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村文化抗争与社区营造：宗族城市化的遭遇与抵拒

钟村文化抗争的发生镶嵌于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又镶嵌于宗族文化、地方社区的内部逻辑，因此它既是一场抵制拆迁的群体性行动，又是一场地方社会重建和社区营造的运动。本文的社区营造，是从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8]借鉴而来，不仅指社区民众自发参与社区环境、空间景观等的谋划和改变，以及思想观念、认识文化的提高，而且指推动、吸引其他居民、组织参与其中，促使社区面貌的发展变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钟村的土地全部被征用，钟村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过渡，村民成为农村中的居民、城市中的农民。人们从聚居的围龙屋等传统民居建筑“突围”而出，纷纷建立独家别院的楼房屋宇，加上行业的改变和分化，使他们离弃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生活。除年节祭祀外，平时无集体活动。宗祠祖屋这些仅有的公共空间通常是大门紧闭，或出租外人；加之无人专门管理，环境脏乱差，日渐凋零冷清，族人和村民缺乏沟通、交流的空间、渠道和机制。原先熟悉的聚居方式，由共享公共空间而形成的完整生活圈随着现代化和城市扩张已经被打散了，其丧失的活力亟待恢复。正是在这个理念上，我们所探讨的乡村社会中的祖祠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才更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恰恰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完整的并且丰富多彩的居住场所和公共空间。在新型的现代城市公共活动和交往场所如公园、俱乐部、休闲娱乐中心等尚未建立之前，祖祠仍是乡村社会、城中村最主要也是最便利的公共空间，对于百姓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护祠文化抗争行动使这一切又重新找回来了，寿山公祠、熊氏德敬公祠等祖祠再度成为钟村人新的活动和认同中心。

作为钟村护祠抗争发生的导火线和斗争焦点的寿山公祠，它的保护、恢复和开发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的重构和社区的营造过程，因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也不仅在于钟姓宗族，它的辐射范围和扩散效应还影响到钟村其他姓氏宗族甚至钟村之外。我们假设：如果当时没有房屋拆迁，没有护祠抗争，冷清寂静、萧条脏乱的寿山公祠又会是怎样？现在的钟姓宗族又会是怎样看待它？它给包括钟屋人在内的钟村人平静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新增添了哪些元素？钟村人又赋予这个平时司空见惯的祠堂什么新的含义？这一切，也许都是一个很偶然的结果，而历史时常就是偶然的产物。

护祠抗争所带来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环境的改善，形象的改变。搬走了如山的垃圾，消除了恶心的臭味，祠堂外的门口塘周围种上了花草树木，祠堂内摆上了罗汉松、金橘、办公桌椅、电视音响等花木和设施，并挂红灯、贴对联、树彩旗，悬欢迎横额，贴政策法规的标语，使得寿山公祠内外环境洁净，空气清新。后来又复制35 块牌匾和天井板，油漆神龛神桌，整理、更换电线电灯，贴金补色，修补地面墙壁，张挂名家书画，展示钟姓宗族名人事迹和参观留言。现在的寿山公祠正如外门楼的对联所言，是“万象更新明清建筑客家文史展芳菲”。

由于环境搞好了，来参观的人也络绎不绝，不少人还留言题词，整个祠堂生机盎然，人气鼎旺。来访的既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也有普通的市民百姓，还有慕名前来的游客和商人以及求助学习的古建筑维修工人。钟屋人的婚丧嫁娶仪式也愿意在寿山公祠举行，后来甚至连K 城市政府、政协等领导也前来参观考察，寿山公祠也开始在电视、报纸上“露脸”。同时护祠理事会还组织了诸多文化活动，诸如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音乐会、闹八音、舞金狮、放电影等，形式多样。前来观赏的不仅有钟屋人，还有邻里姓氏、附近居民以及众多的外来工。包括在寿山公祠举办的婚丧庆典，其热闹场面也常常吸引路人驻足观看。而寿山公祠醒目的门楣，古朴的建筑，即使是晚上也是大门敞开，灯火通明，霓虹亮丽，既美化了环境，又方便了居民。而“寿山公祠为历史文化名城添光彩”等大幅标语、横额，更是与悬挂在梅江四路口上“K城正在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广告牌相匹配，积极响应了K 城市政府“打造世界客都”的发展思路。护祠理事会计划将继续改变环境，完善设施，将门口鱼塘周围添置新式栅栏，添置石桌石凳，种植花草，美化塘围，在禾坪上放置体育器材，目前已有香港宗亲愿意捐助此计划。寿山公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将得以进一步增强，它也日渐成为一个民间自主开发和建设的休闲场所，成为村民和附近市民休闲、娱乐、健身、散步的好去处。特别是傍晚时分，我经常看到附近的市民和村民三三两两地来寿山公祠走走、看看。

护祠抗争之于社区营造作用的另一表现，即提高了人们的思想素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不少钟屋人反映，通过护祠抗争，增长了知识，更新了观念。一是学习、了解和关心各地文物古迹、宗祠文化方面的知识和信息，逐渐认识到宗祠文化是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眼界慢慢打开了。大家平时互相讨论、学习，认识提高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增强了，知道寿山公祠等古建筑是受国家法律、宪法保护的，也是客家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与政府的沟通、了解和互动。二是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增强了法律意识。钟屋人先后组织和学习了《文物保护法》《宪法》《拆迁条例》等法律法规，他们还对2004年颁布的四部有关拆迁的法规政策全部打印，并分发大家进行学习和了解。特别是国务院2004年第46号文，极大地鼓舞了钟屋人护祠的信心。在学习过程中，以高带低，以先进促后进，营造出自觉学习的氛围，一些文化水平高，说写能力强的人，如老钟、三叔、钱哥等人则带头垂范。三是对客家文化、文物保护的认识提高了，自从护祠以来，大家凡是从报刊、电视、广播看到或听到有关房屋拆迁和文物保护方面的消息，马上进行传阅，并向护祠理事会反映和提供信息。最为常见的是将报纸、杂志带到寿山公祠，护祠理事会看后觉得有价值便进行张贴，这成了钟屋人的一种自觉行动。这种做法既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相关政策与状况，又能增强护祠的信心，使大家觉得保护寿山公祠不是孤立的，知道类似的行动在其他地方都有发生，并被密切关注，时常被媒体曝光。四是革除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陋习。由于护祠的需要，护祠理事会要求族人表现出大姓望族的风范，要做到礼貌、热情和大方；对参观的人要热情接待，向他们讲解钟姓宗族和寿山公祠的历史、碑石内容、牌匾典故等。通过这种方式又加深了村民们对寿山公祠和历代祖先的辉煌事迹的掌握，激发裔孙奋发上进。

有的钟屋人认为，护祠文化抗争所带来最大的变化是族人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以前人们具有“奴性”，即逆来顺受，对于合法权益不知道去维护，唯命是从，政府怎么说就怎么做，对于有价值的东西也不懂得保护，不了解其价值，没有主人翁精神。^[9]现在通过护祠活动，维权、保护文物的观念深入人心。如钟世仁老师、礼生等人就写过好多首诗词，说明护祠对弘扬K 城文化、客家文化的作用。此外，寿山公祠内的报纸杂志、牌匾字画、宣传报道、名人事迹、参观留影、护祠留言等本身就具有教育熏陶作用。由钟屋人自己撰写、编辑的《护祠墙报》和钟氏文化研究会的会刊《钟氏文化》，更是让族人、村民们亲自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中来。(www.xing528.com)

通过护祠文化抗争，钟屋人从原来的吵架到现在的讨论；从原来的庸俗陋习到现在的文明举止；从原来的“讲汁讲岭”^[10]、讲低级庸俗的黄色笑话和六合彩赌博，谈麻将谈吃喝，到现在谈国家政策，交流时事动态，商讨护祠形势和对策，吟诗作词；从原来的不学习到现在的自觉读报看书；从原来的对宗族漠不关心到现在的主动热情。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和进步，表明宗族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力量和教导、规训功能。

不仅处于拆迁漩涡中的寿山公祠成为钟村人新的活动场所和认同中心，就连附近无拆迁之虞的熊姓、叶姓的祖祠和其他钟姓的古老建筑也在寿山公祠的影响下，得以维修和整治，其中熊氏德敬公祠、叶姓坦毅公祠和钟姓乌楼下最为突出。熊氏德敬公祠至今300余年，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2004年熊姓成立了修祠委员会，募集得三四十万元进行全面维修，历时七个多月始竣工告成。重修后的熊屋白墙黑瓦红门，尤其是屋后弧形围龙间婉如一条彩龙，整个建筑美轮美奂。它的重修还带动了附近店铺、环境、卫生等的整治，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对改变整个钟村墟的社区面貌都有好处。此外，叶姓的坦毅公祠、敏毅公祠和钟姓的乌楼下都各自得到维修和整治。更有意义的是，钟村的钟姓、熊姓和叶姓还制定了相关的群众公约或告示，要求宗亲们爱护祖祠，保持环境洁净，得到群众的拥护；而早在1988年钟村村委会就出台了村规民约，然而却并没有被村民很好地贯彻遵守。从官方制定的村规民约到民间发明的群众公约，这是社区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鲜事物。

钟村护祠行动和文化抗争还刺激和带动了钟村村委会对村内环境和设施的管理和投资。他们先是组织对村内最繁华的华建市场进行整顿规范。该市场属合资兴办，物业管理是投标承包管理，由于管理方的管理方式不到位，造成市场的脏、乱、差现象明显。村委会出资2.7 万元对市场内的菜场和垃圾池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顿。其次是清理垃圾，对全村九处垃圾堆进行清运，共花费3 万元。此外，还完善村道路灯，共投资5 万元安装70 多盏路灯。^[11]由于工作得力，成绩突出，即使发生了护祠抗争这一群众性事件，钟村村委会仍于2003年、2004年被评为K 城市的“先进党支部”“五好单位”，并被确定为省、市两级固本强基示范点，成为K城基层社会组织的一面红旗。

周大鸣认为，现代化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乡村的现代化更是如此。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在乡村社会的建立，以法制、契约、平等观念作为村民的价值体系，或许就是所谓“市民社会”的建立。^[12]这说明传统中有不少可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传统并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而是相反。钟村的个案就是一个利用民间力量、挖掘民间资本进行社区营造的成功事例，它的成功实践为我国的基层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配之以集体经济的壮大和政府行政管理、支持和协助，将宗族等民间力量纳入规范化的乡村政治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中去，它或许完全可能成为社区营造的新途径。假如钟屋人提出的关于保护和开发钟村境内类型多样、风格各异的古民居建筑的建议，钟正山提出将钟村开发建设为“客家民俗文化村”“钟正山书画艺术馆”的计划，能够在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成功实施的话，必然会对钟村的社区面貌、社区文化乃至经济发展产生诸多益处。

钟姓宗族的重建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垄断村委会等有害乡村治理方面的现象，事实上重建的钟姓宗族不仅与村委会相安无事，和谐共存，而且在社区环境、社会秩序等方面起着协助和补充作用，并带动了其他宗族、社区的发展，是村委会和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依靠和利用的力量与资源。即使是目前有一些钟屋人通过护祠事件意识到，应该加强和提高本姓族人在村委会中的地位和力量，也并不足以说明一定会出现“强族霸村”“大姓垄断”的局面，本文第一章提到的有关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有较充分的阐释，此不赘述。钟村新一届村干部选举的过程与结果，更以事实予以了充分证明。当然，钟村文化抗争所带来的结果与影响，是否表明了公民社会的出现或市民力量的崛起，目前尚不能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钟村基层组织的日常运作和社区营造发展方式，就是向传统寻求和汲取某些资源和经验的过程，并能够取得不错的综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