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的战斗足迹

1942年春天，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中国第5军第200师的将士们，登上战车，向西进发，踏上了异域缅甸的土地，由此也开始了中国远征军历尽艰辛坎坷的一段历程。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通常将缅甸防御战期间入缅援英的中国远征军、发动缅北反攻战役的中国驻印军和进行滇西反攻战役的中国远征军统称为“中国远征军”。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组织动员这三支部队共40万大军投入到中、缅、印战场的对日作战。正如学者徐康明所评价：“这是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五大反法西斯盟国之一和在亚洲大陆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大规模、长时间出兵到邻国与盟军协同作战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出师援助友邦抗击日本侵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军事行动。”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抗日战争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几十年后，国共关系的缓和，使他们又悄然回到我们身边，唤醒我们，甚至逐渐成为一种热点和显学。也许是出于对过去被压抑状态的一种反弹，现在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又充斥着对中国远征军指挥能力、战斗能力与战役结果等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宣传。如果说过去的遗忘是一种不尊重，那么现在的吹捧与夸大也是对那些人和那段历史的不尊重。

回到七十多年前的历史现场，那些走出国门战斗的将士们是什么样子；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号称中国最精锐部队在踌躇满志地入缅作战仅两个月，便全线溃败；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卧薪尝胆在印度苦练，重新杀回缅甸，直到回到祖国把那些侵略者赶走；他们后来的命运又是怎样……太多太多的问题，驱使着我们开始下决心用自己的双脚重新踏访这段历史。

探寻中国远征军的足迹，是从云南开始的。地理上的始点，其实是这段历史的终点。我们去了腾冲、龙陵、松山，坐车翻越了著名的高黎贡山（尽管它现在远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艰险），重新踏上老滇缅路，又在怒江边上的惠通桥上想象着当年……无论是腾冲英国领事馆墙壁上坑坑洼洼的弹孔，松山战场上密如蛛网的战壕，还是在国殇墓园看到的一排排牺牲者的墓碑，都让我们感觉到那段历史的惨烈！即便我们后来终于把“胜利”二字写在自己的历史上，但其背后的代价，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来缅甸之前，这个国家于我，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因为很早就从远征军故事中熟悉了它的城市同古、仁安羌、密支那……又感觉有了某种莫名的亲近感。

我们在缅甸对远征军的足迹的追寻，是分成两路的。一路从最南端的仰光，一路向北，同古、仁安羌，直到曼德勒，这其实是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日本人一路向北追击的路线。因为相互之间的防范和猜忌，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一再被推迟，从而丧失了最佳战斗时机，立足未稳便遭遇强敌；当戴安澜带领的200师刚刚到达作战位置时，此番出征要保卫的战略重地——仰光却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自此以后，中国远征军便陷入被动，中、英、美之间为指挥权争吵不休，联军互相协调支持不够，从而使防线一再后撤。对敌军情况不了解又导致中英联军忽视了东线的防守，以致被日军长途奔袭攻占腊戍——联军防线全面崩溃。

“热带雨林遮天蔽日，一到4点天就黑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天黑了不能行军，就靠大树休息吧，结果早上一看，身边的战友就死了，身上爬满了蚂蟥……”我们在曼德勒采访亲历野人山的94岁老兵张富麟时，提起这一段，他还是痛苦地紧闭双眼！第一次入缅作战，10万精锐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只剩下4万人。最令人痛惜的是，那些并没有死于敌人枪炮下的年轻生命，最终被热带雨林所吞噬……

另一路探访路线是从缅北的密支那开始的。它留下来的，则是一段相对愉快的回忆。1944年，远征军就是从这里发起反攻的。密支那西、南、北三面拱卫着山峦，盘根错节的公路、铁路既通往印度，也通往中国，是缅甸北部的重要城市——控制了密支那，就控制了中、印、缅三国的边境地区，也控制了相对应的制空权。“驼峰航线”之所以要穿越艰难的喜马拉雅山地，就是因为密支那在日军手中，安全的航线被封锁，只能选择危险航线。

在众人不相信的言论中，史迪威派遣部队秘密袭击密支那，这是一场成功的袭击，日军在东南亚的首个重要阵地被盟军控制，所以，我们的探访从密支那开始。不过，仅有密支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史迪威为了突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最迫切的愿望是把从印度利多经过野人山、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最后到密支那和老滇缅公路的道路打通，建立一条完全“违背缅甸自然条件”的东西向的公路，这条道路就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到了密支那之后，我们又走上了史迪威公路，不过和当年部队行动的方向正好相反，路过了雨季的旷野，最终到达南米底和孟拱，当年同样发生了激烈战争的两座缅北小镇，也是离野人山最近的城镇。

因为缅甸特殊的政治气候，我们没有走到远征军曾经踏足的边远的地方，那些地方更艰苦、更残酷。沉溺于这段历史的抗战史专家、我们的特约记者戈叔亚，则在多年中，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完成真实准确的田野调查。借助于他一次次不辞辛劳而又有专业水准的调查，我们才能把纷乱复杂、争议不已的远征军的撤退路线梳理清楚，并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厘清1500名伤病员的死亡之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军抗击日军最大的陆地战场，便是在缅甸；而对英国来说，在“二战”中，缅甸战争是他们在陆上耗时最长的战争。缅甸的地形和气候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其实，在1941年12月入侵马来半岛之前，日军对丛林作战也没有经验。日军能取胜完全是因为士兵的高强度训练和他们顽强的性格。“二战”中的缅甸战场，是最残酷也是最血腥的丛林战。在丛林战中，身边的一切都包含着恐怖，当你以为身边是自己的战友时，冒出来的却是敌人的身影。这让一向倚重于汽车运输的英军大吃苦头——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个“英军”是一个欠准确的概念，它也指从大英帝国和英联邦来的军队。在缅甸，这些英军包括来自印度多个民族的34万人。印度士兵超过了其他盟国军队的总和。在缅甸，大约有10万英军、9万非洲士兵。他们也为这场战役付出了巨大牺牲。

为了写这段历史而翻看缅甸战场主要交战方——英、日、中的战争亲历者的回忆时，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地方：无论英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觉得缅甸作战经历被本国人遗忘了。英国人抱怨说，本国人的遗忘，是因为政府对缅甸战场的不重视；日本老兵则说，“日本人之所以对缅甸如此冷漠，是由于在昭和17年（1942年）5月以前，日本的战争有如春天的艳阳，太顺利了”——这个略带矫情的“抱怨”，却更似一种自得的夸耀吧，让我们现在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中国的情形呢？

可是相比国内战争的抗日老兵们，中国远征军们似乎又是幸运的。因为缅甸战场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参与，大量的图像和文字资料得以保存和传播。反观国内的长沙会战、武汉保卫战……我们有哪些更直观的视觉资料呢？参加那些抗战的老兵们，又何曾像远征军这样被关注过呢？

我们在缅甸采访时，遇到不少老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讲起自己的战斗时只有激愤没有伤心，可是提到后来无法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他们会像孩子一样痛哭不已。那个表情让人不忍直视。我们还发现，普通缅甸人对这段历史的隔膜远远超出我们的意外，而对流落在缅甸的老兵来说，他们虽然在异域找到了栖身之地，在精神上却永远流浪着……

采访下来，印象最深的是在密支那寻找记载中的新38师。如今那里已是一所小学，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闹着，不知道下面有多少来自中国的英灵。老师告诉我们，很多年前翻修学校时，在下面还挖出很多骨头……学校中心的旗杆，是当年墓碑所在的位置，我们在院子里对着这个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想起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魂灵，心，被深深地刺痛着。

我们重新踏访滇缅战场，用文字努力恢复那段记忆，对他们个人来说，这是把本应属于他们的荣誉和尊严还给他们；对我们民族来说，是把属于这个国家的记忆还给我们自己。

保卫滇缅线的重要枢纽仰光，是中国远征军出征的重要目的之一。令人叹息的是，当远征军真正踏上征程的时候，仰光却在熊熊大火中陷落……

忙碌的码头

6月的仰光已进入雨季。走出机场的时候还是烈日炎炎，不知不觉间阴云已漫天笼罩过来，雨点突然之间就噼里啪啦掉了下来，时缓时急，给燥热的城市带来丝丝清凉。

仰光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温润的味道，这是因为它是一座水上的城市——仰光三面被水包围，东面是勃固河，南面是仰光河，西有伊洛瓦底江入海汊河之一的莱河，向南34公里便是安达曼海。内河与海运交叉点的地理位置，使仰光成为缅甸内外海陆交通的总枢纽，缅甸全年进出口贸易的80％的货物都经过这里。

傍晚时分的8号码头依然十分热闹。三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坐在码头边的木板上，一边弹吉他一边旁若无人地大声歌唱；几个皮肤黝黑的少年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边狡黠地兜售手中的水果；一对情侣则躲在晾晒的渔网边窃窃私语……不远处，一艘小客轮渐渐靠岸，身着缅甸装束的乘客鱼贯而出。再放眼过去，则是密密麻麻的货船。可以看出，水上运输依然是仰光重要的交通方式。

码头对面，便是繁华的商业街，政府大楼、中央银行、海关、仰光车站、邮电大楼等都集中于此，全是清一色的英式建筑，只是略显斑驳。“从这些建筑上也可以看出当年仰光港的繁忙程度”，陪同我们的当地华人杨安贵说。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眼前的这个忙碌的港口似乎距离我们有些遥远和陌生，但是如果将时光拉回到七十多年前，这里却对战火纷飞的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38年11月8日，英国货轮“斯坦荷尔号”缓缓驶入仰光港。这艘从苏联的黑海港口敖得萨开出的货轮上面，装载着6000多吨援华军火，原计划开往越南海防港卸货，再经滇越铁路运到中国，后改道驶往仰光。从仰光码头上岸后，11月底，这些军火经铁路运到腊戍，经滇缅边境城市畹町进入到中国云南，再从龙陵越高黎贡山，渡怒江、澜沧江，抵达昆明——由此，战时中国的一条特殊运输线开始启动。大量援华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被运到中国，支持着中国的抗战。

1937年8月，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清川宣布封锁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中国海岸。而在当时，中国军需民用的武器、汽车、机器、通信器材、医疗用品等战略物资，基本上都从国外进口。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东南沿海各主要城市、港口和绝大部分铁路都落入敌手，海运交通线完全被封锁。

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则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获得外国的军事援助，继续坚持抗战。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为中心，经过华中、华南沿海各地通向内地；第二条是“西北路线”或“红色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缅甸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戍，接通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

这四条路线中，香港路线虽然比较活跃，运输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是要穿过日军封锁线向内地渗透；西北路线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经越南而进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是运输量最大的一条，占一半左右，但在日本相继占领南宁和越南之后，这条国际运输线也被截断；最终，只剩下滇缅公路可以依靠。

可是这条公路有时并不如人们期望的那般高效——比如昆明卡车司机必须经过8个海关，有时在这里需要花上一天才能获准前行；沿途还有其他十几个检查站，省级官员也必须收费后才会放行车辆。在中缅边境的畹町，有250辆卡车为了通过海关要等上24小时到2周时间。还有一些车因为不知道或不舍得使用润滑油而抛锚于路边。美国人后来还专门在沿途设立汽车联营队和维修部，并教中国人怎么使用润滑油。但是从1938年8月滇缅公路建成到1942年5月初被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共运进汽油20多万吨，成为抗战中国的唯一输血管。

当时的日军本部也深谙缅甸于当时国民政府地位之重要，所以他们也一直把切断这一路线作为主要目标。正如日本军部后来披露的那样，“攻击缅甸，以断绝其与中国、英国之间交通的缅甸战争，遂与夺取英国的远东基地马来亚、毁灭美国的远东基地菲律宾及攻取印尼的石油等三大战争，合并成为当时大战略的最高命令”。

延迟的入缅

仰光是一座东南亚风格浓郁的城市——衰败的前殖民地建筑遍布各个角落，三轮车的上上下下挤满了搭载的乘客，裸露左肩、穿着紫红色袈裟的僧侣光着双脚自如地穿行于大街小巷……提起仰光，绝大多数人仍习惯地将其与缅甸首都画上等号。其实早在2005年11月4日，缅甸政府便宣布将首都从仰光迁至中部小城彬马那，理由是“仰光是当年殖民统治者给缅甸确定的首都，并不代表缅甸人民的意志”。但是时至今日，仰光依然是外界认知度最高的缅甸城市，而改名为“内比都”的新都却无人知晓。

坐着车走马观花一圈，依稀仍能看出这座城市昔日的风采。1824年5月11日，英国占领缅甸，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855年，英国人把缅甸的首都从曼德勒（Mandalay）移到了仰光，作为出口柚木等商品的港口。在英国百年统治下，仰光变成东南亚一个重要的商业重镇。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仰光遭受到严重的地震和海啸的重创，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又成为同盟国和日本的战场，仰光自此衰落了下去。

作为在东南亚殖民地最多的国家，英国对待日本的疯狂侵略行为最初采取的忍让态度，却是中国人难以理解和满意的。1940年6月，日本以军事行动相威胁，要求英国从缅甸方面封锁滇缅公路。迫于日本的压力，英方宣布关闭3个月。这其实是个两头不讨好的决定：一方面，日本人认为英国人在耍滑头，因为关闭的这3个月正逢雨季，滇缅路几乎不能行驶，日本人认为英国人只是在装装样子敷衍他们；另一方面，它又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抗议，这种隐藏的怨恨甚至为后来的合作投下浓重的阴影。

而英国此举背后却有他们自己的为难之处。当时英国人在欧洲正竭力抗击德军对英伦三岛的入侵，战线拉至北非，在远东一带的防御力量已十分薄弱，在美国没有承诺参战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贸然在亚洲与日本人开战。可是，随着日本在东南亚一带高歌猛进地军事扩张，英国人开始切切实实意识到他们与日本在远东的重大利害冲突是无法回避和调和的。与中国合作，形成中英军事同盟，是阻止日本侵略的最现实的途径。另一方面，为了保卫滇缅线，中国也需要英国的合作。于是双方很快开始了一系列积极的行动：1940年10月起，英国首先开放封锁已久的滇缅路；为加强中英军事协商与合作，又在次年1月派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1942年2月，在英国的邀请下，中国方面组成由商震、林蔚、杜聿明参加的代表团，前往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军事考察，共商保卫缅甸的军事计划。

可是，在双方合作之初，就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分歧，也为第一次入缅作战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虽然中、英双方在“保卫缅甸”这一总的战略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分析起来，缅甸对于彼此双方的战略意义又是有落差的——英国历来以新加坡作为其远东战略体系的中心，缅甸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次要地位；而对中国人来说，保卫缅甸就等于保卫住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对于局势的分析，双方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在中国代表团提交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上，中方提出，为了确保仰光海港这个战略要地，应集结主力在缅泰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姿态，并把重点放在边境城市毛淡棉方向；而在英国人看来，从海路到缅甸，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由于号称“远东直布罗陀”的新加坡要塞守卫着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因此日军不可能在缅甸南部发动进攻。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必然在中老或中缅边境下手。因而中国的重点应在中老、中缅边境布防。

当时英国在缅甸仅有英缅军第1师，而且尚未装备训练完成。据杜聿明后来回忆，除了丹尼斯和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等人外，英国人仍认为日本人不敢轻易对他们发起挑衅。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Babara Tuchman）也曾不无刻薄地说，在与日本人真正交手之前，英国人“往往是这里或者那里派一艘炮舰，在江边由拿着步枪、穿着时髦的士兵练操时弄出一些响声，穿猩红制服的士兵装模作样地走动一番，让留胡须的锡克人充当警察”，以为只需显示一下帝国的军威，就足以称霸亚洲而不会遇到什么挑战。

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说：“在华盛顿时，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美国人“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所以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跟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价得过高了”。英国对中国的整体实力以及军队的战斗力也不以为然。而在英国人看来，一个中国师仅相当于一个英国师或印度师的实力的三分之一。此外，英国人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生怕中国人进入缅甸之后就滞留不走，从而威胁他们的利益。种种考虑之下，他们拒绝中国军队尽早进入缅甸境内布防的请求。

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蒋介石曾问英国武官丹尼斯，需要中国部队做些什么。丹尼斯的回答是：建议中国派一个团，也许以后再派一个师。而蒋介石回答他在考虑派两个军，并根据联合战略总体计划情况最终将兵力增加到8万人。

1941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刚刚被丘吉尔从与隆美尔厮杀的非洲战场调来印度、出任驻印军总司令的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参加了会议。在此之前，中英双方在仰光因为美国援助物资的分配刚刚起了争执，英方还闯进中国运输管理局驻仰光办事处抢走了150辆国内卡车，所以这注定是一次不愉快的会面。一周之前，应盟军请求，中方以第5军、第6军为基干编组远征军，准备入缅作战。可是没想到，这次会面之后，中国军队突然接到“第5军及第6军主力暂时毋庸入缅”的命令。已行到保山附近的第5军只好停下待命。据说是韦维尔对蒋介石说：他只能接受中方一个师入缅。据在场做记录的拉铁摩尔说，蒋闻言大怒，告诉韦维尔：“你和你们的人根本不晓得如何跟日本人打仗。对抗日本不是殖民地战争，不是在平息殖民地的叛乱分子。日本是要认真以待的强国。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交手、打了这么多年我们晓得怎么对付他们。这件事，你们英国人没办法。你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如何跟日本人打仗。”

中英之间的冲突甚至引起了罗斯福的不安。支持中国抗战，也是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倒下了，你知道日军会腾出多少个师来，并会把这些部队用到哪里？攻取澳大利亚，攻取印度——这都是探囊取物罢了。直接向中东挺进……日军和德国会从两面夹击，并在近东的某个地方会合，完全切断俄国与外界的联系，撕开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对中国抗战持支持态度的罗斯福也是推动中英合作的关键人物，他希望丘吉尔能劝说韦维尔与蒋介石协调好合作关系。韦维尔则在回给丘吉尔的信中，称自己“并没有拒绝中国的帮助”，是中国人误会了他。韦维尔辩解说，因为供应困难，他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不要把第6军开到缅甸边境。

可是在英国人对中国军队是否进入缅甸迟疑不定的时候，日军却一步一步逼近过来。1941年12月8日，日军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以及关岛和香港等地发起进攻。12月10日，英国在泰国的空军被消灭三分之一左右，剩余部分撤到新加坡。这一天，由新加坡海军基地开出的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由4艘驱逐舰护卫，准备去拦截日本的运兵船，但在途中被蜂拥而至的日本飞机击沉。丘吉尔获知此讯后心情沉痛，他才意识到“在这广漠的大片海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则到处都是脆弱的和没有防御的”。12月25日，据守在香港岛西部二道防线的英军被迫投降；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日本空降兵开始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泰国被占领。日军只要再向西推进、越过边境线就是缅甸。

溃败的英军

缅甸最大的烈士公墓涛建公墓（Taukkyan War Cemetery）距离市区20英里左右。进入缅甸采访之前，就从很多远征军研究者那里听到很多有关这个公墓的介绍，等我们真正探访而来，果然被它的庄严肃穆所震撼。墓地里埋葬着6000多名阵亡者，墓碑上清楚地刻着阵亡者的姓名、年龄、队伍番号、军阶……一个个墓碑看下来，不禁为这些过早殒落的年轻生命而痛惜。而更多的，是2.7万找不到遗体的阵亡者，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缅甸等所有英联邦国家，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墓地中间一面长长的石墙上。

公墓的经理奥斯卡时年67岁，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年。奥斯卡是个风趣又健谈的人，看得出，他很为自己的工作骄傲。在他办公室里，还有一封英国女王亲自签名的嘉奖令，表扬他在缅甸各地为英军阵亡战士所做的努力。奥斯卡热心地带着我们参观墓地，虽然他自己热得一身大汗，但没有任何抱怨。“我真高兴你们中国人能来参观，还问那么多问题。”奥斯卡说。

当年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会最终选择穿越泰缅边境高耸的山脉，从缅甸南部发起进攻。1941年韦维尔与缅甸陆军总司令马克莱奥德中将研究时认为，根据欧洲以及非洲战场最近的经验，现代军队对汽车运输的依赖程度极高。但泰缅国境地带交通极为不便，只有一条从泰国北部通往掸邦南部的汽车路。所以他们推断，如果日军进攻缅甸，其主力的进攻方向将是沿清迈北上，从缅甸东部一带进入。所以缅甸师就将主力配置于泰缅边境、靠近缅甸中部一带，缅甸南部仅配置了缅甸第2旅与一个国境部队。

其实对日军来说，他们也深知，无论从作战距离，还是从作战地形与补给来说，缅甸之战必将是一场苦战。纵贯泰缅边界的掸山山脉，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纵深绵延，尽是森林。为了尽早赶路，日军先是以步兵为先开辟羊肠小道，翻越山岭，把大炮留到以后输送。作为先遣队的第55师团步兵第120联队的冲锋队很意外地发现自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是他们在热带丛林地带继续前进。1942年1月18日夜晚，突破泰国边境，踏入了缅甸新战场。1月19日，在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之中，日军占领缅甸南部的土瓦。

为了要携带75毫米口径的山炮，搬运粮秣弹药，路宽必须在一米以上。此后，全军充当工兵，赶修车道，一个月后筑成了一条越山驮车道。于是那些重武器也被陆续运到缅甸战场。而据日本军史后来透露的资料，在驮山道修成之前，两师团所用的火炮，只有连稍厚一点的木板都射不穿的快射炮四门——日军以如此装备却顺利抵达缅甸境内。

在日本战争机器疯狂肆虐之前，西方人普遍对日军的战斗力评价很低，他们认为日本人喜欢模仿，不足为虑。“七七”事变后被派到中国的军事观察员——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森上尉在观察了淞沪会战后认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显示其是一支“三流军队”，日本人缺少主动性和计谋，经过刻板的训练后事事循规蹈矩，一旦常规不管用，他们便会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使用别的方法。由于他们依靠重装备以及空军和炮兵支持，因此他们的部队行进时很笨重，而且维持部队花费巨大；指挥官缺少想象力和积极性。可是事后看来，西方观察者对日本的轻视，让他们最终吃了不少苦头。

日本在开战时，其海军力量大致相当于美国、英国和荷兰在远东和太平洋海军兵力的总和。日本有10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以及约500架一线海军战机，而盟军的全部主力舰为1艘完整的和2艘受轻伤的美国战列舰和3艘美军航空母舰，交战双方在驱逐舰、巡洋舰和潜艇方面力量相当。就陆地上说，日本陆军共有51个师，其中21个在中国，13个在“满洲”驻守面对苏联的前线，这样，除了保卫本土的部队外，可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投入作战的，还剩下11个师和约700架陆军飞机。可就是这些部队势如破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异的胜利。

为了进攻缅甸，1941年12月9日，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来到曼谷亲自调兵遣将。15军下面有第55师团和第33师团，其中第33师团是在仙台编成的，素以勇猛见称。在被派到东南亚作战之前，他们刚刚在中国徐州和汉口一带与中国军队交手，其时已经军容不整。接到进军缅甸的命令后，师团长樱井省三认为，在缅甸主要是作牵制战术、并非主力战斗，因此只带领身边的步兵2个联队、炮兵2个中队，1942年1月赶到饭田麾下参战。此前赶到的第55师团也只剩下2个联队——饭田能指挥的进攻缅甸南部的兵力，其实仅仅是4个联队而已。

此时英国在缅甸的兵力，约有3.5万人。无论是英缅军还是英印军，都是由英国人担任军官。缅甸人和印度人只能担任士兵的殖民地军队，不但装备和训练差，而且士气也不高。这样的部队，“用之平时警卫工作倒不错，若是要他们到前线厮杀，则颇近于勉强”。印度军队所接受的训练，原本是为了对付德军展开沙漠战。由于英军作战计划里根本没有考虑到马来亚或缅甸会遭受陆地进攻，所以也就根本没有对他们进行丛林作战训练。这些军队完全依赖于交通工具和道路，面对日本到处设置路障的战术一筹莫展。

其实在1941年12月入侵马来半岛之前，日军对丛林作战也没有经验。英国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朱利安·汤普森认为，日军能取胜完全是因为士兵的高强度训练和他们顽强的性格。“长途跋涉和野战训练让他们转变成为非常优秀的轻骑兵，他们能在地形条件恶劣的地区负重步行很长的路程”。

日军作战的机动性和推进速度也令人惊叹。他们轻装上阵，利用自行车或者牲畜做交通工具，自己携带供小口径武器使用的弹药，因此他们不受道路的限制。日本人受到有限供给下的生存训练，因此他们每人可以在背包中携带4天的给养。反观英国人，尽管他们使用本地人，但是调动时乘坐卡车，携带全部辎重，包括重武器、罐头食品、钢盔、防毒面具和很重的靴子。在英军眼里，强壮、无情而可怕的日军是很难对付的敌人。此前认为日军弱于自己的英军后来认为，“与德军相比，日军的战斗力更强”。

缅甸境内自西向东有三条河流：伊洛瓦底江、锡唐河（Sittang，色当、锡当）与萨尔温江。萨尔温江的上游即是中国的怒江，它是缅甸东部的第一道屏障。越过掸山险道进入境内的日军主力第33师，在萨尔温江东岸的小城巴安（HpaAn）与守在这里的、以印军为主的联队第一次交手。印军的M3战车起初让日军吃尽苦头——不具反战车炮装备的日军虽再三突袭却仍无法奏效。第二天，日军抬出了75毫米口径的山炮攻击战车，“但所射炮弹，有如皮球在壁上又弹了回来”，毫无效果。英军战车的装甲厚达15厘米，3倍于日军战车。连33师团的樱井师团长都对这战车毫无办法。

在此不利情况下，日军用起了他们最拿手的夜间突袭。日军后来总结：“在地理情况不明的战场使用夜间突袭，虽然难免纷乱，但除此更无他法。何况战车在夜里又是个大瞎子。”于是一小股日军趁着黑夜潜进联军后方，2月4日凌晨4点举军冲乱战阵，联军大队长被俘虏。第33师团又趁战阵之乱，攻陷巴安市，渡过萨尔温江。

当第33师团在中部西进时，日军第55师团也已经穿过丛林地带，在开往萨尔温江东岸另一城市毛淡棉（Moulmein）的途中。毛淡棉是缅甸东南部主要城市，距离仰光约180公里，在军事上是仰光东面的屏障。日军又用起了他们屡试不爽的夜间突袭战术，1月31日上午9点，日本太阳旗已飘扬在毛淡棉城里最著名的大寺院的塔顶上。55师团乘势渡过萨尔温江，向东挺进到毛淡棉周围平坦的稻米产区和橡胶种植园区。此时的仰光，就在他们西北方仅90英里左右。

最后的荣光

似乎是想抹掉英国殖民者在这块土地上的标志性建筑，在仰光寻找当年的英国总督府的旧址，竟然是一件颇费周折之事。当地华人杨安贵先生做导游很多年，却说自己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根据别人提供的零星线索，我们辗转去了很多地方，却都无功而返；后来杨先生打听到一处The Governor's Residence的地方，寻找过去，是一座豪华的西式五星级宾馆，却与总督府毫无关系。

1942年2月27日，缅甸的总督雷金纳德·道曼·史密斯发电报给伦敦政府：“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拯救仰光。”第二天晚上，他在总督府宴请助手和两名刚从伦敦赶来的特使。没有穿着白色长外套和深红的马甲的印度侍者站立旁边；110名服务人员中，只剩下厨师、仆役长和养狗场管理员。当这个城市在他们周围燃烧的时候，道曼·史密斯和他的客人们吃着一份三道菜的晚餐——羊肉是最好的——喝着从地道里面拿出来的最后几瓶酒。总督和助手还有一两位客人打桌球，身后是历任总督的画像。一个助手拿起球，砸碎了其中一幅画像，其他人也纷纷效仿，那些画像全部坠落下来，正如已经威风扫地的大英帝国一样。

日军进入缅甸后，很意外地发现自己不仅得到了缅甸义勇军的协助，也得到了普通缅甸人的欢迎。他们给日本人做向导，或者为他们供粮米、备饮料。缅甸是佛教国家，僧侣众多，日军每到一处，都煞费苦心地与僧侣接触，取得他们的支持，又通过他们稳定缅甸群众。“倘有印度部队被日军追击，逃入山庄，当地居民都拒绝协助补给，又如果敌势弱小，他们还会揭竿助战。勇敢的青年则骑牛通报日军。”因此，英印部队无法在山间收拾溃军重整旗鼓，只得退入印度国内。

英国在缅甸百年殖民形成的负面效应，也连累了中国军队。一部分缅甸人本来就不喜欢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和印度人一起垄断了该国的部分经济。这一次他们又觉得中国人是为了帮助殖民者英国人而来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得不到当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提及此，居住在曼德勒的远征军后代王玉顺不禁长叹一声。

当日军越过萨尔温江这第一道天然防线，挡在前面的第二道防线就是锡唐河。从锡唐河到仰光，最近距离不过100公里。

1942年1月9日，增援而来的印度第17师师长约翰·史密斯少将和师司令部抵达仰光。关于在何地打击从东面进攻过来的日军部队，盟军内部产生了一个争论。史密斯少将主张，把部队集中在水流湍急的锡唐河西岸地区进行防御，因为这里是一个坚固的守卫阵地，具有良好的公路网可以进行补给和增援。但是，史密斯的建议遭到了韦维尔将军的反对，他命令战斗在“尽可能靠前的地方”进行，这样可以减缓日军的前进速度，从而争取时间集结增援部队。

于是史密斯重新部署兵力，可是其后的战况，仍是英军节节败退，防线一再向西移动。前线的紧急令英国人再也沉不住气了。2月2日，英军指挥官托马斯·赫顿（Thomas Hutton，也有“胡敦”之译）中将飞往腊戍面见蒋介石，敦促他赶紧派兵。蒋介石明确表示将中国军队归赫顿指挥，并同意以第6军立即接替北部泰缅边境的防卫；并同意派遣第5军前往同古地区，以保卫缅甸公路。

2月14日，史密斯在锡唐河以东30英里的比林河布置了阵地，企图遏制日军。此时的中国军队已经在奔赴缅甸前线的征途上，如果英第17师能在锡唐河拖延日军，为中国增援部队赢得足够时间，则还有可能扭转不利的战局。第55师团的两个联队一南一北潜入联军侧背，以炮轰一响为信号发动突袭。锡唐河不到500米宽，上面只有一座单线路的高架桥铁路线，桥上早已布好了炸药。桥头堡的指挥官，尼欧·休约翰旅长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如果留下大桥，日军就会顺利渡过锡唐河横扫他的残余部队，进而穿过西岸阵地，向仰光进军；但是炸了大桥，解救他的桥头堡部队的全部希望都将变成泡影。

休约翰最终还是下令炸毁大桥。一名士兵回忆说：“一道闪光之后，传来了震耳欲聋的一连串爆炸声，整个天空都被映红了。”大桥被炸断了，第17师余下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抵达锡唐河东岸时，却发现面对的是一片滚滚流水。没有了退路的两个旅直接跃入汹涌的河水中，包括那些一点不会游泳的廓尔喀人。没有胆量在浊流里搏击的人只好投降，俘虏多达1100名（其中英国人120名）。参加战斗的8500多人，最终只有3300人设法渡了锡唐河，其中2000人连枪都没有——他们只剩下了1400支步枪和几挺机关枪，所有其他的武器装备都毁之殆尽，丘吉尔都感慨“这是一次极大的灾难”。

当日军面对只剩下一副铁架的锡唐河大桥时，他们起初也感到束手无策，因为工兵短时间内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材料来架桥。可是缅甸人帮助他们架起了特有的筏桥，简单实用，日军的山炮及快射炮便顺利地运了过去。

渡过锡唐河之后，在日军第33师团与仰光之间，只剩下一条勃固河和一支已经溃败的英军部队。于是奉命攻占首都仰光的第33师团，向着著名佛都勃固市急进军。勃固是缅甸的第四大城市，因为有一尊世界闻名的释迦牟尼大睡像而闻名于世。勃固在仰光以北50公里，是缅甸南部的防卫要地。

另一方面，英军第17师的残余部队在勃固一带重整旗鼓，试图守住仰光的最后一道屏障。此时，来自印度的英国3个营和英国第7装甲旅又增援而来。第7装甲旅是英国的王牌部队，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非洲军较量多次，互有胜负，装备和部队素质都属上乘。英军指挥部本来在2月初决定将第7装甲旅调离中东，赶去增援新加坡，可是新加坡形势的变化，已使再多的部队也于事无补，韦维尔于是决定将第7装甲旅改调到缅甸。因为锡唐河以西地区地形开阔，适于坦克行动，英军试图用这支拥有约130辆坦克和装甲车的部队来阻止日军进攻的步伐。

从仰光匆忙向战场开进的第7装甲旅在丛林小道上与铺天盖地袭来的日军第55师团撞在了一起，他们没有料到日军来得如此迅速，装甲队列还没有来得及拉开作战阵形，就被日军围攻，激战到3月7日，第7装甲旅扔下几十辆被击毁或是发生故障的坦克逃之夭夭。第7装甲旅被打败的消息，让印度师和缅甸师彻底丧失了士气。第55师团突破了仰光以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勃固河，占领佛都勃固。

仰光已近在咫尺。

燃烧的仰光

1941年12月23日，大约60架日军轰炸机出现在仰光上空。当时守卫缅甸的空军只有一个英国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的战斗机中队。日军飞机轰炸了码头地区和机场，炸死了2000多聚集在街道上的平民。炸弹在不同的地方落下来，掉进公园，炸开了兽笼；鳄鱼和大蟒蛇在街道上乱窜。很多印度籍的码头工人也开始逃离仰光，大量物资被遗弃在码头上无人管理。

从日军空袭的第一天起，仰光就一直陷于不安之中。毛淡棉陷落的消息传来，仰光又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这时仰光突然由盛极一时的黄金时代，变成‘孤城落日’的一片凄凉。”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物资无人搬运，也无人管理。百货公司已开始大拍卖，以不让任何物资落入敌手。而缅甸人多半用冷眼观看先前压榨他们的殖民者被吓得惊惶失措，甚至有些快意。

2月15日，在新加坡的英军指挥官珀西瓦尔高举白旗向人数远逊于自己的日本侵略军投降。这一事件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灾难和规模最大的投降”。此时的缅甸，地位发生陡然变化：如果德军突破中东而日军突破印度，那么德日合流的可怕前景将变成现实。加强缅甸防卫迫在眉睫。在英国的请求下，蒋介石遂于2月16日下达命令，优先运送第5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第5军于当日开始用汽车运送，先到畹町集中，再由英方派车接运入缅。这是中方第三次下达动员入缅。

从英国方面来说，当时唯一可能赶往缅甸增援的，是两个澳大利亚师。2月20日，丘吉尔致信澳大利亚总理柯廷（John Curtin），希望把从中东抽调回保卫澳大利亚的这两个师转调到仰光。当时先头部队正搭着英方仅有的船只，从科伦坡以南运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可是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刚损失了一个师，而另一个师则卷入英军在希腊的惨败中，柯廷对英军的作战指挥能力和判断力已无任何信心，因而即使有罗斯福从旁施加压力，他仍拒绝把部队派到仰光。按照英国人的设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月26日或27日前后这两个澳大利亚师即可在仰光上岸，增援盟军，局势或许为之一变，而眼下，他们只有继续在焦急与无奈中等待着一个又一个失败的消息。

当派增援部队的希望落空之后，丘吉尔又向缅甸派来了一位名声赫赫的新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来收拾残局。亚历山大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从而成为英雄人物，正式成为第1军军长。此时亚历山大接替韦维尔出任驻缅英军总司令，赫顿任他的参谋长；韦维尔转任驻印英军总司令。这是丘吉尔手里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却已于事无补。

1942年3月5日，亚历山大经埃及到达仰光。此时，一部分日军已经到了仰光郊外，日军另外抽出有力一部从北面迂回，上任第二天的亚历山大就意识到仰光局势已无可挽回。为了防止日军从正东绕道北边包围仰光，他下了撤退命令。

其实从日本军部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虽然在勃固最终击溃了英军，但是其间遭受的激烈抵抗还是让日军心存畏惧，他们推测，“仰光的抵抗，恐将顽强猛烈”。日军对于仅派一个师团在陆军节（3月10日）前攻陷仰光的目标也不免疑虑起来。“饭田军司令官以下，私下均感不安”。

可就在日军忐忑不安之时，他们收听到了英军从仰光向曼德勒与卑谬（Prome）发出的一个无线电，用英文原文呼叫：请尽快派遣货车来。第33师团长官樱井判断，用英文拍发电报而不用密码，就是英军不作战、急欲退却的证据。于是本来犹疑不定的日军马上振奋精神，在3月7日晚连夜急令进军，以原田、作间两个联队从东西两头分别夹攻。

事态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樱井的推断：这项电报，就是英方撤军的信号。“从各方面涌来了护卫退兵的印度军及缅甸军，身为兵团指挥官的英国将领，却弃兵脱逃”，日本人在战后写下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忍不住鄙夷英国人，“他们绝非为国而战，真不足为敌”。

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就占领了缅甸首都。1942年3月8日上午10点，日军第33师团步兵第215联队开进了没有军队据守的缅甸首都仰光，大大小小的太阳旗满城挥舞。日军后来承认，占领仰光速度之快，不仅出乎司令官饭田的想象，也让陆军部与南方军总部更觉意外。当日军来到英国总督的官邸时，发现桌子上还摆着早餐，家具也保持着原状，可以想见英国人逃离时的仓促。日军在码头的大仓库里，发现了大量英国人来不及销毁的物资，其中“数千打以上无法计算的威士忌、吉恩和贝尔摩陀等洋酒堆积如山”。据说，日本兵把它当作日本酒尽情痛饮，使师团停战一天，消息传来，连南方军司令部也驰电“请送一车洋酒来”。

自从日军突破锡唐河之后，英国人便开始销毁战略物资。政府唯一剩下的就是爆破队，只等总督最后一声令下就准备炸毁码头。从3月6号那天，英军开始销毁码头上来不及运走的大量物资，破坏了全市的供水系统，然后沿着通往卑谬的公路向北撤退。包括972辆尚未组装的卡车和5000只轮胎在内的大批美国租借物资被付之一炬。亚历山大下达撤退令的同时，命令炸毁缅甸石油公司位于仰光城外锡里安的储油罐，在70分钟内，1.5亿加仑石油被引燃，熊熊的火焰非常猛烈以至于一柱烟火升到了23000英尺的高度。

3月7日，作为先头部队的第5军第200师已行进到仰光以北的同古一带。中国军人是为保住仰光这个重要港口而来的，但是留给他们的，却已是一个在大火中熊熊燃烧的仰光。

到达缅甸的第二天——6月28日一大早，我们便启程赶往同古。同古几乎在仰光的正北方，用当地人习惯的英里来计算，大约有175英里（280公里）。“同古”在中国军迷里享有的热度，与当地人对这段历史的淡漠形成巨大反差。

其实从仰光失守的那一天起，中国远征军便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失去后援支持与友军呼应的第200师，无法实现其会战同古、打回仰光的战略设想。同古之战固然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声誉和尊严，但其代价却极为惨重。而此役暴露出的中、英、美之间的裂痕也在日后越来越严重。

壮志出征

我们租的车从市里出发不久，就拐到了仰光—曼德勒的高速公路上，同古恰好就在这条高速路上。陪同我们去的当地华人苏伟然说，这条路是去年才开通的，是缅甸目前最好的一条公路，很多司机都兴奋地开得特别快，每隔几天就会有一起事故——我们在路上亲眼看见一辆车撞在中间的水泥隔离带上，司机脑袋耷拉在外已经不动。这大概也是路旁竖起的标志显示限速为100公里/小时，而我们的司机一直很谨慎地让指针固定在“80”那条线的原因。

在缅甸体验到的高速公路与在国内的还完全不一样。路面状况和中国比还是有一定差距；道路也是开放式的——不过从我们走的一路上看，道路两旁尽是农田，很少有人和车的踪迹，也的确不需要封闭；道路的繁忙程度也远不及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的汽车在炎炎烈日下孤独地跑着。大约4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同古。

按照缅语发音，当地华人习惯称同古为“东吁”。同古虽然是一座小城，却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大概也是它早在13世纪就被一小土邦选为都城的原因。16世纪上半叶，东吁王朝在此兴起，建立了统一的缅甸王国。如今同古的城市中心还保留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古城和一道护城河。

1942年的3月8日，当戴安澜率领的第5军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进入同古后，他们马上利用旧城墙当成现成的防御工事，修筑坑道封闭式的堡垒。因为离铁路线很近，四处都是锯好的铁路枕木，所以200师的工事完全用枕木作掩盖。因为白天有日机来轰炸，挖战壕做掩体只能在夜间进行。经过10天的准备，已经完成非常坚固的工事。

作为进入缅甸第一支中国军队的首领，戴安澜深知自己身上承载的责任和厚望。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应英方关于速派第5军入缅的紧急请求，为中国军队下达了动员令，他亲自指定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从昆明开往保山，准备出国作战。3月1日，蒋介石从昆明飞抵腊戍，布置第5军入缅后的部署和作战指导要领。当夜，蒋介石又通过英军的通信系统电召戴安澜前往汇报。戴安澜于是连夜从保山板桥镇的师部驻地赶往腊戍。

蒋介石与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戴安澜算是有师生之谊，对他也格外看重。3月3日，蒋介石又在一天之内三次召见戴安澜，面授作战机宜。很显然，蒋介石很想派有精锐部队之称的第200师打通滇缅线，把这条运输线保下来，同时也在盟军面前树立中国军人的形象。

从3月2日起，第200师开始由保山驻地陆续向缅甸开进。据当时的《大公报》记载：“军运全用卡车，每车载25—30人，马则4匹，日常需车甚多。车队蜿蜒行进，长达数里，烟尘相接，蔚为壮观。”在沿途市民的热烈欢送下，第一支中国军队出征。

第200师的前身，是1936年国民党军队初建机械化部队时的一个战车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战车营被扩充为装甲团，杜聿明出任团长；1938年春，在湖南湘潭扩编为第200师，编成有两个战车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杜聿明任第200师首任师长，并有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1939年1月，又以第200师为基干，扩编为第5军，杜聿明升任军长，戴安澜则成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第5军第200师师长。

“从长城会战、华北会战，一直到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父亲都参与了，他的职位也从团长、旅长到师长，可以说，都是他一个个打下来的。”戴安澜的幼子戴澄东说，父亲是靠着战场上的一个又一个功绩赢得的军人的尊严与信任。

3月份的缅甸正是旱季，天晴日烈，田野干涸，大小河流都可徒步涉水而过，所以一路上并无障碍。3月8日，第200师到达同古。按预定计划，他们接替英缅军第1师的防务，掩护他们撤退，并防守同古。孤军深入1000多公里来到同古的第200师，将要面对的是从缅甸南部长驱直入，兵力是200师两倍的日军第55师团。当时仰光已经失守，同古的存亡直接关系到能否制止日军继续北上。而戴安澜在到达同古那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赴同古，与英军第1师长Scott会晤，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敌战法，则亦不知，苦恼之至，今后非由我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

奋勇阻击

缅甸交通的主干道——仰（光）曼（德勒）铁路穿城而过，我们住的小宾馆恰好就在铁路东边，铁路运输非常活跃，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火车“呜呜”地呼啸着从护城河边驶过。以铁路为界，同古分为新旧两个城。

仰光失陷后，联合军手里掌握的兵力，包括第17印度师、第1缅甸师、第7装甲旅以及增援而来的中国第5军、第6军。但是除了中国部队外，英军方面的战斗力已大大下降，而且支援这些部队的飞机也不过150架。

当时缅甸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与中、美两方协商后，对中、英在缅甸部队，作如下部署：以仰曼铁路为界，由铁路以东至泰国边境，为中国远征军防御地区；总数约4万人的英军防守铁路以西。中、英两国军队，分三路布防迎敌，最后计划在彬文那（平满纳）至曼德勒地区，与日军会战，围歼敌人。

占领仰光之后，胃口大开的日本人已不满足这个胜果。军部发命令让15军继续北上追击，为了加强力量，又调第18和第56两个师团前来增援。1942年3月10日，被胜利激励的55师团不等增援部队来到，就向同古及卑谬一线开始追击英军，进逼同古。3月16日，敌机开始轰炸同古，第200师已有轻微伤亡。

3月18日，英缅第1师最后一个旅撤到卑谬。当天下午，日军先头部队推进到皮尤河以南12公里处，但直到此时，日军仍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接替英军防务。200师先头部队在皮尤河给日本人打了一个伏击战。杜聿明从缴获的文件当中分析，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师团。

此时的缅甸战场，多了一位特殊人物——美国人史迪威。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1942年1月4日发电报给在美国的宋子文，请罗斯福总统指定一位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以便着手组建参谋部。宋子文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向美国方面表达对“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这一职位人选的要求：“不需要是远东问题专家。相反，如果他了解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就会用看待军阀部队的老眼光看待现在的军队，因而会不利于指挥作战”。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经过认真筛选，选中了西点军校毕业的史迪威。没想到，一流的中国通史迪威后来与蒋介石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史迪威看来，中国人军事上的弱点在于想依赖持久战而取胜。“中国喜欢将局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的传统，导致了最为严重的军事错误”，史迪威在淞沪抗战前线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侧翼部队不去援助遭受袭击的友军。但是他对中国士兵的战斗素质很有信心，认为他们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只要有好的将领，他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

当戴安澜带兵孤身进入同古时，杜聿明与史迪威满心期待着“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计划：由200师在同古顶住第55师团，英军在卑谬顶住日军33师团。另调第5军2个师、第6军1个师、66军2个师共5个师，在中英坦克支援下，围攻日第55师团，予以歼灭，再进击第33师团。蒋介石也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杜聿明再次赴同古前线，指导第200师加强防御，掩护全军集中主力，进行会战；史迪威则在后方与英方交涉，提供运输条件，高度集中部队。

日军在皮尤河遭到伏击之后，马上增加兵力进行反扑。3月20日，他们出动1000多人，发起进攻，这是双方第一次正式交锋，双方互有伤亡。这场战斗中，日军从马鞍中搜出了标有曼德勒以南中国军队部署的地图。他们才确认中国军队已进入到同古一带。

夭折的会战

想在同古寻找200师的踪迹，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过程。今天的同古对这段历史的“冷”，与“戴安澜”“第200师”在中国的“热”形成鲜明对比。当地华侨告诉我们，同古火车站还是当年那座老火车站，火车站的钢架梁上，还留着当年激战的弹孔的痕迹。这或许是这里唯一能看到的些许痕迹。

可是当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却发现这点小小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同古火车站很小，也很破旧，一些身穿深绿色制服的军人把守在车站门口，戒备森严。原来几天前，同古火车站里发现了炸药，所幸没有爆炸。大家都相信火车站的炸药肯定是克钦族放的——在我们到达缅甸的一周之前，缅甸克钦族叛军与政府军在北部一带交了火，所以火车站成了重点防卫之处，连常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都被清走，只有出示车票的人才能进入火车站。“军人看你们这样的外国人肯定是不会放你们进的，那些复杂的历史他们又不懂，也说服不了他们让你们进去。”一位华人叹了口气说。

我们还是不甘心，在火车站逡巡，看是否还有机会。摄影记者蔡小川发现了车站外有一座铁桥，走上桥站台内的场景一览无余，虽然拍不到车站里的弹孔，能拍一拍车站也算是弥补我们的缺憾吧。这里似乎是军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蔡小川索性越拍越大胆。可是没想到，下桥的时候，军人把我们拦住了。在他的要求下，蔡小川一张一张地把刚才拍到的火车站的照片全部删除。不过小蔡似乎并不沮丧，原来他早有应对之策——晚上他在同古仅有的一家网吧上了网，找到了恢复软件，于是这些照片又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可是陪同我们去的华人小伙子苏伟然却紧张地一直拍着胸，他坦率地告诉我们，缅甸人都很害怕这些军人。

作为先头部队杀入同古的戴安澜部队，却在后来成了一支孤军。虽然他们屡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但战斗进行得越来越艰苦。当3月18日200师在皮尤河沿线与敌人交手时，新22师尚在曼德勒地区待命，因为运输困难，他们要到3月22日才能过曼德勒南下；第96师还在滇西待运。第5军前后分离六七百公里。而第66军还在畹町以东的路上走着。如此一来，曾经设想很完美的会战计划，也无法实施。戴安澜意识到，第200师只有孤军在同古与日军决战。这天深夜，戴安澜写好遗嘱遣人交给其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信里写道：“……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

英国人的表现也令中国人失望。仰光失陷后，英国在缅甸的军政机构撤退到曼德勒东北面的眉苗。这里是缅甸的避暑胜地。缅南溃败之后，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和英国装甲第7旅的残余部队只剩下不到15000人。英军司令部却有1名陆军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名参谋来指挥这支已遭到严重削弱的部队。但是对于下一步目标，这个庞大的参谋部却给不出任何计划，陷入混乱中。无论在史迪威还是在中国人看来，英国人最急迫、最关心的就是继续向北撤，是否能保住缅甸他们好像并不介意。

史迪威也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眉苗，并很快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参谋班子。负责与英军联络的美军梅里尔少校（Frank Merrill）向史迪威抱怨：“没有计划，没有侦察，没有安全保障，没有情报，没有俘虏。”

各自利益的不一样，矛盾也开始产生。蒋介石非常担心自己的王牌嫡系部队被歼，成为英印军的牺牲品。所以当史迪威到重庆请蒋介石批准其他部队立即入缅时，蒋介石指示，只有在同古的第200师陷入危急时，新22师方可为支援调遣，不允许第96师前出到比曼德勒更远地区，并指示史迪威要严格采取守势行动，除非情况危急不得不支援亚历山大。不过蒋介石也采纳了史迪威的意见，同意第66军的第38师前进到眉苗。

在缅甸战场上共同对付日军的中、英、美三方，始终没有解决好指挥权问题。

1942年2月25日，蒋介石下令，入缅作战的第5军、第6军，由第5军军长杜聿明统一指挥，而杜聿明则由时任英缅军总司令赫顿指挥。

3月3日，蒋介石到腊戍参加高级军事会议时，与从美国取道印度前往中国就任的史迪威见面；第二天，蒋介石告诉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叮嘱杜聿明，对史迪威要绝对服从。杜聿明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回到重庆后，不太放心的蒋介石又给杜聿明写了封亲笔信，再次重申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领导的重要性。

3月11日，刚接替赫顿出任英缅军总司令的亚历山大下令，中国第5军、第6军统归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但是亚历山大与史迪威之间，谁享有更高一级的指挥权，却含混不清。

3月12日，中国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当时的设想是还可能出第二路军远征泰越，甚至派出第三路远征军渡海去参加南洋各岛战争的可能，所以第一次的远征军便加上了一个“第一路”的头衔。但是这个名字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被淡忘，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中国远征军”。卫立煌出任第一路司令长官，因为卫立煌未到任，由副司令杜聿明代理指挥，但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与参谋长史迪威相互之间的地位，蒋介石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缅甸战场的指挥权问题，甚至引起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注，他们都希望本国将领能获得对战役的最高指挥权。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军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罗斯福则认为，“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

3月24日，亚历山大飞赴重庆见蒋介石时，蒋介石表示，将在缅甸的全部中国军队仍置于史迪威的指挥下，而亚历山大则全面指挥这些军队。史迪威对此表示同意。于是3月28日，亚历山大在眉苗指挥部告诉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已在渝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之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之指挥。”但奇怪的是，中方参谋团和各部队之间却始终没有正式接到这一命令——英国人和美国人最后都意识到，实际掌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还是蒋介石。虽是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两人所发命令，但全部必须经过蒋介石同意方能实行。纷乱的指挥权之争，也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孤悬敌后

我们的车从同古城向东行驶不久，就到了锡唐河大桥，桥头上照例有军人把守——可见这座桥对现在缅甸的“维稳”仍有重要意义。我们绕过军人视线，转到了桥的东岸。有几户人家挤在岸边低矮的房子里，几个孩子伸出小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这些外来客。这些安宁地过着世俗生活的孩子和他们的父辈不会知道，1942年的3月29日深夜，来自中国的一支英雄部队就是从这里突围而出，沿着东岸向北撤去。略感遗憾的是，我们如今重新踏上的锡唐河大桥上面，并没有当年那些中国远征军英雄们的足迹——3月30日凌晨，第5军军长杜聿明在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的指挥所得知200师安全撤离后，下令将锡唐河大桥炸毁。

持续多日的激烈奋战，已使200师伤亡逾千人以上，部队的战斗力也严重下降；而敌手——日军第55师团因为进攻连连受挫，损失严重，攻击力已达极限，双方陷入胶着状态，都在一面继续苦战，一面等待援兵。

3月25日，日军借助30余架飞机的轮番轰炸，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对同古攻击，两军形成对攻，在同古城里展开拉锯战，逐屋争夺，相距仅30米左右。这时日军飞机不敢在城市再进行滥炸，转而把目标转向锡唐河大桥和东岸。大桥受到损坏，车辆无法通行。

3月26日，日军一方面在地面上对同古展开全面反击，一方面利用他们的空中优势，集中90多架飞机密集轰炸平满纳，以阻止第5军主力南下增援，导致预定的沿仰曼铁路以西对同古之敌反包围攻击受阻。第二天，55师团全力反扑，同古阵地多处被突破，日军还再次释放了毒气弹，所幸中国军队早做防范，没有遭受损失。(www.xing528.com)

此时的史迪威仍在为他的进攻计划筹划着。他一直期望抓住战机，以戴安澜的第200师在同古一带阻击和牵制敌人，新22师和96师迅速跟进，对正面的第55师团实施分割包抄。史迪威一直要求派新22师来，加入进攻队伍。可是新22师迟迟不到，光是让新22师进入阵地，就花去了4天时间，“铁路上是不可思议的漫长等待”，史迪威开始怀疑是在重庆的蒋介石在背后捣的鬼。在美国方面看来，“史迪威两次发动进攻命令，杜聿明将军及其下属不断争辩、分析、找借口、允诺并同意服从命令，但新22师仍按兵不动”。

直到3月27日，廖耀湘的新22师到达同古附近。可是杜聿明仍不同意发动进攻。在中国人眼里，史迪威的举动无疑是让中国军队去冒险送死，是滥用职权好大喜功。

争执不下时，此时，渡边正夫率领的第56师团，正在从仰光赶往同古增援的路上。56师团号称“龙师团”，擅长山地丛林战。师团的全部战斗系列由坦克、装甲车、炮队、汽车、摩托车和步兵团组成，行军神速，火力强大。他们接到命令后，3月19日从新加坡出发，24日到达仰光。之后立即以汽车、自行车行军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向同古疾进。结果先头部队仅用3天就完成300公里长途急行军。

当年戴安澜将自己的部队放在同古的南、北、西三个方向防守，他自己则亲自带领师部守在部队向东的唯一通道——锡唐河东岸。3月28日黄昏，日本第56师团先头部队涉过齐胸深的锡唐河，然后在晚上突袭第200师师部，双方短兵相接，发生了激烈战斗。此时正在城里的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听到河东的枪声越来越紧，随即接到戴安澜电话，得知师部遭偷袭，立即派了两个连赶去支援。双方在锡唐河大桥东南形成对峙。但河东师部与河西城内守军的联系已被切断。

29日凌晨，日军全力向200师指挥部猛攻，与城内炮声互为呼应，至此同古战局陷入危境。杜聿明认为，第200师已经在同古经过了12天的孤军奋战，伤亡达1800多人，而且弹药将尽，给养不济。加之日军增援部队已到，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如此下去，第200师有被全歼的危险。为保全实力，杜聿明决心下令让200师在29号晚上突围。

他的想法遭到仍坚持对敌发动攻击战的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一个在眉苗，一个在瓢背，史迪威与杜聿明在两个不同的司令部里隔着电话发生了激烈争吵，乃至闹翻。史迪威要求杜聿明服从命令，并派他的参谋赶到瓢背监督杜聿明实施他的攻击命令。

杜聿明于是直接找到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力陈利害；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让第200师撤离同古。杜聿明于是不顾史迪威强烈反对，断然下达撤退命令。

因为200师师部与守城部队的通讯联络当时已被切断，所以接到突围命令后，戴安澜派两个缅甸便衣队队员，在29日黄昏潜入城里，将亲笔写的撤退命交给郑庭笈。当天夜间，郑庭笈先派一个营在锡唐河大桥对敌佯攻，掩护主力从其他地方涉水过河。戴安澜则亲自前往河边指挥接应，并最后一个撤离。到30日拂晓，第200师官兵，包括担架上的伤员全部安全撤离同古。

3月30日，廖耀湘奉杜聿明的命令，率领远征军新22师救援200师。他们向南阳车站佯攻，以牵制敌人，掩护第200师撤退。戴安澜指挥200师突围转移时部署周密，指挥得当，全师在行动中连一个伤兵也没有丢失，只有炊事班的伙食担子一度走错路失去联系，后来也全部归队。

等到日军在上午8点50分通过工兵爆破部分城防工事、攻进同古城时，才发现同古已是一座空城。即便敌手日军也不得不佩服第200师的英勇：“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定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日军记录称同古之战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

永远的纪念

来同古之前，就有远征军研究者告诉我们：同古城里有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当年牵头建这座纪念碑的，是一位叫杨伯方的华侨，他也曾是远征军的一员，同古的华人圈并不很大，在当地随便找一个华人打听，就应该能打听得到。

巧的是，我们住的小宾馆旁边，有一家华人开的冷饮店，进去一打听，一位60多岁的老伯立即微笑着说：“这就是杨伯方的家。”原来他是杨伯方的长子杨文博。

当年同古之战伤亡惨重，很多中国战士远征异域却埋骨他乡，于是当地华人在1951年集资兴建了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当时这座碑建在中华学校校园里，不久，缅甸政府不许开办华文学校，将学校收归国有，改为缅文学校。在同古的华人很早就想把碑迁出来，缅甸20世纪70年代也经历过排华，华侨本身处境艰难，迁碑之事遂搁置下来，也成了杨伯方的一个心病。

出生于1946年的杨文博与太太都是第二代华人。自从父亲几年前去世后，杨文博自动承担了与远征军相关的事务。杨文博拿出家里的老照片，上面有一张少年杨伯方与父母的合影——一家人的穿着都显示出当时家境优裕。杨文博说，杨家是河南洛阳人，爷爷当年开了一个榨油厂，家境很富裕，不料某一年杨伯方的哥哥被绑了票，家里被迫付了一大笔赎金，从此家道败落。20岁那年正在高中读书的杨伯方参了军，后来成为新38师的一名汽车兵，参加过仁安羌之战，之后随同部队穿过野人山败退印度。“父亲经常会讲野人山的经历，想起死那么多人，他就会掉眼泪……”

杨文博说，198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纪念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第一次派人前往同古向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敬献花圈时，却被当地教育部门阻止。这更让老父亲耿耿于怀。1992年，杨伯方等人向缅甸最高当局申请将纪念碑迁出重建，经过几年的漫长等待，才在1997年得到批准，2000年3月12日宣告落成。

杨文博带着我们去看了同古福元宫的新纪念碑——这座8米高的纪念碑很孤独地栖身在一个小院子里，与我们之前看到的英军公墓、之后在曼德勒等地看到的日军“慰灵碑”相比太过寒酸。即便如此，据说它已是缅甸境内两座仅有的纪念碑之一了。

历时12天的同古大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日本占领了一座空城结束。战斗尚未结束，中日双方都迫不及待地在各自首都发布战报，都称自己取得重大胜利。渴望捷报的中国媒体马上把同古阻击战升级成为“同古大捷”。同古之战的战略意义随着联军的北撤荡然无存，它固然换来了精神层面的意义，可是自此役，200师这支最精锐的中国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元气大伤。

4月初，来眉苗召开军事会议的蒋介石，还特地到戴安澜自己的住处探望。据戴安澜日记里写，他当时本来都已脱了衣服准备入睡，突然蒋介石敲了门进来了，让他很紧张，起来穿起衣服。听完戴安澜的汇报之后，蒋介石夸奖道：“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第200师撤退之前，缅甸军已经撤退，原来要退到跟平满纳齐平位置的阿蓝庙（Allanmyo）上，但是他们到达那里并没有止步，也没有炸掉桥梁以阻止日军的前进，结果一直退到了80英里外。中国和英国开始互相埋怨，都指责对方暴露了自己的侧翼。中国人指责英国人让200师忍饥挨饿，英国人反驳说戴将军将他的联络官置于后方，结果日军的包围圈把他们切断了。在混乱的指挥下，在互相的指责声中，联军防线继续向北，向北……

按当地人的习惯，提到某个地方时他们会说它在“上缅甸”还是“下缅甸”，分界线就是位于中部位置的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第二大城市，是上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地理位置的重要，使得日军在进攻缅甸之初就把夺取曼德勒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当中国远征军全力以赴准备与日军在曼德勒进行一番厮杀之即，东线腊戍的失守却令他们失去了整个战局。

调整

“下缅甸”基本上是坦途一片。缅甸人少，沿途两旁鲜见行人和车辆，偶尔路过小村庄时会看见有农夫赶着牛在水田里慢悠悠地劳动。不过初看新鲜的田园风光，久了也觉得有些单调。可是一路向北的疾驶中，远远的地平线那端，突然冒出来一些现代化的高楼，鳞次栉比，颇有规模。陪同我们的华人苏伟然说，那边就是缅甸的新首都内比都。它本来是一个小城镇，缅甸政府在2003年几乎是从零开始，在一片荒原上破土动工，兴建总理府、政府各部办公楼、市政厅、医院……为了增加吸引力，政府下一步计划还要建高尔夫球场和一些别墅式宾馆。

这个叫“内比都”的新都城，其实就是中国和日本战史反复提及的地方——平满纳（Pyinmana，也译为“彬文那”“彬马那”等）。平满纳大体位置在仰光和曼德勒中间，处于锡唐河谷的狭长地带，战略地位重要。缅甸政府大概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做出迁都的重大决定。

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指挥部，也将对日军发动第二次会战的地点，放在了这里。

当200师在同古成功突围转移后，远征军指挥部便提出第5军主力在平满纳附近准备会战的第二次会战计划。3月31日下午，杜聿明在瓢背军部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先用一部分力量利用斯瓦河两岸以及以北之森林狭长地带牵扯敌人，以主力在平满纳占领阵地，对抗来犯的日军第55师团。在作战命令里，杜聿明制定的战略目标是，“依火力摧毁敌人，转取攻势，将敌包围而歼之”——远征军指挥层显然对这次会战寄予很高期望。

这个方案也得到了亲赴缅甸视察军情的蒋介石的同意。4月7日，蒋介石在眉苗召开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军情，再一次要求集中主力在平满纳与日军决战。为此，他还决定增调第66军的两个师——新编28师和新编38师入缅，位置在曼德勒至腊戍之间，为机动部队。如果说先头部队第200师是因为立脚未稳便遭遇强敌不得不撤退的话，现在的中国远征军则希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主动姿态迎击日军。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对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层做了重新调整——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接替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自此以后，与史迪威出面打交道的，便是罗卓英。杜聿明与史迪威之前因同古之战意见不合，已产生激烈冲突，蒋介石大概也是想通过此举回避两人矛盾。可是从后来的结果看，他的一番苦心收效甚微。

随着战事的进展，史迪威与在缅甸一线的中国将领们冲突甚多。比如，史迪威发现，中国的指挥官不像西方那样，是体制化军队的一员，所以“忠诚”只是针对领袖个人，而不是在一个指挥等级中对上级的服从。结果师级将领甚至团级上校都可以直接接受蒋介石、而不是其上级命令。战争理念也迥然有别——在同古，亚历山大不解地问杜聿明，他前一天还看到的那些经过伪装、并且很好地放置于炮位的野战炮哪里去了，杜聿明回答：已把它们撤到安全地带了。亚历山大很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让那些炮参加战斗？杜聿明回答：“第5军是中国最好的部队，因为它是唯一有野战炮的部队，所以我不能冒险使用这些炮。如果失去了这些炮，第5军就不再是最好的了。”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不愿意大胆进攻，他们受蒋介石影响，认为对日防御要三比一，进攻则要五比一。高级将领之中，似乎只有孙立人不相信这一点。

也正因为此点，史迪威对一直在背后遥控指挥的“大老板”蒋介石也越来越不满。

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不明白守住曼德勒的唯一办法便是在同古揍日本人”。在史迪威看来，如果不是蒋介石一直阻止新22师，那么在日本人第一次包围同古的时候就可以切断包围。

史迪威对于蒋介石能力及人品的不屑与蔑视，或许是对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最具伤害的元素。在日本人攻占仁安羌、斯利姆下令炸毁油田的那一天，史迪威接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信，命令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个西瓜。在史迪威看来“联军最黑暗的时候”，蒋介石却下了这样一个指令，这使他对蒋介石的蔑视无以复加。

4月1日，史迪威到重庆见蒋介石，以辞职相要挟，要求蒋介石“单独拨出一支军队专归我指挥”——不过深谙中国情况的史迪威也在日记里承认：“要让他们把一两个军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很信任的洋鬼子，那还是太勉为其难了。”因为同古之战的冲突，史迪威还向蒋介石告了廖耀湘的状，认为他的新22师不听作战命令，失去三次反攻机会；他也当然没有放过指责杜聿明的机会。

罗卓英上任后，蒋介石向史迪威表示，让罗卓英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表示满意。学者徐康明认为，这样的设置，“在中国远征军本来已经重重叠叠的指挥系统中又增加了一个层次，不但没有改进，反而进一步降低了”。不光如此，中国军队内部，司令官罗卓英与副司令杜聿明和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团团长林蔚之间，也经常意见不和，第66军军长张轸后来就抱怨，不知道该听谁的意见。

此时的蒋介石还想维护与史迪威的关系。4月5日，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罗卓英一起到了缅甸。蒋介石先是向亚历山大保证，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有绝对支配权；然后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说，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史迪威指挥。这一天，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微笑着手挽手合影以供报纸发表。

蒋介石还答应发给史迪威一枚用篆体字刻着他正式头衔的大图章，以确认他的权力。只有盖这样图章的文件才有效力，否则，史迪威的命令只能算建议。一周后，史迪威果然收到图章，但印章的铭文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赴缅远征军总司令”，也没有附上表明他有奖惩权的信件。新38师的指挥官在战后说，不管蒋介石在眉苗是怎么表态的，印章中的“参谋”表明史迪威仍是“顾问”而非指挥官。

其实史迪威与英国人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同古撤退以后，眉苗的指挥所里气氛更加恶劣。史迪威的美国参谋官尽管没有参战，但对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表现都嗤之以鼻；而英军则公开讥笑“史迪威的中国战”，认为目前一切糟糕现状的起源都在于美国由于大意而失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

放弃

曼德勒市中心有一座看起来很有气势的王宫，深红色的城墙，有点像北京故宫的格局，只不过规模小一些。虽然当地华人告诉我们，这个“故宫”其实完全都是新的，旧王宫早在二战期间被毁，只剩下外围的大框架，战后在此基础上恢复重建了这座王宫，但是我们还是想进到里面看一看。没想到，这里也成了缅甸政府重点防范之地，我们顶着烈日好不容易过了护城河走到城墙入口时，几个军人又拦住了我们，他们咕哝着几句缅语，见我们不懂，又指指身后的牌子，我们才看见“外国人禁入”的字眼，然后示意我们过桥、撤到护城河的外面。

眼前这条安静美丽的护城河，却见证了1942年4月3日日军轰炸曼德勒后的惨烈景象——当天有400多人被炸死，很多尸体被炸飞后落在了这条河里，大部分公务人员和居民都已逃离，没人管的尸体散发恶臭。城里，火车站和医院被炸毁，街道大片被烧，甚至到4月8日，蒋介石来曼德勒视察时大火还在某个地方继续燃烧。看到这幅混乱不堪的景象，蒋介石在给丘吉尔的信里难以掩饰他的失望甚至愤慨：“在我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哪里像缅甸战区这样令人可悲地毫无准备、混乱和糟糕。”

这一天的空袭，只是日军攻占曼德勒行动的开始。曼德勒很早就是日军觊觎的目标。早在1942年3月7日，日军攻陷仰光的前一天，被一路势如破竹的胜利所鼓舞，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就下令进攻曼德勒，并要求在5月底完成作战任务。

在眉苗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将曼德勒的防卫，交给了第66军的新38师。他任命师长孙立人为曼德勒卫戍司令。眉苗会议之后，蒋介石在孙立人的陪同下，还视察了曼德勒的防务部署。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孙立人，曼德勒在缅甸战场的战略地位，如同南京在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一样。孙立人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曼德勒地图，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于是新38师主力在4月7日乘火车开赴曼德勒。

当时在曼德勒附近集结的中国远征军，至少有6个师以上。东侧靠近泰缅边境有三个师，西线有亚历山大统率的英印军第17师、缅甸军第1师和英国第7装甲旅在卑谬一带。面对这三面列阵防御的联军，想直攻中线的曼德勒，日军方面也知道，无论从兵力还是从战略上来讲，都是不可能的。第15军司令长官饭田决定兵分两路，占领军事要地。于是第33师团一路向西进攻仁安羌和勃生飞机场；第55师团沿中间一线向北进攻同古飞机场。

顺利完成第一步战略目标后，日军第15军团又为占领曼德勒，制定了更详细的计划：一、第56师团的机械化兵团，从同古正北挥进，朝着中央战线及东部国境之间的腊戍向北推进，攻入中国远征军第5军与第6军之间，将联军切断；二、第55及第18两师团向中央战线北进；三、第33师团进攻西北方的仁安羌油田；四、最后将这三路军队向曼德勒包围联军主力，预备加以歼灭。4月初，日军按既定计划，从左、中、右三路继续向北推进。

另一方面，中国远征军的“平满纳作战计划”也开始启动。廖耀湘率领的新22师率先在斯瓦河与日军展开作战，按照整体作战目标，他们的任务是要不断消耗敌军，掩护主力准备会战。新22师在斯瓦河一线与日军战斗半个多月，将日军主力逐步吸引到第5军主力在平满纳的设伏地区。第5军已按照之前的部署准备完毕。

4月11日，罗卓英正式就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接掌部队指挥权。杜聿明专任平满纳会战总指挥。此时，第5军只待一声令下就转入反攻，准备打个胜仗，扭转局势。

可就在这时，东、西两线的作战情况却急剧恶化起来。

英缅军在4月1日放弃卑谬后，主力后撤到阿蓝庙一带。因为中国军队主力都集中于中路作战，所以中方请英缅军固守阿蓝庙，以掩护中国远征军的右翼。而日军执行左路作战的，正是占领了仰光的第33师团。4月7日，日军占领了阿蓝庙，早已丧失斗志的英缅军则一路后退。几日后又惊惶失措地在仁安羌被围，被解救后的英军有如惊弓之鸟，不断后撤，已使中路平满纳地区的中国远征军右翼完全暴露给日军。

中国远征军的左翼、也就是东线，按原计划，由第6军暂编第55师主力集结于黑河附近，防止敌军沿毛奇公路进攻东枝。可是自从第200师撤离同古之后，4月初，东线只有暂编55师当作公路警备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配置于毛奇、包拉克、垒固、东枝、黑河等地，高度分散，防线极端薄弱。

而这一路，遭遇的是以行军神速著称的日军第56师团。他们将主力集中在同古，先是派出一小队伍试探，4月9日占领毛奇之后，得知中国军队在东线的防卫薄弱，遂以主力组成快速纵队投入战斗。暂编55师本来就战斗力很弱，如此一来，被冲击得四零八散。4月18日，远征军司令部已联络不到暂编55师。如此一来，在中路平满纳准备会战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不仅左、右两翼都处于没有掩护的状态，还有被敌人截断后路、包围歼灭的危险。

当时，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一、继续平满纳会战，努力击破敌军一路，以解危局；二、彻底脱出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东北，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作战。因为电话不通，林蔚星夜派代表到瓢背通知罗卓英。史迪威与罗卓英思考再三，原则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种方案。可是在具体战术上，他们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东北的方案，而是决定将防线放在平满纳稍北一点的梅提拉一线，准备曼德勒会战。据杜聿明回忆，这个方案遭到了他的反对。他认为，这个计划的结果，是将第5军、第66军分布于长达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东枝、眉苗，“我不同意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相持不下，又时间紧迫，最终杜聿明还是服从了罗卓英。

4月18凌晨，罗卓英正式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至此，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准备的平满纳会战夭折，中国远征军又一次失去了扭转战局的重要战机。而是否该放弃平满纳会战，也是当年远征军失败后争论不已的一个核心问题。

溃败

日军占领仁安羌、平满纳和罗衣考之后，继续其势头向北推进，试图在缅北一带包围中英联军以歼灭之。中国防线开始频频告急。最致命的，则是东线的崩溃。

日军负责右翼进攻的，是渡边带领的日本第56师团，它们拥有日本陆军仅有的三个机械化师团之一。他们早在3月24日开始在仰光登陆，并于3月28日加入同古第55师团方面作战。他们准备利用自身的快速战力，从正中央突破中国军的两个军团，一鼓作气占领曼德勒与中国云南之间的交通要地腊戍，切断中国军退路。

值得一提的是，远征军指挥部似乎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左翼遭遇到了这样强的对手。宋希濂在《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一文中提到：“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沿着滇缅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了实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所以远征军对东线的布防，也掉以轻心。负责这一线防守的是第6军，他们不仅部署分散，而且军主力三个师都成为守备部队，机动性受到严重限制。同古之战之后，无论是杜聿明、林蔚还是史迪威、罗卓英，在布置平满纳会战时，都没有意识到同古失守后，至毛奇的公路已经门户洞开。而本来就是一支杂牌部队的暂编55师又被分散防守，更加削弱了作战能力。

4月19日，暂编55师各部分散投入战斗，被日军第56师团各个击破。师长陈勉吾逃往山区，总部一直无法与暂编55师取得联系。愤怒的史迪威要求处决陈勉吾或者将他送交军事法庭。4月20日，罗衣考失守。第6军军长甘丽初见难以扭转危局，率军部和直属部队北撤到河邦。

攻下罗衣考之后，日军第56师团就地稍事整顿之后，先遣搜索联队在当天下午以每小时六七十公里的速度北进，次日上午到达河邦。已无斗志的第6军立即溃败，军长甘丽初感到后援不到，兵力空虚，竟然在4月23日弃守雷列姆，仓促向东北方向撤退，一直退过萨尔温江。

中线作战的第5军也越来越被动。4月21日，第200师奉命向东枝进发，进击从罗衣考北进的日军。经过一番激战，4月24日晚上收复了东枝。据杜聿明回忆，当时他的想法是尽快带兵向雷列姆前进，以断绝正在进攻腊戍的敌人后路。而林蔚来电，也叮嘱他：“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杜聿明正在部署时，又接到罗卓英命令，让他带领军部回师西南，向曼德勒方向集结。

原来此时的罗卓英和史迪威又准备实施“曼德勒会战”计划。本来经过一番苦战，在4月25日收复了东枝，可是因为日军已经绕过东枝，向东北方的雷列姆北进，死守东枝已无意义。第200师于是在4月26日放弃前一天刚刚收复的战略要地——此时的远征军指挥者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东线作战的是危险的日军第56师团。

由于第5军主力西调，罗卓英又拒绝了参谋团关于派第66军新28师和军直属部队到雷列姆方向掩护腊戍的建议，致使日军第56师团放心大胆地从中线单独深入。他们占领了雷列姆之后，集中各联队的卡车400余辆，利用缴获的700多桶汽油，以10辆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分两路北进，对腊戍形成夹击之势。

远征军指挥部曾千方百计想堵住缺口，重新集结，按原计划重新部署已混乱的军队，但是溃败已经势不可挡，没有几个中国部队是在他们应该在的阵地上，而且因为没有卡车，也无法将士兵运到这些阵地上。火车抛锚了，指挥官联系不上了，军纪已经完全涣散。

逃亡

曼德勒以南40公里，有个小城皎克西（Kyaukse）。1942年4月25日，罗卓英、杜聿明与史迪威、亚历山大在这里举行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这一次，中、英、美三方终于难得地达成一致意见——全部撤退。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被日军包围前迅速撤退。在东线，已经不完整的甘丽初第6军、驻东枝的第5军的第200师，以及刚刚沿滇缅公路进入缅甸的两个师，可以退到中国境内；亚历山大和史迪威则负责将中线一带的英缅军、中国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的新22师以及余韶的第96师，通过曼德勒撤出，然后到达伊洛瓦底江西岸；之后英军可以撤到印度，中国军队则通过密支那北上。

当天深夜，斯利姆指挥的英缅军第1军团即开始向伊洛瓦底江一线后退。日军第33师团正在沿钦敦江北上，斯利姆必须要抢在他们前面，带领剩下的13000人向西越过钦山，赶到印度边界。

56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为了攻占腊戍，以在4月29日天皇裕仁生日这一天向天皇“献礼”，他下令停止军需品的运输，集中全部车辆运送作战部队，全力向腊戍突进。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绕过了东枝，在平原地带，以一天120公里的速度，向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后方基地腊戍长途奔袭。

4月27日，当56师团已接近腊戍时，罗卓英仍然下达了曼德勒作战计划。第二天，占领西保的日军沿铁路向曼德勒前进；这样，不仅腊戍非常危急，曼德勒也面临危险。4月28日，不得不决定弃守曼德勒。

腊戍是缅甸东北部的一个交通要冲和货物集散地，抗战期间是滇缅公路与缅甸铁路衔接的枢纽，又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总后勤基地。4月29日，日军第56师团到达腊戍，仅经数小时的攻击，腊戍完全陷落。腊戍的迅速陷落，让仍在曼德勒一带集结的部队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日军也在其战史里评论：尤其对于一向在战争以前必先安排退路的中国远征军，其东边退路要站腊戍被日军夺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从曼德勒往北去的路上，挤满了卡车、弹药车以及塞得满满的难民军。大撤退的人群就这样在尘土、热浪和恐惧中行进着。日军飞机不时盘旋空中，用机枪朝下面公路扫射。

滇缅公路被截断，右线已经溃败；有一支日军部队攻下了曼德勒西边的望濑（Monywa），这里离盟军指挥所瑞波（Shwebo）只有60英里，已经危及英军撤到印度的路线。英军必须赶在日军第33师团之前到达钦敦江上的加里瓦（Kalewa）渡口。

伊洛瓦底江从曼德勒的西边流过，江上横跨着一座有16跨的铁路公路大桥——阿瓦（Ava）桥。它是中、英军队从曼德勒向西撤的必经之处，因为只有这座桥能承担坦克、辎重以及大量部队过江。英国人早在1942年2月就装好了炸药，留作不时之需。听到日军攻占腊戍消息之后，斯利姆下令炸毁大桥。当天晚上，最后一批散落的难民和英军通过大桥后，桥被炸毁。“一声巨响，这座桥在4月30日23时50分被炸掉，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既是一幅可悲的情景，也是一个信号，我们丢掉了缅甸。”斯利姆后来回忆。

正面攻击曼德勒的，是日本第55师团及增援的第18师团，第55师团经过厮杀，已有所疲惫，但是第18师团在攻占新加坡之后，休整了两个月才踏入战场，战斗力旺盛。但是18师团师团长牟田口起初对中国军队还心存忌惮，“颇有不敢一战的恐惧”——日军后来在其战史里说，他们深知蒋介石早下决心，要在缅甸战场痛击日军，为此将中国远征军交给素称英勇的罗卓英。此番中国人肯定不会白白将曼德勒拱手相让，他们认为肯定要面临与中国军队的一场苦战。但是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的对手已经放弃了曼德勒。局势发展之顺利，也大大出乎日本人的预料。5月1日，第55师团就轻易地攻进了曼德勒。

西路进攻的日军第33师团，因为仁安羌之役还受到了15军司令官的奖励，他们马不停蹄，继续北上，占领了孟拱，如此一来，中国军队向印度的退路被切断。5月10日，日军突破英军后卫，突入加里瓦河谷，英军的重武器来不及运走，被弃置于江边，士兵仅带着随身轻武器逃跑。英军在撤退途中已溃不成军，队伍稀稀拉拉地前后近150公里长。5月16日，英军先遣队终于蹒跚着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达武镇，最终有12000名官兵到达印度。据英国方面的资料，在长达900英里（约1450公里）的撤退途中，有13000多名英国、印度、缅甸和廓尔喀士兵丧命，还有75万难民在撤退途中死去。

打得兴起的樱井第33师团，又派出一个支队，将孟加拉湾边的小城、缅甸唯一残存的海港阿恰布（现称“实兑”）也占领了。至此，日军在西缅甸的征服大功告成。志得意满的日军为此还建了一座“战胜纪念塔”。有参谋提议，依照武士道精神，也要为阵亡的英印军吊祭，所以他们在纪念塔旁也建了一座“英印军无名英雄之墓”。没有想到的是，1945年，当英军又打回到这里时，看到这个墓地，大为感动。总指挥官蒙巴顿还下令调查建墓地的有关人员，想在战后加以礼遇。也因为建了这个墓地，第28军（33师团长樱井省三后来成为第28军司令）后来放下武器时，还受到一定优待。

分歧

1942年4月30日上午9点，东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6军军长甘丽初接到罗卓英下达的撤退命令。此时，腊戍已被占领，向北的退路被日军截断，原计划回中国境内的目标已不可行，甘丽初决定向泰国、缅甸、老挝边境的景东（Kengtung）方向转移。

这一路遭到了日军第18师团的追击。5月12日，他们追到了萨尔温江西岸塔科，第6军退到了萨尔温江东岸。在这里，第6军虽屡次打退与日军签订协同作战协议的泰国军队的进攻，但已三面受敌，而且景东一带地形平坦，无险可守，以不足的兵力难以守卫。甘丽初直接向蒋介石和参谋总长何应钦申述意见，获准“放弃景东，退入滇南，以巩固国境”。第6军后来从景东撤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后，全军仅存6000余人。回国后不久，甘丽初被免去第6军军长职务，暂编55师的番号也被取消。

撤退令下达时，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中路。因为仰光—曼德勒铁路沿线是缅甸战场的重心，敌我双方都在此投入主力部队。在此之前集结于此、准备打平满纳战役的第5军也陷入被动。根据命令，5月1日，中国远征军各部全部撤到伊洛瓦底江以西、以北地区。

大撤退开始时，已是一片混乱。史迪威与罗卓英率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人员由瑞保乘火车转移到甘巴罗。按原计划，他们利用火车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据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记述，“5月1日史迪威醒来后发现，总司令罗卓英将军已经逃往密支那机场去了”，称“他（罗卓英）拿着枪征用了一辆有17节车厢的机车，在走了25英里之后，这辆未编入行车计划的列车跟另一辆车撞到了一起，结果铁路中断了两天”。他们开始徒步前进。5月5日，他们从曼西开始徒步向西往印度方向转移，与第5军和第66军的大部分完全分离。

此时的杜聿明正带领第5军的第200师、第96师及第6军的新38师近3万人撤退。据他回忆，起初他们徒步轮流掩护史迪威与罗卓英撤退，“始悉史、罗于3日前，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杜聿明派参谋长罗又伦追赶未果。

5月7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指令，要第5军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可就在数万中国大军开始向密支那退却时，敌人第56师团的坦克部队在空中配合下，一举拿下了防守空虚的密支那。5月8日，行进途中的杜聿明收听到了日军广播，得知密支那已被日军攻占。其实当时占领密支那的日军不到一万人。而这蜂拥而至的中国远征军的兵力此时还远远优于敌方。如果当时杜聿明决心以死拼，突出重围、把部队带回国内也并非没有可能。可是接二连三的失败使杜聿明有点英雄气短，下不了决心。

此时罗卓英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即英帕尔）东150公里之温藻浜撤退。实际上这是撤退到印度的线路。是继续听蒋介石之命回中国，还是遵从罗卓英之令撤印度，杜聿明徘徊不定。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议后，决心按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5月9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在英多召集新22师师长廖耀湘、第96师师长余韶、新38师师长孙立人开会研究部署突围。杜聿明决心放弃从密支那正面突破的计划，选择了从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会议之后，立即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撤退。这些部队后来所遭遇的惨烈故事，在此后几十年中被不断提及。第5军的新22师和第96师艰难北撤，但由于蒋介石命令多变，他们不断改变行走方向，后来靠着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空投粮食才得以存活。新22师的幸存者在7月和8月经由利多到达印度，而第96师残部在忍受了超乎想象的困苦后翻山越岭，经过赫茨堡回到中国。

在一个短暂的晴天，一架执行任务的美军侦察机偶然在丛林上空发现了烟火。那是一群中国士兵正在熏马蜂。于是天黑之前一队美军运输机飞到这里，投下了许多降落伞。这些物品中不仅有食物和药品，还有雨衣、帐篷和一架电台。受尽磨难的士兵们绝处逢生。这天晚上这支失踪已久的孤旅终于同外界恢复了联系。据说就在接到空投食品的那一天，就有几个士兵因为一口气吃得太多，撑死了。

唯一不同意杜聿明方案的，是新38师师长孙立人。5月10日，新38师主力到达英多，对八莫、密支那方向的日军布防。击退了日军几次进攻之后，5月13日，面对增援而来的敌人，孙立人认为掩护第5军北撤的任务已经完成，如今新38师孤军落后，粮弹补充断绝，眼看雨季就要来临，北撤回国路途遥远，不但要翻越山高林密、荒无人烟的野人山，还要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线。孙立人毅然决定带领新38师撤往印度。当天晚上，他便指挥部队迅速脱离温佐战场，向西北山地日夜兼程行进。

新38师摆脱日军追兵后，进入缅印边境的山林地区。为了避免官兵在茫茫林海中失散，孙立人下令用绑腿和背包带前后拉成一条线。为了辨别方向，他又派士兵爬到最高的大树上，根据太阳的升落测定方向，在原始森林里艰难地行进。直到后来找到几个当地人做向导，才顺利走出密林，摆脱了日军的围追堵截，6月8日，新38师全师退到印度英帕尔。在中国远征军各部中，新38师是唯一保持完整建制撤退的一个师。

悲途

当罗卓英下令撤退时，戴安澜的第200师也在东线，已陷于孤立，所以罗卓英起初令第200师归第6军军长甘丽初指挥转移。如果东渡萨尔温江退到景东，只需要通过一条河流和一条公路，路途近，敌军少。

但是戴安澜却没有选择向东去的路。他想率队北上追赶第5军主力，然后寻找机会带部队回国。后来有人分析，杜聿明于戴安澜有知遇之恩，戴安澜一直都是杜聿明最倚重的属下，所以戴安澜还想让200师归还第5军的建制。虽然此时的杜聿明也下达指示，让他向东转移，但戴安澜还是决定北上。

这是一条非常凶险的路：穿过原始森林，渡过南渡河，越过曼腊公路和铁路，要经过五道封锁。第200师避开交通要道，走小路，穿密林，顺利地通过了公路，沿途又会合了几支打散的队伍。

5月18日夜大雨滂沱，行至西堡至摩谷公路西南侧森林、正准备越过公路时，他们突遭拥有装甲车的大批日军猛攻。戴安澜亲率599团向敌后迂回，想迅速将敌击溃。当时正值夜暗大雨，处于密林当中，前面过去了三个团，戴安澜带着参谋长赶过去，现场一片漆黑，戴安澜喊前面那个团长的名字；日本人听到声响，朝着声音打过来，戴安澜中弹受伤。

经过两天的激战，戴安澜率部突出重围，但代价惨重：他本人胸腹三处中弹，全师伤亡过半。警卫员在突围中跑掉了医药包，而戴安澜的伤势在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中更加恶化。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军，戴安澜一直在担架上带伤指挥。行进途中，戴安澜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一天，部下问戴安澜，部队下一步往哪里走，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指了指瑞丽，示意部队从此回云南；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戴安澜当众叫来200师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郑庭笈，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戴安澜的部下在到达瑞丽江畔的茅邦村后停留了两天。“下面人找了点米为父亲熬了点粥，父亲刚喝了一口，看看左右的士兵都没有吃的，又把粥放下，让周围人喝。”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说。1942年5月26日下午，在距离中国云南仅100公里的缅北茅邦村，弥留之际的戴安澜叫来担架旁的随从替他整理了仪容，并扶他坐起，向北——中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38岁的戴安澜永远闭上了双眼。戴安澜去世后，部队按照他预先指定的路线回到了云南。7月，戴安澜“回”到了数月前出征的昆明，许多民众自发站立街头、拭泪致哀。第200师在战斗中伤亡1800人，而在撤退中伤亡3200人，入缅时的9000兵力，回国时仅剩一半。

20世纪70年代末，为编一本有关父亲的书收集材料，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曾经专门去北京，到杜聿明家登门拜访。戴澄东回忆，杜聿明特别特别谨慎地打量了他好久，只是和他寒暄些家常事，可是对远征军的事提得甚少，也不多谈他跟戴安澜的关系。

史迪威在罗卓英弃军入印后，谢绝了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专门派来接他撤离的运输机。他让飞机载走了部分参谋，自己则带领一批人员向北转移了60英里，到达了温托（Wuntho），试图绕过被阻断的铁路。从5月6日起，史迪威弃车徒步西行，他带着一路上收容的医护人员、英国官员、新闻记者和平民等各式各样的人员行进。年过六旬的史迪威坚持走在队列前面，采用的是每分钟105步的标准部队速度。

因为铁路堵塞，史迪威带着一群人先沿着公路走，公路没有了就沿小路走到钦敦江的支流乌尤（Uyu）江，然后乘木筏顺流抵达两江交汇处。5月13日，这支队伍赶在日军之前，在霍马林（Homalin）穿过钦敦江，继续向印度的英帕尔行进。史迪威选的这条路路途艰难，很少有人走，同时可以避开难民。

在他的坚持下，5月20日，一段时间失去音讯的史迪威终于到了印度英帕尔，跟随他的人一个都没少。他体重减少了近10公斤，他本来身材就消瘦，现在已经不能再瘦了。他的手在颤抖，皮肤由于黄疸而变得蜡黄，眼眶深陷。5月24日，史迪威到达印度德里。在记者会上，倔强的史迪威说：“我认为我们被狠揍了一顿。我们被赶出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查找原因，并回去重新夺取缅甸。”

也险些命丧于野人山的杜聿明，终于带着部队在1942年7月25日来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雷多附近。此时距5月10日从缅北的分兵北撤，已经历时两个半月。新22师入缅时有9000人，在各次战斗中伤亡2000人，在撤退途中却伤亡多达4000人，比战斗减员多一倍。在印度，心情最复杂的恐怕要算杜聿明了。在回重庆述职之前，杜聿明把手枪交给廖耀湘师长，叮嘱他说好好练兵，反攻缅甸，“报仇雪恨的事就拜托你了”。离开印度之前杜聿明更是在几千官兵面前泣不成声，连称“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死难的弟兄们。野人山里那么多咱们弟兄的遗骨，就托付给你们了”。

1942年8月5日，杜聿明从印度飞回昆明，向中国入缅军参谋团报告中、英军队撤到印度的情况：“一、所有在缅英军早已安全撤至印度，其到达印度时间在新38师之前；二、第5军军部及新22师在极困难情形下，奉委座电令后始向印度转进；三、各部队除落伍者外，已全抵雷多附近；四、新38师约4000人；五、新22师约2000余人；六、军直属队约1万人；七、整训地点在蓝姆伽；八、新38师已到蓝姆伽。新22师及军直属队均在铁路输送中。”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各部的撤退至此完成。入缅军10万人损失5万余，其中三分之二死于撤退途中。

1942年5月26日下午，在距离中国云南仅100公里的缅北茅邦村，弥留之际的戴安澜叫来担架旁的随从替他整理了仪容，并扶他坐起，向北——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38岁的戴安澜永远闭上了双眼。

1942年3月3日，正在缅甸腊戍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与军长杜聿明等，在一天之内被从昆明赶来的蒋介石数次紧急召见。戴安澜得到命令：200师作为先头部队火速开往同古。

“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的部队在当时也属于精锐部队，蒋介石很想派这支精良部队打通滇缅线，把这条运输线保下来，也在盟军面前树立中国军人的形象。”戴安澜的幼子戴澄东回忆。

戴安澜是安徽无为人，据戴澄东介绍，戴安澜7岁入私塾就读，14岁拜桐城派学者周绍峰为师，古汉语基础很好，深得周先生的青睐；后来他还在陶行知创办的安徽公学学过半年，也颇受新思想与新文化影响。20岁的戴安澜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不久又考入黄埔军校。

戴安澜是靠着战场上的一个又一个功绩赢得军人的尊严与信任的。“从长城会战、华北会战，一直到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父亲都参与了，他的职位也从团长、旅长到师长，可以说，都是他一个个打下来的。”

戴安澜又绝不仅仅是一介军人。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戴覆东是戴安澜的长子，少年戴覆东曾与父亲住在军营里。戴覆东回忆，他在房间这头做功课，父亲在那一头看书；小戴覆东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睁眼醒来，却见父亲还在灯下看书，第二天又照例去部队视察。黄埔军校毕业后，戴安澜又自学代数，当了团长以后，又让部队里的大学生教其两年多英语，戴安澜后来还在日记里记下这一细节，戏称“枪炮声交响曲”。

到达缅甸时的戴安澜已能和英军交流。戴澄东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戴安澜被蒋介石叫去开会，但却迷路了。后来看到一辆很好的汽车开过来，戴安澜以为是英军方面的汽车，于是走上前用英语问路。谁知对方回答：“老戴，你疯了？”仔细一看，坐在车前的是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蒋介石与宋美龄端坐其后。“父亲就是这样，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确保中国战时“输血动脉”滇缅路的畅通，中国派出了10万将士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赴云南中缅边境临战待机。3月4日，戴安澜的200师成为第一批孤师入缅的先头部队。

同古是阻击日军北侵的军事重镇，3月20日，日军精锐的第55师团共4万余人在重炮、坦克等先进武器的配合下，向同古发起猛攻；而戴安澜师仅1万余人。在歼灭500日军后，日军又增派出两个师团分三路围攻同古。22日，切断了200师与后方的唯一通道。

3月22日深夜，戴安澜见日军近来攻势更加猛烈，而援军仍远在数百公里之外，形势已十分严峻，戴安澜当即写好遗嘱遣人交给其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亲爱的荷馨：余在此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服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

由于后援不济，孤军被困，200师被迫放弃同古，但却以9000余人抗击2万日军达12日之久，歼敌4000多人，是日军自南侵以来遭遇的首次重创。蒋介石称赞：“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据戴澄东介绍，日本战史研究会也感慨，“对面的200师从上到下斗志旺盛，撤退时连伤兵都带走”，这种精神气节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同古保卫战之后，远征军当务之急是攻击棠吉。“但英军的想法跟中方不一致，他们既想打退日军，又想保存自己实力，把中国军队顶在前面”，原定的共同防御，结果英军擅自放弃西线要地。日军趁机突破棠吉，远征军回国的道路被切断，史迪威决定退向印度，远征军一下子群龙无首，戴安澜果断决定带200师北上回云南。

戴安澜面对的形势极度凶险：穿过原始森林，渡过南渡河，越过曼腊公路和铁路。“父亲的部队要经过五道封锁”。王楚英回忆，5月18日夜大雨滂沱，行至细保至抹谷公路西南侧森林、正准备越过公路时，突遭拥有装甲车的大批日军猛攻。戴安澜亲率599团向敌后迂回，想迅速将敌击溃。

经过两天的激战，戴安澜率部突出重围，但代价惨重：他本人胸腹三处中弹，全师伤亡过半。警卫员在突围中跑掉了医药包，而戴安澜的伤势在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中更加恶化。

1942年5月26日下午5点40分，一代名将戴安澜在他人搀扶下，面向北方凝望片刻，永远闭上了双眼。

“父亲去世后，部队抬着他的尸体，按照他预先指定的路线回到了云南。”在滇缅边境，一位老华侨得知戴安澜去世的消息，专程赶到部队，执意将一口为自己准备的楠木棺材献出。7月，戴安澜“回”到了数月前出征的昆明，许多民众自发站立街头、拭泪致哀。

戴安澜牺牲时年仅38岁，他最大的孩子戴覆东那时只有13岁。“我大哥那时在贵阳上中学，有一天正在操场玩双杠，有同学拿报纸过来问，戴安澜是不是你爸爸，然后说你父亲阵亡了。大哥一听，一下子从双杠上跌落下来。”

成长于国家多难时期的戴安澜，有着一份超乎寻常的民族精神。戴澄东说，如果按辈分，他们兄弟几个应该是“恒”字辈，但父亲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取了“覆东”“靖东”“澄东”之名，唯一的女儿取名为“藩篱”——“父亲的意思是，女孩子不能出去打仗，那就在家把自己的家园守好”，那种民族之情深沉而强烈。

戴安澜去世后，毛泽东远在延安亲撰挽词：“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也双双为戴安澜写了挽词。1942年，为了表彰戴安澜在滇缅战场的巨大贡献，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军团勋章，戴安澜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抗日战争中获此勋章的第一位中国军人。

在出征缅甸时，面对欢送的民众，戴安澜微笑着留下这样一句话：“为民族战死沙场，男儿之分也。”戴安澜也用生命，实践了这样一句承诺。

1947年，时任国民党新1军50师师长潘裕昆（中，手叉腰者）

1947年6月，时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孙立人（前排左二，叉腰者）

1947年夏，长春大学运动会足球赛请潘裕昆主持开球

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大批国民党人员和家属搭乘军用运输机逃离沈阳

对于沈阳，晚年的尤广才交织着诸多复杂的情绪

1947年的新1军中将军长潘裕昆

晚年的赵振英，时任国民党新6军14师40团一营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