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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屋人的祖祠与城市文化抗争——祖先观念的权威与制约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钟屋人来说,祖祠就代表着祖先,护祠就是保护祖先,而寿山公祠、州司马第对他们来说,既是宗族的象征和代表,又是名利角逐场域,钟屋人参与护祠的动机可以说完全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祖先的观念不仅是象征性的,还具有潜在的权威和制约,随见于客家社会生活中。

钟屋人的祖祠与城市文化抗争——祖先观念的权威与制约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奋起护祠时,无论是与护祠事件直接相关的钟屋人、廖屋人,还是与此无关的同村叶屋人、李姓和熊屋人等,他们的回答第一句话往往都是:“我们是客家人,对祖先很重视,祠堂当然拆不得!”这是一种朴素的祖先崇拜思想。

在传统客家社会,宗族制度发达,宗族观念强烈,祖先崇拜内化为客家人熟悉的、亲切的知识传统和组织体系,并内化为一种思想观念和集体记忆,沉淀为客家族群文化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客家人对祖先的敬奉极为虔诚,不仅祭祀形式繁杂、种类多样、仪式隆重,而且祭拜的对象远至姓氏始祖近至亲生父祖,甚至是他姓外人或人格化的神明,皆依次敬奉、虔诚祭扫,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祖先崇拜原生与再生的二元形态特色。这除了“崇本报先”、光宗耀祖的一贯目的外,还与历史上客家人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3]粤东客家人的祖先崇拜不仅体现于祭拜仪式,还见诸风水知识和实践,凝聚于族谱族训、堂号堂联之中。钟屋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等祖先有规定,百世不迁”,既然是“百世不迁”,自然更不允许有破坏性的拆迁了。“百世不迁”这一寿山公祠上堂龛联的内容,据说自创祠起一直沿袭至今,它早已化为钟屋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是钟屋人自发护祠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柱,并成为护祠文化抗争的动员方式和象征性资源。因此,祖先崇拜是观察分析、深入理解客家文化的在地化及其客家社会特质的关键所在。

对钟屋人来说,祖祠就代表着祖先,护祠就是保护祖先,而寿山公祠、州司马第对他们来说,既是宗族的象征和代表,又是名利角逐场域,钟屋人参与护祠的动机可以说完全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从尊敬祖先、维护祖业等角度出发,他们的动机无疑是“公”行为,为此而花费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和精力,一些人甚至能够抵制种种诱惑,拒绝开发商、拆迁部门的重金诱惑,一些党员和公职人员不惜冒着受“处分”和“制裁”等危险。这些举动在某个意义上似乎很不理性,然而从缅怀先祖,获得祖先的保佑和风水的庇护,以及捞取名声、地位、威望甚至是利益等方面来讲,其护祠抗争显然又是“私”行为,且太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选择,无疑是“理性”的。参与护祠,就是看似不理性的理性举动。从护祠事件可看出,宗族的复兴和重建既有对祖先“慎终追远”为特征的“孝”观念的深层结构的回复和重合,又有现实功能尤其是满足利益的需要,不同的钟屋人参与护祠抗争的目的不一,有的是为求名,有的是求地位,有的则是求财,宗族被他们当成一个手段、一种工具在操弄和实践。

这种宗族的文化象征和利益追求,配之以客家地区一以贯之的祖先崇拜和风水认知,形成的合力对钟村护祠抗争起着巨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祖先的观念不仅是象征性的,还具有潜在的权威和制约,随见于客家社会生活中。K城地区有句俗话,“揩唔起”[4],意即若独自负责、承担不起某件事情,将会对自身和家庭带来不吉利的影响,特别是从事维修、建设祖祠等事情,因为与宗族和祖先有关,因而煞气大,如果领头人的能力和运辰“压唔过”的话,会带来灾祸。因此当钟校长被赶下台,钟屋人认为这是他“揩唔起”的结果。又如,旅港宗亲钟木生在2005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他不是不愿独力承包某个项目,而是需要众人一起努力,哪怕是捐一元钱也好,在此基础上,若钱不够的话则由他负责解决。钟木生的言行亦有出于“压唔过”的担心与考虑,钱哥也曾多次说祖宗的事业不能由某人、某家包办,而应“福田大家种”,众人都要出钱出力,这与“压唔过”是同一个道理。(www.xing528.com)

应该注意的是,钟屋人虽然通过采取各种文化手段策略而赢得了护祠抗争的胜利,但并不是任何东西都会成为钟屋人护祠抗争的工具和武器,它们也不是随意地被用之于抗争,对此钟屋人有相当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而这种行动的理性主义正是出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深刻认知和自觉。已有研究表明,很多运动组织者发现,要说服群众起来反抗,很难用一种外来的、陌生的论述来加以灌输。[5]钟屋人所借助的手段和工具,其实就是他们耳熟能详、众人皆知的一套日常生活常识和文化知识体系,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网络,故能运用自如,且运之有用。

因此,钟村文化抗争的焦点是围龙屋这一空间载体,但其意义却在于其背后所负载的客家社会和文化。钟村的文化抗争镶嵌于粤东客家地区的在地社会文化结构中,它反映出客家人的文化自觉和对当代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在另一个层面上让我们从“客家是什么”的追问转向“客家如何”的真切认识,增进对客家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和掌握。K 城是世界客都,客家文化纯厚而深重,加之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面对传统文化资源被侵占的危机,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围龙屋、宗族组织、祖先崇拜、风水认知等传统文化资源和力量进行动员和抗争,最终遏制了这场拆迁,取得了抗争的胜利。这种“抗争的文化网络”隐含并表现着客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这是客家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复归,也正是钟村护祠行动不是单纯依靠上访等正式的、合法性途径或诉诸强力阻拆、拼死相护等暴力反抗而能取得胜利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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