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2日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来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
6月23日晚九十点钟，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在解放后写文章详细回忆了当天的过程，使我们后来得以知道那段历史。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董道宁在日本人帮助下，秘密去了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长影佐祯昭。
这一年4月2日，高宗武与董道宁一同返回武汉。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据《周佛海日记》，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却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据周佛海后来在《中日事变秘闻》中说，他当时告诉高宗武，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
现有的资料证明，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周佛海很快听说高宗武已到香港，因见不到他，不知底细，十分焦急。7月22日前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雷）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据长期研究汪精卫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德金的观点，“高宗武与日本各方面的会谈，迄今未见当时的记录公布，因此，会谈的全部内容和详细情况也无从考察”。
但据当时传出的消息和当事人事后回忆，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据影佐祯昭在自传中回忆，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后来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中回忆，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蒋、汪此时的身份分别是国民党的第一、二号人物，直到此时，他们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阵营。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参加国民党大会时突遭刺客枪击，随后赴欧洲疗伤，西安事变后回到上海。半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曾情绪激昂地说：“数年以来，国民政府不恤以最大之忍耐，期待中日两国有真诚携手之一日。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国实已濒于最后关头了。过此一步，国家民族的命运，便将陷于永劫不复之深渊，所以我们不能不以一致之决心，殉此最后关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抗战初期，汪精卫还是主张抵抗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评价说，是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使他渐渐产生了极度悲观与失望情绪。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在汪精卫身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一批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他们认为所谓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只是“唱高调”。胡适一度也是该组织成员之一，为这个主张“抗战低调”的团体取了一个名字“低调俱乐部”。1938年底，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赴任前他说：“仗是打一个时期为好，不必再主和议，打了一个时期再说。”此后便和低调俱乐部脱离关系。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设有地下室，可作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防空洞，西流湾8号因而成为“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据点。周佛海原是蒋介石亲信，因这层关系，与汪精卫有很深的矛盾。1937年1月，周佛海代表国民党迎接回国的汪精卫时，通过长时间交谈，发现了彼此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的共同点，慢慢密切起来。周佛海后来回忆：“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就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
“淞沪会战和南京沦陷后，汪精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武器都与日本相差太远，比较倾向于与日本人谈和。”黄美真教授特别强调，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有主和派，那时汪精卫提出“谈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汉奸，也不等于说汪那时已离开抗战阵营”。而在当时全国各界抗日气氛高昂，国民政府内也以主战派为主流，汪精卫只能将此意见私下向蒋介石提出，蒋没有断然拒绝，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会谈也在秘密进行中。(www.xing528.com)
但是7月22日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据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中说，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现在看，汪精卫通过高宗武的日本之行开启了与日本“谈和”的大门，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自此彻底放弃了“和平”之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自此再也没有到达武汉和重庆，1940年，高宗武与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协议拿到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外界大哗。高宗武后来移居美国改做生意，直到1994年去世。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攻占九江的第一线部队波田支队，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逆流而上，在当天半夜到达离九江22公里的登陆地姑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
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条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十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刚刚与周佛海商量完的这份高宗武报告更是将这个意图直接点破。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回到香港后的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高的温州同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联系人，主要由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见。
汪精卫在8月初撤退到重庆，主持政务。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前后，汪精卫的“谈和”的言论更公开而急迫。10月12日，汪精卫对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大门。”10天之后，即在广州失陷的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进一步提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
时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此言一出，令很多人颇感震惊。宋庆龄、何香凝等发出通电，“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对路透社公开发表主和言论，举国惶惑”，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制止，并向国际否认”。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爱国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电报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据邹韬奋在《抗战以来》记述，当身为议长的汪精卫按惯例将提案题目向全会朗诵时，“面色突然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气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但汪精卫依然替自己顽强辩护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进行着秘密谈判。这幢房子在几个月前曾被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当成特务机关所在地，并改称“重光堂”。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在此达成的协议，由此被称为“重光堂密约”。重光堂密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政权的措施；二是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三是详细安排了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
关于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双方草拟了详细的预定行动时间表。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讨。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介绍。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与蒋介石相比，汪精卫只是个政客，他没有军事权，因此他最初的想法是在中国西南，像龙云、陈济棠这些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建立一个政府，促蒋和谈。”黄美真说。为此，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据在汪身边工作的罗君强回忆，当陈璧君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时，龙云也当即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摸清龙云的态度，汪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原定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此前汪氏夫妇也将正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个幼子带去昆明。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下，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20世纪30年代，曾仲鸣（后排左一）、方君璧（前排左一）、汪精卫（后排左四）与陈璧君（前排右二）在庐山牯岭
1922年9月5日，曾仲鸣（前排左三）与方君璧（前排左四）在法国举行婚礼后排左三为吴稚晖
在巴黎美术学院读书时的方君璧（倒数二排右六）是唯一的亚洲面孔
左起：曾仲鲁、潘玉良和曾文棣在法国（摄于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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