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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建设与文化抗争:动荡的围龙屋城市化的挑战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此计划得到了族人们的热烈响应。这场宗族建设的计划始于护祠理事会成立之初,当时钟校长通过与满叔公等宗亲们聊天,了解到原来的寿山公祠是牌匾满堂、雕梁画栋,感于今一无所有,空空荡荡,于是决定首先发出倡议,号召族人行动起来复原旧貌,重建宗祠,既可恢复昔日宗祠辉煌之气象,又可使护祠抗争更加“有理有据”。

宗族建设与文化抗争:动荡的围龙屋城市化的挑战

在这“漫长”且苦闷的等待中,除了加强与各地宗亲的联谊、交流外,护祠理事会决定对宗族历史文化进行研究,以加强宗亲们对于宗族的认识和认同,提高护祠抗争的战斗力。此计划得到了族人们的热烈响应。这场宗族建设的计划始于护祠理事会成立之初,当时钟校长通过与满叔公等宗亲们聊天,了解到原来的寿山公祠是牌匾满堂、雕梁画栋,感于今一无所有,空空荡荡,于是决定首先发出倡议,号召族人行动起来复原旧貌,重建宗祠,既可恢复昔日宗祠辉煌之气象,又可使护祠抗争更加“有理有据”。于是一场以讲解堂联、讨论宗族历史,以及征集古物、堂联牌匾、名人事迹等为主要内容的宗族建设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钟屋人内部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目的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宗族建设运动

8月17日,钟校长请护祠理事会顾问满叔公讲解寿山公祠及六大房祠的对联。其中寿山公祠的对联包括上堂神龛联、檐联、上堂联、中堂联、下堂联、正大门石柱联和大门联共13对。一些熟悉地方历史文化的族人则开始翻阅族谱及《程乡县志》《嘉应州志》等文献书籍,查找寿山公祠裔孙中的知名人士。先后找到21位古代名人,其中举人7人,包括解元1人,武举人1人,以及钟正山、钟东方等现当代名人。8月24日,由钟礼生将这些宗族名人的事迹抄写后,镶上镜框悬挂于中堂左侧,以彰宗功,激励后人,还精心撰写了一个宗族名人事迹展的“前言”,许诺一旦保祠成功,将分别制成单人纪念镜框,编成专册印行。

除此之外,护祠理事会还发动大家考据、讨论先祖历史,先后撰写《开基始祖雪峰公之父考》等文章,编订族规家训,进行新丁登记等事项。在此影响下,有的人将寿山公祠内11块石碑清洗,逐一抄录碑文内容;有的人则走访于各个祠堂老屋,收集、抄写里面的楹联、匾额;有的人还将各自家藏的族志谱牒拿到寿山公祠,或原本捐献,或赠送复印本。

8月25日和9月1日,护祠理事会邀请满叔公、鹤翔等四位耆老两次讨论“有关寿山公一派先祖的精神”及“辈分”事,最后以倡议书形式抄贴于寿山公祠内。根据现有的经济状况,在9月3日的例会上护祠理事会决定做几件事:(1)印发堂联、倡议书等;(2)冲洗、张贴有关祖祠相片;(3)在满叔公回忆起来的35块牌匾中,选择仿制“秉铎”“岁荐”“文魁”“亚魁”这四块简易牌匾。之所以选做这四块,是因为它们分别悬挂在上堂和中堂的正中间,最能代表钟姓宗族的辉煌,也是尺寸最大最醒目。6日,在满叔公的指点下,升挂四副简易牌匾。这些仅花费五六天时间、用普通胶合板做成的简易牌匾确实太“简易”了,挂在古色古香的古祠中显得很不协调,不伦不类,而且连牌匾的基本格式也搞错了。然而这对于那些农民出身的行动者来说,或许已经是委实不易了,在当时投诉无门、拆迁期限迫在眉睫之际,他们想只要祠堂多一事一物,护祠也许就多了一丝希望。半年后这四块简易牌匾便被取下来,代之的是由书法家题字、制作精美、金光闪闪的新牌匾。

9月7日,在护祠理事会例会上,针对近期愈演愈烈的各种传闻和时有发生的房屋拆迁,决定速给钟正山写信,请其设法与市领导联系,摸清市领导的意向。计划再次致函L 书记、G 副书记,争取早日拿到文物保护单位的批文,以便下来开展各项工作。[57]

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9月9日一大早,正当道古与钟俞生来钟校长家商量、研究护祠形势等问题时,郭转中打电话告知9 点30 分到老钟家集中。10时左右,郭转中前来并告诉大家昨天石科长通知他前去领《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表》(简称为《申报表》,以下同),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各一份。

由于护祠理事会对《申报表》不甚熟悉,又唯恐填写错误,于是决定亲自到文化局咨询。10日上午9点30分,钟校长、老钟、郭转中、阿细等人来到文化局,石科长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们,“十分郑重地对我们说:‘要我们与文化局签合同,一定要遵守《文物保护法》,如中途发现未遵守《文物保护法》,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们都说‘可以。’接着他提出填表的具体内容:(1)划定保护地界,测量范围,按《文物保护法》办;(2)给我们四个月的筹款期,自批准挂牌之日算起,先修复寿山公祠,后修复州司马第,总时间八至九个月就要完成修复工作;(3)修复工作,不能用一般建筑施工队,必须由有省发牌照的文物维修的工程队进行维修;(4)另发两份表给我们填写,一定要在国庆前交回文化局”[58]。钟校长等人满口应承着石科长提出的要求,然后拿着表喜滋滋地回去了。当天下午,一行人又来到满叔公家,向他介绍上午文化局之行。

随着9月15日这个“拆迁最后期限”的日益临近,拆迁部门却没有对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采取任何行动,这让护祠理事会感到很诧异,不过他们不敢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组织了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前去值班守卫,没想到9月15日这一天风平浪静,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安然无恙!又过了几天,依然如此,钟屋人于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终于得以虎口余生,熬过了拆迁公告上规定的最后期限,钟屋人却很明白护祠抗争还远没有成功,更大的困难和挑战还在后头!

虽然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好不容易地平安度过了拆迁“死期”,让钟屋人之所以依然放心不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获得K 城市政府或拆迁办颁布的对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的“免拆令”。在他们看来,没有拿到“免拆令”这块金字招牌,哪怕是一天甚至是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钟屋人张口闭口所言的“不能拆”“不准拆”,在于强调寿山公祠、州司马第存在的合理性,而拿到政府下达的免拆的官方红头文件或有关部门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那才是他们护祠抗争所希望的目的,因为这些才是合法性的凭据。在这从合理性向合法性的转变过程中,让钟屋人倍加感受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沉寂郁闷。

9月22日晚上9 时多,郭转中突然致电钟校长,催问填表、交表事,并说石科长要调换工作岗位了,如果不早交表,以后盖印、上报可能会遇麻烦。于是钟校长闻风而动,当即电话逐一通知各位常务理事于明天到他家商量填表。然而就在第二天的填表一事上,又出现了不谐之音,据钟校长的日记记载,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23日,8 时,除上次去领表的人外,俞生也来了。经商议,按照表(即《申报表》)的要求,由道古叔执笔填写,写好后,复念一遍,大家无意见了,道古叔把表推给我,笑着说:“会长先签名。”我即两表都签名,接着其他人也在寿山公祠的申报表上签了名,但州司马第的申报表,其他人都不愿意签名。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我发电到香港,征求晋成兄的意见,幸接电的正是晋成兄,他当即说一定要同时申报,请我们代他及玉哥签名。俞生兄听了,立即说:“我来代签。”下午,委托老钟叔、阿细叔去送表。[59]

《申报表》总算是填完送至K城市文化局去了,大家开始翘首以待好消息的早日到来,一些人甚至在张罗着“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应该挂在什么地方。然而谁知道此后犹如铁牛入海,杳无音信。对此钟屋人愤愤不平,老钟后来还当着镇村干部的面公开表明了对政府的不满。

没过多久,9月26日寿山公祠的门楼和门口塘前突然被砌上了高高的围墙。10月1日,护祠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向L书记写信反映情况,重点讲述的是全体村民对砌围墙之事的愤怒。有意思的是该上访信中不是将砌围墙事件视为对寿山公祠及其钟屋人的挑衅,而是将“战火”引向最基层的村民小组(即信中提到的“生产队”)。上访信中说:“某单位却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做游戏村民的棒子,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一要‘圈地’给开发商时,就一纸‘公告’,一个‘拆’字带编号,俨然,这些私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就是他的了。书记同志,这里我们偷偷地向您报告,为此,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受到了相当的伤害呢。某单位竟然不经过土地所有者或者说是使用者——钟村第五生产队(寿山公祠门口)的任何人,公然在其土地范围内砌围墙进一步实质性的圈地了。我们认为这是公然对具有土地所有权的生产队的蔑视、欺侮。这种激化,加剧矛盾的责任,该由谁负?是我们讲理,还是某单位讲理?”[60]信中还附有征集到的300 多名村民亲笔签名和《寿山公祠古建筑不能说拆就拆》一文,当天下午打印、复印并用挂号信寄出。

如同《申报表》一样,上访信连同300 多个村民的签名如同石沉大海,此后护祠事件陷入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护祠理事会的例会依然按时召开,但并未提出什么具体行动,采取什么措施,例会除了相互交流一下情况以外,主要成了理事们闲聊会面的场合。此段期间,有两件事曾经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一是泰国钟氏宗亲总会会长钟东方将于10月返乡。[61]二是11月9日,《南方日报》驻K城记者站的站长前来寿山公祠参观,认为有保存价值,并拿了两本上访报告等资料。但他认为若要在报纸上登载文章,还得与各方沟通,听取各方意见后才能作出决定。[62]结果,泰国宗亲未回,《南方日报》未登。

就在大家还在对砌围墙及其意图进行猜测和议论时,[63]2003年12月5日的《K城日报》一则新闻再次使得传闻大起,该天的头版头条详细报道了12月3日、4日L书记在有关部门的陪同下,先后到十余处客家民居古迹视察,要求进行重点保护并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64]钟屋人看后议论纷纷,认为上述客家民居均不超过一二百年历史而受到“重点保护”甚至是“旅游开发”的特殊待遇,而将300多年历史的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排除在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和不祥的征兆。护祠理事会闻“报”而动,由副会长老钟连夜起草报告,向市领导反映情况,经讨论、修改后于12月9日寄送。在这封名为“给市领导的第四封信”中,详细谈论了他们对12月5日《K城日报》报道的意见,并委婉地批评了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表明了护祠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接着护祠理事会决定利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充分发动群众力保宗祠。同时认识到不应单单依靠本宗族姓氏的力量,还应广泛宣传、发动,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声援。于是由老钟草拟一份给市领导及市、区公安局的《申请书》,在承诺不搞游行和不到市政府静坐的前提下,提出以下申请:(1)准许在寿山公祠前、梅江四路侧打出横幅标语,展出给市领导的信件、报告,吁请社会有识之士参观、支持、签名。(2)召开研讨会,内容另定,时间在春节到元宵前后。[65]此申请书于12月25日寄送有关部门,重点是K城市公安局。

如果说上访信访是钟屋人意图将护祠抗争引入“问题化”的轨道的话,那么这时护祠理事会的决策者们慢慢已有了新的抗争策略和方法了,特别是上访虽然“请”来了L书记等领导的视察与肯定,让护祠抗争得以“初战告捷”,带来了短暂的成功喜悦,但更多的则是茫然无助的等待。因为上访既是民众向政府反映问题、诉苦诉冤诉委屈的合法性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安全阀的门面设置。[66]钟屋人对此其实也是心中有数的,深谙个中奥妙。老钟说:“等去上访时,信访办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很热情地接待,而且答应一定会将此事汇报给有关领导和部门,但是鬼晓得他们会不会反映,事情有没有解决是另外一码事。”[67]

通过几个月的抗争实践,钟屋人也在进行内部反思和总结,他们逐渐认识到在护祠抗争的最初阶段仅仅将目光盯在钟姓的祠堂上,对文化的认识少,这是不足的也是缺乏分量的。后来逐步从碑记、族谱等了解到寿山公祠的历史价值,才认识到这是研究客家文化和民俗的珍贵材料,保护寿山公祠实际上是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文化大市,抢救文化遗产而做贡献。又透过与各地宗亲的交流与联系,来访与回访,扩大了护祠抗争的统一阵线,壮大了护祠队伍。而这种抗争,正是利用宗族、宗亲和文化的力量来保护祖祠,保护古建筑,保护文化,就是典型的文化抗争。这种抗争策略的全面调整和转变则是在辞旧(2003年)迎新(2004年)之际,护祠抗争在新年伊始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变化发展。

【注释】

[1]护祠理事会上访报告:《文化大市,实事做起》,2003年6月24日。另据外翰第屋主钟辉平给作者所看他与拆迁办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2003年5月16日签字),外翰第的全部拆迁补偿款为45万元。

[2]“阿爸”,客家方言,即“父亲”的意思,“乃”是指儿子,“迪得”意即知道,这里是指上级政府下令拆除寿山公祠,他们这些下属单位当然不敢做出有违领导旨意的事情来。

[3]对老钟的访谈,2004年5月10日。

[4]钟校长:《保祠大事记》“2003年9月篇”。

[5]《描绘K城城市建设的蓝图》,《K城日报》2003年10月5日报道。

[6]对老钟的访谈,2004年5月10日。

[7]对K城市规划城建局C局长的访谈,2004年8月25日。

[8]《将“文化大市”战略落到实处》,《K城日报》2003年12月5日报道。

[9]对钟校长的访谈,2004年7月2日。

[10]对满叔公的访谈,2004年5月14日。

[11]对钟昌盛的访谈,2004年7月4日。

[12]对“赌博山”的访谈,2004年5月9日。

[13]对叶跃昌的访谈,2004年9月19日。

[14]对三叔妻的访谈,2004年5月14日。

[15]对熊雪标的访谈,2004年9月29日。

[16]护祠理事会:《参观寿山公祠贵宾留言摘录》。

[17]护祠理事会:《参观寿山公祠贵宾留言摘录》。

[18]《护祠理事会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2003年5月25日。

[19]护祠理事会上访报告:《文化大市,实事做起》,2003年6月24日。

[20]十大护祠理由是:1.它是纪念缅怀先祖的场所。2.从清末废科举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乡人把它作学堂。3.新中国成立以后区以下各级政府把它作会场、生产队、仓库。4.它历经300多年,还基本完好,又具客家建筑特色。5.弥足珍贵的文字、图画资料。6.建筑艺术及其结构特点。7.十余通清康熙至光绪年间的各类碑记是研究客家民俗难得的实物史料。8.寿山公祠历经300多年,培育了许多英才,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9.它是联系海内外游子的“桥梁”和“纽带”。10.寿山公祠古建筑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K城不可分割部分。
十大护祠立场是:1.300多春秋的寿山公祠功绩不可没!2.弘扬先祖之精神,激励后辈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敬宗睦族,乐善好施,崇文尚武,耕读勤俭,教化育人,爱乡爱国!3.保护有客家民俗特色的寿山公祠是顺应民心、民意、侨心、侨意的大好事!4.坚决保护“保存现状完好”“规模宏大”的寿山公祠!5.我们坚决保护具有300多年的古建筑——作为研究广东古代宗祠建筑极为难得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寿山公祠!6.保护K城文化遗产,开发K城文化资源!7.坚决拥护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把广东打造成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8.坚决拥护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四个K城”的战略决策!9.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人人有权保护!10.拆除它去建商住楼极具负面影响,拆寿山公祠就是拆民心,拆民意。寿山公祠不能说拆就拆!

[21]《护祠理事会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2003年6月1日。

[22]《护祠理事会会议记录》,第五次会议,2003年6月11日。

[23]对钟正山的访谈,2004年9月17日。

[24]中央电视台专题片《中国人》之《梦续中华——钟正山》旁白和钟正山的讲述,1999年拍摄。

[25]护祠理事会上访报告:《关于保护丽都中路北侧一带古民居的报告》,2003年4月22日。(www.xing528.com)

[26]钟校长:《保祠大事记》之“2003年7月篇”。

[27]可惜在事后的多次访谈中,钟校长说他已经记不清“拆字歌”的详细内容了,当时是有感而发,即兴而吟,没有及时抄录下来,结果遗忘了。对钟校长的访谈,2004年5月10日,7月2日。

[28]原来钟校长好多年前曾随东山中学考察团到马来西亚访问,受到钟正山先生等马来西亚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的热情接待。当时不知道钟正山就是自己的宗亲,没想到因为这次的拆迁保祠事件才有幸认识,真可谓是“坏事变好事”。对钟校长的访谈,2004年7月2日。

[29]为便于区分,本文将公屋和私屋视为房屋产权所有的分别。凡是私人具有财产所有权的房屋统称为私屋,它包括新屋和老屋中的私房两部分;而公共所有、产权共享的老屋统称为公房。因此,本文中的公房与私房皆是针对祖屋的产权不同而划分。至于新屋与老屋,仅仅是建筑年代、建筑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如有特殊强调,则以括号形式相区别。

[30]罗香林认为,客家人“其经营屋产,地基必求其敞,房间必求其多,厅庭必求其大,墙壁务极坚固,形式务极整齐。其著名的往往有巨至内容有房子四五百间,能住男女四五百人,求之其他各地,真不易看见这类大屋。客人屋式,有围龙、棋盘、二家、四角楼、围楼、五栋、枕头杠、茶壶耳等名目,每式以正栋及横屋为主体。正栋或称正厅,制如宫殿,横屋制如宫殿的庑。客人屋宇,多由创业的人一手经营,而分给众多的子孙,但无论分遗至如何繁细,其正厅仍属公有”。《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1]这类人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分布最广,特别是海外华侨多属此类。

[32]拆迁户钟婶给作者算了一笔拆迁账。她家的房屋占地面积148 平方米,现在却只有118.4 平方米,比原来少了近30 平方米。加上建材等物价上涨,使建筑费用大大增加。拆迁前钢材价格为2600元/吨,水泥为190元/吨,而在他们动工建房时,钢材涨至4000 元/吨,水泥为310 元/吨。她家于2003年8月27日搬出,不久便被拆除,新屋于9月1日动工至2004年6月下旬竣工并入住,此前一直租屋达10个月,而拆迁部门只补偿6个月的租金。因此她对于此次拆迁意见十分之大,认为受了很大的损失,吃了不少亏。对钟品娥的访谈,2004年9月27日。

[33]对钟寅明、钟寅生、钟宜生、钟小兰、廖慧兰等人的访谈,2004年8月25日。

[34]化胎是粤东客家围龙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一个屋场的龙脉气息,其正中的下方是“五星石伯公”或“五方龙神”,是整个围龙屋的风水之所在。按理,围龙屋的化胎以及屋后围龙间正中的龙厅是不能私自占用的,但事实上在粤东客家地区,常常见到有不少楼房就是建在化胎或龙厅的位置。据报告人介绍,这些楼房的主人或是土改以后或是缺地少房的贫下中农,或是利用职权侵占的队村干部,然而他们在此居住大多不顺,家庭常发生飞来横祸,或死或病,损财折福,当地人将这类“背运”“天灾人祸”现象的原因归之于占用、破坏风水。现在寿山公祠屋后化胎上建房的有两户人家,其中一户的屋主曾担任过钟村大队干部,据《K城市建房登记表》(1986年清查)登记:她于1977年向生产队购买了化胎中的133 平方米建了一幢两层砖混楼房。然而此后她家便厄运不断,先是儿子生病去世,后是孙子天生残疾。

[35]对廖老师的访谈,2004年8月11日。

[36]参见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3 页。应星所讲的“不准打烂碗”和“赔碗”是指个体农民的生活面对乡土社会内部的力量侵扰和面对非自愿移民这种国家强力介入时的不同反映。

[37]对钟校长的访谈,2004年5月11日。

[38]又称之为正式国家权力的非正式实施。这种权力技术不是来自于科层制按政策办事的正式规则,而是对非正式的民间生活技术的借用和活化。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国家权力资源弱化背景下国家意志在农村依然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因。参见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吴毅对这种政府形象的去公共性的正式权力非正式行使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其后果一方面是使民间对抗政府的做法具有扩散效应,另一方面有损国家权威。参见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39]对拆迁办工作人员的访谈,2004年6月8日。

[40]“搭便车”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认为,对人人都有份的好事,那些谋求最大利益的理性主义者会等待其他人去做,自己坐享其成,奥尔森称之为搭便车现象。参见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1]对钟校长的访谈,2004年5月10日。

[42]这种博弈论的典型例子是北京参加2000年申奥的投票选举。前两轮投票中,北京一路领先,最后只剩下北京、柏林和悉尼三个城市。在第三轮投票中,北京得票最多,悉尼第二,柏林第三,按照末位淘汰法柏林被刷掉。于是再次投票,结果北京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原先支持柏林的票大多投给了悉尼,悉尼因此获胜。参见潘天群:《博弈生存:社会现象的博弈论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8页。

[43]筱筱园位于K城市区,是黄筱忍等在南洋经商、艰苦创业汇钱回乡所建。1998年,K城政府为加固沿江大堤北堤并搞好一河两岸城市景观建设,将距离北堤约60 米的筱筱园列入拆迁范围。对此,黄氏后人非常不满,业主中最年长的代表、加拿大华侨黄松庆先生多次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国务院侨办,省、市侨办投诉,并由旅居加拿大的知名人士谢英榛、香港嘉应商会会长黄丽群等人去函有关领导,要求妥善解决,拆迁因此两次推迟。后在省侨办等部门的协商、调解下,2001年6月8日,K城建设发展总公司与筱筱园业主代表签下合同书,一致同意以置换方式在筱筱园原址留出308平方米供业主后人建筑使用,以照顾黄氏海外侨胞寻根念祖的心愿。此事引起了当地政府、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群众的注意和重视,广东侨网则以《“筱筱园”的拆迁安置问题圆满解决了》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http:/ /www.gdoverseaschn.com.cn/dfqw/200307200061.htm。
徐济民是2000年政府实施的黄塘医院扩建拆迁中的“钉子户”,徐的一个儿子在美国,另外一个儿子是香港客属总会的领袖之一,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因此无论拆迁办工作人员如何做工作都死活不搬。拆迁那天,徐济民更是将六七罐液化气一字排开放在门口,声称若有人胆敢拆他家的房屋,他将点火引爆。结果K城市政府出动众多公安和武警,消防人员手拿水龙头严阵以待,防暴警察则冲入徐家将徐济民夫妇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然后强行将其房屋拆除。

[44]对钟村廖姓拆迁户的访谈,2004年9月28日。

[45]钟用魏是清康熙十四年(1675)科中式第十八名举人,该牌匾同时悬挂于钟用魏祖屋的外大门上,于2004年9月与其他34块复制的牌匾一道升挂于寿山公祠。

[46]对钟归乔的访谈,2004年6月30日。

[47]见廖华麟主编:《K城市梅江区水南坝廖氏新族谱》,1998年。

[48]“百世不迁”是钟姓之族规家训。另外寿山公祠的上堂神龛长联亦提及并被钟屋人谨遵。上联是“溯振铎于K城厥后衣冠渐启祗一经垂训共守诗书之泽”,下联是“思肇基于莆里继兹堂构维新宜百世不迁长留俎豆之光”。

[49]据世界钟氏联宗总会撰写的墓园碑记称:“马氏祖婆乃吾钟姓南国之祖,原葬于福建长汀风水宝地,佳话流传千秋,祖德远近声蜚。由于年代久远,几经迁变,以致墓迹全非。”后来海内外钟氏宗亲曾多次到长汀县寻找、考察,决定筹资重建。后拟定蕉岭县顺岭山建园立碑,并于1991年7月7日在泰国召开的世界钟氏联宗大会通过,并在会上成立建园筹委会。在当地政府和宗亲的支持协助下完成征地拆迁工作,纪念墓园于1992年8月隆重奠基,历时一年多建成。整个墓园包括牌楼、纪念碑、墓园、左右纪念亭、停车场等设施,占地面积3000 多平方米,整个工程耗资70 多万人民币。马氏婆太墓园依山傍水,里面种满青柏、花草,十分肃穆和宁静。

[50]钟氏族谱记载多有错漏,不仅对马氏太夫人的身份归属说法不一,在祖先世代也不太合理。贤公距达公约300年,而世代却相差三十七世,一代仅相隔八年。参见钟玉铭编:《梅县颍川堂钟氏族谱》,手抄本,1988;钟汀剑等合编:《钟氏族谱》,手抄本,1999年;无名氏:《钟氏族谱(钟村钟氏至十三世)》,时间不详。

[51]在客家地区,女性祖先受到宗族乃至社区人们尊崇的现象较为普遍,客家人亲切地称之为“婆太”,其地位常超出男性祖先,如梅县丙村的斋婆太、南口的陆婆太、丰顺建桥围的蓝婆太等。有学者将这种女性崇拜的原因归结为客家妇女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人认为这是客家地区不同族群特别是畲汉互动的结果。参见周建新:《客家祖先崇拜的二元形态与客家社会》,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香港)1996年版。

[52]对钟向文、钟德源、钟国珍、钟仕添等人的访谈,2004年9月26日。

[53]今属K城市梅江区江南办事处的龙坪居委会。

[54]对廖中华的访谈,2004年8月4日。廖中华,81 岁,枫树下廖屋二十三世裔孙,退休干部,《廖氏族谱》主编。

[55]对郭琪的访谈,2004年5月13日。

[56]对满叔公的访谈,2004年6月23日。

[57]钟校长:《保祠大事记》、三叔:《护祠日记》(一)、《护祠理事会会议记录》以及作者田野调查笔记。

[58]钟校长:《保祠大事记》之“2003年9月10日篇”。

[59]钟校长:《保祠大事记》之“2003年9月23日篇”。

[60]护祠理事会上访报告:《无题》,2003年10月1日。

[61]钟校长:《保祠大事记》之“2003年10月19日篇”。

[62]钟校长:《保祠大事记》之“2003年11月9日篇”。

[63]200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前来K城视察,由于寿山公祠位于梅县机场的必经之路口,故临时“突击”在寿山公祠前砌筑围墙以挡上级领导的视线。

[64]《K城日报》2003年12月5日报道《将文化大市战略落到实处》。

[65]护祠理事会上访报告:《申请书》,2003年12月25日。

[66]应星认为,只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被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这种问题产生的逻辑,正是这种雄心万丈却虚有其表的科层制的特点。说、闹、缠都是常见的问题化技术形式,但上访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渠道。由于国家治理任务过重,科层制普遍存在着推诿、拖延,信访部门又不是要害部门和实权部门,它们在实践中更多的作为国家的一种门面和安全阀机制而存着。它的重要性不在于“一访就灵”的问题解决,而是提供群众诉苦的机会和看到解决问题的一线曙光。参见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第368~369、377~378页。

[67]对老钟的访谈,200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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