将军看，他悲愤不已：“李鸿他们何罪？一关25年，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立了那么多战功，竟一笔抹煞，公理何在？”又一连声说：“是我连累了他们，我为什么要召他们来台湾啊！我竟听信蒋介石的承诺！”愧悔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出狱后，我们家里几乎不谈过去这些事情。我也很少问他以前的事。一则谈起来大家心里都难过、伤感；二则他怕再讲什么惹来祸害。父亲出狱的时候，电话在台湾才开始普及。我们家的电话，一直有录音中的沙沙声。对方好像是明目张胆地告诉我们：我在监听你！父亲出来以后，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到派出所报到。那时候台湾的氛围你不必怀疑说有没有人在跟踪你，因为这是公开的，必然的。而原本单纯的母亲历经这样长期的刺激，也变得紧张、多疑，杯弓蛇影，她常常认为某某人是情治单位派来监视她的。

父亲在狱中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跟他关在一起的其他人似乎都没有信教。他每天看《圣经》，那本《圣经》用红铅笔画满了圈点。出狱之后，他看《圣经》还上教堂。中华教会离家有段距离，每星期我妈妈都会骑车带他去做礼拜。

父亲原本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多年的牢狱之灾，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负面情绪。遭受如此冤屈，我也从没有听过他骂蒋介石。他曾对我说，蒋是一个蛮勇敢的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曾在北伐战役中身先士卒，率队冲锋。谈到老蒋扶植小蒋继位，他只讲过一句比较重的话：“为了（蒋经国）一个人，他（蒋介石）牺牲了多少国家精英！”这是我听过唯一一句对蒋说得比较重的话。包括孙立人在内，别人骂蒋介石，也会不高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那一辈人的一种修养。

现在提起父亲，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一个苍老沉默的老人的样子。家里没有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不要说军服了，他获得的中外勋章我也从没见过。他出狱时，随身带了一张两寸的大头照，应该算是囚犯照吧。他以前在战场上是什么样子我完全没有概念。妈妈笑着说他：“啥都不会，可打起仗来才狠呢。”他的晚年，因为母亲当教师，白天不在家，我和姐姐在台北工作，操持家务的就是这个老爸爸了。一个那么低调，曾经为祖国干过大事的将军，“除了打仗啥都不会的人”，到了晚年就是煮饭、买菜、上教堂……

孙立人的老部下受到牵连，即使没有牢狱之灾，过得也很凄惨。比如刘放吾叔叔，在屏东靠卖煤球为生，当年虎虎生风的刘团长看起来就像个种田的。他用一些碎的煤渣，压成煤球，然后拉个车子挨家挨户送，说起来真的很凄惨……希望海峡两岸以后都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我的母亲现在还在世，但是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恐吓与刺激，即使事隔多年，听到以前的事或回忆以往，她仍然会陷入到那种激动恐慌的情绪里。因此，我们在母亲面前，更是从来不提往事。

孙立人将军带兵当作自己骨肉对待。我看到我这些叔叔伯伯，包括我爸爸，都对他一直非常尊敬。1988年的8月15日，父亲去世。这个消息本来瞒着孙将军，怕他不堪老怀悲怆。孙将军问家人：“李健飞（父亲的字是健飞）怎样了？怎么没有他的音信？”家人无法隐瞒，让潘德辉叔叔向他报告实情。孙将军当时老泪纵横，哀恸不已。他连续几天一直念叨着李鸿的名字，还要到屏东为父亲主祭。家人和部属一再劝阻，最后他亲制挽联由长子孙安平代为主祭。

蒋经国死后，对孙将军的“看管”也开始松动。有一次，我跟妈妈和姐姐一起去台中市向上路的孙府去看他。曾经跟我们关在一起的潘叔叔那阵子在台中服侍孙将军。会面前，潘叔叔先跟我们说，孙将军年纪大，你们尽量不要让他伤心。那时候他身体还好。我们陪他吃饭，他平常最多吃一小碗，结果那天吃了两碗，看起来挺开心的。我姐姐问他：“我们小孩子印象里，做将军的应该是雄壮威武，可是我看我爸爸很像个小老头，也不多话，你怎么可以让他当将军呢？”孙将军笑了，回答说：“一个好将军话不需要太多。”其实，孙将军自己似乎也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

1988年10月，父亲的骨灰由母亲护送到香港。再由在大陆的大哥定一、二哥定国迎回长沙，安葬在当地的烈士公墓。

（李安定　口述）

1930年，参加军阀中原大战的军队云集柳河车站

起义后，刘文辉（右一）和邓锡侯（右二）在重庆各界召开的欢迎会上

1950年，解放西康的62军骑兵部队通过雅安市

1955年，刘文辉获得解放勋章

1964年时的刘文辉

刘文辉夫妇和刘元彦（摄于1928年）

刘文辉和家人（摄于1938年）

刘湘（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