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争的力量、策略和手段

钟村人如何抗争？他们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组织、群体与力量？与中国其他乡村社会一样，村委会按理应是钟村的村民利益组织化单位，然而在此次房屋拆迁中，钟村村委会因为其行为的倾向性——与政府的合谋，或与开发商合流——而遭到村民的否认。而且由于此次房屋拆迁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是钟屋人和廖屋人，因此从实际利益构成来看，他们的护祠抗争起初并没有甚至认为不可能把整个钟村的村民视为利益相关的“我群体”。至于村民小组，由于其不是权力实体，因此并不为护祠精英所看重，加之其多数是由基于同一姓氏聚居的自然村之上的生产队过渡而来的，例如此次钟村房屋拆迁共涉及第五、第十一、第十二三个村组，其中第十二村组全为钟屋人，第五村组（其中5 户廖姓于1960年才迁入）、第十一村组则为钟、廖两姓共居，详见表2-1。实际上它们是宗族与村组二位一体的重构。因此在护祠事件初期，寿山公祠所在的第五村组还将其集体所有的征地款拿出来作为护祠理事会的活动经费。在整治、维修寿山公祠中，由第五村组购买的寿山公祠内的电风扇被取下来，该村组的负责人表示这些集体财产任由护祠理事会处理。

上述这些组织、群体对护祠行动者来说，还仅仅是外围的、不是至关重要的力量，抗争主体则是宗族、宗亲。对此萨林斯对太平洋诸岛的研究发现，钟村人就像太平洋岛屿上的夏威夷原住民一样，依照他们既有的文化系统来了解与应付新的事件，灵活、聪明地运用“抗争的文化网络”，其中宗族就是他们最为熟悉和最有影响的文化系统，以“慎终追远”为宗旨，以“念祖拜祖”为内容的祖先崇拜则是他们重要的文化模式与行为准则。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最为有效的护祠组织就应当建立于拥有共同道德价值观、非正式组织的宗族之上，因为道德上的默契已经为宗族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钟村的文化抗争行动采用的是宗族动员而不是社区动员，他们利用的还是宗族等传统话语，其抗争主体力量是宗族。他们以宗亲理事会为组织，以族人宗亲为主力，以海外华侨特别是知名侨领为后盾，并透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话语和手段，最终赢得了这场文化抗争的胜利。这说明宗族这个古老的、传统的文化系统在K 城、在钟村没有完全被破坏或丢弃，尽管它处于相对沉寂、分散的状态，但在受到强大外力刺激下它被激活并发挥出组织、动员、凝聚和制约等作用。

除了宗族、宗亲这一主体抗争力量以外，钟屋人在文化抗争中还善于借用专家学者、记者媒体等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系统中的宣传、文博部门和信访办等科层制力量。这些抗争力量的寻求和运用见诸具体的抗争策略和手段之中。

从抗争策略来看，钟村钟屋人主要采用了五种方式。

抗争策略之一，是将护祠抗争引向“问题化”，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如何才能“问题化”，显然钟屋人并不知道那些大道理：只有当公共权力主体注意到公众的公意性并且趋向于公众诉求时，该问题才成为一项政策问题，从而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开始成为一项实际的公共政策。^[18]但他们懂得运用实用的、简便的途径使其诉求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从而纳入官僚科层制的机制管道进行运作。钟校长在谈到护祠抗争引起政府重视的经验和体会时，他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路走对了。具体来说，是走文化部门，强调是抢救古建筑的文化保护，走上头路线，最起作用的是G 副书记和L 书记。郭转中与G副书记的秘书很熟悉，该秘书答应一定将上访报告交给G 副书记看，结果当天就送到，G副书记当即批示，于是市和区的文化部门前来考察，才使护祠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和重视。”^[19]通过关系让领导干部听到钟屋人护祠这一民声民意，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便派人前来调查，其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几乎出乎钟屋人的意料。这样一个过程实际就是孙立平、应星等学者所说的“问题化”策略，只不过钟屋人走的是关系网络的路线而开启良好局面的。又如护祠理事会知道上访的人数要多，否则不足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上访的人越多，政府就过惊”。钱哥认为，“如果只去三两个人上访，信访办是不太重视的，他们虽然会很热情地接待，说会将此事汇报给有关领导和部门，但是有没有解决是另外一码事。如果多去一些人情况就不一样，变成事件了。超过30个人上访就是一个事件”^[20]。

将护祠事件“问题化”，这就好比是一件案子在公安局立了案，是破案的第一步，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然而能否“破案”，能否圆满解决护祠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和努力。

抗争策略之二，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巧妙地借助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利用“公”的官方政策法律，“私”的宗族、宗亲、海外华侨，以及相对独立的“第三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等资源和力量，一齐向政府施加压力。护祠理事会时常强调，他们的护祠抗争不是与政府搞对抗，而是抗争；不是对立，而是沟通。于是他们提出文明上访，不搞游行示威，不写反动标语，不用暴力、武力。他们单独或集体学习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政策，尤其是他们知道当前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文化，先后出台加快文化产业和文物保护的政策措施，这为他们护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改革开放后，出于发展旅游、塑造地方文化认同以及统战工作等方面的考虑，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政策部门出台和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寻根问祖、庙会、恳亲会等。这些新文化政策不一定符合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却使传统文化遗存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这些通常不为一般民众所重视和关心的政策制度，却为钟屋人所深谙、看重和经营。例如他们在致海外宗亲的倡议书和信函中，还就如何书写“护祠”信函特意“面授机宜”：“大意可写：听到拆祠消息表示震惊，要求政府给予保留，以给海内外游子回乡省亲、寻根问祖留个去处，也给‘文化大市’丰富内涵，增强K城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等类的话。”^[21]所以他们在护祠过程中，对外强调文化、文物、文献，而这正是护祠理事会从专家学者的鉴定意见和口头论述中所学来的。此后护祠理事会一直致力于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的文物保护单位申请工作，哪怕最后他们几乎放弃这一目标，但是依然强调它们是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客家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并将这些话语做成巨大的横额悬挂于外墙。

抗争策略之三，多重话语及其灵活运用。在钟村护祠抗争中，钟屋人针对不同的行动主体和斗争情境，先后或同时运用多种话语并进行不断的转换。钟屋人所使用的抗争话语主要包括上访话语和宗亲话语，日常话语和仪式性话语等。

所谓上访话语，是一种国家话语，即采借、运用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语汇用之于上访行动中。它的主要特征是全民性、合法性和理性化，主要特点是以势压人、以理服人。在钟屋人的护祠抗争中，最常用的上访话语是“三个代表”“文化大市”“历史文化遗产”和《宪法》《文物保护法》等。这些通常不为一般民众所重视和关心的政策制度，却为钟屋人所深谙、经营和运用于护祠抗争。据统计，在护祠理事会送呈的12 篇上访报告中，篇篇都提到“文化大市”和“历史文化遗产”，有9 篇提到“三个代表”。钟屋人将拆祠视为违背“三个代表”和“文化大市”战略等中央和地方政策，是违民心、失民意的；而保祠则是贯彻落实上述方针政策的具体表现，是顺民心、得民意的。例如他们在上访报告中宣称：“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正轰轰烈烈开展学习‘三个代表’的热潮，我们想，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不正是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思想吗？”^[22]“‘文化大市’内涵丰富，保护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文化大市’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认为寿山公祠与州司马第从建筑的年代、建筑的考究、独特的内涵，都具有代表性建筑的特征，值得进行保护。”^[23]其话语之义正词严，语气之理直气壮，由此可见一斑。

宗亲话语则是一种民间话语，它是指某一宗族针对内部成员所言说的语汇。它的主要特征是局部性、合理性和感性化，主要特点则是以亲动人，以情感人。虽然现在钟村人的宗族活动不如新中国成立前那般隆重、热闹，宗族的观念和意识也相对淡薄，但是改革开放后，每年大年三十除夕祭祖、元宵节期间的上灯，以及祖墓祭扫活动逐渐得到恢复，世代、字辈、房派等观念犹存。在调查过程中，我碰到的大多数40 岁以上的报道人，他们都多少知道一些祖先的历史，也基本熟悉自己和他人的辈分和房派。在日常生活的口头称呼上，若双方的年龄的大小与辈分高低相应，则按照辈分相称。例如钱哥为二十三世，47 岁；老钟二十一世，63 岁，则钱哥称老钟为“叔公”。若双方年龄与辈分不相应，则遵循“大哥小叔”习俗，如第三章所述钟校长与晋成两人的相互称呼，所以当寿山公祠等面临拆迁危险，宗族成为钟屋人护祠抗争的组织基础，族人则是护祠抗争的中坚力量，而宗亲、梓叔既是最容易团结和利用的力量，也是宣传、动员最有力、最动情的话语。当有人批评护祠抗争的宗族色彩很浓时，钟校长却振振有词地反驳说：“内外总要有别吗，对宗亲不讲宗亲感情，佢等怎么会理解呢？”所以护祠理事会在给宗亲们的信中，言辞都经过一番斟酌。例如：“今天我们向您报告一件痛心的事——我们的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等屋宇将要在今年9月15日前拆除……这怎么不令寿山公的后裔为之痛心啊！祖祠如果在我们这一代无声无息地任人拆毁，我们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今天又怎么对得起生活在海内外的众宗亲！”^[24]“寿山公祠，危在旦夕，急需众宗亲鼎力支持！”^[25]其话语之殷切之动人，语气之沉痛诚恳，真可催人泪下，使人为之动容。

日常话语和仪式性话语。日常话语，顾名思义，即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习用的普通用语，它的主要特点在于非正式性和随意性。仪式性话语则是在那些诸如集会、庆典、祭祀、婚丧嫁娶等仪式性场合所运用的语汇言辞，它具有表演性、正式性的特点。例如在护祠理事会举办的各类仪式性集体活动中，都可看到人物固定化、内容同一化的仪式性程序和仪式性话语的巧妙运用。这些仪式性集体活动的大致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由主持人（阿细）对活动予以简介，然后宣布活动的开始；其次由会长（钟校长或老钟）代表护祠理事会讲话；然后是由主持人率领大家集体向寿山公祠的列祖列宗行三鞠躬礼；最后宣布仪式的结束，通常是宴会的开始。在这些护祠有关的各种仪式性活动中，以会长讲话的仪式性话语最有代表性。通常会长的讲话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祖先艰辛创业史和宗族光辉史之回顾以及寿山公祠的作用和地位；其次是护祠抗争坎坷波折的具体过程；再次是目前所取得成绩和效果以及下一步工作的目标和努力方面；最后提出希望和要求，号召宗亲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争取护祠抗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在这些仪式性场合中，诸如“木本水源”“慎终追远”“百世不迁”“联结海内外华侨的桥梁和纽带”“客家文化”“宗族”“宗亲”“誓死保卫”“万众一心”等是最常用的仪式性话语，这些正式的、具有表演功能的话语将宗族情感、地方政策以及文物保护等扭结在一起，营造出荣辱与共的氛围，最后达致激励、动员、鼓劲、团结等仪式活动的效果。

有趣的是，无论是上访话语和宗亲话语，还是日常话语和仪式性话语，它们彼此之间都不是僵硬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对象而灵活变动，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在给K 城市政府的上访报告和宗亲的信函中，护祠理事会十分注意话语和语气的不同。在致宗亲的信函中，钟屋人只提到寿山公祠、州司马第和“文魁”这三座属于钟姓宗族中被拆迁的祖祠，而只字不提“騘马”廖屋等其他姓氏的古建筑，并处处强调拆迁的古建筑是祖祠，是祖屋，是哺育子孙后代的地方，是联系海内外宗亲的桥梁和纽带，一旦拆除将愧对祖先，愧对子孙；而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则对拆迁范围内的每座有一定历史的古建筑都详细提及，逐一介绍，并强调拆迁房屋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是古建筑，保存它们可为“文化大市”增光添彩，为世人留下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而只字不提寿山公祠等建筑是一姓一族的宗祠祖屋。因此，上访话语注重的是被拆迁房屋的“外向性”“兼容性”，而宗亲话语则强调的是“内在性”和“排他性”。其实，无论是上访话语还是宗亲话语，在其使用者——护祠理事会等钟屋人看来，其目的都是同一的：保护、保留祖祠，只不过前者是公开的、显露的，而后者则是私下的、隐秘的。它们如同戈夫曼的仪式戏剧理论中所说的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一样，^[26]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或者说，前者是手段，后者则是目的。

更有趣的是，这些不同的话语有时还会交叉、重复、修正甚至是颠覆。例如钟屋人先是张挂“誓死保卫三百多年古建筑”“寿山公祠是研究客家民俗、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谁拆毁，谁是历史的罪人！”等火药味十足的横额。当护祠形势明朗之后，将其改换为“寿山公祠为历史文化名城添光彩”“后裔东居，强基昌业，世世代代，九域十州争建辉煌。齐谱新章，振客家之雄风，铸客家之灵魂”等内容。从起初的“气势汹汹”到后来的心平气静，这是护祠理事会根据斗争形势作出的主动调整，用钟屋人的话来说就是，“等护祠也要与时俱进”。将保寿山公祠为钟屋人保留祖先产业，上升到为整个K 城人民、客家族群保存文化遗产的高度。还应看到，即使是同一种话语也有着内外之别、公开和隐蔽之分。例如同是钟屋人使用的宗亲话语，在钟氏文化研究会和寿山公祠内部就有所不同。钟屋人积极筹备、建立以及参与超越寿山公祠和钟村之外的K 城市、省等各级钟氏文化研究会（宗亲联谊会），其目的绝不仅仅是联宗谊、叙乡情，更重要的在于提高寿山公祠的知名度，扩大影响，为保祠护祠以及接下来的开发所服务，而这些话语显然是不能形诸文字提供给外界宗亲的，只能在钟村钟屋人内部交流，彼此心照不宣。

钟屋人在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等祖祠的“拆”与“保”的持续不断的争议中，建构起一个新的却颇具号召力、影响力的概念范畴：历史文化遗产、客家古建筑。他们将寿山公祠、州司马第透过与历史文化遗产、客家古建筑的价值意义缝合的要素——“古祠、文物、景观”，一边谨小慎微一边却又明目张胆地在行动中否决对手、联合同盟，使护祠宗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实现。祖祠从物质形态上来说，其实是土地，是房子，而祠堂、祖先留下的遗产等说法，则是文化和法律层面的语汇。在护祠抗争中，钟屋人敏锐地发现“祖先遗产”不如“历史文化遗产”有分量、有感召力。在护祠理事会提出的“十大护祠理由”中，只有一条理由强调它是祖先遗产，四条都突出它在历史和当今所发挥的作用，其余五条都是强调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十大护祠立场”中，有六点与历史文化遗产直接相关，而只有两点提到祖先遗产和历史功绩。所以他们在护祠过程中，对外强调寿山公祠等祖祠是文化、文物、文献，并将这些话语做成巨大的横额悬挂于外墙。钟屋人耳闻目睹久之，便烂熟于胸，并能言之与人，使寿山公祠与历史文化遗产二位一体，客家文化、历史遗产等已经内化为钟屋人的思想意识之中。

抗争策略之四，以“退”为进，开展自保自救。钟村钟屋人起初的行动是以上访为中心，希望透过机制管道的合法方式来获得政府免拆的批文，后来又希望通过申报文物保护单位，以此作为抵制拆迁的“挡箭牌”。然而政府批文久久未见，文物保护单位迟迟未批，钟屋人眼见这样等下去遥遥无期，于是逐渐开始调整抗争策略，将护祠抗争的重心转向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即立足宗族本身内部，在继续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基础上，广泛争取海内外宗亲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援助，改变祖祠宗族面貌，以实际行动促使政府态度的转变，赢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从形式上讲，起初是关起门来搞上访，主张“不能拆”；后来是打开门来谋自保，坚持“不准拆”。从斗争主体上讲，原来是以护祠理事会为主的少数宗族精英，现在则是依靠并动员全体寿山公祠后裔和社会各界人士。这是钟村护祠抗争在性质、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大突破和转变，如果此前文化抗争还只是辅助的手段或试探性的运用的话，那么自保自救则标志着向文化抗争的全面转向。

从内容上讲，自保自救方针主要包括祠堂修复和宗族建设两个方面。钟屋人以“打铁还须自身硬”为信条，首先开始大规模地彻底清扫、美化和绿化寿山公祠，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反驳拆迁部门拆除寿山公祠的借口和理由——环境恶劣，周边破烂，影响市容，不值得保护。后来包括K城市政府、政协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考察，于是保护寿山公祠的建议被作为社情民意送呈K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寿山公祠才得以作为客家文化的代表在K城市的新闻联播中“露脸”。为保证祠堂大门常开，时时有人接待，护祠理事会还开始实行专人值班和保卫制度，订阅了《K 城日报》等报刊，装上了电话。同时护祠理事会还组织了宗族文化建设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寿山公祠的吸引力，促进了宗亲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提高了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护祠力量得以不断扩大，护祠抗争也得到更多宗亲和社会人士甚至政府官员的认同和肯定，寿山公祠的知名度也随之“水涨船高”。

自从钟屋人在护祠抗争中采取了自保自救抗争策略以后，他们只组织了两次上访（K 城市政府和拆迁办各一次），一次信访（广东省驻K 城巡视组），而且这些上访、信访均是针对2004年5月11日拆迁办“秘密”收购寿山公祠内两间厢房一事。除此之外，钟屋人与政府、拆迁办之间“相安无事”，局势比较平和安稳。然而钟屋人“外松内紧”，他们把护祠抗争的重点转向于内部建设，以事实说话，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护祠的决心和能力。这种自保自救抗争策略，立足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通过改变祖祠面貌，完善设施，整治卫生环境，虽然少了上访斗争那般咄咄逼人之势、愤愤不平之诉，看似平和、软弱、退却，然而却能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在自卫中谋求主动，在发展中争取支持，为最后的护祠成功奠定基础。

抗争策略之五，有的放矢，抓大放小。钟屋人根据拆迁祖屋的性质和意义的不同、建筑本身的价值水平高低、拆迁合理合法程度差异、护祠的可能性大小等诸多因素，将它们予以分类，抓大放小。首先，钟屋人将商业拆迁与市政拆迁分开，于是将属于市政拆迁范围的“田心”公祠排除在保护的对象之外，围绕它所展开的斗争主要是争取经济补偿。其次，将同处于商业拆迁红线范围内的寿山公祠、州司马第和“文魁”再分出个三六九等，寿山公祠属于绝对保护，州司马第为重点保护，而“文魁”仅为一般保护。有意思的是，州司马第和“文魁”均为钟姓十三世祖祠，其性质和地位无疑是同等的，为何钟屋人对它们区别对待呢？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州司马第是带碉楼的围龙屋，保留价值更大，更重要的理由在于州司马第的裔孙是护祠主干力量，保州司马第十分急切；而“文魁”裔孙对保护祖屋并不是特别积极，在护祠理事会中也没有实权人物。不仅如此，钟屋人还随时根据拆迁形势发展变化不断调整策略。例如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在护祠初期都是重点保护对象，然而当钟屋人觉察到州司马第无论是拆迁的危险程度，还是对于钟姓宗族的重要性，都远不如寿山公祠重要，加上族人对它认同不一，人力、财力、物力又有限，不可能全面铺开，于是将护祠重心完全集中于寿山公祠，以点带面，大造声势，结果虽然州司马第没有什么变化，但却由于一直纳入了寿山公祠保护体系而得以一道保留下来，取得护祠抗争的很大成功。

上述这些抗争策略虽然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即席创作”，但是到底没有脱离社会规范、地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塑造和建构，只不过是钟屋人善于吸取尤其是向传统汲取资源并加以合理化利用的结果。当然，被他们成功运用的不止是抗争的策略，还有抗争手段或方式。概而言之，钟屋人在护祠文化抗争中主要采用了上访、仪式庆典、宣传动员、风水神话、宗亲串联、阻拆等手段。

首先来看上访。上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权力技术和象征仪式，它承续着国家在土改时期发明的诉苦技术，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民情民意，体察百姓疾苦，声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解决各式各样的遗留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它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常规化的渗透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27]上访是一种国家认可的正式制度，亦为普通老百姓所熟知，它在形式和精神上与古代向清官诉冤告状一脉相承。从内容形式上分，有走访与信访；从规模来分，有个别上访与集体上访；此外，还有合理上访与越级上访等类型。对人民群众来说，上访无疑是针对森严的科层制度的一种日常反抗，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同时又是最为普遍的依法抗争的手段和工具。

钟屋人深谙上访的斗争话语。钟校长等人看到拆迁公告后，他们马上想到的方法手段就是写上访报告向政府反映问题，寻求政府的理解、支持。护祠抗争期间，仅护祠理事会就先后到K 城市、区两级党委、政府以及文化、宣传等部门上访数十次，写了近20 篇上访报告。此外，护祠理事会还积极发动侨居泰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毛里求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宗亲，以及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内地宗亲，请他们出面以信函、传真、电话等多种途径向K城市政府施加压力。仅仅存放于护祠理事会的上访报告、信函已订集成两册，正如K城的一位官员所说：“钟屋人的信件如同雪片一样飞来，压得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迫于群众上访闹事的压力以及统战工作的考虑，K城市政府对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的拆迁工作十分慎重，虽然钟屋人对政府迟迟没有正式表态有不小的意见，但寿山公祠等最终未被拆除，这本身就说明政府已有较大的顾虑。从政府官员频频前来视察，到屡屡推迟拆迁最后期限的步步退让，这说明上访斗争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却没有换来最后的成功；它让钟屋人看到了希望，却没有给他们带来胜利果实。这迫使钟屋人另谋出路，另觅良策。于是他们从走上层路线改变为走群众路线，从指望政府转向立足自我，从依靠政策法规到坚持文化抗争。(www.xing528.com)

第二，宗族仪式庆典。护祠理事会在护祠过程中，先后举办了拜祖团拜会、祖牌登座、牌匾复升、族人婚礼、座谈会、宗族文化研究会等类型多样的民间仪式和集会庆典，数量多达数十次，其中重要的、影响较大的就有16次之多，详见表8-2。这些活动具有通报信息、宣传发动、凝聚人心、团结鼓劲的作用。这些集会庆典活动，虽然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然而由于提前做好准备，各项工作逐一分工，责任到人，因而每次活动组织严密，程序紧凑，有条不紊。例如有的负责联系锣鼓班、八音队、厨师、金狮团等，有的负责灯光音响，有的则负责接待、签到，有的负责文字书写和记录，有的负责拍照、录像等。每次集会庆典活动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突出主题活动，又有表演民间歌舞、放电影、摆花篮、放礼炮等助兴和增添喜庆气氛。不少活动规模大，如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会，每次参与人数均多达上千人；有的活动则社会效应性强，社会反响好，例如钟誉嘉百年诞辰纪念活动，《K城日报》等多家媒体前来宣传报道，无异于为护祠抗争做免费宣传。此外前来寿山公祠参加各项活动的不仅人数多（仅据表8-1所举的参加人数就多达五六千人），而且来源广泛，既有本地的宗亲及海外的华侨、钟村钟屋人，又有外村镇外市县甚至外省的宗亲；既有镇村干部，又有专家学者；既有钟姓宗亲，又有社会人士。这些不同姓氏、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的积极参与，对护祠抗争行动起着良好的扩散效应。

仪式庆典等集体活动还具有仪式性动员和现场感召、“鼓动”的效应。张小军对土改运动的研究发现，土改时的大多数人都抱有很大的革命激情，这是运动的心理基础。在运动中，人们会被运动携带的目标和氛围仪式性地动员起来，通过歌曲、戏剧、小说和绘画等大众艺术形式，阶级语言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群众运动创造了一个神圣的仪式空间，有一套仪式的语言，特别是当时形成一套“阶级斗争”语言和作为斗争仪式的“斗争会”。^[28]怀特在讨论土改中的批斗会和政治仪式时也注意到，群众运动的高潮在斗争会达到顶点。^[29]

表8-2　在寿山公祠举办的重要集会庆典活动

（续上表）

①钟誉嘉（1904—1948），钟氏明惠公二十世裔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K城著名的教育家，曾任省立K城女子师范学校长和K城师范教务主任，抗战时期曾支持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他为创办化育小学（今莆心小学），远渡南洋募捐，积劳成疾于1948年去世。2004年3月30日《K城日报》以“纪念教育家钟誉嘉诞辰百年”为题进行报道。

（续上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

正是看到这些活动的仪式氛围和动员效应，护祠理事会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策划、筹备、组织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增强宗族、祖祠维系族人、宗亲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不由地担心，唯恐族人们的热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护祠理事会于是想尽办法留住和激发族人们护祠保祠的热情，例如在2004年1月1日召开的新年会议上，当钱哥、勇哥兄弟提出自保自救行动主张，认为护祠要坚持走依靠宗族力量，改变祖祠面貌的“自立”“自强”“自尊”的方针，获得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同，他们群情激昂，热情高涨。于是钱哥当即要求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先处理并清除门口塘的棚寮和菜地，一直干到深夜，第二天他又派来钩机、汽车，组织钟屋人开始了全面、彻底的清扫、美化、绿化寿山公祠行动，并很快就取得成效。好多钟屋人每每想起此，都为当时男女老幼齐上阵、奋勇争先的劳动场面感动不已，一些护祠抗争的观望者也为这种气氛、情绪所感染，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并参与到护祠抗争的队伍中来。寿山公祠面貌焕然一新，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更广大钟屋人的护祠热情和积极性，开启了护祠事件和文化抗争的重大转折。

又如在商讨复制寿山公祠内原有的牌匾的会议上，钱哥看到所有的族人积极性很高，于是便趁热打铁积极鼓动大家当场掏钱捐款，至于那些未带钱或暂时不愿掏钱的口头认捐者，则将他们的名字和金额当即写上红榜——“热心认捐寿山公祠牌匾芳名”，使其“生米煮成熟饭”成为既成事实而难以改变；同时还派一些理事前去动员、收取牌匾捐款，防止那些“当场发热”的族人回去后热情渐退或被家人、旁人劝阻而改变主意，以免到头来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结果，35 块牌匾很快就认捐一空，最后收到的捐款远远超过了牌匾的复制费，护祠理事会为此还获得一笔可观的护祠经费。

第三，创造风水神话，借助风水的神异性力量。风水在护祠抗争中也被钟屋人所经营和创造出来。客家地区酷信风水，不乏佳形宝地。奇怪的是，寿山公祠的风水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历史上钟屋人也没有留下有关的记载，有的只是“风水杀人”的传说故事——前述因风水师故意做手脚而致使二房亏房，最后被迫远迁他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风水平平的祠堂，却在护祠事件发生之后屡屡被创造出“神奇”“灵验”的故事，成为“灵验的遗产”。从最初的神鸟到神奇的拍照事件，再到守卫身体转好；从勿囿公登座庆典前一天联系上钟正山先生发来贺电到试灯之夜导游来访；从巧识李记者到恰逢葡国宗亲；从钱哥楼房的畅销到黄老板承领牌匾后的生意火爆；从马来西亚玄学大师苗大如的预言到本地明师涂先生的罗盘校测。寿山公祠祖宗的灵验逐渐成了一个越说越玄的神话，甚至连我的首次寿山公祠田野调查也被编进了这个神话故事的创造程序。这个风水神话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它是事实还是杜撰？也许答案在此显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彰显出传统在被无意识地继承的同时，又被有意识地进行创造。在这种风水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下，寿山公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钟屋人积极地投身于护祠抗争行动中来，导致人心齐、人数多、力量强。

第四，广泛宣传。钟村钟屋人的文化抗争行动经历了一个由依赖大众传播到依赖自力宣传，再到大众传播和自力宣传并用并重的过程。在寻找官方媒体例如《K城日报》《南方日报》等未果的情况下，转而挖掘、利用自己的、宗族的和社会的力量进行宣传，采取了如下措施：其一，讲述、整理宗族和寿山公祠的历史文化，利用历史记忆唤起钟屋人对宗族和寿山公祠的集体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其二，张贴、张挂有关法律法规和新闻报道，以及表示护祠决心和主张的标语、横幅、口号等，营造出紧张、急迫、危险的氛围，让钟屋人置身其中并积极投身于护祠抗争中去。在钟屋人的护祠抗争中，护祠理事会精心策划“誓死保卫三百多年的古建筑”“寿山公祠为历史文化名城K城添光彩”等大型横幅，“坚决拥护广东省打造文化大省”“坚决拥护K城市委市政府建设文化大市”等标语口号，得到了广大钟屋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同，也为抗争行动制造了有利的社会舆论。其三，策划、举办各种庆典活动，以节庆、习俗、仪式等方式或场合塑造集体形象，唤起并强化宗族意识，凝聚人心。其四，四面出击，联宗会友，参加各级钟氏宗亲会、世界客属恳亲会、联谊会等，扩大影响，增进了解，汇报族情乡情，争取宗亲和客属乡亲的支持。其五，发明并传播关于祖先如何灵验的口头“神话”，树立寿山公祠以及历代祖先的神明和灵验，利用风水的神异性权威和象征力量，整合、团结族人。其六，虚张声势，即使没有能力向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反映问题，然而却故意放出风声：若拆迁办胆敢强行拆除寿山公祠，他们分分秒秒都可以找来《焦点访谈》《社会纵横》的记者来曝光。其七，撰写诗文，抒发护祠情怀。钟屋人自己创造的诗歌词赋等诗文也是一种有威力的宣传手段。例如钟校长即兴创作的《拆字歌》，无名氏送来的《寿山公祠万年长》长篇客家山歌诗，世仁、南伯和满叔公等人撰写的护祠诗词等。其八，发起支持护祠抗争的签名留言活动，约请族人、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签名或留言，并将来访者的留言和照片公开展示或送呈领导，特别看重来访者的国籍、头衔、职务、学位、身份等因素，并汲取他们认为“最有用”“最重要”的内容，进行对外宣传。

当杨记者从钟屋人的来信中得知此事并赶来采访时，《羊城晚报》在某种意义上使护祠事件出现了转折，这对护祠理事会的宣传攻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不光是《护祠》和《寿山公祠的“客人”脚迹》的连续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并支持寿山公祠的保护行动，取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也让钟屋人赢得了心理上的优势，使他们愈加相信护祠事件是合情合理合法，促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投入到护祠抗争中去。

第五，串联发动宗亲。宗亲是钟屋人护祠抗争的主力军，也是他们十分看重和赖以挖掘的主要对象和目标群体。护祠理事会的宗亲发动工作是循着由内而外、由近而远的原则进行的，即从动员本村的宗亲开始，然后逐渐扩大至本镇本市，再到外市外省甚至是海外。自护祠抗争开始之日起，护祠理事会先后发出10份致宗亲们的护祠倡议书和正式信函，还通过开会、亲笔签名、填写民意调查表等方式组织、发动本地内宗参与护祠抗争。通过这种宗亲的强信任关系和道德压力的监督来实现内部的团结，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因为若是某人不在上访报告或《护祠调查表》上签名或摁指印同意护祠的话，那么他必将受到族人舆论的谴责。签名、摁指印和民意调查等手段，既是护祠抗争中对外施压的武器，又是对内部族人退出护祠行动的言行的制约和规训。

在了解、稳定和团结内宗的基础上，护祠理事会开始四面出击，先后组织与中镇的白土，城西的黄塘，城南的狮子浪口和低坝，梅县的白宫镇、雁洋镇、白渡镇，蕉岭县的新铺镇、三圳镇等地的宗亲座谈、联谊，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将护祠的消息传播出去。这些宗亲有的是与钟村同属寿山公后裔，有的则是追奉雪峰公为K 城开基祖，还有的甚至仅仅是因为同为钟姓的缘故，而在世系源流上并无直接关系。通过串联，取得了各地钟氏宗亲的共意性支持，进而转化成一种共识和集体行动，尤其是城西黄塘、白宫直坑等地宗亲还成了护祠的重要力量，其代表被推选为护祠理事会的理事，定期参加理事会例会和各种集会活动。国内宗亲的串联发动，以K 城钟氏文化研究会的筹备和成立为标志进入高潮期，这样寿山公祠和钟村钟屋人的宗亲网络，已经由钟村先后扩大至中镇、K 城各县区以及K 城市之外。通过钟氏文化研究会这一纽带，从而与广东省以及中华钟氏宗亲总会甚至世界钟氏联宗会挂上了钩。而与海外宗亲的联系，护祠理事会主要是利用信函、倡议书、电话等形式，或者通过其在家亲属的穿针引线，以及回家探亲华侨的出外发动。例如旅居加拿大宗亲钟均欢于2004年8月返乡，当他得知复制牌匾一事后，返回后便发动加拿大的宗亲捐款，募集到近2000 元加币，折合人民币1 万多元。护祠理事会还以乡贤钟誉嘉到南洋各埠宗亲筹款为榜样，由老钟、满叔公和钟俞生三人前往泰国募捐。虽未能达到主要目的，然而这种举动和胆识委实是难能可贵。

除了坚持“走出去”，护祠理事会还实行“请进来”的方针，邀请海外侨领、知名宗亲返乡，共叙乡情，共商护祠，共兴祖业。护祠理事会对海外华侨的重视，除了亲情族情，还特别看重他们的“金钱”和“身份”。前者可以提供护祠抗争得以坚持、发展和壮大的物质基础；后者则是巧打政府的“统战政策牌”，华侨华人是各级政府重点统战对象，因此这个庞大的群体蕴藏着大陆经济发展、祖国统一大业所需要的巨大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K 城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希望在外”一直是当地政府赖以看重的资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海外华侨的声音和要求自然不容忽视，而且经他们之口所提出的保护祖祠等要求，显得更有合理性和权威性。经过努力，护祠理事会先后邀请了马来西亚的钟正山、澳大利亚的钟富生兄弟、毛里求斯的钟晋强、中国台湾的钟伟鸣、加拿大的钟均欢等人归宁。例如85 岁的钟晋强夫妇于2005年2月4日由毛里求斯返乡，行前其子女担心他年老体迈劝他不要回家，因为2004年他已回过一次。钟晋强对他的子女说，他已有70多年未在家乡过春节，趁自己还能行走，回家与宗亲们热闹一番。^[30]虽然海外钟村钟屋人尚未发挥出护祠理事会所希冀的那般效果，但护祠理事会的决定并未改变，而是自始至终将海外华侨视为主要力量。

第六，阻拆的正面对抗。所谓阻拆，即指针对拆迁部门实施的具体拆迁行为而采取的抵制、反抗等行动，通常指武力反抗、言语威胁、游行示威等较激烈的、紧张的甚至是暴力的行动。在钟村护祠事件中，阻拆手段表现得并不突出，最为明显的是在2004年5月中旬，当钟屋人发现寿山公祠的两间厢房被拆迁办秘密收购后，十分愤怒。他们先是在寿山公祠挂出“誓死保卫”的横幅，设立保卫室，增加保卫的人数，日夜看护；后又召开紧急集会，号召族人团结抗拆。最让钟屋人感到酣畅淋漓的是2004年5月13日的“大闹拆迁办”行动，那天80余位钟氏宗亲在寿山公祠集会之后，一些年轻的钟屋人感到不解气，于是便集结了50多人前往拆迁办，迫使对方乖乖地交回厢房的钥匙，并写下不拆寿山公祠的保证书。阻拆行动的另一“杰作”是5月20日钟屋人到市政府上访，钱哥舌战政府官员，将其戏弄了一把，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阻拆的胜利，让钟屋人也看到必要时采用正面对抗的作用，而且这是最长士气、激励人心的行动。

布迪厄认为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是对游戏的感觉。^[31]如果说钟屋人在护祠文化抗争中所运用的文化经营策略如同布迪厄所言，是对护祠事件这场游戏的总体性的感觉和控制的话，那么他们从“抗争的文化网络”中所选用的抗争手段方法，就好比是在游戏中打出的一张张牌，有攻击性的好牌。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钟屋人的文化经营策略，还是“抗争的文化网络”，均不是他们事先就已拟好的，而是像玩纸牌游戏活动一样，是随着一张张牌的分发而展开的。钟屋人根据护祠事件的发展、抗争形势的变化等进行不断地调整、组合和提炼。对于先打哪张牌后打哪张牌，钟屋人并不是一开局就胸有成竹，全然在胸的，而是在不断实践中学习、提高和运用的。

后来，石科长说市领导看到当地老百姓将寿山公祠等围龙屋搞得有声有色，决定将其保下来，纳入“创优”和打造“世界客都”的计划。^[32]不同的抗争策略和手段方法，这是同处拆迁漩涡中钟姓的寿山公祠和廖姓的“騘马”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所在。正所谓“经营文化，不但是在一定的权力空间中被动适应和改善经营策略，同时也无疑是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制度性资源，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过程”^[33]。钟屋人为保护祖祠而主动利用法律、政策等种种合法、合理性资源，以及充分挖掘和经营宗族、风水、客家等祖先崇拜和民间认知等地方性文化网络，是文化抗争和文化经营策略合理运用的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