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屋人的文化认同：宗族认同与客家文化的建构

钟村文化抗争不仅仅是宗族血缘群体深层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回归和觉醒，还有一个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的重视。钟屋人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和认同的需要，强化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意识。这种认同包含不同的层面：起初是宗族认同，即对宗族的群体认同和宗族意识的强化；然后进一步扩大、延伸为客家族群、历史文化遗产等方面的认同上来。其中宗族认同是核心的、深层的和先致的，而对客家文化认同和文化遗产的认同则是表面的、附带的和后发的。

先来看钟屋人的宗族认同。它的特点在于“内先于外”和“由外而内”，即钟屋人对于宗族、祖祠的认同是内发性或原生性的，然而它的激扬和显现则是“冲击—回应”式的结果。也就是说在遭遇到房屋拆迁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外部危机后，钟屋人的危机意识被触发，对于宗族、祖先的原生性的情感认识被激发，宗族认同感逐渐被强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钟姓宗族有所“复兴”却不甚张显，而在护祠以后却勃然大兴的缘由所在。

钟屋人宗族认同的建构，是由内外或者说正反两方面展开的。在外部认同方面，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护祠理事会组织的誓师大会、声讨出卖祖祠“逆行”的紧急会议，集会上义愤填膺的讲话和致宗亲信函中的痛心疾首之言辞，悬挂“誓死保卫”大幅横额，在寿山公祠营造出一种迫在眉睫、危在旦夕的氛围，让族人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紧、紧迫感；同时张贴“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等政策法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人人有责”“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人人有权保护”等标语口号，以增强护祠抗争的正义性、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外在威胁使族人产生危机感，让他们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自己的祖祠，从而强化了对宗族组织的依赖与认同。

在内部认同建构上，常通过叙述祖先创业之艰辛、宗族之辉煌成就，来建构和显示宗族的光荣历史，以凝聚族人的认同意识。在中国乡村社会，村落的文化名人是村民认同的重要因素。^[13]依此思路，宗族名人更应是宗族认同的主要因素。与大多数宗族一样，护祠理事会也大肆宣传自己宗族的名人，挖掘、搜集、展示宗族名人事迹，树立族人对于自己宗族的自豪感，从而建构起对钟姓宗族的认同。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族人，都让钟屋人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经常津津乐道其生平事迹，一开口动辄“等钟屋人有好多名人，比如某某”，“等钟姓是大姓望族，历史上就有九李十三钟之誉”等，以此炫耀宗族的荣光，并为自己身为其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不已。尤其钟屋人以族谱为斗争武器，利用族谱上祖先遗嘱与拆迁办抗争，并最终达致获取拆迁补偿款的胜利，是典型的用历史对抗现实，并战胜现实。钟屋人在翻开历史的同时又创造了历史。

此外，护祠理事会还利用各种手段来展示宗族的存在，强化宗族的意识。那些精心组织的集会庆典，除了活动本身的性质和内容以外，它们之所以在寿山公祠举行还具有特殊的考虑和用意，即为了让更多的族人找回对宗族的亲切感和归属感，让更多宗亲参与其中，扩大宗族的影响，让更多的宗族成员感受到宗族的存在。其形式类似于现代民族国家在强化国家和民族意识时常用的手段。它使原来一些宗族观念淡薄的成员也感受到宗族的存在与繁荣、兴盛，从而对宗族的认同感加深。最有意思的是钟屋人对于寿山公祠的认同转变，护祠抗争发生后，特别是有关祖祠灵验的故事被创造和传播出来后，寿山公祠由一个普通的宗祠被不断地“神话”、神圣化，族人对它的认同也更加强烈，并成为当地群众谈论的话题。

其次是对客家文化认同的建构。它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钟屋人对于K城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文化大市”等政策的运用。“文化大市”提出后，得到K城市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广大市民等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实践。据我检索《K城日报》，发现从2003年9月到2004年12月底共刊登主题为“文化大市”的新闻报道近300篇。加上学术研讨、电视广播、文化演出、广告等宣传炒作，“文化大市”的口号、思想深入民心，普通老百姓都耳熟能详，使大家增进了对K城文化、客家文化的理解，增强了对客家以及客家文化的认同。

钟屋人后来慢慢知道世界各国的客家专家、学者们离不开客家，K城和K城的发展离不开客家，就连他们自己也离不开客家，也许直到此时他们才真正认识客家，利用客家。客家成了他们文化抗争中的一张牌，一张很有分量的牌，甚至他们发现“客家”如同姓氏宗族一样能够吸引人，拢聚力量，于是诸如“颍川堂”等堂号堂联，“先祖南来”的迁徙历史，“百世不迁”的祖训遗规等一系列文化内涵被钟屋人视为客家文化和族群精神而建构、彰显出来。(www.xing528.com)

2004年12月K城东郊一座南朝钟氏古墓的发掘出土，进一步加深了钟屋人对先祖、对客家文化的认同。事情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12月10日，在K城市东郊的月梅村出土了一座千年古墓“颍川钟氏墓”，经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与K城市文博部门的联合发掘和初步鉴定，认为该墓是K 城地区首次发现的双层砖式南朝古墓，距今千余年，古墓共出土杯、盖罐、单耳罐、双耳罐、敞口壶、纺纶及铁剪、铁钉等一批文物瓷器。原本钟屋人对此类消息是不太关心的，但该墓出土的“颍川钟氏墓”等字样的铭文，立即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与他们的姓氏、堂号一模一样，说不定这古墓的墓主还是他们的先祖呢？于是三叔、钟俞生等不少钟屋人前往现场观看，并偷偷带回几块断砖，然后回来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发掘现场的情形。特别是得知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黄道钦称，该墓的发掘对研究客家地区葬俗和客家民系的迁徙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它说明在一千多年前K 城的古文化比较发达，文化底蕴深厚，^[14]钟屋人更是兴奋异常，即使这个千余年前的钟氏女性墓主与他们没有任何瓜葛，然而他们毕竟是同姓同源。南朝钟氏古墓的发掘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钟屋人对于祖先历史和客家文化的认同。

近年来客家文化研究的兴起也促进了钟屋人对于“客家”“客家文化”的认识。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客家地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更多的客籍海外华侨，积极进行客家研究，开展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另一方面，客籍海外华人也有这方面的需要。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客家文化的研究、组织及活动越来越多。K 城市客家学研究会就曾到寿山公祠进行宣传发动，想在钟屋人中发展会员，并将办公场所设于寿山公祠。为寻求专家学者的支持，2004年7月护祠理事会专门拜访K 城大学等学术机构，老钟则参加了第19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等。实际上，不仅是钟屋人如此看重客家，就连前来寿山公祠参观的人员中，特别是客籍学者对寿山公祠、对客家文化也格外珍惜和重视。如台湾的大学院长张教授来到钟村后，不惧盛夏的烈日，马不停蹄地仔细考察了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继明书屋、克昌楼等古老建筑，他的热情不仅在于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在于他身为一个客家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和热诚维护的责任感。他在护祠留言簿这样写道，“维护有价值的古迹是建设现代城市的最好方式，维护寿山公祠便是支持K城建设，支持客家的认同与历史”^[15]。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钟教授了解到寿山公祠的拆迁与保护一事后，主动提出与台湾钟氏宗亲会联系，争取对方的资金和社会支持。^[16]

文化认同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由于“认同”已愈来愈趋向一种流动而多元的复杂状态，因此文化认同既不是静态的文化内涵，也不是因不同的情境而作出的弹性选择，或者是变动的族群界限，而是一种想象的、建构的产物。安德森认为国家、社群和民族等都是通过具体的象征物（如旗帜、民族服装、仪式）等而想象出来的。一些学者于是开始关注族群如何操弄文化中的象征系统来建构其独特的族群意识。自罗香林起，客家认同就一直是个研究热点。罗氏认为客家作为中国人比他们的邻居更优秀。这一自我定位立即为客家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一直沿用。梁肇庭认为“客家”之所以成为了粤东客民的代号，是因为他们跟广府人发生争执时是被迫认同的。他认为，客家认同的内容随历史条件和语境的不同而改变。^[17]康斯坦布主编的《客家人》以中国香港、台湾和海外等地客家人的实证继续印证这一观点。彭兆荣对福建宁化石壁“客家祖地”公祭仪式的研究，^[18]肖平对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在成都的召开之于四川客家意识的觉醒，^[19]诠释了族群认同的当代喻义和作为族群生存策略的基本方式。程美宝则认为客家族群意识的兴起与凝聚，事实上是透过现代化过程中教育普及与大众传媒所完成的。

钟村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个案，它表明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政府、民间组织和自身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既不是客家族群喋喋不休的自我叙述，也不是外力加诸之后的“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更不是不同族群刀光剑影争斗下的产物。钟屋人更多的只是一种话语的采借和工具性运用。它如同萧凤霞、刘志伟之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研究发现：族群分类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和权力操控，地方上各种力量都会灵巧地运用当时的中央政权的符号象征，来显示自己的权势和特性。用何种办法以取得官方认可，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意愿，更是本地人寻求提升社会地位的策略。^[20]在钟屋人护祠过程中，客家、历史文化遗产等话语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段，并内化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之中，成为其集体认同。这是一个自我化过程，既达到了护祠目的，又学习和弘扬了客家文化，具有双赢多赢的效果。

有意思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客家、客家文化和宗族是钟屋人所熟知的，虽然对于它们的认同是分散的、松垮的，但是一旦进入某个运动、事件等特殊时期，客家、宗族、祖祠、历史文化遗产等概念突然变得集中、浓缩甚至是紧张起来。钟屋人将其改造成为一套紧凑的、有用的护祠抗争的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和具有鼓动性的斗争口号。这种对文化认同上的从分散到集中，从松垮到紧凑，事件、冲突、抗争就是其中的转换器，并不是认同的内容和主体变了，而是脉络变了，认同的意义也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