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仲鸣误杀秘书事件：沙盘上命运的转折

1939年3月21日凌晨，河内高朗街的枪声，曾震惊中国。本意暗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务，却误将其秘书曾仲鸣打死。“河内暗杀事件”本身以及它后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是史家热议至今的一个话题。从一个儿子的角度来讲，幼年失父，是一个大不幸，但是从大历史来讲，78岁的曾仲鲁又有些“庆幸”父亲的死，死得及时。

那一年我还太小，只有4岁多一点，所以当妈妈带着哥哥孟济离开家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印象。那一天应该是1939年的3月20日，妈妈当时一定是满心欢喜地登上去河内的飞机，等待着与在那里的父亲会面，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变马上就要来临。

父亲是在1938年12月19日，跟随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从昆明乘包机飞到安南（越南）河内的。父亲曾仲鸣与汪精卫相识多年，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后来一直追随他，是他对外的“军师”和顾问，也是他外出旅行的经常伴侣。父亲当时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汪精卫身边有两个最主要的助手，一个是陈璧君，另一个就是父亲曾仲鸣，他掌管着汪精卫的财政大权。

按照约定，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可是12月22日，近卫文麿以首相名义发表了日华关系的第三次声明，却只字未提两年撤军之事。汪精卫大失所望，但他又觉得自己之前答应过近卫——一旦近卫发表声明，他要响应，于是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史称“艳电”（注：29号简称“艳”）。不料就在“艳电”发表几天后，近卫文麿却突然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很快就落了空，而原本答应响应他“和平运动”的张发奎、何键等也变了卦。汪精卫一时左右为难，身边的一些人劝他先去欧洲待一段时间，看情形如何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出走越南之后，非常生气。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并宣布撤销其一切职务。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激烈手段，毕竟汪精卫曾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也算是二号人物。所以这年2月，蒋介石私下里又派以前与汪精卫私交较好的谷正鼎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去欧洲旅行，出国护照由重庆方面办理，并从香港一家银行拨给一笔钱做旅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汪精卫也犹豫起来。

谷正鼎带到河内的三本护照，两本是红皮的，也就是外交护照，是给陈璧君和我父亲的；一本是黑皮的，也就是私人护照，是给汪精卫的。重庆方面大概是这样考虑的：汪精卫已经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所以他不能拿外交护照。而曾仲鸣和陈璧君没有问题，所以可以拿外交护照。这又把汪精卫激怒了。他认为要么三本都是普通护照，要么三本都是外交护照。为了这个护照问题，双方在那里争来争去，你来我往了好长时间，转眼就到了3月份。

抗战爆发后不久，为了躲避战火，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一大家子人避居香港，住在香港太子道292号。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天她突然听说父亲到了河内。母亲不怎么关心政治，也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是这时候接到父亲发来的一份电报，让她去河内见个面，因为他们要去欧洲待一段时间。我和弟弟都还小，妈妈就决定带7岁的哥哥去河内看爸爸。

妈妈和孟济是20号下午到的河内。妈妈后来回忆，当天下午，她和爸爸带着哥哥，和汪精卫家人一起去爬了山，晚上回到了汪家。

父亲到达越南之后，并没有和汪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在法国人开的Métropole（大都会酒店）。父亲在法国生活了十几年，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亲切。况且这里的条件比重庆舒适许多，所以他在那里待得很满意。父亲喜欢西式的东西，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在河内结识了法国春天百货公司的老板阿兰先生，从那里买了一套银质刀叉。汪夫人也喜欢漂亮东西，看到父亲买了，她觉得一定也不错，也跟着买了一套。

汪精卫到了河内之后，中国领事馆帮他在领事馆对面的高朗街租下了房子。因为随行人员比较多，实际上租的是高朗街25号和27号两套相邻的房子。每幢房子都有3层，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房子的正面临街，汪精卫与陈璧君住在25号三楼临街的房间；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住在三楼后面的房间；二楼则住着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晚辈、亲戚等一些人。平时汪家人都在25号饭厅前一间客厅里聚集。

高朗街27号的格局与25号完全一样。平时这幢房子没有人住，三楼临街的那个房间，既可当客厅也可当卧室，平时有事需要商议时，他们才会到这里。因为母亲来到河内，当天晚上，父亲离开了他平时居住的酒店，和母亲一起住进了这个房间；27号三楼后面的房间，住着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微——她后来嫁给了汪精卫的侄子汪德旋。朱执信的大女儿朱始嫁给了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他们平时也住在27号，不过据母亲回忆，那一天晚上，陈昌祖并不在，只有朱始带着孩子住在里面。孟济大哥则被何文杰和汪文惺两口子接到他们的房间里。晚上，一群人在客厅里聊天之后便各自散去。谁知道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暗杀事件。

很多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越南河内。我还特地去寻找那幢房子。“高朗街”街名还在，只是那些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母亲在世时，很少给我们讲这一段经历，也许在她心中，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母亲晚年的时候，跟我一起住在瑞士。有一年我刚刚买了一个家庭摄像机，觉得很有意思，就让母亲讲以前的故事。只有这一次，母亲才第一次详细地回忆起那些细节。

那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他们都惊醒了。父亲当时说了句：“我出去打电话！”就开门向外走——电话在楼下二层。刚到门口，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以为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就叫了声她的小名“美美”，赶紧拉她进屋躲避。其实那并不是汪文惺，而是住在他们后面那个房间的朱微。这时候母亲听见父亲说：“我受伤了！”母亲起初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其实这时父亲已经被子弹打中了腿，母亲让他躺在床上，她自己赶紧去顶着门，把门锁住。

这时候，刺客们从一楼一路开枪上来。房间的门很薄，子弹一下子就打了进来。妈妈也中弹倒在地上。刺客用斧子把门劈开一个洞，伸手进去扫射——事后在他们的房间里，找到了40多发子弹。父亲身上多处中弹，从床上滚到地上。刺客们似乎看到母亲倒在了地上，并没有对她扫射。母亲还对倒在血泊里的父亲说：无所谓了，我们两个就一起死吧……

过了一会儿，枪声终于停了。何文杰和汪文惺跑过来，看到他们俩躺在地上，身边是一摊血。朱微躲在门后墙角的位置，逃过一劫。何文杰不会说法语，他把已经快瘫软的朱微连拖带抱地弄到二楼的电话那儿，叫了救护车，把父亲和母亲送到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

父亲的情况最严重。他的胸部和腹部中了许多枪，马上被送进手术室。何文杰的血型与父亲一样，都是B型，医生就直接从他身上抽血给父亲。当时父亲尚有意识，还对何文杰轻轻地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父亲的小肠中了许多枪，已无法缝补，医生直接将一尺多的小肠切除。听说父亲当时还比较镇静，因为他主管汪精卫的财政，所以他还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非常虚弱，签了好几次，才选了一张没有太走样的。

母亲当时也身中三枪。后来的事情，她只记得，有人把父亲抬过来，让她亲一下他，跟他说再见。母亲连声说：“他还没死呢！还没死呢！”其实那时父亲的心跳已经停止了。这一年，他43岁。

那是1939年3月21日的下午。实际上母亲到达河内还不到24小时。

那一年，妈妈在河内的医院治了两个多月才康复。医生感慨她运气真好：一枪打到了腿上，膝骨竟然没有被打碎；还有一枪打穿了她的背部，所幸没有碰到动脉，所以她大难不死。身边的大人们都没有告诉我们三个孩子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妈妈一直骗我们说，爸爸到国外去了。爸爸以前的确也时常出国，所以那么长时间没见他，我们也没觉得有多奇怪。哥哥孟济那天晚上没有看到那个场面，所以他也不知道爸爸死了。对这次河内之行，他最感兴趣的是坐上了法航有三个引擎的新飞机，回来之后一直和我津津乐道这一点。

汪精卫的身边虽然有一些警卫，但身在异国，不能携带武器，所以事发当晚，他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刺客们行刺完毕，又按原路撤走，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了胶鞋、手套和两排没用过的完整的子弹。

事情一发生，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就知道：刺客们是冲着他来的，而父亲是被误杀的。其实当天晚上，汪精卫听到枪响后本要出门查看，但被女婿何文杰拦住。很巧的是，平时连接25号与27号的那道门都是开着的，只有那天晚上被关上了。否则刺客们很可能就穿过去找到汪精卫。

汪精卫得知父亲受重伤后，非常悲痛。他从住所打来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我父亲。汪精卫身边的人，包括陈璧君在内，都不同意，他们担心刺客们仍在门外潜伏，见到汪精卫后会继续追杀。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流着泪说：“我是看着仲鸣从小长大的，他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陈璧君与何文杰只好从医院赶回高朗街的住所。他们最后想出一个办法：一位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开着车过来，陈璧君坐在前面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汪文惺与何文杰分坐在后面，汪精卫夹在他们俩中间，尽量把身体放低，以免被外面看到。

大门一开，车子一冲而出，以免被人跟踪。到了医院，父亲已更加虚弱无力，还勉强安慰汪先生。在家人的催促下，汪精卫短暂停留后，还是按照来时的办法坐车离开了。回到家后，他一边擦眼泪，一边为父亲找出一套干净的衣服让何文杰带回医院备用……

刺杀当天，当刺客们翻墙而出的时候，有三个人被闻声赶到的巡警抓到。他们当时都用了假名字，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奋而杀人。本想杀汪精卫，不想却误杀了曾仲鸣。事实的真相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次暗杀是在戴笠指挥下进行的。负责这次行动的是军统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他组织了18个人的行动组，很早就进入河内。他们通过对面的领事馆，一直在观察汪精卫的动静，伺机寻找下手机会。

父亲和汪精卫等人，当时对这一切并不知情。母亲后来回忆，她到的当天下午，和汪家人一起乘车出去爬山的时候，路上一直有车跟着他们。中途休息时，一位自称是警察的法国人来到他们身边，劝他们不要到偏僻的地方，因为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要对汪先生不利。所以他们一直跟在后面，暗中保护。听到这个人的一席话，大家将信将疑，后来还是取消了出游计划，掉头回家。后来陈恭澍的回忆里也提及，他们驾车追踪这一行人，本想伺机下手，但是因为目标突然调头返回而告吹。

后来有一些文章说是因为母亲到来，汪氏夫妇把他们的卧室腾了出来，才导致后来的误杀。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汪精卫与陈璧君一直住在25号三楼没动过。不过，既然军统特务们为这次暗杀筹划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据陈恭澍回忆，其间还派过一个叫唐英杰的刺客蹿至屋顶，用“倒卷帘”式查看过房间——为什么还会出此重大失误？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次暗杀事件，还有很多蹊跷之处，甚至有人认为，军统是故意打死秘书曾仲鸣，意在给汪精卫一个警告。

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其实军统特务的能力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高，甚至可以说，组织得也一塌糊涂。我后来看了陈恭澍的回忆，在此之前，他们设计过很多刺杀行动，先是想在浴室里下毒，没有找到机会；又在3月20日那天白天开车跟到郊区想行刺，结果车子调头回来，也没有得手。正是因为觉得白天错失良机，他们深为恼火，才断然决定在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他们的效率没有那么高，打的时候也乱打，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影，以为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具体进入高朗街行刺的是王鲁翘。他好像喊了声“汪先生”，我爸爸没有回答，他就开始扫射。要翻墙走的时候，一下子被法国警察抓住三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精心设计。

不过，略显奇怪的是，陈恭澍本人1941年在上海被捕，后来投靠了李士群的“76号”，1949年后又去了台湾，他的经历也很特殊。陈恭澍被“76号”抓到时，陈璧君还亲自审问他，问了他很多河内行刺的细节。按道理说，陈璧君恨他恨得要死，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留下了他。这一点我也一直迷惑不解。几年前我看到了陈恭澍的回忆录，就像看历史传奇，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倒是听妈妈的口述，切身得多，也伤感得多。

对于1939年河内的暗杀事件，曾有史家这样评论：“河内的枪声，爆出了一个汪政权。”他们认为，日本方面，近卫文麿下台之后，继任的平沼首相对汪精卫比较冷淡；而汪精卫也有远赴法国的打算。如果不是父亲遇刺，汪精卫也许最终不会被激怒，从而走上与日本人合作的道路。历史不能假设，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遇到暗杀事件，汪精卫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但是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父亲的遇害，宣告了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彻底决裂。

暗杀事件没多久，蒋介石又一次派谷正鼎携亲笔信来河内。谷正鼎一再对汪精卫表示，蒋先生对暗杀事件毫不知情，而且保证尽快缉拿凶手——蒋介石事先对这次暗杀行动是否知情？现在似乎也找不到特别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在此之前，汪精卫身边的人已经遭遇过数次不测：先是1939年1月16日，梅思平在香港的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1月18日，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被人开枪打死。汪精卫认为这一切都是针对他而来的。这一次，又是与他相识多年、感情十分深厚的曾仲鸣去世。汪精卫悲痛之余，也陷入了对蒋介石的极度愤怒之中，认为蒋介石对他太过心狠手辣。

汪精卫到了越南之后，他身边有一大批的随从，包括他的侄子、陈璧君的侄子等，而且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就是在河内举行的婚礼。对他们来说，原本是过着很正常的生活，也并没有感觉随时有人要行刺。突然遇到这暗杀事件之后，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非常慌张，觉得在越南非常没有安全感。

暗杀事件发生在汪精卫与重庆政府交涉过程之中。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仍留在河内，过了一个多月，才决定到上海租界暂避。而日本获知刺杀事件后，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但是，汪精卫提出：一不乘日本船，二不住日本控制的虹口，由陈昌祖租了一艘700吨的法国小轮航行去了上海。4月20日，汪精卫夫妇与陈昌祖等人一同登上小船离开河内。犬养健和影佐在后面的大船“北满丸”上跟着。因海上气候恶劣，小船被刮到小岛上，失去了联系，几天后才被重新找到，日本跟随的“北满丸”乃乘机追上，把汪的小团体接到上海。

一旦上了日本的军舰，汪精卫实际上就已经被日本人控制起来了。

我想汪精卫心里也很明白，他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1940年11月底，他身穿礼服站在“行政院”礼堂的石阶前，欢迎日本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忽然痛哭，而且用力抓自己头发。他也很清楚这段历史将为他留下千古骂名，只是那时候，他已经没了退路。

后来母亲带着我们也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就在汪公馆对面，妈妈时常去颐和路34号看汪精卫，陪他和陈璧君吃饭。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的汪精卫时常很愁闷的样子，有一次回到家后哭了起来，还挂起了国民党党旗。

母亲不懂政治，但她尊敬汪精卫，视他为兄长。在她眼中，仲鸣有缺点，而“四哥”汪精卫则是绝对的完人。不过她大概也对汪精卫组织的“政府”有很多疑惑，有一次问他：“如果日本人要我们打重庆怎么办？”汪精卫回答：不会的，我们的军队只要保护我们自己，不会帮日本人打的。汪精卫可能觉得我妈妈没什么政治概念，有一次跟她说：“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向你讲，讲了你也会难过，还要保守秘密，不如你一点都不知道的好。”

父亲一生同日本没有什么瓜葛，没留学过日本，也没有日本朋友。而他的死，竟促成汪精卫投靠日本，是很讽刺的。可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这样想：如果没有这次暗杀事件的话，他们按计划到了法国，那也只会是暂时的。因为到了1939年9月，法国也陷入战事，他们也不可能常住在那边，最终的结果也未可知。以他对汪精卫的信任及追随，如果没有死，而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他必然会是伪政府里的主要成员。那么过了五年，他肯定会与陈公博、林柏生等人一样被押去枪毙，还要负上“汉奸”的罪名。从这一点上讲，我又庆幸，父亲的死，又死得其所。

父亲去世后，他的朋友、巴黎春天的老板阿兰先生出面，安排下葬在通常只有法国人安葬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时，我妈妈没有在场。我后来去河内时，还曾试着找过他的坟，结果发现：越南解放后，所有法国人埋在越南的骨骸全部运归法国本土，收在地中海畔的一座万人墓里。父亲的遗骨大概也在其中。

汪精卫的家人曾经和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自你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没有开心过一天。其实父亲与汪精卫相识多年，他绝不仅仅是其身边一个简单的“秘书”的角色；而汪精卫对父亲而言，也是亦师亦兄亦友。

这段故事，要从我母亲的家族讲起。方家出自福州，依靠茶叶生意成为富商。我的伯公，也就是我外公的哥哥方家澍，考上了举人中了进士。回乡的时候当地百姓很隆重地给他修了一个凯旋门，让他骑马从下面过，很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我1978年到福州的时候还看到这个凯旋门，那时候还没拆，现在大概没有了。方家澍后来被派到浙江做官。他用官俸回福州买房置地，积累了不少家产。方家是大家族，父辈兄弟三人的儿女、媳妇及仆从上百人同住城中“九彩园”大院。

在清末，许多有志青年鉴于中国穷、弱，都盼出国到欧美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跻身列强，成为最热门的留学目的地。方家澍虽然是传统读书人出身，但是思想并不保守。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方家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批出国学习现代知识的人。母亲的五哥去了法国；六哥方声涛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七哥方声洞则去了千叶医学院。七姐叫方君瑛，1903年，方家澍出钱也把她送到了日本——在那个年代，能把女孩子送出去读书，实在了不起。方君瑛也很争气，学了几个月的日语后，通过了东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考试，成为这所学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那个年代，也正是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之时。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方声涛、方声洞与方君瑛都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成员，立志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方君瑛为人正直，有胆有识，虽是女孩子却被同志们选为同盟会暗杀部部长，被称为“同盟会女杰”。方君瑛也非常认真，学习之余，还常常练习投掷手榴弹。

方家的第四个儿子叫方声濂，很不幸，婚后第三年他就因病在上海去世，留下妻子曾醒和一个儿子。当时曾醒只有21岁，在中国的大家庭里做寡妇是很受气也很凄惨的。方君瑛与嫂子曾醒是很好的朋友，她觉得嫂子就这样荒废一辈子太可惜了。所以就给她父亲写信，希望把曾醒也送到日本学点知识，将来也好独立。那时候，方家澍因心脏病在上海去世，家境大不如以前。外公觉得学费太贵。方君瑛提出，她可以把自己的奖学金分一半给曾醒用。不久，方声洞回到福州，把曾醒和她的儿子方贤俶接到了日本。曾醒在方君瑛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同盟会。

那时候，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的汪精卫，成为孙中山手下的一得力干将。汪精卫口才好、相貌也好，经常跟随孙中山到海外向华侨演讲、筹款。在一次去南洋筹款的时候，当地富商陈耕全的女儿陈璧君对其一见倾心，不仅捐钱捐物，还要追随汪精卫去日本。陈璧君是在南洋长大的，没有中国女孩子所受的那些传统礼教的束缚。就这样，17岁的陈璧君也去了东京，要为同盟会工作。孙中山为此还特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愿意让陈璧君加入同盟会。汪精卫当时是《民报》的主笔，所以陈璧君就到《民报》去工作。考虑到陈璧君在日本孤身一人，年龄又小，孙中山就委托方君瑛和曾醒两个人去照顾陈璧君，她们三个人后来结拜为干姐妹。

当年，当汪精卫决定冒险入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以壮烈一举挽回革命者的声誉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七人“暗杀小组”。方君瑛、曾醒、陈璧君都是成员。她们各自把炸药缝在棉背心里，从日本坐船到天津，再坐火车到北京，因为背心里面全是炸药，密不透风，方君瑛和陈璧君后来告诉我妈妈，她们一路上热得要死。她们后来也觉得炸药在她们身上没爆炸，简直不可思议。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他们七人还拍了一张照片留念，这张照片现在我还有。

汪精卫和黄复生把炸药埋在后海银锭桥下，他们的计划是：他们藏在桥下，等载沣的马车从醇王府出门过桥时引爆，同归于尽。前一天晚上，汪精卫找到陈璧君，两人一边握着手，一边流泪，以为天亮就是诀别。没想到有人半夜出来发现他们形迹可疑所以报了警，警察顺藤摸瓜，很快抓到了汪精卫和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刚好出去，逃过一劫。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审理此案的肃亲王决定免他一死，判他终身监禁。陈璧君买通狱卒，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很热烈的求婚信。汪精卫看后大为感动，就把手指咬破了，写了个“诺”字。这次未果的暗杀行动，倒是成全了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感情。

那时在汉口做公司经理的外公方家湜根本不知道，他在日本的几个孩子都成了“革命党”。方君瑛与方声洞都参加了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前，姐弟二人还到照相馆合影一帧寄回家做纪念，相片上面他们给父亲留下这样的话：“儿等报国，即以报亲，尽忠亦即尽孝。”方声洞与林觉民、喻培伦等人都自告奋勇充当敢死队员。而当时分配给方君瑛与陈璧君、李佩书等几个女同志的任务，是让她们出去跟胡汉民联系，把军火运进广州城。于是她们假扮奔丧的女眷，披麻戴孝，陪伴胡汉民扶着三口装满枪支的棺材进入广州。(www.xing528.com)

谁知快到广州城时他们发现城门紧闭，只有一老人坐于门下，对他们说：“年轻人，不能进去了，里面事已失败，你们快点走吧！”原来官方闻得风声后，已全城戒严。形势对起义军非常不利，有些同志主张改期。黄兴不同意。4月27日下午，黄兴带领120名敢死队员，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署，想生擒两广总督张鸣岐。张鸣岐越墙逃跑，黄兴等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黄兴带领方声洞与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时，与另一支起义军相遇，双方发生误会交火，方声洞死于乱枪之下，牺牲时年仅25岁。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对方声洞这样评价：“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黄兴当时带领的那支敢死队只有120人，里面的朱执信、邹鲁、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当中的精英。这些“秀才造反”，就是凭着一腔热血拿枪上去跟清兵打，结果伤亡惨重。方君瑛本来早就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结果她没有死，弟弟却牺牲了，方声洞的死对她打击很大。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汪精卫从狱中获释，终与陈璧君在广州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为他们证婚的，是已经当上广东都督的胡汉民。汪精卫和胡汉民曾经是最好的朋友，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却变成了政敌。正应了那句话：可共患难，不可共安逸。后来胡汉民卷入廖仲恺案，汪精卫要抓胡汉民，胡汉民就跑到汪精卫家里去了，陈璧君把他留了下来。后来汪精卫打电话给陈璧君，说胡汉民叛变了，抓他杀他也不可惜。陈璧君告诉他：你不要讲话，胡汉民就在我们房间里。把汪精卫气得把电话扔到地上。

那一天，方君瑛带着她的十一妹——也就是我的母亲方君璧参加了这场婚礼。母亲后来回忆，婚礼那天摆了几十桌酒，汪精卫一身白衣白裤，陈璧君则是黑上衣黑裙子。她一度还羞得躲在房中不肯出来。那个时候，这些年轻的革命者肯定以为，等待他们的那些未来的日子，就只有幸福和安宁吧……

因为有了这些生死与共的经历，方君瑛、曾醒与汪精卫、陈璧君之间结成了一种特别深厚的情谊。那时候的他们也都是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革命之前都曾宣誓过：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愿意功成身退、解甲归田。他们只希望政府能提供一笔官费可以出国读书。袁世凯已经上台，他当然乐得把这些革命党人送出去，以免留在国内多事，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他们四人得到的官费很优厚，每一份足够两个人用，所以方君瑛就决定带她的妹妹方君璧，曾醒带了儿子方贤俶和弟弟曾仲鸣，陈璧君带了她的弟弟昌祖，加上汪精卫，一共8人，1912年乘船离开中国。那一年，曾仲鸣16岁，方君璧14岁。父亲在家里排行第十，他们喊他“十弟”，排行十一的母亲则被喊“十一妹”。

他们这8人先是到了南洋陈璧君的家。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全是橡胶园主，很有钱，陈家在海边有别墅，这8人在陈家的别墅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又继续起程。那时候坐船去欧洲，要在海上航行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怎么会讲外文，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年龄最小，只有8岁，他曾在马来西亚的英国学校寄宿过，在船上有时就由他来做翻译。陈昌祖在学校吃惯英国人的白煮鸡蛋和白煮土豆，所以在船上也点这两样。他们这8人吃了几天的鸡蛋和土豆。母亲后来回忆，她看到船上其他人都有鱼和肉可吃，还奇怪为什么只有他们吃这两样。直到有一天他们忍不住问别人，才知道事情原委，后来也才吃上别的菜。

其实母亲的原名叫方君玉。汪精卫觉得“君玉”这个名字不好听，他说既然陈璧君喜欢十一妹，都有一个君字，那不如倒过来叫君璧怎么样，所以母亲的名字后来就成了“方君璧”。

到了法国之后，他们这8人在巴黎以南30公里的蒙塔奇租了房子住了下来。一句法语都不会的仲鸣、君璧进入法国学校寄宿读书，周末回家，由蔡元培教他们中文，汪精卫教历史和诗词。成年后，他俩不但能读写中文，还能作诗作词，父亲更写得一手好字。这要感谢蔡元培和汪精卫为他们打下的中文底子。我后来看过父亲与母亲之间的通信，他们都是用中文而不是用法文写。

1914年夏天，欧战爆发，这个中国小集体迁移到法国南部的波尔多，避开战火。那段特殊的时光，也使他们之间的友情更加牢固。汪精卫也用自己的方式铭记这份特殊情谊——他的大儿子叫汪文婴，就是为了纪念君瑛；大女儿叫文惺，是为纪念曾醒。文惺刚出世时，是个早产儿，医生都认为活不了太久，那时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国参加反袁世凯革命，全凭君瑛和曾醒用棉花蘸牛奶喂她，她才得以生存下来。

喜欢画画的母亲在1917年考上波尔多的美术学校，正式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母亲在这里从开始学习画石膏像开始，她很有天赋，画得很好，老师也很赞赏她的作品，这给了她很大鼓励。后来想如果继续画下去，不如干脆到最高学院去试一试。于是她就带着她的画作去了巴黎，给老师们看。他们都觉得她画得很好。几个月后，母亲正式考入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成为第一位进入这所学校的中国女性。

巴黎美院当时还分男女教学，教女生的是一个叫恩贝尔的老先生，他只教素描、水彩画，却不教油画。他可能觉得油画是最难的，而女孩子不必要学油画。可是想做一名画家的话，必须学习画油画。母亲班里有一个犹太女孩子，她之前学习过油画，她来教母亲怎样买颜料、画布，怎样画画，她们白天就跑到街上画人物、画街景，到了晚上太冷了就跑回学校上课，所以母亲的油画等于完全是自学的。

刚到法国时，方君瑛曾经对君璧和仲鸣说：你们应该像我们一样，有如兄妹，好一辈子。在母亲眼里，这句话就像誓言一样。可是慢慢地，仲鸣对君璧的感情就有了变化。可是，君璧听了他的表白之后，却非常生气，大概一是觉得有点亵渎这种纯洁的兄妹之情，二来她觉得大家都是出来读书的，不应该谈恋爱浪费时间，所以就不搭理仲鸣。君璧的性格像方家人，意志坚定，她的决心也很大，整整两年都没有跟他说话。

那时候，中国国内政局仍然动荡不安，汪精卫他们经常回国参加诸如“二次革命”这种政治运动。有一段时间大人们都回国了，只剩下他们两个管理更小的小孩子，不得不重新开始交流。仲鸣和姐姐曾醒一样，性格温顺。他每天都会采一大把野花，偷偷放在君璧的房间里，有一天君璧终于感动得掉了泪……他们的感情也得到了大人们的祝福。1922年，他们两人在安纳西湖畔结婚。

父亲本来是学化学的，在波尔多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巴斯德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不知道是否受到汪精卫或蔡元培的影响，他后来愈发觉得自己更喜欢的，还是文学。于是他转学到里昂大学文学系，最终拿到博士学位。

1921年，里昂大学与广东大学在里昂合设中法大学，专门接收中国学生。大学由吴稚晖任校长，父亲做秘书长，负责管理校务，以及中法双方的联系等。比如学生的学费没到、付不起学费需要找到他，谁的自行车被偷了也去找他。父亲少年时即到法国，在这里多年，其实他本来同中国人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而中法大学三年秘书长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中国学生，才逐渐回到中国人的圈子里去。

当时吴稚晖亲自在上海招了120名学生，他们一起乘船到马赛，成为中法大学的第一届学生。这批人里面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人，包括学画画的潘玉良、常书鸿、孙福熙，写作的有苏雪林、李丹等。他们刚到法国时都不会说法语，也不熟悉法国的情况，所以我妈妈就替他们做翻译，带着女孩子出去买东西、吃饭、喝咖啡等，就跟那些中国女孩子很熟悉。

婚后，母亲在巴黎租了一个画室，当时还在坚持画画。母亲有时也去大磨坊，买票就可以进去，里面有祼体的模特可以画，潘玉良就经常去大磨坊画。1924年，母亲带着她的几幅画去沙龙试试看，没想到《吹笛女》和另一幅作品《H小姐的画像》很顺利地被沙龙收了，于1924年在巴黎美术沙龙展出。因为她是第一个进入沙龙的东方女性，在巴黎引起了轰动。《吹笛女》被一本艺术杂志作为封面使用，记者纷纷来采访她。母亲觉得一切都很容易，就像一场游戏。

《吹笛女》的原型叫方裕，也是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学习音乐。方裕后来改名“方于”，她与同一届的李丹结婚，他们回国后开始翻译《悲惨世界》。其间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历尽坎坷。李丹1977年去世后，方于忍痛继续翻译，终于完成全部译稿。1976年我妈妈回来在南京见过方于一次。

那段时间，母亲在巴黎，父亲在里昂，他们几乎每天都写信。父亲的房东太太都奇怪：为什么你刚从巴黎回来就写信？我想那时大概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时光推移，他们这个特殊的大家庭，到后来就渐渐地解散了。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国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反袁世凯，反军阀；1922年，广州成立了一所执信学校，方君瑛与曾醒也受邀回国，分别担任校长和学监。

听母亲回忆，方君瑛是一个很正直、很严谨的人，她每一件事都很认真地去做。她一到法国就去认真地学法语，最后拿到数学硕士学位，那是东方的女孩子第一次在法国拿到数学硕士，也是非常了不起。不幸的是，回国前夕，方君瑛在波尔多街上被汽车撞倒，脑部受伤。伤愈后发现记忆力退化，神经衰弱，她很焦虑。

方君瑛在法国一共待了10年，过的是十分简单的学生生活。可是回国后，她看到的情形是中国社会依然秩序混然，贫穷落后未改，即使是上海那样的大都市，也是满街乞丐。方君瑛是个认真而纯粹的人，当年革命成功之后，本来有人请她做福建省教育厅长，但她认为革命不是为做官，所以只接受了做福建女子师范校长的委任，著名作家冰心就是该校学生。可是回国后更让她失望的是，那些从前的革命同志都变得腐败而堕落，内斗不断，抽大烟、娶小老婆，比清王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方君瑛的理想完全破碎。她觉得当年那么多人为革命付出生命代价，包括她的弟弟方声洞，可是现在看起来，究竟意义何在？……

方君瑛年轻的时候，家里也给她定过一门亲。未婚夫看方君瑛那么激烈地革命，担心惹祸上身，要求退婚。可是民国成立之后，方君瑛名气大响，他又想结婚，方君瑛很看不起他，就一直拒绝。可是未婚夫告诉她：你不答应，也是我妻子，我就这样守着你。方君瑛毕竟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不像陈璧君那样，敢于主动而大胆地掌握自己的感情，所以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车祸后遗症留下的病痛、对中国现状的绝望以及不堪婚姻困扰，重重压力下，1923年6月12日，方君瑛在上海吞下大量吗啡自杀。她在遗书中说：“国危如卵，民若倒悬，而同志尤多他背弗振，社会腐败至极。自恨力不能济，只有死耳！”

汪精卫对方君瑛素来比较尊重。他在广州得到噩耗后，极为震惊。他特地赶往上海，参加方君瑛的丧事。他后来给我父亲母亲的信中数次提及此事，后悔不该召方君瑛回国，后悔回国后没有好好给予照应。汪精卫也知道，方君瑛的绝望就是因为中国的革命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沉痛之余，他也很自责。

现在网上有一些文章，说方君瑛之死，是因为卷入了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情感之中，因不堪三角恋情的困扰而自杀，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这个说法大概来源于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汪精卫恋爱史》的书。母亲当年在香港看到此书，非常生气，她还专门写了封信，痛斥此事。

1925年，汪精卫在与胡汉民的争斗中赢得胜利，出任广州革命政府主席。跟一手建立了黄埔军校的蒋介石相比，汪精卫手上既无军队也无一套可以信赖的组织系统，于是他就想到从小在他身边长大，像弟弟又像学生的曾仲鸣。父亲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进入到国民政府做秘书。

因为对中国政治不感兴趣，一年之后，母亲又回到法国。但是这次回国，对她帮助最大的是结识了“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剑父教她怎么用中国的纸、笔和颜色来画画。之前她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专门学过素描，所以她画中国画，比如画花尾的时候，先是用铅笔画轮廓，再上颜色——传统的中国画家不是这样画的，他们一般是一笔画的；她还把西方学到的透视法、明暗、阴影等技法用上去，又不是纯粹的中国画，所以她的画很有特点。

回到巴黎后她有一次找到巴黎美院的校长阿贝尔·贝纳德，想请他做老师。结果贝纳德告诉她：你已经画得很好了，我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不过我们定期有个沙龙，你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参加，我们互相交流一下。通过贝纳德的介绍，方君璧的名字也渐渐被巴黎艺术圈所知晓。母亲后来连续几年送作品参加春季和秋季沙龙，屡获好评。

那时候的父亲，很快被提拔为汪精卫的秘书，后来又做了铁道部副部长。在中国纷乱的政治当中介入得越来越深。可是从父亲的性格来说，他其实更像个文人。他一向喜欢中国书画，父亲回国做官，也有了钱，开始收藏。他为自己的收藏取名“颉颃楼”。“颉颃”一词取自《诗经》，“燕燕于飞，颉之颃之”，是说两只鸟比翼双飞，寓意婚姻美满。在吴湖帆的建议下，他收藏了大量中国的古书画，包括赵孟、董其昌、沈周、仇英等人的作品等。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转移到了汉口，只让他们携带两个手提箱的东西。父亲面对着一屋子的书画，哪个也舍不得。最后父亲看到桌边有幅沈周画的兰花，就顺手带走了这一幅。守卫南京的唐生智要采取“坚壁清野”政策，先把房子统统烧掉，说是让日本人来了没地方住。我们在南京的房子也被烧掉。所以父亲当年的收藏，除了部分转移到香港之外，其余很多东西也都毁之殆尽。

父亲去世那年，母亲只有41岁，她一下子成了独自带着三个男孩的寡母。母亲与父亲的感情很特别，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不只是夫妇，同时也是兄妹，同时也是朋友”。她后来把他们当年写的诗、词结集出版《颉颃楼诗词稿》。在序中她写：“我们两人的血同时流了，混在一起，我的一半已与你同死，一半的你生存在我的身里。”

父亲遇刺以后，汪精卫始终对我们一家心怀歉疚。他常常找我们几个孩子到他家跟他们一起吃饭。那时候我们很怕陈璧君，她脾气比较大，经常骂人。陈璧君总是说：“我们马来人就是这样子。”她认为他们华侨性格直爽，有话就讲，不像国内长大的人那么含蓄那么胆小。她最宠爱的是弟弟陈昌祖和儿子汪文婴，弟媳朱始——她是朱执信的大女儿。她儿媳谭文素成了最常挨她骂的人。她有时也会骂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年龄比她小很多，所以暗自流了眼泪也就算了。

陈璧君年轻时也算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可是后来也变得很贪。可能因为跟蒋介石斗一直处于劣势，所以她后来“悟”到了要抓权力，所以她用的也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她的五弟陈耀祖做“广东省长”，1944年被刺杀；她就又让自己的妹夫褚民谊去做。连我妈妈都说，在广州，汪夫人是太上皇。

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母亲，虽然也有许多对汪精卫的疑惑和不解，但是对她来说，汪精卫始终是她尊敬的兄长。1944年夏的一天，妈妈突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她离开上海去日本看汪精卫。1935年，汪精卫曾遭受过一次暗杀，嵌入他背部的一颗子弹引发了骨癌。在医生建议下赴日本治疗。母亲先是从南京乘火车到沈阳，穿过朝鲜，然后登船去日本。那时候，美国的B-29轰炸机天天对日本进行轰炸，美国潜水艇也把日本围得水泄不通，很多船都被炸沉。母亲还是越过重重障碍，到达名古屋，去探望汪精卫。她后来告诉我，陈璧君一直显得特别神秘，也不告诉她汪精卫究竟得了什么病。母亲曾向陈璧君建议，让汪精卫在清醒时写一份遗言留下来。但陈璧君不愿意听这种话。

1949年，陈璧君被判终身监禁，关在苏州监狱中。那时，解放军已到了江边。母亲单枪匹马去苏州，想说服典狱长乘兵荒马乱之际释放汪夫人。典狱长同意了，但要求十条黄金为代价。母亲打电话到上海，嘱汪家托一名亲戚带十条黄金来苏州。结果那人失踪，很可能是途中遇劫被害。新中国成立后，旧时同盟会的同志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到监狱探望陈璧君，告诉她只要她承认汪精卫错误，人民政府便可以特赦她，但被她婉拒。尽管如此，陈璧君在狱中还勤恳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很得启发。1959年她因心脏病去世。

汪家的几个孩子虽然比我们都大很多，但是因为从小长在一起，关系也很密切。汪精卫二女儿叫汪文彬，今年已经92岁了，年轻时也是很坚决的一个人。有一次她到王府井路过一教堂，很好奇地走了进去，结果里面有个嬷嬷对她说：“我一直在等你。”她就信了教，做了修女。后来她到印度尼西亚最穷困的地方服务，老了在那里的一家修道院里养老。今年新年我们还互相寄了贺卡。大女儿汪文惺后来定居美国。有一年她来瑞士，我们见了面，谈了很多话题。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对你爸爸怎么看？”她承认父亲走错了路，但是她也为父亲做了辩护，认为他动机是好的。

抗战胜利之后，起初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给父亲定性的，我们兄弟三人，跟着一个亲戚都改姓了冯。母亲到南京去问曾仲鸣到底算不算汉奸。人家说，曾仲鸣不算汉奸，因为他是死在伪政府成立之前的。所以他的财产不算汉奸财产，不充公。我们放心了，重新回到原来的房子里。而母亲马上大张旗鼓地开了一个画展，不是叫“方君璧画展”，而是叫“曾仲鸣夫人方君璧画展”，在上海轰动一时。

1949年，母亲带着我们去了法国，1956年又移居美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开始慢慢敞开大门。时隔多年，母亲第一次重新回到中国大陆。那一次，周恩来接见了她。周恩来曾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过，还告诉我母亲：以前在广州的时候见过你。我妈妈当然全不记得了，她对周恩来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惊讶不已。这一次，她在大陆停留了好长时间，画了许多画，这是她艺术生命的最后一段辉煌灿烂的时期。她的画风变了，颜色鲜明起来。很明显，她受当时国内文化思潮的影响，画的人物有耕田的、赶鸭的、挑水的、敲石的，都是很有生命力的普通的人物。

1981年3月29日，是母亲在中国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也是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周年大祭。母亲在方声洞的儿子方贤旭的陪同下来到黄花岗，给在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们鞠了三个躬——69年前，她与方君瑛、曾醒、汪精卫、陈璧君一道去法国之前，曾来这里做了同样的动作。她哽咽了。那一刻，不知道她是否想起了身边那些熟悉的亲人和朋友，他们也曾经热血沸腾，意气风发，在那个时代的大舞台上轰轰烈烈地演出，各自扮了生旦净末丑，最终又以各种方式谢幕，留下不尽的话题，纷扰几十载……而这群人当中，对政治最无兴趣，距离又最远的她，却成了最后的见证者。

（曾仲鲁　口述）

1936年，陶希圣夫妇和儿子恒生、晋生合影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他最终因汉奸罪被处死

1949年，在台湾读书的陶恒生

1967年，陶希圣（右）和高宗武在华盛顿重逢

在北京大学任职时的陶希圣（摄于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