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精英领导护祠,推动抗争

精英领导护祠,推动抗争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此多数钟村人都是很清楚的,例如三叔虽然对没有通知他去参加护祠理事会成立大会耿耿于怀,但却坦承自己不具备当会长的条件和资格。钱哥、老钟等精英人物亦通过领导护祠集体行动而获得群体内部的认同,这也促使他们进一步努力,将护祠事件不断推向高潮。[6]护祠事件中所建构起的宗族精英和权力体系将在乡村政治中发挥作用。钟村护祠抗争所体现出民间精英和斗争组织的效用性,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农民及其农民组织进行反思。

精英领导护祠,推动抗争

钟村护祠事件之所以胜利,钟姓宗族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的运作,还得益于他们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和一些精英人物。宗族说到底还是一群人的组合,有其能动性,其宗族领袖的素质、能力、年龄、见识等就显得尤其重要。作为钟姓宗族和护祠抗争的权力中枢——护祠理事会在管理上非常有效,几乎可以与一个政府单位相提并论。我们看到其中有许多的管理成员都是原来政府的管理人员(干部),许多操作过程也是模仿政府的行政程序,甚至是一些话语也是如此,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和运行,是因为有精英人物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钟校长,有了钱哥,有了老钟,护祠理事会才正式组建并得以正常运行和有效工作,寿山公祠和钟姓宗族才得以存在和维系。

钟校长、老钟和钱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护祠抗争中的领导人物,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能力水平。老钟是高中毕业生,又当过村支书,对政府机构和基层组织的运作颇为了解。他们通过电视、报刊等渠道获知、领会政府文件、领导讲话、法律法规的有关内容,并能够将这些信息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联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行动方针策略。二是他们在农村社区之外具有一定可资利用的人际关系或其他资源。在现代社会中,仅靠传统的血亲或姻亲关系已远远不够。对此多数钟村人都是很清楚的,例如三叔虽然对没有通知他去参加护祠理事会成立大会耿耿于怀,但却坦承自己不具备当会长的条件和资格。针对钱哥走后护祠理事会出现的矛盾现象,一些钟屋人认为除了农村人的文化素质低以外,更主要的是与领头人是否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较广泛的社会关系有关。因为在农村社会,若无一定经济基础、威望地位,就没有号召力;假如经济条件不好的话,人们就会对他当头的动机有怀疑,担心是为了图利,捞钱。三是他们有勇气和魄力,敢于出面代表村民直接面对各种权威。例如当寿山公祠陷入拆迁危机时,钱哥带领钟屋人“大闹拆迁办”,打出“誓死保卫”的横幅,到市政府上访时论理讲道,问得规划建设局官员无地自容,显出了气势,打出了声威。老钟则勇挑筹备、建立K城市钟氏文化研究会的重担,结果让寿山公祠的影响走出了钟村,走出了K城,走向了广东省。

钱哥、老钟等精英人物亦通过领导护祠集体行动而获得群体内部的认同,这也促使他们进一步努力,将护祠事件不断推向高潮。为何在护祠取得较大胜利之后,还继续行动并日渐强化呢?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故事中的上访精英不断推进,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和保护,而护祠事件中的精英的推进,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原有事件的合理延续,来保证他们的权威和声望。例如钱哥已经在护祠抗争中花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假如护祠抗争失败,他将面临社会声望的严重损失;或者护祠成功之后的祠堂荒毁,族人散去,对他也是一种打击和损失。为了不使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他必须不断地投入,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投入金钱,除非到了某个临界点,比如生病或者功成名就之际,他才会撒手不管。从这个角度出发,更容易理解钱哥反对老钟承办K城钟氏文化研究会,他一方面确是担心钟氏文化研究会一旦运作不成功,寿山公祠会因此而受影响;但他也担心他自己的名声和威望遭到“抹黑”,或者钟氏文化研究会蓬勃发展,老钟将“声名鹊起”,他自己的名字、声望将被老钟所“遮蔽”。结果,这次老钟没有听钱哥的,不仅搞而且格外认真地搞,结果钟氏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开得相当成功,规模大、档次高、影响深、效果好,而钱哥对老钟的意见却越来越大。(www.xing528.com)

这表明了村落社会的权力的再分配,并预示着新的文化体系的生成。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这个钟村再发生类似的冲突事件的话,这班人这套班子,他们的话语方式,可以成为他们治理的手段,成为公共生活治理的手段。也就是说,任何活动或运动最后都或多或少留下一些东西,留下的这个东西它会存在,形成一个组织的形式,形塑成一套话语,而这套话语是有权威的,它能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当钟屋人在一次无意的聊天中,谈起村干部时,才想到人多势众的钟屋人竟然在本村村委会没有掌权。阿细更是回忆起2003年他们上访时,市信访办主任对村子第一大姓却在村委会没有掌权一事很是惊奇。于是他和一些理事会认为,下一步应该考虑推选钟屋人当村支书、村主任等职务。[6]护祠事件中所建构起的宗族精英和权力体系将在乡村政治中发挥作用。

钟村护祠抗争所体现出民间精英和斗争组织的效用性,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农民及其农民组织进行反思。无论是马克思的“一袋马铃薯”,还是斯科特的日常反抗,都是把农民视为无组织性的、散漫的。钟村文化抗争说明农民的组织性已得到提高,无论是护祠理事会的人员构成:从几乎全是年老的男性成员所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到老中青相结合、男性与女性相结合、内宗与外亲相结合的第二届理事会,还是护祠理事会组织运作的纪律性、规范性、制度性,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水平效应和能动作用,都说明农民是可以组织起来且能够被组织得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抗争就是钟村人亲身经历的一场现代性的“洗礼”!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