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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客家地区围龙屋与祖祠的权力空间及资源关系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粤东客家地区,围龙屋不仅是当地民居的主要形式之一,更是祖祠这类公共建筑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围龙屋与祖祠之间高度的重合性,使得围龙屋成为客家地区一种象征的、权力的空间和资源。祖祠一旦合法化,便成为合法的资源和权力的资源,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资源创造新的权力空间,新的权力空间又成为新的资源。钟村与政府权力机关在物理空间上的近距离有利于护祠问题化,并迅速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粤东客家地区围龙屋与祖祠的权力空间及资源关系

在粤东客家地区,围龙屋不仅是当地民居的主要形式之一,更是祖祠这类公共建筑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围龙屋与祖祠之间高度的重合性,使得围龙屋成为客家地区一种象征的、权力的空间和资源。它是一个多功能性的公共场所,除祭祀祖先外,还有多方面的功能:是宗族的象征;是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地点;是议事厅,也是娱乐空间,如闹元宵;是社交场所,如招待宾客。祖祠不仅是族人们的记忆、怀念等情感诉求的场所,更是文化象征。祖祠一旦合法化,便成为合法的资源和权力的资源,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资源创造新的权力空间,新的权力空间又成为新的资源。祖祠一旦成为资源,便被资本化,即参与到权力和新资源的生产过程中。张小军对福建阳村李氏祖祠重建的研究,发现国家、地方和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力伸展到祖祠之中:祖祠借用党的权力得到合法性,个人借用祖祠权力得到一个权力空间,因此祖祠是三者利用同一文化资本生产出来的权力的文化产品。[2]

钟村钟屋人提出保护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等祖祠的目的很简单:一是让祖先安居,能享受到子孙的祭拜;二是能有一个办理婚嫁丧葬的场所。其含义在于,宗族需要有一个公共的活动空间,使族人能聚集于一堂,相互交往、沟通和联系。在客家人的观念中,祖祠与宗族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祖祠旺,宗族兴;祖祠衰,宗族衰。从某个意义上说,祖祠比祖坟更重要,因为它除了精神寄托外,祖祠的建筑空间有其实用功能,如聚会议事、作学堂等。客家人对于老屋都不愿拆,哪怕再破再旧,也不愿意拆除自己出生的地方,客家人称之为“胞衣迹”。何况对于许多“华侨之乡”的客家地区来说,祖祠还是它们联系海内外华侨的桥梁和纽带。它不仅能提供直观的外表和建筑形式的信息,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历史信息的物化载体,一旦拆除,海外华侨存留的对家乡、族亲等记忆将被洗净。因此护祠理事会经常强调海外华侨对祖祠的回忆,诸如钟正山的成名与寿山公祠梁画的关系,就是用历史对抗现实、创造历史记忆、将空间转化为力量的具体表现。

寿山公祠对外是抵制拆迁的“武器”。钟屋人一方面坚持它是成千上万人,包括国内国外众多钟氏裔孙的祖祠,另一方面又宣称它是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钟姓宗族而且属于社会公众,既是古老的又有现代价值的。寿山公祠对内又是激励、约束族人的“法宝”,成为号召、团结、凝聚钟屋人的象征资源。“不保寿山公祠就不是钟屋人”“不保寿山公祠就开除出钟家祠”“不保寿山公祠不允许来祭祖”等话语是护祠理事会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以此警醒、动员各位族人热情参与,奋力抗争。祖祠不仅成为宗族的象征,而且还为宗族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空间,是钟屋人护祠的“指挥部”。(www.xing528.com)

需要注意的是,空间是观察和理解抗争和冲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钟村与政府权力机关在物理空间上的近距离有利于护祠问题化,并迅速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寿山公祠与K 城市政府相距仅有四五百米之遥,因为空间上的近距离,有了以下几个优势。第一,节约了办事成本。一方面是节约政府部门管理和服务基层社会的成本,例如当钟村钟屋人第一次到文化局“告官”“求官”,接待他们的文物科石科长起初不太耐烦,后得知即将被拆的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且位于城区内,“车子又可以进得去”,于是带人前去勘察,结果才有了向钟屋人“面授机宜”般的指点,护祠抗争才得以真正开启。另一方面又节约钟村村民上访、信访的成本,他们不用坐车、租车,徒步即可前去,既用不着因为大张旗鼓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同时又节省时间和精力。第二,空间上的近距离拉近了群众与政府的心理上的距离,消除或减少了群众的害怕畏惧、紧张不安感。中国百姓历来有畏官的传统,对于象征权力的官府衙门更是讳莫如深。然而由于K 城市政府不仅距离钟村近,而且又是钟村村民每天工作、生活必经之地,已经是相当熟悉,并无那种突来的威严感和恐惧感,这种感觉就如同北京人由于“生活在天子脚下”而具有那种心理上的优越感。最为明显的是,由于拆迁办的办公场所设于钟村境内,这种“本地人”“本村人”的地域、空间观念,使钟村村民的抗争行动即便不是“我的地盘我做主”那般霸道和无理,但至少也为他们增添了不少勇气和自信。所以无论是人多势众的钟屋人还是人少势寡的廖屋人,他们都敢于到拆迁办与之“说理”“讨说法”。第三,由于钟村与K城市政府的近距离,使钟屋人有了“越级上访”的可能和条件。按理,钟村村民的上访应按其行政隶属先后经过镇、区两级政府才能到达市政府的层面,然而由于空间上的便利,中镇镇政府和梅江区政府分别距离钟村约两公里和五公里,加上钟屋人所拥有“每天都要经过市政府”等心理上的优势,于是钟屋人的上访自一开始就瞄准了市政府。

钟村村民很明白:越高的政府权力也越大,从而使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更有可能得到政府的重视甚至解决。在包括空间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钟屋人的上访行动很快便得到了政府的回应:主管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的G副书记在上访报告立即批字,指示市、区二级文化部门进行实地调查并将结果向他汇报。虽然后来钟屋人的数次上访一度受到冷处理,然而G 副书记以及随后的L书记等地方政府高层领导的批示和视察,却让钟屋人从中获得了信心,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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