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后，钟村静谧的乡村生活逐渐被打破，由于钟村位于附城（城郊），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于是宗祠被占、族谱被烧、宗族观念被批判，人们的宗族意识日渐淡薄，特别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宗族和祭祖被视为“封建”“迷信”和落后而受到批判，是为宗族观念淡化的直接原因。除祠堂被征用（不是没收）外，其余全部尝产均被没收，失去了经济基础，原来祠堂和各房派的众多祭祀活动也随之停止。新中国成立初，祠堂被用作土改运动的活动中心，斗地主，分田地，大会小会均在寿山公祠举行。钟村水汶肚有一个叫叶桐书的人在城里开米店，是地方乡绅，他曾平息钟叶之间矛盾，建有“慎三堂”大屋一座，土改他被评为地主，就是在寿山公祠被斗死的。[70]土改结束后，寿山公祠被用作莆心小学分教处，以后又用来办幼儿园，直至60年代中期。70年代，寿山公祠又成为了钟村五队的仓库，直至1980年被收回。其间，祠堂内天井板、屏风板、数十块牌匾、五块龙板与圣旨亭，在1958年“车子化”、大炼钢铁时被破坏殆尽。在“四清运动”中，神龛也被砸烂，整个宗祠内变成空荡荡一座大屋。禾坪塘边上六对楣杆石也被推倒移作他用。
钟姓作为村子大姓在1949年后更是遭受沉重打击。土改评成分时，钟村共有13户地主恶霸，钟姓占了9 户，梁姓3 户，叶姓1 户；富农6 户，钟姓占了3户，叶姓2 户。镇压反革命时，钟村钟屋人被枪毙两人。“文化大革命”时期，钟粼华被群众棍毙，钟国炎、钟烈等“五类分子”被打得奄奄一息，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里，老百姓根本不敢提宗族的事，以免惹祸上身。不过在老一辈的人的头脑里，宗族观念、民间信仰始终存在，少数胆大的人还会偷偷在家里拜神、敬祖先，祠堂瓦面坏了还会找人进行维修，不愿看着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倒塌，加上寿山公祠一直被当作公共的权力空间使用，所以其建筑主体得以较完好地保存下来。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钟村（当时叫生产大队），共有13 个生产队，农业总户数418户，总人口1879人，总劳动力774人，其中女劳动力476 人。其中农业劳动力689人，大队、生产队办企业劳动力83 人，社办企业劳动力2人，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力的89%。总耕地面积1219亩，鱼塘面积86 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865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4%，此外还种有甘蔗、花生、芝麻、油菜籽、番薯、蔬菜等，以及塘鱼、生猪、养牛等养殖业，全村主要收入依然为农业收入，详见表2-6。
1981年钟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单干，耕作机制发生了变化，种养也多元化，部分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至1989年统计，水稻种植面积降至692亩，水果种植发展至138 亩，蔬菜发展至96 亩，种植其他作物220多亩。此时的钟村，城乡居民混住，厂场较多，聚落呈块状，主种水稻，兼种蔬菜。[71]现钟村第12 村民小组在土地征用以前，以种蔬菜为主，售卖给城市居民。
表2-6 钟村1980年粮食、经济作物统计年报表
资料来源：钟村村委会档案材料。
改革开放后，钟村的民间信仰、宗族活动也逐渐恢复。1980年退休在家的满叔公看到寿山公祠的祖龛、神牌、神桌全无，于是草拟倡议书，发动大家捐款修建。当时所有屏风全无，一开大门就看到祖先神位，满叔公就将二截残留在寿山公祠横屋的旧楣杆改作下厅中门板。[72]1982年寿山公祠的神龛由华侨、族人捐资予以简单地修复，并将偷偷保存下来的一块“钟氏历代始高曾祖考妣神位”的神祖总牌重新安放，并先后挖出被石灰、泥浆掩埋的门额和十一块石碑。汉帝宫、社官、钟村墟福德伯公坛等钟村的坛庙也逐渐重建。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钟村各姓的祠堂祖屋的维修大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行的。在90年代维修的除寿山公祠以外，只有州司马第和李氏瑞轩公祠，详见表2-7。
表2-7 拆迁前钟村各姓祖祠修建和捐款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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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钟村各姓祠堂祖屋捐赠碑记以及田野访谈资料整理。
时过境迁，现在的人们对于宗族的理解出现了分化。那些60 岁以上的人即1949年前出生长大的，对宗族的情感和认识较深；而40岁左右的那一拨人虽然身经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宗族观念不如他们的上代强烈，但宗族意识犹存；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则宗族意识比较淡薄，有的甚至连自己的祖父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更不清楚是什么字辈和代际。
这种情况在作为钟村第一大姓的钟姓更加明显，其具体表现是：第一，宗族活动较少，许多民间仪式已被遗忘，祭祖活动也不是特别隆重。第二，没有编修族谱，已有的谱牒多遗失或毁坏。目前钟姓已找不到一部完整的族谱，留下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残破不全的房谱手抄本。第三，祖祠较为冷清和凌乱，除寿山公祠较好外，包括被拆除的“文魁”和“田心”等祖堂都很破败和萧条，绝大多数族人已搬出老屋，平时很少人到祖祠来。第四，担任村干部的族人很少，特别是担任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重要职务的人更少，详见表2-8。改革开放以后，钟屋人就较少担任村干部，其担任村干部的比例与钟屋人在钟村人口的比例很不相称。而在新中国成立前，钟屋人的宗族观念浓厚，宗族意识强，据钟屋人回忆，一直到1956年，钟村的村干部多为钟屋人。
表2-8 改革开放后历届钟村村干部人员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田野调查材料整理。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初期，钟村的宗族活动和民间信仰虽然有所恢复，但并未出现学术界所谓的“宗族复兴”现象，或者说不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宗族复兴的规模和影响那么大。然而这一切在2003年3月开始的房屋拆迁中得以改变，它也揭开了下文所要讲述的护祠事件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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