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于城市拆迁所引发的客家古民居建筑的“拆”与“保”之争，让我很意外地发现了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这座K 城城区仅有的碉楼，并牵引我走进钟村，走进围龙屋。
钟村位于K城的南郊，濒临大江，古时因洪患致河道改迁，在四溪角有条大水坜而得名。[1]K 城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城区以大江为界一分为二：江南和江北，钟村位于大江之南，即昔日的“水南”“水南坝”。历史上，“水南”由于东、北、西三面环水，水利设施落后，经常遭受水旱灾害，长期以来地广人稀。地方俗谚云：“有女莫嫁水南坝”，“水南坝”成为当地人眼中贫穷落后的象征和代名词。水南的较快发展始于改革开放，特别是随着具有百年抗洪能力的“一江两岸”水利工程的建成，饱受洪涝之苦的江南人民从此安居乐业，“昔日穷水南”变成了“今日好江南”。
钟村现有人口2470人，717户，户均人口为3.44人（2004年统计数字）。全村居民有钟、叶、廖、梁、李、熊等姓氏，分上祠、下祠、水汶肚三个片共16个村民小组和1个外来户组，详见表2-1。现有集体固定资产1000多万元，集体经济较为雄厚，2004年农村经济总收入为6315万元，16个村民小组年生产性纯收入23 万元，人均年收入5240 元。全村集体经济性纯收入43 万元，占全镇该项收入的近一半。钟村是“广东省十大模范先进村”“K城固本强基示范基地”，2004年6月还成立了钟村党总支，下有三个党支部，是K城首家设立党总支的行政村。
图2-1 钟村示意图
从村落类型和社区结构来看，[2]钟村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从历史形态来看，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型多姓氏村落，但从发展现状来说，它又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城中村。
表2-1 钟村的村组、姓氏、人口概况
资料来源：钟村户口统计资料。
与K城其他乡村社会一样，传统的围龙屋一直是客家人最为重要的生活和精神空间，集生活起居、祖先崇拜、风水信仰等为一体。虽然在20世纪后，有中西合璧式华侨屋和砖瓦屋的出现，但直到80年代以前，钟村的村民基本上都是居住于客家老屋之中，至今村民对于村内小地名的口头称呼，依然是这些老屋所形成的空间聚落或区隔。根据我的普查，整个钟村原有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61座，其建筑类型包括围龙屋、堂屋、锁头屋等，可谓是一幅客家传统民居的全息景观，其中围龙屋是主要的房屋建筑形式。
据研究表明，围龙屋源于宋，兴于明，盛于清至民国，广泛分布于广东省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丰顺、龙川、惠州、深圳等地，其中又以梅县和兴宁最为集中。[3]它是以二堂二横或三堂二横等堂屋式结构为主，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前有半月形池塘，后有半圆形化胎等基本建筑空间，以祖先、土地、龙神信仰为主的祠宅一体的一种客家传统民居建筑类型。有道是，“客家人非常重视尊敬祖先，中国人传统的道德，一般皆如此，祖堂与坟墓均被小心保管。在乡下，无论村区如何小，每族人皆自设祠堂，客家人大多数是‘风水’的迷信者，认为地灵才有人杰”。[4]围龙屋的空间—意义结构最突出的就是强烈的宗族意象、风水崇拜。根据我对K 城市区内的客家传统民居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客家围龙屋与祖祠有着高度的重合性，而纯粹的私人民宅更多的是堂字屋、锁头屋等非围龙屋结构的建筑形式，详见表2-2，此亦为粤东客家地区传统房屋建筑的空间上的总体特征。(www.xing528.com)
表2-2 粤东客家地区的房屋类型与性质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田野调查材料整理。
围龙屋是一个神明汇聚之地，多元宗教思想的融合。上堂是围龙屋的核心所在，是神明汇聚之所，为一屋最为神圣庄严之空间。它以设置于上堂影壁正中供奉祖先牌位的神龛为中心，下有福德（土地）伯公伯婆，上方的左边（偶尔在右边）为观音，前为天神，后为仙师，众神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将祖先团团围围守卫起来。围龙屋的堂号堂联则是这种宗族意象的文学性表述。走进围龙屋，举目之下的堂号和堂联营造出一种深厚的儒家思想和宗族文化的气息。围龙屋的堂号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地望堂号，即以姓氏的发祥地郡号为堂号；二是掌故堂号，即以祖先的功名、道德文章为堂号。堂联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的追根溯源、显扬祖德；有的宣扬孝悌友爱、伦理道德；有的强调勤俭持家、耕读传家思想；还有的追念先人、敬拜祖先。这些堂联从屋内到屋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客家围龙屋的宗族意识和情结，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部缩微的家族创业史、发展史。
图2-2 围龙屋外观
图2-3 围龙屋上堂结构与神明系统
由于围龙屋多依山面水，故风水知识大行其道。粤东客家地区盛行的是江西派风水，注重的是“龙”“砂”“向”“穴”和“水”这五个因素，尤以“龙”和“水”最为关键，客家俗语云：“山主子孙水主财。”风水术上的“来龙”即指屋后的山势，雄伟的山梁谓之吉。为了将龙脉引进和留在屋内，故围龙屋有龙厅、龙神、龙门和龙厅背等建筑空间。龙厅之下是形如龟背的斜坡地，谓之化胎或花胎、花梯。因其“变化而有胎息”，故不能用三合土、水泥等封盖，而是用鹅卵石整齐铺成，否则龙气会窒息闷死。化胎于上堂屋后檐水外侧形成一个高约一米左右的垂直断坎，断坎的下部正中正对上堂龙门，贴近地面有并排五块石头，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客家人称之为“五方龙神”“五星石伯公”。它是整个围龙屋风水的穴眼，因为地位重要，所以有专门的神位来供人祭拜。客家人多将化胎喻为女性腹体，五星石则是女阴，化胎上的鹅卵石则代表子孙，鹅卵石越多越密则表示该屋场的风水好，人丁繁盛。围龙屋以拟人手法折射出客家人对风水的推崇，对生育的重视和对祖先的追念。
围龙屋的出现与客家地区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移民社会的特征密切相关，许多客家村落都经历了一个由多姓杂居的“梅花间竹”，到单姓聚居或一两个大姓为主的聚落格局的演变过程。[5]围龙屋是客家人应对生存压力的一种空间创造，它与宗族相伴而生，成为维系宗族的空间手段和精神家园。诸如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及其所形成的以“屋”为单位的分类区隔，围龙屋中到处弥漫的风水话语与实践，对土地的崇拜，无一不是客家人生存伦理理念诉诸建筑空间的文化表述。
围龙屋的建造止于20世纪50年代，此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围龙屋的神圣空间被摧毁，神牌、神像、神龛被砸碎，祖先崇拜活动被强力中断。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条件的宽松，加上人口的增长，围龙屋出现了不同的遭遇、反应及后果。一方面是族人突“围”而出，追求新的生计方式，另建新居。但客家人习惯于在老屋旁建新居，所以传统的围龙屋被推倒、毁弃的很少，除一部分人还继续居住在围龙屋以外，大多是堆放杂物，圈养禽畜。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改善，特别是得益于华侨回乡省亲、寻祖问根和经济捐助，一些闲置的围龙屋开始被修复，每逢年节人们前往祭祖聚会，30多年的文化断裂开始回复，但是围龙屋的居住功能早已消失，更多的是具有宗族象征、历史记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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