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中国的血与火》-沙盘上的命运

“一寸河山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80年，可惜我们仅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2至第9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5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3和第4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飞机），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地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了5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沿江平原上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作战，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并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以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三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蕰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一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和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录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空军：拉开战幕

一场台风刚刚经过中国的东海，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及苏浙地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流下。这一天的上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本已在前天晚上11点下令空袭杭州、南昌及虹桥等几个中国机场的长谷川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些犹豫。5点30分，这位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

长谷川清应该没有预料到，3个半小时之前，中国方面恰好下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命令——14日凌晨2点，位于南京小营总部的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等，被确定为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

“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特地解释了这一点；同一天，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

早晨7点，空军35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轰炸机群，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向着有“军械库”之称的公大纱厂俯冲，弹落烟起，火光冲天，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蒋介石当天下达了总攻击令，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飞得很低，那云低得不得了。一到上海，我们一下子就发现了黄浦江的炮‘唰唰唰’地往我们这边打，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去了，再出来时，把炸弹都投到了公大纱厂。”从汉口赶来参加空战的飞行员姜献祥后来向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8月14号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话到周家口（河南），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到杭州。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天气很好，到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等飞到浙江，那里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大概2点40几分，那时候，西湖后边一个山，我们绕过那个山，一看就是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就晓得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的主力已部署在山西、河南一带，以备华北抗战。而随着华东局势的转变，空军在8月13日下午下达第一号令，急令驻河南信阳、周家口和许昌的第2、第4和第9大队调至安徽广德、浙江笕桥和曹娥机场，参加淞沪抗战，王荫华便是从河南周家口赶来的第4大队的一员。

“高队长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怎么起飞啊？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他就上了飞机。结果高大队长一飞起来就打到日本飞机了。”王荫华回忆的是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他击中了从台湾新竹起飞的一架重型轰炸机，宣告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史上零的突破，高志航当时也一下子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人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8月14日外电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社会图景。

下午3点，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上班的张德治坐车外出，“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联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张德治当天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幕。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出云”号是日本第3舰队的旗舰，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几番轰炸后，“出云舰似未下沉，唯已被我某项爆炸军器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张德治的日记后来被收藏，使得我们后人有幸重温那个场景。

为了追击这艘“出云”号，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五千米高空降低到一千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一千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死了一千一百多人，伤的也不相上下；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二丈直径。四近都是残肢破骨，斜角那篱巷中，堆起了一丈多高。我们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著名报人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回忆。那天，他与初婚妻子邓珂云“恰好在南京路上大新公司门口”，连忙躲到公司中去，只听得隆然一声，接着一片凄惨喊声，“后来又看见接连地载尸体的血淋淋车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后，街上才恢复了交通，两人分别回家。珂云还被担心的母亲责骂了一顿。

关于这一天中方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本战机，说法不一，有说6架、有说4架。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三分之一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我方估计击落20架左右。中共延安的刊物也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梗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后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在1939年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而早期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也是那枚空军胸针。

海军：“破釜沉舟”

海军14日的作战任务已在一天前发出：“封锁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上海战事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以堵住航道，想一举扫荡日军在长江内的舰艇。为此，海军部长陈绍宽已奉命夜令3辆测量船和2艘炮艇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各航路标志彻底破坏。随后又乘“宁海”号巡洋舰率第1舰队主力赴江阴，将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江底，封锁航道。

后来陈绍宽又接到一手令：“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相对于空军在首战的激情飞扬与战绩显赫，海军的准备显得悲壮——他们对总体作战的最大贡献竟然是自己执行“破釜沉舟”，这未免有些令人无奈。

“大概8月初，我们开始准备沉船，上面告诉我们等待商船到。我们就在江阴口等商船一来就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底壳开了沉船。8月初一沉掉17条，一直等到8月11日，我记得我那天刚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船上很紧张。”当年负责沉船的海军少尉林君颜回忆，海军部长陈绍宽接到命令，还要向江里继续“补”沉船，“大概要5条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的‘通济号’也是其中之一”。

12日上午，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各校举行新生考试，上午9点半，校方派员突然宣告新生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吴淞，不可片刻停留。当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一无所知。因为淞沪路停运了，在吴淞同济大学考试的曹礼吾跟其他同学一样，乘帆船回了上海。他们的帆船溯黄浦江而上，曲折从日本军舰行列中穿过，而日兵好像显得很悠闲，大炮还穿着炮衣。

曹礼吾没有想到，林君颜所在的海军却“准备12号就把日本封锁不让他船走，然后围在里面打他”。但一个意外的发生令海军多少有些陷于被动。封锁长江的决定是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做出的，列席此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濬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10号就开始开船。11号，我们就看见一条船一条船就开下来了”。未得到拦截命令的海军只能眼看着日军舰一个个地逃出封锁钱。消息的走漏让蒋介石大为震怒，黄濬与其在外交部工作的长子黄晟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首批处死的汉奸。

8月14日，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其间险象环生，171未跟上。两天之后，102号艇偷袭了停泊于汇山码头的“出云”号，“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海军处于绝对的劣势，此一击后被日本人评为“中国海军唯一一次积极性攻击”。

后来有人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假如单纯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当然“质”上更无从比较，“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后来随着淞沪战事结束，大军西移，才放弃了阵地，退守南京。在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究竟对减慢日军西进的速度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布雷”后来成为中国海军主要作战任务。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之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陈君天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几分伤感地点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陆军：血战淞沪

“……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张治中14日发表了语气坚定的讲话，这也成了他对日行动的“正式宣言”。

驻守在无锡的孙元良88师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其实已在三天前进驻上海。

“我还记得8月7日那天，孙元良兄在上海福州路咖喱饭店请我吃晚饭。”在淞沪会战中做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时孙元良对曹说，抗日战争已成定局，“但一时还未必有战事”。可是两天后，刚从上海返回无锡的孙元良接到动员令，87、88两师就在8月11日当天，向淞沪近郊推进。8月12日清晨，88师前哨在北站出现，87师前哨也进到江湾车站。“清晨，上海居民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都是抗日将士，惊喜交集，都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统率全军的张治中回忆。

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也提到了一个小插曲：按照预定计划，87师应在庙行一线、88师在真如一线布防。可是军情激奋，王敬久与孙元良二位将军自己决定向前推进，左方止于江湾车站，右方止于北站，军事委员会立即下令，不得再向前推进，“一或违令，军法从事”。

在中国军队向淞沪布防的同时，8月11日，日本第3舰队已驶集黄浦江等港口；次日，陆军总部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市民从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已嗅出愈来愈浓的硝烟味道。“虹口、闸北居民纷纷搬家”，“有如潮水似的，逐渐汹涌起来，公共租界东区，就给搬家的狂潮淹掉了，西藏路上，车辆前挤后拥，杂以嘈杂人声，有着世纪末的气象”。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里回忆，其岳父母雇了车，搬到沪西愚园路大伯父家里躲避。

“本军决于本日午后5时，对敌开始攻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存着张治中在8月14号当天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密电。中国方面期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按照张治中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置重点于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间”。在空军轰炸后，借助炮火掩护“进占其根据地，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

“总攻令”实际上是张治中下午3点钟下达的。一天前已与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发生局部战斗的陆军87、88师，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本盘踞的纱厂进攻。

“我们是8月15号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结果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战争一开始就显得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当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

因为闸北相对而言比较密集，所以双方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几天内，中国军队已推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张治中后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但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炸膛；一门不能射击。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当时驻扎南京、上海的部队颇多，单独命令宋希濂部队由陕开沪，是因为36师与87、88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淞沪战场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宋希濂的部队经过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所到之处“每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我军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也被欢呼的民众争相扔进车窗内，士兵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

8月17日，宋希濂率部赶到上海，而日本从名古屋开来的第3师团藤田部队也在杨树浦和吴淞口一带登陆，日军的防守掩体多半是钢筋水泥加上沙包建成，缺乏重炮的中国军队只能逐步接近，使用手榴弹爆炸敌人据点。不久随着日军逐渐增加部队，两军在天宝路一带展开更激烈的战斗。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的好穿的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8月19日，中国装甲部队首次参战。据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仅有的”一个坦克团部队南京装甲团（团长杜聿明）出动两个战车连（坦克重7吨）和战防炮一个营，配属第87师攻击杨树浦街区。但因步兵与战车从未有协同作战的训练，坦克全部被击毁，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两个连长阵亡。

20日夜，宋希濂带领的36师推进至汇山码头，将日军压迫至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进攻汇山码头，“是36师打得最精彩、最激烈的一仗”，中国军队一度攻到黄浦江边，但天亮后，日军军舰开始猛烈炮击，日机也开始空袭，攻进码头的部队被迫退回。“汇山码头之役”是整个会战中著名战斗之一，中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仅此一战，36师就伤亡570余人，日军除一部分向英军投降外，死伤也不下400余人。

“青黄色衣服的我军，沉毅地守着各人的战位，他们和褐色的障碍物，似乎成了钢铁浇铸的一体。”著名作家张天翼在这一天饱含敬意地写下他所见的中国军队，“他们凝神注视着东方，一个人也不说话”。一个外国记者注意到一位来自东北的青年军人，向东北方向整整凝视了一个下午，于是在文章里写下这个青年“迫切地想打回老家去”。

从8月14日的正式战斗开始，中国军队一直采取攻势，而与此同时，日军发挥了他们惊人的动员能力。“在23日拂晓以后，日空军开始猛烈轰炸，使我援军不能接近，日海军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军登陆。”日军第11师团在30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川沙口强行登陆，占领川沙镇；第3师团在吴淞口码头登陆，进攻北部吴淞、宝山等地，攻防瞬间发生转换。

从“先发制敌”到胶着苦守

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那份淞沪“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1日，清清楚楚地记着这几个字：“中央决心围攻上海。”

“从中日战争总的大背景来看，我们始终是陷于被动的；但就淞沪会战这场具体的战斗来说，我们是‘先发制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这样评价。

卢沟桥事变不久，蒋介石在庐山邀集各界人士讨论“应战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7月19日，蒋介石排除阻力，公开发表了这份措辞激烈的宣言，只是为了减少冲击力，将之改为“谈话”。在8月初的国防会议上，抗战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华北局势的变化也使上海骤然紧张。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接受何应钦推荐，任命张治中上将为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也辞卸中央军校教育长一职，专心从事以后战事的防御准备工作。“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张治中预定的作战方案为“先发制敌”，“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

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驻沪西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驾车到虹口机场，强行越过警戒线到机场侦察，守卫机场的航空委员会哨兵当即开枪将二人打死，战争气氛进一步升级。

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后来详细地讲述了“大山事件”背后的一些细节。当时，守卫在虹桥机场的是化装成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注：根据“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只允许保安团驻守上海，蒋介石接受张治中建议，抽调陆军部队化装为上海保安部队以增强兵力）。“这些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闯，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大山。“淞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与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以便与日本人交涉。”

孤立地看，“大山事件”是个偶然事件，但急欲在上海引燃战事的日本，终于找到了它需要的那根导火线。欲“先发制敌”的中国军队也紧急调兵遣将。据杨天石的研究，8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已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何应钦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

根据《正面战场作战记》里的说法，当时驻沪日军在会战开始有海军陆战队5000人、在乡军人3600人，另有日侨组成的“义勇军”约3000人，合计约10000多人；而中方参加战斗的是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国民党最精锐部队——三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及炮兵团、营各一，加上原在上海地区的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总兵力不下50000人，各种口径大炮约有300余门。就地面部队而言，中国军队明显占有优势。张治中后来回忆，他原期望“在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蒋介石的犹豫使正面攻击向后推迟了一天。

但事后证明，国民党的准备并不充分。无论对敌情了解或部队训练都有欠缺。因为日军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蒋介石在战前曾询问张治中，15厘米的重榴炮与500磅炸弹能否破毁？后来的战况果然证明了蒋介石的担心。突袭效果与先手优势并不明显，而日本很快展开反扑。蒋介石后来检讨，在开战第一星期，未能用全力消灭在沪日军，是何应钦未将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部队使用，“待余想到，催发战车与平射炮，已过其时”，大批敌军已经登陆。

8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措施强硬的声明，声称“为了惩罚残暴的中国军，促使南京政府反省，现在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所谓“强盗的逻辑”，这真是活生生的一例。松井石根被命为司令官，率领日本第3、第11师团远征上海。

淞沪会战之初，中国军队凭借仅有的“家底”，进行了一场地面防御与空中防御相结合、海军与陆军相配合的战斗，但进入胶着状态后，海、空军与日本的实力极其强烈的强弱对比马上显现出来。对于源源不断向中国增援而来的日本运兵舰艇，中国军队根本无力在海上或空中进行打击遏制。“所能进行的只有反登陆，”杨天石说。但中国军队对此显然准备不足，“守卫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而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凭借海陆空立体联合作战，很快建立滩头阵地，并向内陆推进。因为电话不通，张治中在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下，骑自行车赶赴前线指挥，阻止登陆之敌。

双方的增援使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缺乏海、空配合的中国陆军在地面战中打得极其惨烈。“日本的大炮像黄豆一样滚”，参加作战的老兵甘忠日说，“我们一个集团军，回到浙江整兵只剩四个师”。

月浦和狮子林首先沦陷，但夏楚中率98师经猛烈反扑，又收复失土。583团守月浦，一直支撑到9月10日，日军大举来犯，主阵地数度易手。

“4点钟开始攻击，那时候攻击也没有什么散兵行、散兵群，就这么一路‘哇哇’叫地上去了。沿途是日本大炮飞机，我们伤亡很惨重，我们营长蒋文才第一个牺牲了，团长路景荣也牺牲了。”守卫月浦的老兵赵祖德回忆。守狮子林的588团在8月31日遭日军攻击，苦战一昼夜，第5、6连伤亡殆尽，第4连下落不明。

罗店距离吴淞、长江口很近，日本海军炮可直接命中目标，兼以敌军掌握制空权，可以发挥其陆海空联合作战的优势。参加罗店之战的11师师长彭善的回忆可见其压倒性优势：“两个人距离80米都不能靠近，因为一动就给敌人目标，不能活命了。”

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久留米第12师团等三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宝山啊都黑了，所有炮、飞机都炸那个山，山上完全是火光，就像房子一着，烟雾层层，看不到一个人。”参加宝山战役的老兵曾德福至今提起来仍心绪难平。9月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及战车、炮舰、飞机联合进攻，两天后，宝山城破，营长姚子青带着仅仅剩下的二十几名弟兄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直至全部牺牲。蕰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

江岸地形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又源源不断地增援，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只能主动退守。参谋史说后来回忆说：“日军在长江沿岸及黄浦江沿岸继续登陆，与我军一个点一个点地争夺，往往日军白昼占去，夜间我又夺回。”“在日军舰炮火下，伤亡惨重，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子。”陈诚后来报告，该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11、14、67、98、56这5个师即伤亡官兵9039名，第6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36团第2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

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要保住一寸山河土地，除了手中简陋的武器，恐怕更多的是凭着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了。

反登陆战争失利，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增加。9月10日，第15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中国军队退至杨行、月浦新阵地，与敌对峙；一天后，杨行我军阵地被突破，第3战区长官部命令第9集团军向北站、江湾、庙行、蕰藻浜右岸一线转移；12日，日军由华北方面军转调的后备步兵10个大队陆续抵达上海战场。自此，淞沪会战中方进入艰难的守势。

杭州湾上的日本军舰

1937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据史载杭州湾金山卫此天“大雾大潮”，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潜伏在浓雾和潮汐背后。

凌晨4点左右，80余艘军舰突然出现在杭州湾附近的海面上，在北岸金山卫附近的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3处登陆。大军舰停稳后，放下了数不清的小艇，小艇迅速冲向海岸。

孙生芝刚刚起床，马上接到一个十万火急的电话，告之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但随之电话线被切断，失去联系。孙是负责驻守杭州湾的第62师炮兵2旅第2团团长，62师本属于负责右翼作战的张发奎第8集团军，但因为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忽奉命调任甘肃省主席，右翼方面的指挥于是由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接任。因此，孙生芝“赶到总部向刘建绪的参谋长请示”，但对方正赶上敌机俯冲轰炸，“他急于避炸，没有答复”。

“那天海上有雾，监视哨看不清海上日军活动，日军乘此机会，分几路同时登陆，人数众多”。枪声一响，日本军舰马上向中国军队阵地发炮，飞机也蜂拥而来俯冲轰炸。炮兵连郭连长迅速指挥自己部属应战，阻止正面敌军进攻，但无暇顾及侧翼，日军凭借装备与人数优势，迅速向两翼包抄，“对炮连阵地呈包围态势”，形势极其危急。

郭连长于是命令换用“零线子母弹”以每分钟25发的最快速度发射，这是一种出炮口即炸的武器，在500米内伤力甚大。这只是将日军的进攻稍稍延缓了一点，终不能持久，在日军海陆空协同攻击下，炮连人员伤亡过半，郭连长也负伤，阵地遂失。

这次登陆任务日军实际早在10月20日便已确定。在日军参谋本部制订的作战指导中，“预定登陆日期为10月末或11月初，预定登陆地点为金山卫附近”。执行此次登陆的是司令官柳川平助带领的第10军——当日本增兵上海两个师团而仍未取得意想中的胜利后，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继续增加兵力，以第6、第18、第114和国歧支队为基干，组建第10军。

柳川平助原任台湾军司令官，曾参加日俄战争，以惯用迂回战术著名，他也是支持“二二六”少壮派军变的三大将领之一；而其率领的第6师团首领谷寿夫，也是后来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山川草木都是敌人”，柳川平助在为登陆所作的动员讲话中这样无情地煽动，而日军登陆后，也向前推进得异常凶猛，他们迅速向嘉兴、吴江、昆山、太仓一线猛插，其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与北部越过苏州河的日军部队会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从而对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

位于上海南部的金山卫的战略地位，中国方面并非毫无考虑。负责右翼防守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张发奎后来回忆，“直觉”“我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金山卫水深40尺以上，又有利于登陆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从战术上判断，那里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为此，张发奎不仅专门找到戴笠的下属文强，要求其勘测；还曾亲自实地侦察地形，并再三叮嘱守军“对海面做特别戒备”。(www.xing528.com)

日军的这一战略部署，中国军队其实也并非毫无察觉。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作战情报中说，“以外国军事家之观察”，日军有在杭州湾和浏河西北登陆的企图，但“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情报推测，日军眼下“不能派大部兵力到沪增援”；10月22日，顾祝同曾经向何应钦汇报，“闻敌将有三个师团来沪增援，其先头部队26日可抵沪”，但此情报并未引起中方高层的重视，更谈不上迅速做出相应的部署。

就在此前不久，62师主力刚被张发奎调防浦东——进入10月以来，中国军队防守日益艰难，由于中央军撤至苏州河南岸，浦东方面骤然吃紧，张发奎于是在右翼做此调整。把守金山卫的只有62师一连炮兵和一营步兵，兵力悬殊使得日军几乎未遇多少阻力便登陆成功。蒋介石后来痛心疾首地检讨自己，“不注重侧背之重要”，“乃使敌军乘虚而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

“金山卫日军登陆处”如今已是上海金卫区的一个景点，供后人铭记历史；而附近的一些海域也已成了上海市民的避暑胜地，只是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腥风血雨。

上海：战与退的抉择

“11月5日，一件数月来日夜所焦虑的事终于发生了。”闻知日本已从金山卫登陆，张发奎不由连连叹息。消息传到司令部时，大本营紧急布置已调至浦东的第62师主力回兵，与新到枫泾的第79师合力反击；除此之外，刚刚从河南调到青浦的67军也被命令“向淞江推进”，“以资策应”。

“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蒋介石寄希望于这次紧急布置能挽救一再的颓势，但并未奏效。我军因“天雨泥泞及敌机轰炸，行动甚为迟缓”。而两天后，日军在多架飞机大举轰炸和隆隆炮火的掩护下，20余艘军舰在炮火掩护下再度在金山卫登陆，攻击苏州南岸守军背后。松江、枫泾在9日同时失守，67军军长吴克仁在掩护守军撤退时中弹牺牲，成为八年全面抗战首位殉国的中将军长。

已经控制杭州湾北岸的日军迅速调整指挥系统，编成“华中方面军”，由后来以“甲级战犯”被绞死的松井石根大将统一指挥。此时日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兵力已加强到10个师团，从侧背攻击已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大有围而歼之之势。

形势急转直下，是打是退，1937年11月5日的蒋介石正徘徊在两者之间。

就在四天前的晚上10点，蒋介石突然在白崇禧、顾祝同的陪伴下来到南翔附近一小学。在表扬了前线官兵的英勇之后，蒋介石话锋一转，提到了马上要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更有利的同情和支援。”蒋介石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参加这次会议的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蒋说这些话时，“语气很坚定”。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首先是听从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的意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说。淞沪会战不久，法肯豪森就向蒋提出，上海是与世界联系的通道，必须长期保持；“其次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杨天石的这一看法算是独家。中国的抗战最初只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苏俄运械交通更为困难”，蒋介石极为震痛。不久中国军队又在平汉线溃退，担心中俄第二条联络线被截断的蒋介石“决定加强上海战场，吸引日军主力”。为此，中国军队在10月颁布了严格的法令，“擅自退却者”，“依连坐法”。

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也使一直对国际调停没有死心的蒋介石决心“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为此蒋介石特地跑到苏州督师。李宗仁回忆，当蒋介石与他们一干高级将领抵达苏州时，正逢敌机数十架空袭，“一时照明弹满天照耀如同白昼”，他们赶紧躲到车站月台暂避，幸而日军狂炸苏州城内而未炸车站。10月18日，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发动总攻击。而日本也因为对九国公约有所期待，陆军部“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开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把中国军队赶出浦东以“挽回国际信誉”。10月21日，日本实行了第五次总攻击，双方战事再度加强。

从各条战线抽调援兵的蒋介石似乎对胜利信心十足。10月13日，从桂林辗转赶到南京的李宗仁由白崇禧陪同，拜访了蒋介石。“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此时的蒋介石仍对胜利充满期望，“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

战争的残酷自无须赘言。“若阵地失守，即命一个营进行逆袭，将阵地夺回，但伤亡很大，一个团三次就冲光了。”参加淞沪会战的郭汝瑰属于左翼作战的第15集团军42旅代旅长，他回忆，当时一个营长带部反冲，想夺回阵地，但被日军打退，郭即命士兵将他绑起，要将他枪决。营长苦苦哀求，“我说，那你就回去恢复阵地，丧失阵地就是要杀头，没有第二个办法”。营长带领士兵又冲回去，以伤亡四五十人的代价又把阵地夺了回来。

前线军队虽抱必死决心，但血肉之躯终不敌炮火摧残，形势也越来越不乐观。“伤亡”两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级官员往来密电中：“我59师官兵伤亡三分之二，失去统率能力。59师一团只剩200人。”蕰藻浜，日军倾陆空全力猛扑，“郭汝栋部仅剩团长二、战斗兵百余名”；第33师打到“官兵仅剩十分之一”，师长受伤，旅长及团长失踪；159师阵地左翼，6个小时之内被炮击数千发，顾祝同称“战况之烈为近来所罕有”。21集团军原有6位旅长，数日之内，三死两伤，战斗的激烈，可见一斑。

战败

“事实上前线已‘溃’了！”几十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无奈又沉痛地追忆。李宗仁说，白崇禧曾在11月初向蒋介石建议下令后撤，但“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于是白再度建议，“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崇禧深知事态严重，向蒋汇报“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

在11月5日日军金山卫登陆的十天前，中国军队其实已经开始从部分战线上正式撤退——10月25日，日军3个主力师团发起进攻，并配以150架飞机轰炸，猛攻第21集团军阵地，上海西北的战略要地大场陷落。在此之前，由于右翼21集团军重要阵地被突破，导致整个进攻队形混乱；陈诚向蒋密电，因其伤亡过大，21集团军已撤下整理。

“闸北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那一时期，敌军推进至沪西大夏大学校舍，我爬上大西路上中国银行另一仓库七层楼，把这种情势看得更清楚，敌军打完了河南岸我军阵地，才放下橡皮艇，肩了枪唱了歌打野外似地过了河呢！”曹聚仁对当年战斗的描述，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战役后期，整体实力远超中国的日本军队已明显占了上风。

大场陷落，防守该地的18师师长朱耀华羞愤自杀。大场失守使中央军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军队决定放弃北站至江湾阵地，主力部队撤出闸北向苏州河南岸转移。但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蒋介石命88师师长孙元良“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27日夜，524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该团主力坚守闸北四行仓库，31日退入租界，孤军抗战一直到1941年，成为中国抗战精神的一个不朽象征。

最初勉强形成海陆空作战的中国军队，到了后期，其实只有陆军在孤苦奋战，也打得愈来愈悲壮。“敌军每一回开始攻击，总是先开始4000—6000炮的歼灭射击；有一天竟把36师一个连的一公里的防线全部打碎，把那一连士兵全部埋葬在泥土里。接下来才由轻型坦克放射烟幕弹，掩护敌军向前攻击。攻击的时候，敌炮兵又作远距离的隔离射击，坦克车才掩护战斗兵向前又向前，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总得整个阵地被打碎了，我方守兵一个也不见了，敌军才从从容容地把阵地占了去。”

“除了中央军有机关枪，一个师有一个炮兵营、4门山炮外，没有其他的！”参加淞沪会战的老兵劳声寰回忆。中国军队后期就靠“血和肉”，顽强地与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相抗衡。有一次，日军先用15辆坦克开路、步兵在后面跟进的方式进攻中国军队的阵地，缺乏重炮的中国士兵“将捆好的集束手榴弹（一捆12个）抱着，到坦克下爆炸”。据21集团军第16师的刘启尧回忆，就这样，8位战士以自己的生命炸毁了3辆坦克。

“伙房离我们20里路，我们那儿是一线，白天不能送，都是晚上送饭。碗筷都掉了，就用手抓着吃。阵亡的那些人都在战沟底下，饭筐都在上面搁着，我们走来走去都是走在他们身上……”时隔60余载，当于学清老人向台湾著名制作人陈君天回忆时仍不能平静自己的心情。

“可怜的地方在晚上，士兵到处叫唤，营长啊！排长啊！负了伤了。天下了很大的雨，泥泞啊，日本人在对面没有法子出去拉，担架也没有法子去，那个惨状啊，真是不堪为外人道啊！”另一位参战的老兵吴俊回忆。

从9月11日开始到11月初，扬言三个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长江以南潘泾以西这条战线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但中国军队却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去安亭车站接伤员的一位参战老兵的回忆让我们后人听起来真是唏嘘感慨：“我是半夜到的安亭站，天很黑看不见，我一下来就闻到一股血腥味，好难闻。结果一看，车站都摆满了重伤的官兵，预备后送的。”之前已有几百号伤兵被运走，剩下几十个伤员车却已没了，“我也没有办法把那些走不动的伤兵运走，我也只好走了……”谈到这个地方，这位老人已哽咽着说不下去。

溃退

一声枪声突然响起，11月5日晚，在安亭司令部与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的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突遭日军攻击，通话中断。薛岳急令特务营抵抗，同时率司令部人员撤退。途中又遭受日军袭击，薛岳的司机、副官和卫士都中弹牺牲。此时正感冒发烧的薛岳只身跳入路边河中，游过河沟幸免于难。深夜薛岳爬上岸，又乏又冻，加之重疾高烧，几度神志模糊。不幸之万幸，当夜54军军长霍揆彰随14师转移路过，霍军长急脱去身上大衣为薛岳换上，并一直把他护送至后方，薛岳这才死里逃生。

自从日军11月5日金山卫登陆后，中方已露全面溃败之势。三天之后局势更加雪上加霜——当天，日本第10军主力在得胜港、米市渡等处开始渡过黄浦江，其后续部队也开始登陆向金山集中，围歼之势愈发明显；中国统帅部急令军队从上海撤退，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连夜下达撤退命令。

“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几十年后，郭汝瑰不无痛惜地写道。

在10月下旬情势危急以来，因伤亡过重统帅部已下达了向后方转移的命令，“但有的部队已开始行动之后，又收回成命，要各部队仍在原阵地死守”。士气可鼓不可泄，这时已军心涣散，“乃至被迫决定全线撤退，就更加混乱不可收拾。”等撤退命令下达到各军，已是次日。“一下子就乱了，”88师的蒋堂华回忆当时情景，“我们那个长官年龄大，胡子长得特别长，谁也不认识他了。七十几天不刮脸、不洗脸，你想想嘛！”

因为当时的总司令部在真北路，也就是在闸北到真茹的公路上4号桥那边，日军于是将火力集中在这一带，“每天都炸”。结果4号桥在撤退前的两三天已经被炸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后来我们撤退时，我们过了以后，后面的部队再下来，桥就断了。”朱志明回忆。

因为事先必要的准备不足，撤退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溃退”，令人痛惜。在第1团当排长的李慕超的经历极具代表性。李回忆，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自己却不知撤退原因和后撤目标，“后面的部队只好跟随前面的友军行动”。因为李所在的团来自莘庄，大家不由自主地向莘庄方向前进，等听到前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或左或右都为枪声所阻，才开始意识到此路不通，“怀疑自己是否已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等到天亮时，才发现转了一个大圈，仍然回到了原处。刚刚撤退时，连续几天双腿为泥水所浸的士兵已失去知觉，行走极为缓慢。

部队只好掉头再往西北前进，“这时从各方下撤的部队越来越多”，传来敌人已进占松江的消息，毫无目标的人群于是又向昆山进发；“我们也只好随着人流迅速跟进，以免落入敌人的钳形包围中”。到达苏州河上的黄渡大桥时，天已破晓，大部队拥到一起，“混乱无法形容”。苏州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而且火力封锁，但紧急关头也只有强行突破，以免被追至的敌机轰炸，“原来的后撤序列，再也无法维持”。因为争先恐后过桥，许多重武器和士兵掉到河里，李慕超他们一个拉住一个皮带，靠人墙掩护，才得以过桥。

撤退也缺乏组织。在第17军团的贾亦斌，奉命掩护部队撤退。为阻敌人追击，工兵在一座公路桥上埋下许多地雷，当时自己的军队还未撤完。这个团的炮兵全是用德国大炮装备的，炮兵到达河对岸时，拥有15厘米口径的现代化重炮团因桥上埋了地雷而无法通过，团长彭孟辑痛哭失声，“中国只有这一个像样的炮团”。但也只好把炮扔到河里去。炮兵们小心翼翼地走到桥上，但没走多远就踩上地雷，很多人被炸死。

“这次撤退十分混乱，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阻止敌军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拼命地向西奔窜。战场统帅部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赶往昆山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已经撤走，“只有一些找不到单位的小部队和溃散的士兵”。得不到指示，只好前往苏州；待到达后却发现“古城死一般沉寂”。宋希濂终于和无锡的顾祝同通电，最后开到无锡。

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的部队从上海撤到浙北嘉兴，驻守濮院镇，11月15日，有汉奸向飞抵上空的日机施放信号。小镇顿时遭到3批日机轮番轰炸扫射。几天后，江苏吴江县一部日军南下，张发奎部队继续转移，部队中的桂军沿公路西撤；湘军沿运河向北撤，其殿后部队与日军骑兵遭遇，一番战斗后，殿后部队全部牺牲。

19路军的金柏源看见换了长衫逃跑的军长李延年，“黑夜中十几万大军挤在一条路上撤退”，少部分人离队跑了；时至深夜，散兵成群，河上有逃难的民船，带着仅存衣物粮食，但岸上士兵开枪要求搭船，难民不得不靠拢过来，士兵争先恐后上，结果超载把船弄沉了。“沿途看见好多像从未出过远门的富家女提篮拄拐跟着部队跑，处处瓦砾废墟和火海，池塘里漂浮多具腐烂肿大的尸体”。

路上伤兵很多，有人乞求着退下来的士兵帮忙拉自己一把，路旁还有人哀号“做做好事，补我一枪”。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那时候自己的命都顾不了，能拉谁啊？”参战老兵张福胜无奈地叹了一句。天下着大雨，张福胜的部队撤退到嘉兴、再从嘉兴到昆山，“退到昆山的那一天，不下雨了，鬼子的飞机又来了，骑兵也来了，结果把我们那一个团炸得都没有人了”。

第3集团军副司令官顾祝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行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11月8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大乱，整个阵线动摇。”

1934年，国民政府根据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等人的建议，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的防御工事，在吴县、常熟一带构筑主阵地吴福线（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

当各集团军主力基本退到吴福阵地时，中国军队组织不力的弱点暴露无遗——既找不到已设好的阵地线和工事图纸，驻守于此的川军竟然也找不到钥匙开门，以致耽误占领阵地及部署部队组织防御的时间，国民政府花费巨资建立的国防工事变成一堆空架子。大部队于是再向第二道防线锡澄线转移。

要截断中国军队后路的日本飞机不停地在上海附近地区轰炸。当时仓皇后撤的军队，“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苏州城内被炸得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络绎向西行进，秩序混乱至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面，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顾祝同在90岁时深深叹息。

“以酷爱和平之民族，被迫而与黩武之强敌抗战，所恃者惟此坚恒不挠之志愿，沉毅敏果之行为，但使尺寸土地之进出，胥有代价可言，则目前之小胜小负，胥无与于最后得失之衡量，此长期抗战之精神意义所以必须洞彻了解，无所用其彷徨顾瞻者也。”11月11日，日军以死伤5万余的代价占领上海，上海市长俞鸿钧致书告别上海市民宣告上海沦陷。

“历史就是受难者耐心等待获救的福音。”1937年，中国人民在抗争中等待福音。

关于淞沪会战的战略地位，一篇文章是这样评价的：“（1937年）平津失守以后，日寇一面以精锐的部队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进犯。假如这个时候，平汉线的决战不幸失败，敌人即可长驱南下，直捣武汉腹地，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留着中国沿海的重要物资，分割了中国奋起应战的战列部队，整个抗战的全局，将会因此支离破碎，丧失了持久消耗的凭借。”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吸引其主力向南，迫使当时已入侵东北、华北进而可能进犯华东的日本，改变传统的“自北向南”（如元朝和清朝）侵略中国的战略，是淞沪会战的最大意义。我们背对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为沿海地区的战略转移也赢得时间。

著名历史学者杨天石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从淞沪会战的结果来看（日军自上海、南京而后武汉，沿着长江一线向西进犯），日军的确是由东向西进攻的，但我不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在战争之前的主动意图。”

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大部分集中在华北战场，沿海地区配备得很少；另外蒋介石也把自己最信任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派到华北，“所以国民党一开始显然没有想将主战场放在华东”；在上海主动出击，但没有达到战略目标。“我个人不认为将战线转移到上海是个高明之举。上海离南京很近，上海失守很快就造成首都沦陷，陷入极不利的局面。”

失去了太阳的上海

“这是11月11日的晚上，人类的同情心全部集中在20万这惊人的难民之上了。”著名作家徐迟在一篇文章里，写下他眼中悲怆的上海。

“48小时来，南市的自来水管已断绝了，食粮也早已告罄”，国际救济会一面设法把难民转移到租界，一面赶紧把粮食和水送到难民区。因为太多难民涌入租界，11日这天大门只开了五分钟就关闭了。那是近代饱受凌辱的中国才有的“丑恶”特色：一道铁门两个世界。“在南市，生命一文钱也不值了；在租界里，酒店、戏院和舞场却依然热闹”。

“食物和水都设法从铁门、铁丝网上传过去。有时则利用抛掷，把包子、馒头隔铁门抛过去。可怜的是我们没有训练的民众，在这种情势下，他们还不肯守秩序，一个馒头飞过去，便引起了大波澜，引起了抢夺的把戏。”徐迟的笔下，更多的是无奈。

由海上通往香港的交通依然畅通，于是上海文化人开始了第一次向香港的迁徙，在上海主持《立报》的萨空了只身乘了一艘意大利邮轮来到香港，但最终“到底去什么地方，哪里是落脚之地”，心里是一片茫然。同样离开上海的文化人当中，还有一位是邹韬奋。战争初起，他就将生活书店交与他人迁往武汉，自己仍在上海主持《抵抗》杂志。上海的沦淊，使他与郭沫若等文化界名人被迫离沪；在香港与先期抵达的其他来自上海的文化人会面后，因了武汉成了抗战后文化中心，一腔热血的文化人又决定奔赴武汉。由广州经衡阳，半个多月的跋涉后，10余人终于到达武汉。继续投入到抗战的文化事业中。

令人悲痛的消息从最先沦陷的闸北传出。进入闸北后，日军即在街口架设机构，迫令居民帮做简单防御工事，“闸北救火员3名及警士2名不及退走，被敌所擒，用钉钉于木板上，置之新闸桥堍”。下午，日军逐户搜索煤油和大米，并调查户口。晚上十几个日兵为一队，按户稽查，如果晚上家里人数比白天报的有增减，即将此户居民一概枪杀。后来日兵更加变本加厉，将16岁以上、50岁以下男子悉数捕去，检验双手有否老茧，如有即命之持枪，“如枪与老茧吻合，即予枪杀”。不仅如此，“不分男女老幼，一概在大腿上加盖‘日本’二字火印，不愿者加以枪杀”。敌人把持下的闸北，已成一“万恶魔窟”。

沦陷后的上海，对任何方面的交通，“中国人”的交通工具，全部不能使用，只有外国轮船才有通过日本海军封锁线的特权，但宁波进上海的英国商轮，仍在吴淞口被日军检查了13个小时之久。急欲逃离、有条件逃离上海的人们焦急地在码头等待消息，船票已预售到一个星期以后。

沦陷后的上海，已失去了太阳。报上登载的上海陷落之消息，医院的护士不忍心给伤兵医院里的官兵们看。“有几个敏捷的弟兄，已经从炮声的方向与看护小姐的脸上，意识到不给他们报纸读是怎么一回事”，但一种精神却没有失去——在霞飞路、杜美路口那一块四面围着竹篱的空地上，站满了从南市退出的弟兄们，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流着泪，伏在竹篱上向里面高喊：“我代表全上海的同胞向你们致敬！”“我们不应该灰心，长期的抗战，是不在乎一时一地的得失的！”

一如她半个多世纪以来留给公众的那个形象，2005年3月20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陈香梅仍精心维护自己的美丽与优雅，尽管她已是整整80岁的老人，走起路来已有些蹒跚。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1958年去世的那个人决定了陈香梅的人生方向与位置——这个人便是陈纳德，而后者也注定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段传奇与佳话。

1936年，在宋美龄的推动下，中国当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其中武器进口主要用于大规模地扩充空军。这一年，用于飞机采购的经费就多达2000万美元。宋美龄后来希望找到一位能提高中国飞行员训练水平的人选，其美国顾问罗伊·霍尔布鲁克推荐了47岁的陈纳德。收到宋美龄亲笔信的陈纳德，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邀请。

1937年5月，以上尉军衔退役的陈纳德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为了保密，他护照上职业一项填写的是‘农民’”，陈香梅回忆。6月3日，被蒋氏夫妇接见的陈纳德与宋美龄一见如故。宋美龄给他两架T-13式教练机，以便于他视察中国空军的现状。“通过考察，陈纳德得知国民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

中日战争的爆发也改变了陈纳德的人生轨迹。“本来只准备待3个月，但赶上卢沟桥事变，他决定留在中国。”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陈纳德立即向蒋介石发报：“愿以任何适当的方式为中国效劳。”蒋回电让他“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第二天，陈纳德派飞机参战。10月，中国的飞机只剩10多架，许多中国飞行员阵亡。陈纳德设法雇用了4名法国人、3名美国人、1名荷兰人和1名德国人，加上6个幸存的中国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一个“国际中队”。日本空军觉察中国空军有美国的教官，日本领事馆立刻照会美国政府，要求在华的美国空军人员立即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要求照办，但陈纳德拒绝执行。领事馆威胁要逮捕他，宋美龄派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出面让美国侨民会出面保护了陈纳德。

一年后，应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后来，陈纳德又招募了200多位美国志愿兵到中国，“因为美、日此时尚未开战，这200位志愿兵护照上的身份五花八门，音乐家、学生、银行家都有”。

1941年，罗斯福总统促使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可以向中国提供飞机，后又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1941年7月中旬，在陈纳德的努力下，由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医生组成的第一批飞行队员辗转抵达中国。

1941年12月20日，这批机头上画着狰狞鲨鱼头、清一色P-40战斗机的部队，出现在久未在空中看到敌人的日本飞行员面前。空袭昆明的10架日机被当场打下6架，逃跑的3架也在途中坠毁，只有一架侥幸逃回了河内。而中方无一架受损。许久未感受到胜利的中国人兴奋异常，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志愿队的代称。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此后，陈纳德又担负起无比艰巨的“驼峰”飞行任务。

1947年，陈纳德娶了一位中国妻子——时任中央社的记者陈香梅，完成了一个标准的“英雄＋美人”的传奇故事。1958年，67岁的陈纳德在美国去世，他一生都仰慕的宋美龄亲自参加他在美国华盛顿军人公墓的隆重葬礼。

1944年10月，云南腾冲街道上，缅甸萨尔温江战场撤下的重伤的中国士兵

1941年9月，在缅甸的印度士兵正在建立防御阵地

1941年12月2日，行驶在仰光主街道上的英国军队

1942年初，在日军侵入仰光之前，最后一艘拖船离开被围攻的仰光。图中位于河畔着火的仓库属于缅甸石油公司

1944年11月28日，3名印度第5师士兵在缅甸坚尼峰侦察敌情

在缅甸的中国军队配备上美国陆军装备和衣物。他们正在排队领取野外吊床

1942年1月，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率部突然从泰国向驻缅英军发动进攻。此为日军在泰国边境上誓师的场景

1942年10月30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中国学员队队长常长阔（音译）在雷鸟空军基地学习驾驶战斗机，学成后他返回中国参加抗战

同古火车站现场。1942年远征军200师与日军在这里发生过激战

1942年5月，缅甸曼德勒遭日军空袭后燃烧的村庄

1942年，缅甸仁安羌油田，远征军新38师113团在这里营救出被困英军，大胜日本常胜军第33师团，这是胜利后的合影

戴安澜

中国派出10万将士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赴云南中缅边境临战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