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村城市化：拆迁中的动荡与文化抗争

由于地处城区，加之又是处于当地政府重点发展地段，自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城市建设、城市拆迁亦在钟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于是一排排新建筑，一幢幢高楼大厦在钟村拔地而起。据统计，目前设于钟村境内的市直法人单位有34 家，如交通局、工商局、气象局、畜牧局、方志办、K 城大学南校区、商业学校、财贸学校等；其他法人单位和商业活动单位117家，如市移动通讯公司、金利来有限公司；个体户413家。村内有金三角、华建两个大型批发市场，以及港湾、好盈丰、喜多多、春晓等近十家大型连锁超市，K城的高档宾馆、酒店、娱乐场所均位于钟村及附近。因此整个钟村市面兴旺，商业繁荣，物流通畅，并因此还设立了钟村工商所进行工商管理，维护市场秩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K城大规模的房屋拆迁，在城市建设的指挥棒下，钟村亦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化资产，比如明代御史廖睿“新庵塘碑”等被毁坏、遗弃，许多古老的围龙屋民居在历次征地拆迁、城市建设中被拆除、摧毁，其中包括明代建筑2座，清代建筑16 座，民国建筑4 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钟村出现了建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村道狭小，乱搭乱建的局面，特别是一些出租老屋，由于被外来人员用以收集、堆放垃圾废品，环境卫生更为脏乱差。^[80]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为2003年钟村境内房屋拆迁提供了借口，拆迁引起了广大钟村人的密切关注，钟屋人更是奋起护祠，宗族观念得到了极大加强。

图2-7　钟村新面貌

此次发生在钟村境内的房屋拆迁，是借公益性之名而行私益性之实的拆迁行为，按照钟村村民的说法，即所谓“只要肥的，不要瘦的，是房地产老板私人挣钱”，加上补偿标准低，当地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奋起保护，抵制拆迁，尤其是围绕着当地第一大姓钟姓的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等祖祠的保护行动，开启了前后长达数年的护祠事件。

【注释】

[1]K城市地名委员会编：《广东省K城市地名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2]一般来说，传统中国乡村主要可分为宗教型村落和宗族型村落两种。林耀华提出“宗族乡村”的概念，认为“宗族乡村乃是乡村的一种。宗族为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先传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体而成的政治团体，今乡村二字连用，乃采取自然地缘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导言，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 页。）对于宗族型村落的结构特征，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弗里德曼的A、Z、M不同型宗族模式说，A型宗族较小且穷，只包括一个级次的裂变，Z型宗族规模大且富，包括两级以上的裂变，而M型则是居于A和Z型的中间形态。（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69页。）马丁（Emily Martin Ahern）则提出三种类型说：①单一宗族占统治地位，宗族内部分化，门户利益高于整个宗族的团结。②势力相当的多宗族村庄，宗族既合作又竞争，促使同族更为团结，一致对外。③强弱分明的多宗族村庄。（Emily Martin Ahern.The Cult of the Dead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目前所知最早的围龙屋是南宋末年的梅县蔡蒙吉故居以及元代兴宁市的东升围。现存围龙屋多为明清建筑，又以清代、民国建筑为多。参见黄冀岳、杨耀林：《南粤客家围》，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4]欧阳瑞琪：《客家源流概述》，梅县地区博物馆编：《梅县地区历史资料选印（1）》，1983年油印本

[5]参见曾祥委：《东南宗族单姓村聚落成因研究：以粤东丰顺县为例》，载徐杰舜、周建新主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彭园里即是钟村钟屋勿囿公祖屋“田心”所在地，据钟屋人介绍，早在清康熙年间勿囿公钟用汉创建祖屋之时，彭姓即已不存。2002年曾有三个外地的彭姓人前来寻根。

[7]［清］刘广聪纂修，程志远等整理：《康熙程乡县志》卷五《官守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第97页。

[8]［清］佚名：《寿山公祠钟氏族谱》，手抄本，时间不详。

[9]《寿山公祠记》，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钟用龙撰，钟铸文书。

[10]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香港圣若望英文书院1969年版。谢永昌则认为清代嘉应州有进士90人，举人623人，由于谢氏所根据的资料除了地方志以外，还有《梅县历代乡贤事略》《梅水诗传》《梅水汇灵集》及各姓氏族谱等私家撰述，有些科举登第之人并未见诸于正式官方记载，此统计数字也非十分准确。参见谢永昌：《梅州客家风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45页。

[11]作者根据《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选举表》、卷二十七《节孝表》等文献记载统计得来。

[12]旧制仕宦家多官衔牌，遇喜庆执仪仗，以为前导，又浮雕龙板一长块横架中堂，上供一小木亭，中立牌，写“圣旨”二字，表示曾受恩诰封者也。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曰：“官衔牌与诰封亭照耀门楣世代馨，朝制改更，今作废旧，家无复显中庭。”

[13]满叔公：《忆旧诗》，2004年春月。

[14]《重修祖堂题名碑记》，嘉庆二十二年（1817）钟允舒撰。注：乾隆甲午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

[15]《寿山公祠简介》，由第二届护祠理事会组织撰写并制作牌匾，悬挂于寿山公祠外墙上。

[16]分别是大楼下州司马第、乌楼下州司马第、松竹楼州司马第和黄塘州司马第。松竹楼州司马第位于上祠，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创建，主体建筑为二堂八横的围楼结构，中有角楼，并在外另建一门楼和围墙，形成楼中有楼，屋中有屋。因其楼前后遍植松竹，故名松竹楼，至今楼前尚有竹林树木和一口古井，甚是幽静空灵。黄塘州司马第是迁居黄塘的钟屋人所建，距今约300多年历史，为三堂二横二围的围龙屋结构。乌楼下州司马第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如无特别注明，本书所称的州司马第皆指大楼下州司马第。

[17]《寿山公祠祀产记》，康熙四十九年（1710）钟维文撰、钟缮文书。

[18]《重修祖堂题名碑记》，嘉庆二十二年（1817）钟允舒撰。

[19]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7页。

[20]《康熙程乡县志》卷六《人物志》记载曰：“廖睿，字文聪。邑之万安都人，永乐年贡。人材魁梧，颀黑而威。十九年赴选考称旨，特擢北都内巡，恩赐御扇，以示优异。出巡四川岳，岳有丰裁，吏民称畏，环德抗疏，不合。归里，大兴水利，疏流浇灌白土、莆心坝田数百亩，乡民至今赖焉。”第154页。

[21]“安龙转火”是客家地区一种普遍的民俗，它包括“安龙”和“转火”两个不同的活动。“安龙”一般是在祖祠修整之后进行，因惊动了房屋的龙神龙脉而需要安龙。安龙仪式由觋公主持，包括请神、出煞、牵龙、接火等内容。安龙时，合族各家都要备办三牲、酒果、香烛、纸炮等祭祀祖先，邀请亲朋聚餐。安龙时常常伴随“顿龙”习俗，后文将会讲到，此略。“转火”仪式一般与安龙同时进行，是指将亡故之人的神位烧化，将名字刻上祖祠内的神主牌上，俗称“上神桌”。神主牌文如同墓碑文按“生老病死苦”五字安排，最后一字必须落在“生”或“老”字才吉利。

[22]对梁全明先生（88岁，二十一世）的访谈，2004年11月13日。

[23]此故事的另一版本是，廖睿被白姓捉至猪嫲圈，一个白家的媳妇见廖睿年幼可怜，于是偷偷地将他放走。廖睿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母，廖姓人当时人单力薄，敢怒不敢言，要廖睿发奋读书，以报此仇。明朝永乐元年（1403）廖睿官拜御史，白姓人心中惊恐，为免灭顶之灾，于是全族远徙他乡，从此K城附近未有白姓人的踪迹。对三叔的访谈，2004年6月5日。“嫲”，客家方言，表示“母”“女性”的意思。例如猪嫲、鸡嫲，即指母猪、母鸡。

[24]《乾隆嘉应州志》有陈鄂荐的记载，该书卷六《人物部》曰：“癸酉发解，庚辰成进士，官庶常。两闱墨出，脍炙人口，选家叹为自成一子，大振颓风……因母老归养，菽水承欢，融融泄泄。本州及邻郡守令雅慕其文，每多延访，不以私情于谒，诸公益高其品。假旋三十载，勤课儿孙，汲引后进，多所裁成。化宗族乡党而息其争讼，设江津舟楫以济彼往来，虽未展普济广化之猷，而仁义义举，略见一斑。年七十二，居母丧，哀毁成疾，服未阕而终，人共惜之。”至今松竹楼州司马第祖堂还挂有陈鄂荐题写像赞的钟上达画像，可见钟陈两姓关系非凡一般。

[25]据钟均盛创修、钟松盛撰纂：《上达公钟氏族谱》记载，“上达公一向乐善好施，在梅畲公路旁贴上通告，凡有来往人士如有困难可进来，一定热情招呼提供帮助，因此有许多过往人得到上达公的援助，有次招呼了来自北京的官家子弟，他很感激。朱姓是大姓，上达公受他欺压，几乎无法再住下去，唯一教子勤奋读书上进，适值四子聚文为候选同知，上京考试见到上达公招呼过的京官子弟，他父亲就是进士、吏部尚书宋德宜。请他写了条子，声明青草塘面荒地划为上达公管辖，属钟氏保护地，并立碑为界，不得侵占，从此朱姓不敢再进行欺压骚扰”。第31页。

[26]《乾隆嘉应州志》卷六《人物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出版，1991年。

[27]《康熙程乡县志》卷一《舆地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出版，1992年。

[28]《乾隆嘉应州志》卷六《人物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出版，1991年。

[29]《康熙程乡县志》卷六《人物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出版，1992年。

[30]廖焕中、刘添元：《廖睿与新塘》，载《客家人》1993年第5期。

[31]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香港圣若望英文书院1969年版。

[32]钟一鸣，字梦翼，水南低坝钟屋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卒于1952年，其一生经历务农、过洋、从商、投军、从政等，曾为刘志陆将军左右手，生平有不少诗作，曾于1941年汇编成《翔庐诗草》一书出版，对其经历、交游以及水南风土人情多有描述。该诗载钟一鸣撰，程志远、钟立横等编注：《翔庐诗草》卷一，K城金山印刷厂，铅印本，1989年，第1页。

[33]嘤嘤、坎坎，均系客家方言，“嘤嘤”指小声地计数，声音像哼小调一样；“坎坎”指刚刚好的意思，意为汲水任务完成时天刚刚亮。

[34]《重修祖堂题名碑记》，嘉庆二十二年（1817）钟允舒撰。

[35]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6年版，第5 页。

[36]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平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 期。

[37]《宽义公捐赀增尝碑记》，乾隆八年（1743）钟襄文、镔文、镗文等立石(www.xing528.com)

[38]《乾隆嘉应州志》卷一《舆地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部出版，1991年。

[39]参见李柏林：《K城史迹纵览》，载周建新：《民间文化与乡土社会：粤东五大墟镇考察研究》，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40]《光绪嘉应州志》卷十一《桥渡》。

[41]现旅居毛里求斯的85岁的钟晋强伯于1947年出国，他对家乡、宗族、墟市等不少事情都记忆犹新，他说小时候经常向阿珍伯姆讨茶喝。对钟晋强的访谈，2005年2月23日。

[42]中镇墟初时只有商贸店铺16间。梅畲公路通车后，中镇墟的商贸店铺发展到50 多间，1991年有店铺100多间，农贸市场一座，1992年又建三角市场一座。参见《K城文史》第二辑《中镇专辑》。

[43]客家方言，因为钟村地处嘉应州城之外，故当地人入城俗称“出州”。

[44]汉帝宫是粤东地区较普遍的一种庙宇，据清代地方志记载，K城境内约有13 处。客家乡贤、清末翰林温仲和曾对汉帝信仰的由来和神明原型进行细致考究，他认为“州属汉帝宫不下十余处，或以为祀前汉高祖，既与州无涉。或以为祀伪汉陈友谅，谓友谅部率多水军，友谅败，复以渔自活，州之疍户麦濮苏吴李即其部伍，故所至沿岸建友谅祠。此亦附会之语。今州属祀汉帝宫者非尽疍户也。王象之，南宋人，其所著《舆地纪胜》K 城景物上已有疍家，注云疍家即江淮所谓鱼蛮子也。又州志颜槦开禧间任K城知州，祀名宦。本传云赣贼陈三枪率众迫梅城四十二日，槦合疍船布水阵攒夭射之。则梅之有疍家已在宋以前，何得因陈友谅始有渔户，其为无稽可知矣。考南汉高祖刘龑于梁末帝贞明三年（917）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乾亨，二年改国号曰汉，六年四月汉主用术者言游梅口镇避灾。其地近闽之西鄙，闽将王延美将后袭之，未至数十里侦者告之，汉王遁逃仅免。八年四月汉主引兵侵闽，屯于汀漳境上，闽人击之，汉主败归。由此言之州地与闽之汀漳接境，闽人必有侵我封疆之事。其时海道未通，汉主前之避灾梅口镇，后之屯汀漳境上，曾两至州地，故州人多立庙祀之，其为南汉高祖无疑矣。”参见《光绪嘉应州志》卷十七《祠祀》。

[45]《金泉庵迎神酿惨祸》，谢崇德编著：《K城传奇》，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另传说钟用魏（贲梅公）赴京赶考，途中遇险幸获观音相救，于是钟用魏将其带回，始供奉于自家屋侧，后又供于汉帝宫，但观音总感居住不适，于是便送往城东的油岩寺。每年汉帝宫祚福都要请观音回来参加，乡人谓之“观音转妹家”，即回钟村的娘家。对三叔、满叔公等人的访谈，2004年3月6日。

[46]斋嫲，是粤东客家地区一种女性神职人员，年轻者多称为斋姐，她们常居于庵和宫，故名为斋嫲庵或斋嫲宫。她们不需剃度、吃斋，可结婚，婚后还可继续当斋嫲。每天的活动包括早晚课，其余时间若无信士来上香或做法事的话，则念经文。她们多出外做香花佛事，与尼姑、居士、仙姑（仙姑嫲）有所不同。

[47]对叶勤章的访谈，2004年9月22日。

[48]参见钟汀剑：《钟村莆心小学校史略》，1986年；《中镇莆心小学建校史》，2004年11月；《钟誉嘉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2004年元月；对钟誉嘉先生后裔钟道古等人的访谈，2004年10月27、28日；对莆心小学校长侯耀芳先生的访谈，2004年12月25日。

[49]莆心小学校长侯耀芳致钟君盛的信，1998年9月6日。

[50]《寿山公祠祀产记》，康熙四十九年（1710）钟维文撰、钟缮文书。

[51]《宽义公捐赀尝碑记》，乾隆八年（1743）钟襄文、镔文、镗文等立石。

[52]《九州公秋祭尝田碑记》，雍正四年（1726）钟明文、鸿文、襄文撰，乾隆四十二年（1777）夏勒石。

[53]《九州公重阳祀产碑记》，乾隆四十三年（1778）秋两大房立。

[54]刘秀美：《六堆客家祠堂空间位序与信仰观》，全球客家地域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年10月25—27日。

[55]《重修祖堂题名碑记》，嘉庆二十二年（1817）钟允舒撰。

[56]《重修祖堂题名碑记》，嘉庆二十二年（1817）钟允舒撰。文中的捐款数目是作者根据碑文统计得出。

[57]《重修寿山公祠碑记》，光绪三十年（1904）钟德粼撰，钟海瀛书。

[58]Maurice Freedman.Ancestor Worship：Two Facts of the Chinese Case，In Social Organization Essays：Presented to Raymond Firth，1967，pp.85～103.

[59]李亦园：《近代中国家庭的变迁：一个人类学的探讨》，载《“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54辑，1984年。

[60]Nicole Constable.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1994.

[61]劳格文：《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序，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等1997年版，第75～76页。

[62]徐正光：《族群、地域与民间文化：客家传统社会特质与变异》，载《客家研究辑刊》2000年第2期。

[63]周建新：《风水：传统社会中宗族的生存策略——粤东地区的实证分析》，载《客家研究辑刊》1999年第2期。

[64]《丙寅年重修祖屋州司马第序》，一九八六年丙寅岁冬月吉日立。

[65]［清］《水南廖氏族谱》，手抄本。

[66]钟汀剑、钟泽民、钟用渣合编：《钟氏族谱》，手抄本，1999年。

[67]满叔公根据2004年去世的上祠宗亲钟汀剑（80岁）所说，对满叔公的访谈，2004年6月23日。

[68]钟一鸣撰：《翔庐诗草》卷三，K城市金山印刷厂，铅印本，1989年，第124～126页。

[69]这是我在钟村克昌楼调查时无意中看到的，并承蒙钟纯锡先生惠赠，特此致谢。

[70]对钟鹤翔的访谈，2004年7月2日。

[71]K城市地名志委员会编：《广东省K城市地名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72]对满叔公的访谈，2004年6月23日。

[7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页。

[74]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页。

[75]李立勋：《广州市城中村形成及改造机制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3页。

[76]周大鸣进而认为都市化，主要指人口结构的分化，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大众传播的普及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参见周大鸣、郭正林等著：《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77]广东省驻钟村社教工作组：《关于钟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建议》，1992年1月5日。

[78]我在钟村调查时，收集到一些钟姓第五房（州司马第）裔孙二十世钟世忠先生与其印尼的兄弟、叔侄之间往来的信函与侨批，其时间集中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中可知海外侨汇之于当时家乡的重要。

[79]对三叔、国泰等人的访谈，2004年6月16日。

[80]《固本强基，保先为民——钟村党支部围绕“五抓”推进固本强基工程工作》，载《K 城固本强基工程情况简报》第10期（总第22期），2004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