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稍息
1931年9月17日，仍在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学良见了三位客人，他们给张带来了远在山西的阎锡山的消息。
一年前的4月，不满蒋介石的阎锡山与冯玉祥联手向蒋发起中原大战，这也是“南京政府10年里面临最血腥的内部残杀”，美国学者柯博文说。战斗主要发生在河南，双方均伤亡惨重：阎与冯伤亡近15万人，蒋介石大约伤亡9万人。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张学良助了蒋介石一臂之力——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派出东北军两个军入关。阎锡山随后在石家庄发表通电宣告失败，阎锡山兵退太原，不久将兵权移交徐永昌，自己化装潜入大连。
张学良见的人正是徐永昌。就在一个月前（8月5日），阎锡山在奉天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又乘飞机潜回大同隐居。他的何去何从也被外界猜测不已。9月9日的《华北晨报》也登了这样一条消息：“阎锡山出洋事，已由徐次长（永昌）派其秘书黄胪初前往山西晤阎锡山，就近劝告催促，望阎早日成行，现黄未得悉，冯自下野后，即暂住晋境，对一切事件，均不过问，故其出洋与否，无关重要。”
与徐永昌一同见张学良的，就是被派去劝阎锡山离开山西的黄胪初和王平。他们告诉张学良，阎表示在其父病未愈之前不愿离晋，并愿在山西继续做些事情。张学良将徐永昌的情况随后向南京中央政府做了报告。
在北平协和医院已住院治疗三月有余的张学良气色已近正常，随着病情一天天的好转，张学良也开始慢慢处理公务。张学良是在5月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的伤寒，如果不是这场病，他此番的南京之行堪称完美——据《张学良年谱》记载，他不仅会见蒋介石等一干政要，还与南方、中南、盐业等四大银行商谈来东北投资兴办实业之事。在此期间，频频接受媒体采访或当众发表演说的少帅多次表达了他对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5月20日离开南京时，蒋介石亲临机场欢送这位“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仅次于自己的二号人物。8天后，张答应借给蒋介石讨伐广东的20架飞机已飞抵北平。
返回北平后，张学良的病情有所加重。德国医生诊治后，建议入院治疗。6月1日凌晨，发烧已陷于昏迷的张学良离开了在北平西城区白塔寺顺承王府的家，住进了协和医院。除了于凤至、张学铭及二三个心腹外，其他人都被禁止出入，由张学良指定的五人负责处理一般政务。张学良的英文病历与蒋介石、孙中山、宋氏三姐妹这些名人一样，至今仍保存在协和医院病案室的铁柜里。他当年住的是协和医院琉璃瓦覆盖的“老五楼”，这栋美国人建造的有九十多年历史的建筑至今仍然在用，而张的病房几经修缮现在也还是高干病房。
因为伤寒，蒋介石对广东方面的讨伐也不得不延期——蒋介石预定在6月4日与张学良联名正式发表讨伐广东令，因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蒋介石特派张群赶赴北平，向张面呈蒋介石的亲笔书，但因张氏病重而不能见面。
大水
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出现在9月17日《北平晨报》的第一版，“张于凤至主办江淮水灾协赈会征求彩品启事”，文中说，“本年入夏以来，淫雨为灾，江淮泛溢”，一个星期前，由于凤至发起的江淮水灾协赈会成立，代十六省灾民“伏望各界同志”捐赠赈品，并“务请近一月内惠赐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七号”。
在被“九一八”这场外侮惊醒之前，1931年的中国笼罩在一场全国性的水灾当中——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华北日报》发自上海的报道说，因为芜湖“水涨一寸并持续上涨”，连日来饿死江边百姓几百人，许多尸体沿江水顺流而下。后在上海的“芜湖水灾会”对灾情做出统计——共有灾民41.8万多人，乡区死亡4400多人，等待救助的灾民共37万，其中被大水毁掉家业无家可归者22万。
17日，汉口的天气突然转冷。一个星期前，蒋介石乘军舰赴武汉，专程视察水灾处理；《华北日报》每一天都发回报道：先是汉口形势稍有缓解，“行走于市内街道已经可以不用小舟”，戒严了好几天的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到17日汉口江水已落，水深处也只没到脚脖子，但到处是污泥，臭气熏天，城中积水迅速向河道汇集，黄包车、大小商店都开始营业。但17日骤然冷下的天气，让许多灾民在寒风中又冻又饿，只好等待救济。
在上海，许多逃往湖南的灾民大多又折回来了，因为盐城阜宁等地都已经被大水淹没。灾民中纷纷相传如今到处都是水患，连着几天断粮使外逃灾民饿死了将近一半。
南京政府也在全力以赴，应对着这场全国性的水患。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三千万，宋子文设法使发行水灾公债等方法筹集赈灾款的想法得以实施；而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要求今年唯一农耕正常的东北运粮赈灾；因为秋风已起，上亿灾民的冬衣问题迫在眉睫，政府开始以每日一万套的速度赶制冬衣，并且全国征求破旧衣服和鞋，经消毒后将运发各地。政府劝告全国农民不要用美国运来的小麦做种子，并且下令灾区不可宰杀耕牛。
国民政府许多部门的工作重点也是这场水灾。教育局已开始要求灾区减免学生学费。政府方面有人谈话，认为眼前唯有救水灾，但同时提醒大家“以后要注重修林造堤之各种水利工程”。“水灾奇重”，中央令各级党部不可因国庆日铺张典礼。
“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水灾的救济”，《华北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蔡元培在国府纪念周大会作报告时说的这一番话。蒋介石、于右任等也出席了报告会，蔡元培说，因为灾民已达七八千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六分之一，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理，不仅是中国的惨剧，也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蔡元培还提出各项近期远期的计划，如购借麦棉、禁烟种苗、改良农业等诸多建议。
中国的自然灾难也惊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9月17日的国联通过救华水灾办法——“一切会员国非会员国一起救助中国水灾”。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也专程来中国协助处理水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他刚刚达南京，下榻于宋子文公馆。
这一天，唯一与水灾无关的国内新闻是：中国航空公司南京至北平航线复航。徐州号、沧州号两机对开，每架飞机最多可以坐5人。
外患
17日，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这一天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领事森岛。对方要求他“为了不给关东军以蹶起的借口”，必须火速解决中村事件——自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报告后，日本国内对华气氛越来越紧张，一些狂热的关东军的举动也令日本政界有所不安。
自张学良在4月13日从沈阳搬到北平后，东北的事务大多由两位军政大员——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臧式毅处理。于是臧式毅马上找到荣臻商议，此前，张学良已向臧式毅指示：“关于中日交涉案件，尤应以诚意相待，对小事件尽量作出让步。”于是从表面上看，日方政府还在作和平处理事件的努力。17日，日本重光公使接见了记者，他说：“日本政府对这些问题正在努力采取最实际的手段，不给两国关系设置障碍，尽快向友好的解决方向引导。”
已觉察出气氛有异的《北平晨报》在这一天的八版上就中村事件和日军的异样发表了长文，“盖既用武力以屈服我国，复可完成田中派兵入蒙之计划，野心勃勃，我国同胞，不可漠视也”。
“所谓中村事件宣传以来，东北各地日军，不时演习野操，而本月二日起，驻长春之日军第3旅团第4联队，与独立守备队，分为二组，事前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竟演习攻防长春战。划城西北散步关，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之黄瓜沟，田家油坊，城后堡等地为战场，以十一、十二两日枪炮声最烈，昼夜不息，乡民饱受惊虚，而田禾菜圃，又多被捣毁。万宝山水沟损害尚未赔偿，城郊又遭蹂躏，春城人民面日人之鱼肉矣。据接近日军旅部者谈称，近二年来，长春日军屡次下乡演习，对于四郊八十里之地势，业已测绘完竣，而对于北方之二道沟，三道沟，中东路附近地带，特别详细，窥其用意，不外防备北满方面云云。”
“今春以后，日人衣华服，说汉语，入蒙古者甚多，多半携带摄影器，测绘器等物，所有山川，物产，均调查详细记载。《北平晨报》有东洋拓殖会社员十余名，至齐默特贝勒王府，表示愿出巨资，与齐王爷合办哲理木盟等地矿产，交通，齐王未同意，嗣即离去，总之，东蒙土地，日人垂涎已非一日，幸各王拥护中华，未能上其圈弄云云。”
8月，中村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先后派汤尔和、赵伯欣和顾问荒木五郎去东京探听虚实，感到战争气氛很浓。他曾先后两次致电蒋介石，希望在政治范围内解决国内纷争，当外患煎迫之时，对东北之安全，应早为之计。
在“西安事变”已经过去整整70年之时，在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张闾芝的努力下，《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温泉幽禁岁月》一书悄然面世。书中首次发表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被幽禁时期的照片，那些不为人知的岁月，那个寂寞而孤苦的张学良也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许多人眼里，大伯、大妈是曾经的风云人物，但面对人生起伏、荣辱烟云，他们都坦然处之。我希望通过这些真实记录，让大家知道，像大伯这样一个爱国人物，他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关心着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大伯张学良，仍难掩激动之情。
“九一八”后的张氏家族
与大伯最初的见面，虽已隔了半个多世纪，但那一次特殊会面，却给张闾蘅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
“1954年，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夫送我一张纸条，说母亲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到了诊所，看见一家人都在楼上的病房里，神情有些紧张。母亲告诉我，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从山里到台北，我才知道原来一家人都在这里等着看大伯、大妈。”
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她回忆中的大伯、大妈，便是那时仍处于幽禁状态的张学良、赵一荻。“一会儿，听到走廊那头有动静，家人都紧紧地贴在门缝上往外看，我也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但只看见了大伯的背影。那一天父亲不在，是母亲带着两个奶奶（注：指寿夫人和马夫人）一起去的，她们都非常难过；大伯肯定不知道我们偷偷看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
从很小时候起，张闾蘅就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家族好像多少有些特殊。那时一家人住在天津法租界一幢三层小楼里。楼上房间里有个香案，上面供着一张张作霖的照片。“从家里大人那里知道，我们本是东北人，原来在沈阳有一个很大的家，‘九一八’之后流落到天津，我还有位大伯叫张学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直被国民党关押在某个地方。”
张闾蘅的祖母寿懿是张作霖的五夫人，是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我的奶奶虽然没受过现代教育，但很有见识。记得很小时候，她就带我去股票市场，那个年代的女性，这是很少见的。”张作霖去世后不久，张学良到北平赴任，沈阳的张家就由年仅二十几岁的寿夫人掌管。1931年9月，寿夫人觉察到沈阳的局势有些不正常，就在“九一八”前两三天，她专门赶到北平找张学良，商量怎么安排这个大家。
关于张学良在“九一八”当晚的行踪，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其实“九一八”当天晚上，张学良在前门的中和戏院看一场为辽西大水举行的赈灾义演。在座的客人中有英国公使，还有张学良的部下何世礼与他的父亲何东。后来因为马君武那句诗“赵四风流朱五狂”，张学良背了很多年黑锅。“1991年大伯在美国过90岁生日，我特地跑到夏威夷为他祝寿。生日会上，何世礼将军特别提到此事，他说可以作证，那天大伯是和他一起看戏的。”张闾蘅回忆。
“九一八”时，张闾蘅的父亲张学森只有11岁，而张家的两个主心骨——张学良与寿夫人都不在沈阳，家里乱作一团。张家的几个孩子被家里的用人化了装、乔装打扮后，连夜坐火车逃到天津，几天后，用人领着几个孩子才辗转到北平找到寿夫人。
“奶奶经常说：等到戏看完了，才知道家已经没有了。”日军在1931年9月19日上午占领了张府，张家所有财产都被日本人掠去，一夜间什么都没有了——“奶奶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真的很孤苦彷徨。她出来时，没带什么家产，只有靠在劝业银行还有的一些存款勉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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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母亲带着张闾蘅姐妹先去了台湾，寿夫人则搭乘天津解放之前的最后一个航班离开，辗转一年以后才到台湾。
“初到台湾，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全家借了一座日本式房子，破破烂烂，又臭又旧，房顶还被白蚁蛀过，稀稀拉拉往下掉渣。奶奶起初不肯买房，也不肯将她随身带到台湾的几个箱子打开，她总是说：‘再过半年我们就可以回去了。’”那时张家一大家子人全住在地板上，半年后寿夫人彻底死了心，才开始找自己的住房。
到台湾后，家人便听说张学良已被送到台湾关押，可是关在哪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张闾蘅回忆，她上学时的课本也提到张学良，说他是“叛贼”。但学校老师也知道她的身份，所以凡是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很含混地带过去。但对那时候的张闾蘅来说，张学良只是一个很遥远而朦胧的大伯。
根据张学良日记记载，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他们被国民党军统局幽禁的第一站是新竹县井上温泉，住的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旧式木板房里只有简单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处漏水。周围都是台湾山地少数民族，他们平时不能随便越过警戒线。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又被突然转移到高雄，秘密藏在寿山要塞的兵舍中。由于走得匆忙，他在井上的书还未来得及搬走。后来据一些军统特务回忆，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后，曾表示要“释放张杨”。尽管各界呼声很高，但没有蒋介石首肯，谁也不敢出面办理此事。保密局毛人凤以不知道张、杨的下落而推脱。但此时，因为外界已经知道张学良在井上温泉的幽禁地，为“安全”，他们遂紧急将其转往高雄。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为担心高雄已成为空袭目标，1950年1月，张学良又搬回井上温泉。“那本书（注：指《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出来之后，我也听到有一种说法：有人还觉得大伯过得不错，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好像过着‘田园生活’，其实他们那十年过得很苦，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也能熟练地用缝纫机自己缝衣被，以抵御山中寒冷。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的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弄着小猫打发时间。那十年完全与世隔绝，没人知道他的生死。”
1956年12月是西安事变二十周年，蒋介石想起了张学良。负责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从台北带回蒋介石的命令，让他“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而张学良本已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但身在囚笼，又不得不写。这篇文章本是张学良作为私人信函给蒋介石的，但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他亲笔重抄一遍。这篇文章后来还流传到外部，成了所谓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从张学良的日记看，当年这些“奉命之作”让他几度情绪失控。
重新回归的张学良
1960年，张学良迁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刚过完60岁生日不久的张学良，按宋美龄的吩咐，与董显光（注：台湾原所谓“驻美大使”）到台北士林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蒋宋夫妇时常去的，被外界称为“私人礼拜堂”。每逢做礼拜，这里总是聚集了很多国民党元老及上层人物。那天，张学良与董显光最后一个到场，他们悄悄坐在最后一排。礼拜结束时，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同缓步退出。宋美龄边走边与众人打招呼，走到最后一排，她忽然向张学良伸出手。这一举动，让所有在场者目光都惊讶地投过来，他们发现与宋美龄握手的，竟是“失踪”多年的张学良。
蒋、宋离去后，张群、何应钦等纷纷上前祝贺。张学良后来悟道，这是宋美龄为他设计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后每次做完礼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叙旧，原来严密的看管也有所松动。
“大伯经常说，如果没有宋美龄，他的命运可能改写。宋美龄一直对大伯比较照顾，她经常给大伯写信，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有时还会随信寄来各种礼物。”宋美龄原本就与张学良、于凤至很熟悉，20世纪50年代时，宋美龄几次去美国看病，都特地找机会与于凤至及其子女见面。回台湾后，她把见面情形写信告诉张学良，每次提到于凤至，她都称“凤姐姐”。也许因为宋美龄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那时对赵一荻几乎只字不提。而张学良最终与于凤至离婚、与赵一荻结婚也是在宋美龄提议下完成的。
自这一次公开露面后，张学良的生活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和蒋经国安排下，他自己出资选地设计，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复兴路建了一栋西式二层楼房，院里有假山、鱼池、花房等，条件改善了不少。
“但那时大伯还是不能轻易与家属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曾任蒋介石私人医生的卢志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听说那天大伯、大妈到董显光家做客，隔着大玻璃窗。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儿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坦率地说，我有些失落，这个形象与大伯在我想象中的‘英俊少帅’的样子相差太远了。”
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在“当局”批准下，与家属见面。而这一面，他与寿夫人、弟弟张学森等亲人之间，整整隔了25年。
此时张学良的“自由”仍有限，除了家人，来往朋友只有张群、张大千等几家。“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他在外头不可以随便跟生人讲话，否则会被警告。有时大伯在外面会被人认出来，那些人或者想问候他，或者好奇，但一靠近，马上被身边的那些便衣拦住。”
“每次到我们家，身边总是有七八个便衣跟着。伯父来之前，他们先进屋，每个犄角旮旯都看一遍。如果看见有陌生人，就会逐一盘查身份，或者把陌生人赶走。我们一家人聊天时，他们就坐在旁边听着。我那时刚从美国回来，对此也特别反感，经常对他们说：‘可以了吧，你们可以下楼了吧！’到了吃饭时间，我直接下逐客令，他们就下楼自己吃饭。”
而那时的张学良对此已经很淡然，他总是跟张闾蘅说：“行了，你别跟他们冲突了，我们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为了避免给大伯他们找麻烦，张闾蘅平时也不常去，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
张家兄弟中，张学良与张闾蘅的父亲张学森走动得比较多。“大伯特别喜欢到我们家来”，张学良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经常通过姐妹俩了解外面的世界。有时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时上楼来催，赵一荻有些紧张，可张学良正聊得兴头上，故意装听不见。“大伯曾跟我们提起，他在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可当年风云一时的‘少帅’，眼下连基本自由都没有。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晚年张学良
张学良真正自由起来，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对他的看管已慢慢放开，允许见的人也多了，像郝柏村等一些老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互相请客，聚会越来越多。”但那时的张学良，已是风采不再的七旬老人了。
那时的张闾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回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关系最亲密的家人。
“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都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捂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他手里。看我们沮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说，耍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时，玩了通宵也不知疲倦，而我们都东倒西歪了。”张闾蘅回忆，寿夫人虽然不是张学良生母，但他一直对寿夫人很尊重，称其为“五姨”，称马夫人为“六姨”。他经常告诉张闾蘅和妹妹张闾芝：“你的奶奶可不简单，最得老帅喜欢，也最能和老帅说上话，大帅府里上上下下都听她的。”
1964年7月4日，在宋美龄等许多好友见证下，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北投温泉风景区一教堂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此时张学良已64岁，当年的“赵四小姐”也已54岁、风华不再。
张闾蘅说，跟爽朗、豪放的大伯比起来，伯母赵四显得“冷”一些，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大妈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聊天时她如果插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有时大伯也不耐烦地打断她：‘行了，我们在聊天呢！’但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有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软禁，先是于凤至陪伴他辗转于安徽、江西、湖南及贵州等地三年多，因为在贵州时患了乳腺癌，1940年于凤至孤身赴美国治病。而赵一荻则把她和张学良唯一的儿子张闾琳托付给美国朋友代养，专门陪伴张学良。张闾琳如今已有70多岁，在台湾再见到父母时，已结了婚。因生长在美国，语言及思维难免有隔阂。
“我后来到美国也见过于凤至，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以后再没有见到大伯。大伯在国外有一笔存款，所以她在生活上没有问题，但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她还是有怨言的。”1990年春天，93岁的于凤至在美国去世。张学良和于凤至生有两儿一女，张闾蘅说，现在只有女儿闾瑛还在世，一个人生活在旧金山。1979年，张闾蘅成了为数不多的闯入内地的“勇敢者”。张学良后来得知她回大陆的消息后，嘱咐她做两件事：一件是去给爷爷张作霖上坟，“这个我做到了，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上坟烧香了”。第二件，“大伯又告诉我说：‘我还有两个学生在大陆，一个叫万毅，一个叫吕正操，这么多年了，我想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张闾蘅到了北京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将其介绍给了吕正操。1984年6月，张闾蘅第一次在北京拜访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也按东北人习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样喊他‘大爷’。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但‘看见’我时，他就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我从两位老人眼中都能看到他们对大伯的思念。”回到台湾后，她把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张闾蘅形容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来安排吕正操与张学良在美国的会面：“我的内心总有一种无名的动力，我想不管他们中间隔了多少年，让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还能见上一面。”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5月23日，吕正操及随员多人，飞往美国看望张学良。1991年5月29日上午，他们在纽约相会。
在纽约见面那天，张闾蘅陪着吕正操乘电梯，电梯门一开，张闾蘅吓了一跳：平时很少穿得那么正式的张学良，那天西装笔挺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吕正操仍按以前的习惯喊张学良为“老校长”。“见面的日子是吕正操选的，之前我还奇怪，为什么吕正操一定要选在那天？待两人见面后我才明白，他说，校长，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个月零4天没有见……看着两个老人差不多高，头顶都光光的，却像孩子一样一直手拉着手不舍得放下，特别可爱，但我看了却直想掉眼泪……”
1994年，张学良、赵一荻选择在夏威夷定居。赵一荻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张学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赵一荻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虽然到了夏威夷后，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起沐浴着阳光与海风，但曾经的少帅和风流赵四都变成了老人，看着他们日益黯淡的眼神，我经常有一种揪心的痛苦……”
（根据张闾蘅口述整理）
1938年9月，日本同盟社发出有关中国南北傀儡人物梁鸿志（左）与王克敏（右）会商成立“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的消息，日军促使梁鸿志与王克敏组织联合会，便于控制傀儡组织
1942年12月，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三）
抗战胜利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中央穿旗袍者）被国民政府送上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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