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对钟村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城市发展与征地。从1982—1988年，全村总共被征地165亩（其中一部分非耕地）。钟村的土地大规模被征用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征用116.15亩，其中水田112亩，鱼塘4.15亩；1992年征用473 亩，其中水田403 亩，旱地70 亩；1993年征用338亩，共中水田184亩，旱地86亩，鱼塘68亩。从征地的用途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厂矿、学校、公园和道路建设等公共建设需要，90年代以后则主要是房地产和市场建设，其中梅园新村征地167.184亩，K城地产公司征地102.474亩，金利来集团公司征地106.204 亩。至1994年年底，全村土地（可耕地）被基本征完，只存十多亩零星土地，鱼塘已无法种养。
表2-9 钟村历年土地征用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作者综合钟村历年历次的征地记录整理。
随着钟村从单纯的农业村到城中村的转变，征地、拆迁成了钟村人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不仅祠堂、祖屋等一大批承载着记忆和情感的物质空间载体日渐消失，而且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从业类型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土地被征用后，村民们开始洗脚上田，大部分劳动力已从传统的农业开始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到2004年，钟村从事农业、渔业和养殖业的人数仅有92人，约占钟村劳动力总数的8%，而其产值的比率不到总数的3%。以商业饮食业、工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经营收入都占据绝对的优势。钟村已经从昔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社会，逐渐向工商时代发展。
表2-10 钟村2004年劳动力、行业与经营收入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钟村村委会档案材料。
如今的钟村，虽然不像李培林笔下所描述的羊城村那样，“的的确确成为一个‘无农’的村落，村里早就没有以耕作、养殖、采撷为职业的‘农民’了，它也没有了耕地，没有了农业”。[73]但它无疑也属于当前官方和学术界所称的“城中村”类型。所谓城中村，社会学者认为是在很多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出现的，已经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74]文化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则从空间和区域类型两方面进行界定，认为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用地范围内转型的农村居民点，它在经济、社会、土地利用、建设景观等各方面处于明显的乡—城转型过程中，既具有较高程度的城市化特征，又保留浓厚的农村社区特征。[75]人类学者则视城中村为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产物，注重农村、农民、农业的现代化尤其是现代性方面的特征，周大鸣认为乡村都市化，既是居住在都市的人口增加，也是享受都市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是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的过程。[76]
正由于钟村的城市化不彻底，所以依然具有不少农村的特征。首先，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沿用的还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而不是城市中的居委会。其次，户籍上的模糊性，虽然在1997年，钟村人口全部转为非农业人口，但不是城市居民户口，因此也享受不到国家赋予城市居民的有关待遇。再次，还需交纳有关农业税费。例如教育附加费是城市人口负担的2～3 倍，城市中小学生每人负担100元，农村学生负担260元。优抚统筹款、特产税等照收不误，至2003年始全部免除，电费按农村收费标准收取，至2003年始同网同价。此外，钟村村民与其他普通农民一样，拥有自己的宅基地，住房较宽，几乎所有的村民均建造了新式楼房，老屋则用于出租或堆放杂物。
钟村村委会根据地处城郊（钟村实际上与城区融为一体，它距离K 城市政府仅有几百米的距离）的有利因素，特别是1991年，广东省社教工作小组入驻钟村，他们经过五个多月的调查研究，重点提出“立足土地资源，做好土地文章”以及“积极稳妥兴办实业”的发展思路。[77]于是钟村确立了一条紧跟城市化步伐，坚持走盘活预留地和征地预留款，以地生财、筑巢引凤的策略，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的道路。一方面利用公共积累资金和土地进行兴建厂房、综合楼，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按照政策规定，征地补偿标准是4万元/亩，镇、村各抽5000元，利用这笔征地款用于固定资产建设，村委会拥有楼店面积8800 平方米，其中店面2730 平方米，16 个村民小组共有楼房店面3220 平方米。另一方面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借鸡生蛋”，借他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合作共建市场、工厂，共同发展。目前钟村村委会共建有综合楼5幢，固定资产达1000 多万元，仅楼店出租，村委会每年就有40 多万元的收入。16 个村民小组也各有楼房店铺共3200 平方米，平均每个小组的年经济纯收入为2万元。
钟村村民的主要生计由原来的农耕养殖变成了现在的从工从商，其身份角色也由农民逐渐向工人、商人和股民等转变。他们的经济来源，一是从工从商，做生意、做工等。立足于城区的便利条件，向工业、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方面发展。二是房租店租收入。村民们利用征地款（人均大约1.4 万～1.5万元/亩）和利息建造新屋，多为三四屋楼房，一部分出租为店面，老屋则多出租为外来务工人员居住，以及做手工业作坊等。仅老屋出租一项，大约年收入为600～800 元。新楼的出租则因人而异。如老钟每月仅房租就有1700、1800元。房屋租金是钟村村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三是侨汇。钟村是华侨之乡，不少家庭都有华侨在外，侨汇成为他们经济收入的一部分，[78]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家乡人生活逐步改善，华侨的资助力度减小，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小。四是村集体分红。视各村民小组的经济效益而定，多少不一。
在村集体经济分红上，钟村的村民反映，在1990—1994年这几年征地的高峰时期，村民所得的村集体分红较多。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土地被征完，村民的集体分红主要靠村委会、各村民小组的店租、市场摊档等收入，其收入已远不如前些年那么多。从表2-10可知，各村组的集体分红每年的金额不一，有的村组如1-1、1-3 和9 组，连续两年均无分红，不少村组人均在100元以下，2003年和2004年全村人均分别为221元和122元。
表2-11 2003、2004年钟村各村民小组分配款(www.xing528.com)
（续上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K 城市合作经济组织（钟村）会计科目余额汇总表和户口整理。说明：表中数字的单位为元，且均为四舍五入。
另外，由于征地补偿款是按8∶1∶1（村民小组占80%，村委会和镇各占10%）的比例进行分配，即土地补偿款的两成上交镇、村两级后，其余按照人头予以平均分配。因此谁家人口多，分的钱自然就多。由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钟村的农村户口反而成了“香饽饽”，不仅原钟村人不愿意迁出去，外村人也想将户口迁进来。于是钟村不少妇女虽然外嫁，却没有按规定将户口迁出，这也是导致钟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女性人数超过男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钟村2004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全村总人口为2470 人，其中男性1121人，女性1349人，男女比例达到了1∶1.2，女性超过男性228 人，详见表2-1。其中，钟村外嫁女未迁户口的人数约占全村人口总数的7%～8%，即173～198人，可见钟村男女人数上的失调，主要在于外嫁女将户口留住了村内而未按规定迁走。虽然镇村两级组织先后下发有关通知对户口予以整治，具体内容可参见文后附录，然而并未收到什么效果。
总的来说，由于从工从商的收入，钟村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但是两极分化也较严重，特别是一些年老体弱的村民，由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缺乏劳动技能，从工从商已无可能，补偿款又不多，因此在土地被征完后陷入了“三无”困境：生活无靠（无田可耕），低保无份（不是失业人员），社会劳动保障无门（非城市居民）。据村委会统计，钟村贫困、伤残、孤寡村民共有26人，其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一些村民反映，陷入“三无”困境的村民实际人数超过了此数目。[79]
表2-12 钟村第十二村民小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
（续上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田野调查材料整理。
除了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以外，钟村村委会还重点抓整顿市场秩序，完善村道路灯，清理垃圾，整治环境卫生，搞好社会治安，聘请治安联防人员组成护村队，管理出租屋和流动人员，加强辖区治安联防。尤其是抓“老少”这两头，即老人和文化教育。凡是考上大学的奖励300 元，专科200元，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100 元，村委会每人每月给予30～100 元不等的扶贫助残补助。加大农村合作医疗力度，凡是参加者，村委会补贴50%的费用，目前参加合作医疗保险的村民有1654人，占总数近70%。
钟村不仅是K城的一个集体经济较强的城中村，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先进模范村。自1991年以来年年都是“先进党支部”“五好单位”“文明单位”，还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模范村，是当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当前又成为省、市、区的固基强基工程重点示范点。1992年钟村拥有了一幢五层的村委会办公楼，目前一、二层为办公场所，其余则为商品房。钟村的组织建设较为规范，机构健全且有实效，一共设置、建立起了党总支部（下分为第一、二、三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社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民兵营、共青团支部、治保会、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妇代会、调解委员会、禁毒领导小组、妇女“四禁”协会、妇女学校领导机构、康德老人联谊会、关心下一代工作领导小组16 个机构，涉及各个层面各个群体，每个机构都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此外，村委会还在办公楼围墙内外辟有村务公开栏、党总支联系村务责任公示栏、固本强基宣传栏以及通知栏等，将村务、政务、党建等内容予以公开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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