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三年（1808），执掌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受广东东莞、博罗一带“土客械斗”的触动，招集院内诸生，讲述客家源流及其语言文化。徐氏的讲述，后经门人整理，以《丰湖杂记》为名，收录在《和平徐氏族谱》之中。[1]在客家研究的学术史上，徐氏的这份讲述，“虽文仅一千余言，然颇能简明得要，且为最先提述客家源流问题的作品”[2]，故而一直被视为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先声。
以《丰湖杂记》为起始，客家研究已走过200多年的历程。200多年来，围绕着客家历史文化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可谓丰富而又饱满。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纷纷介入，在多学科交叉与整合背景下的“客家学”建构，正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实践。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200多年来的客家研究进程中，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前者在继承和发展徐旭曾以来客家籍传统文人士大夫对于乡土历史与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的同时，又立足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以科学之方法，为客观之论述”[3]，从而首次以严谨的学术理路，对客家历史与文化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厘定，并得出了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客家是由于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等一系列重要结论。至于《客家源流考》，则主要是以客家谱牒文献为基础，进一步夯实前书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继罗香林先生之后，海内外学术界又推出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类后续的成果除了拾遗补缺之外，总体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的水平。一直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加入，特别是随中国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日趋频繁和深入，反思罗香林先生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突破已有的以历史源流考证、方言特征描述和民俗事象举证为旨归的有限格局，一种全新的客家研究范式才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入由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源流变，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剖判；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谱牒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方式，“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汉族移民史”范式主导下的客家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承传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但是，从学理的层面看，这一研究模式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同一部汉人南迁史背景下南方汉族又分化成不同方言文化群体的这一重要事实。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南方汉族人群中，不仅有客家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还有吴、湘、赣、闽、粤等诸多汉语方言文化群。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在北方汉人南迁的这一共同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仅仅从汉人南迁这个单一的移民史维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其他南方汉语方言群体之所以不同于客家的历史文化缘由。其次，这一研究路径在整体上漠视了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片毗邻区域（笔者称之为“赣闽粤边”）历史文化景观的独特性，漠视了该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与客家形成及发展之间的种种内在关联。数十年来，在“汉族移民史”的研究理路影响下，作为客家赖以生存与发展地理基础的“赣闽粤边”，一直以来只是一个“配景”，是接纳北方人口南迁的“容器”，是承载随北方人口南下而来的中原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和文化事物的“集装箱”。在这种“赣闽粤边”完全“不在场”的叙事模式下，客家就是一群“中原衣冠”辗转南迁、“雅不欲与土人相混处”[4]的“中原音韵”承传者、“诗书礼乐”传播者和“爱国保族思想”的勇敢实践者。[5]至于赣闽粤边区域内部的族群关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等各种因素，对客家这个特定的区域性语言文化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则一概阙如。
就主要研究策略来看，“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主要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宏观发展进程，经由对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北方汉族人口南迁过程的梳理，来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借以证明客家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彰显客家人根在中原和忠义爱国的群体特性。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关怀，一方面是力图化解自19世纪以来华南地区日益强化的客家人与周边其他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另一方面又与20世纪初叶以来华南地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呼应。在这样的研究策略和核心关怀指导下，作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宋金对峙、蒙元南下以及清军入关等等，遂成为理解客家起源与发展的几个最主要的历史情节。相应地，所谓“中原衣冠”“义不帝秦”“诗礼传家”“崇文重教”等，便成为客家人或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客家历史与文化所建构的一整套叙事模式，包括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所积淀起来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各种知识，都与上述这套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纷纷介入，特别是经过中国史研究从原先的“宏大叙事”向中观层面的“区域史”路向的转变，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开始了对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检讨。正是在这一反思与检讨的过程中，客家研究进入了学术上的“突破”期。
这一时期所谓的“突破”，尽管体现在问题意识、研究理路、概念工具乃至具体方法等各个不同的面向，但由此前“汉族移民史”的宏大叙事模式，向“区域社会史”叙事模式的转向，则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尽管就严格的意义而言，最近二三十年来所问世的客家研究成果，丰富而又驳杂，以至于我们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理论范式来加以归类；但是，把客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客家文化的类型特征放置于特定的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之中，从区域社会的发展过程、人口流动、族群关系、生计类型、贸易网络、区域互动等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客家这个特定的方言文化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辨析客家文化与周边其他区域文化的异同，则是这一时期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取向。在“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下，客家这个地域性的语言文化群体，就不再是一群行色匆匆的北方来客（及其后裔），而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研究的整体理路，是以赣闽粤边这一特定的地理范围及其相邻区域为基础，揭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构成区域历史或区域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作用。它重在从区域内部的人地关系、族群关系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过程中，来理解地域社会的类型及其特征。与以往那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相比，这一研究路径所开凿出的诸多研究课题，所发展出的各种研究方法，所凝练出的各种理论诠释，不仅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于客家历史与文化的认知，而且为推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向纵深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学术资源。
正是基于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以上认识，我们在编辑这套“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时，把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作为整套丛书的第一种。这样的结构安排，既是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尊重，更是对罗香林先生这份学术遗产的格外珍视。而整套丛书所希望重点呈现的，自然是最近若干年来客家研究界所贡献的一系列最新成果。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客家研究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是一项世界性的学术事业。从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到当代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界，关于客家人、客家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一直就未曾中断过。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客家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过程中，一些来自于海外的学术成果，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着手编辑这套丛书时，我们也曾考虑将海外学术界的重要成果加以收录。然而，由于这些成果大都是以外文出版或发表的，短时间内很难一一译成中文。故而，除梁肇庭先生的著作外，其他的成果暂时都未能编入丛书。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殷切地期待译界朋友能尽快地将这些成果系统地迻译过来，一方面以嘉惠整个学林，另一方面也让这套丛书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饱满。
是为序。(www.xing528.com)
王 东
2018年2月1日
【注释】
[1]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第297～2199页。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社，1933，第2页。
[3]朱希祖：《客家研究导论序》，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朱序，第1页。
[4]徐旭曾：《丰湖杂记》，罗香林编：《客家史料汇编》，第299页。
[5]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四至第八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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