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村是一个多姓村，梅花间竹，姓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至今在当地就流传着不少宗族姓氏之间互相争斗的传说故事，略举数例。
猪嫲吃人——白姓外迁。廖姓于明朝初年定居钟村庵子岌山脚，附近的土著白姓人很不满，经常发生争执。传说白姓有一个会吃人的猪嫲，白姓想将廖姓人的男孩捉来喂猪，以断绝廖姓的香火。一天，年幼的廖睿被抓至白姓的猪圈，但这只猪嫲不敢吃反而吓得连连后退。[23]廖睿当了御史后，白姓人全部迁走，从此不知去向。
青草塘诉讼——钟朱之争。朱姓定居于钟村的青草塘，先于钟姓迁来，人口众多，钟姓初来时处处受朱姓人欺侮。入清以后，钟姓人科甲连登，人丁繁衍，地盘不断向外扩展。康熙年间，钟姓十三世祖上达公在青草塘建州司马第大屋，朱姓人以其祖先坟墓为由进行阻挠。两姓于是诉之于官府，由于钟上达的姻亲是翰林院庶吉士的陈鄂荐，[24]凭此关系，钟姓胜诉，官府一纸公文将朱姓的青草塘一带划归钟姓人所有。[25]朱姓人从此一蹶不振，不久便迁往他处。寿山公祠内的碑记上有打官司的记载，官司打了十多年，未说明是跟谁打官司，但记述的时间与钟朱诉讼吻合。
学堂风水——钟叶矛盾。据说叶姓的祖先在外发财后荣归故里，捐官、做屋和建学堂。其中学堂的选址位于钟廖两姓祖屋大门的对面，钟姓和廖姓认为有碍风水，于是联手抵制反对。叶姓人无奈只好诉诸官府，官府派人察看后，深感为难，唯恐得罪望族钟姓，于是要求叶姓将学堂的基址退出钟姓祖屋大门的视线之外，而没有与廖姓祖屋完全隔开。至今廖屋人仍埋怨叶姓人建学堂挡了他们的风水，使他们日渐衰败。此外钟叶两姓在争水和日常生活中也时起摩擦。
竹笋故事——钟梁关系。据《钟村钟氏勿囿公族谱》记载，“本祠祖屋（即寿山公祠）未创建之前，屋后有松木数株，其大数围，又有大麻竹成林，其笋可当蔬菜。时有下围梁思诚公乃万历间进士也，每日令婢女到来向取竹笋。及至岳公中举，接录之翌早，梁婢仍向取笋，而公（十世祖九州公）示婢曰：‘尔回去对尔老爷说，今天竹笋要留新太公新老爷做菜。’及婢回述，乃不敢复来矣，至今尚传为佳话”。从屋后竹笋被他姓挖取的“敢怒不敢言”，到后来的义正辞严地拒绝反对，这种社区宗族关系的故事传说，以生动的话语诠释了乡村权力关系、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
岳公即钟姓十一世祖岳灵公，经查考有关方志资料，钟岳灵并未有中举的记载，而是一个品行高尚的地方名士。据《乾隆嘉应州志》卷六《人物部》记载：“钟岳灵，字怀九。读书以力行为要，恬淡廉介。值明末，绝意仕进，隐居教授，几以修脯恤孤贫。一日偶出，拾遗金一囊，俟于道。薄暮，一人踉跄至，询得实，曰：‘勿忧！原物俱在。’遂还之。其人拜谢去。”上述所称梁思诚为万历进士亦与史实不符，据《乾隆嘉应州志》卷五《选举部》记载，梁思诚为明末崇祯庚午科举人，并未中进士，明代万历年间登科更是无稽之谈。明末之际，钟姓岳灵公仅以懿行而就能服众，待钟姓在清初以后势力日渐鼎盛，在当地社区的影响力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由于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得钟村的宗族关系并不像其他多姓村那样紧张和激烈，相反各宗族之间经常团结协作，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地方民众不分彼此，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据《乾隆嘉应州志》记载：“康熙甲寅，土寇张全等啸聚寮背岭，蹂躏乡里，乡人筑围捍御，推用汉为长。值大兵至，用汉叩谒请剿，倡助饷三百金，复导帅赴贼巢击破，歼张全，散其党，一方获安。丁巳岁饥，捐粟赈恤待举火者数千家，邑里至今诵德。”[26]时粤东一带社会动荡，强盗出没，故史籍称：“程乡虽曰腹地，然环境皆崇山环谷，延袤数十百里，东接闽汀，北通江赣，南连潮揭，实寇贼出没之通道也。”[27]面对匪寇兵乱，钟村乡民在钟用汉等人的率领下，建楼御寇，一方赖以平安。又如，“里经兵火后，暴骨满野，用魏日同父捐金掩埋，至其惠恤，里邻故老今犹道之”[28]。这一方面体现出钟姓在钟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钟村各姓之间的友好关系。
不仅动荡的社会形势，频繁的水旱灾害更需要各宗族姓氏之间互助协作。钟村原属丘陵地带，水源有限，随着人口急剧增加，水田也越来越多，遇上旱年，水源矛盾更加突出。早在明朝初年，乡人廖睿便组织创筑塘堤，“归里，大兴水利，疏流浇灌白土、莆心坝田数百亩，乡民至今赖焉”[29]。《乾隆嘉应州志》则记载：“新庵塘，莆心乡人前御史廖睿创筑塘堤，作陡疏圳，分灌莆心、杨古状、白土三乡三十五顷二十五亩，塘深七尺，其周围长一千一百五十丈。知县高彦登勘立石界，以杜私垦，其莆心乡修圳免役。”此新庵塘石碑记载了新庵塘的开凿由来，以及维护、灌溉等乡规民约，可惜此碑今已不存。作为一个较大型的水利设施，新庵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发挥很大作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新庵塘水面面积仍有400 亩以上，可以灌溉新塘、钟村、三乡等地1400多亩水旱田。廖睿兴修水利的功绩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当地流传的民间歌谣云：“明朝御史廖公睿，清政美名满海内。志士荣归福三乡，蹑手蹑脚筑新塘。日夜辛苦凡六载，先贤功德不可忘。吾侪立志保新塘，有新塘，子孙昌；无新塘，移四方；生死与共新庵塘。”[30]据钟村人回忆，每年的大年初三，乡人一齐出动维修天圳，分工合作，年年如此，水南各姓氏宗族之间的团结协作由此亦得到体现。80年代，K 城市政府将新庵塘改造为公园，筑亭台楼阁，后又建起K 城革命历史纪念馆和烈士纪念碑，与湖水相映成趣，成为人们休闲游玩，参观瞻仰的好去处。
新庵塘的修筑和使用虽然能够大大缓解水南一带的干旱，但对于那些高岗田和水尾田来说依然无济于事，于是当地群众开始另辟蹊径，打井取水。梁伯聪对此记载道：“山高田下各分秧，旱甚云霓日日望，辛苦劳农田舍女，桔槔终夜水拖忙。桔槔土名井架，遇天旱，劳农女子日夜吊井水灌荫至劳苦。”[31]这个汲水抗旱的井架是人们将打井挖出的泥巴在井旁垒起一个泥墩，做成一个斜坡，井挖好后，用四条长木在井墩上树立两个人字形木架，中间用横梁相连固定，再用一条长木条固定在横梁上，能够转动自如，在活动木条上端用绳牵系一条竹竿，竹竿下面挂一个木桶，俗称吊水桶，活动木条下端系一至两条大绳索，操作时由一个人用力将竹竿上系着的水桶装水，然后再由一至二人拉绳索将水提上来倒在圳里，流向田地。一座座井架，远远地望上去就像是一尊尊高射炮，成为当地一个独特的景观。不少钟村人至今对当年汲水抗旱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乡人钟一鸣的《汲井谣》[32]就是对钟村一带乡人抗旱的真实写照。
汲井谣(www.xing528.com)
序：吾乡水利未修，雨晴失调，赖汲井以浇灌，竭三四人之力，得起水斛，无间晓夜，盖农作之最劳者，纪以短章。
俯仰一绳牵，丰荒两系肩。人疑郊野外，彻夜戏秋千。
人力补天行，嘤嘤计水程。桶声鸣四野，坎坎乱残更。[33]
除了旱灾，钟村还面临着严峻的洪涝困扰。历史上，由于梅江河改道，老河道逐渐淤塞，遇洪水暴涨，沿着钟村直冲而下，冲毁农田、作物和房屋，灾害严重，例如，“（乾隆）乙未（1775）遭洪水，（寿山公祠）左右厢房冲塌，惟余上下三堂扛梁鼎立，祖灵赖以稍安”[34]。连寿山公祠这样梁柱结构的庭院式建筑都未能幸免于难，其他普通民房可想而知。乡民虽然组织人力作堤防御洪水，然而屡修屡圯。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乡人梁友祥捐资清除淤泥，将原来的泥沙堤改为沙灰堤，并在堤上做一小屋雇人守卫，一有险情即便敲锣报警，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水南、白土一带乡民感其德，送“南土是保”匾以旌其行。匾文云：
乖子渡河堤为南方扼要之地，因洪水之灾屡圯屡修，迄无良策。维时梁公友祥大人目击艰危，恻然悯之，爰集乡人立□佥订规条，至修筑巨赀慨然倡其首而肩其任，□营图度。不数月，厥功告成，从此南方一带□□永免其鱼之嗟而得遂耕耘乐者，皆仁□之所囗，又乌可忘耶？颜其匾额曰：南土是保，□□□亦谨心不忘之至意云尔。
阖乡同乡□赠
光绪三十三年春元月吉旦立
可见具体的社区环境和历史对宗族关系有深刻影响。总的来说，历史上钟村各宗族之间的关系是平和的，虽然亦曾产生过矛盾、争斗，但并未出现武力械斗、集体仇杀之血腥打杀，也未有过族际禁婚之事，平时各族之间相互通婚，互有往来，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时，团结协作，共同抵御。在这个较为漫长、平缓的社区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空间聚落还是社区权力结构，逐渐形成了以钟姓宗族为主体的村落格局，关于这一点，下文还有进一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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