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突出特征及其实务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内容广泛，表现形式多样。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总体上呈现着诸法不分、民刑一体，实体（法） 与程序（法） 混杂但偏重实体（法） 的特征。从功能上看，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原发性的法律，对于遵守者具有保护作用，对于违反者具有威慑和惩治功能（当然，其中的一些处罚手段甚至比较野蛮、残酷如乱箭射死，用火烧死，游街示众，割去耳鼻，等等）。

（二） 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成分并存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存在着诸多的禁忌中，有些禁忌有其合理性，有些禁忌有其不合理性。贵州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许多禁忌，并且至今对人们的生活仍然具有影响力。如在德江县土家族群众中，就有言辞禁忌，在结婚的喜庆日子中，不能说“不和”“散摊”的话，在丧葬场中，不能说“高兴”“愉快”“祝贺”“恭喜”之类的言辞有其合理性。但有些禁忌充满了迷信、神秘的色彩，有其不合理性。如贵州彝族认为如果出现公鸡提前叫、母鸡学公鸡叫、乌鸦在房上叫的现象，就意味着灾难即将降临，必须请毕摩作法才能化解。有些禁忌含有轻视妇女的思想，有的禁忌不利于生产发展。在苗族地区，男婚女嫁时有吃“排家饭”的习俗，大家相聚一起大吃大喝，虽然有利于家族认同感和增强凝聚力，但浪费比较严重。在婚姻上，有些民族历史上传统的姑舅表婚被广泛接受，有的倡导多子多福。这些观念不利于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工作。

（三） 随境而变，具有开放性

从历史上看，布依族、侗族等民族更早地生存于贵州。随着苗族进入贵州，苗族的“议榔”制以及“不落夫家”的婚俗，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如在水族生活的地区，历史上曾长期流行姑舅表婚和姨表婚，后因为汉族文化的影响，才逐渐废除。“同族不婚、异性开亲”也是水族地区的习惯法，如果有人违背，不仅会受到人们的鄙视，而且会受到严惩。后来，因为在同一地区，某大姓人口较多，又无其他姓氏的家族，男女婚配出现困难，只要上溯几代，大家不是同宗，即可开亲。至此，“同姓不婚”的限制也被打破。这种改变说明，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随势而变与时俱进的品质和特点。

（四） 形式灵活，群众容易接受(www.xing528.com)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分散、距离远，村寨规模小。相聚要经受翻山越岭和攀登之苦。所以，他们就要用清脆嘹亮的歌声来传递信息，表达自己的意见。少数民族习惯法常常以山歌的形式来表现，如在瑶族、苗族有很多山歌，歌中常常有大段的歌词都是习惯法的内容。如苗族《说古歌》就唱到：“告学公公订法规，吾宁婆婆订法规。订法规像砌墙，订法规像架梁，高山可越过，法规不可越。”[11] 此外，少数民族的俚语、谚语、诗歌，也常常是其习惯法的存在载体，如彝族的谚语中，就有“ 说话一条线，尔比是银针”，“猴子靠树林，彝族靠家支”等。而侗族往往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把款约编成诵词，让所有款众知晓。有的民族还把习惯法贯穿在祭祀活动或各种节日活动当中，这些习惯法在潜移默化当中就被群众所接受了。后来，为了解决生产与生活中面临的共同性、公共性、集体性问题，很多少数民族制定了乡规民约或行为规范并通过立碑刻字的形式，让群众晓知。贵州许多地方之今仍然保留有刻有乡规民约的石碑并置于公共场合，使人熟悉。由于这些乡规民约或行为规范是“公议”的结果，所以群众也很容易接受。

（五） 内容丰富，特点突出

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刑事法方面的内容，也有民事法方面的内容，还有环保法方面的内容。既有实体性法律内容，也有程序性法律规定。由于当地所处生产生活环境、条件的特殊性，为了维护、维持必要的生产生活秩序，保持生产生活的持续性发展，习惯法对与上述重大问题相关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使得在刑事、民事、环保等习惯法方面具有了鲜明的特点。

在刑事法方面，对偷盗的惩罚十分严厉，并常常将法律处罚与道德谴责相结合。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规定的刑事犯罪种类有杀人、伤害、偷盗、亵渎神灵等罪，处罚的方法视不同情节有死刑、逐出村寨、游街示众、鞭笞（肉刑）、罚款罚物等。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苗山苗族有专门禁止偷盗的习惯法—— “禁盗岩”。云南的景颇族、傣族、德昂族和四川的彝族、羌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而且普遍性的规定“违者要偷1 罚100”。[12]

在民事法方面，一方面，由于西南各民族居住分散或者以家族为单位交往，社会公众普遍注重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的恶劣，导致人口增长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很多少数民族习惯法对生命权、生产生活条件与秩序十分重视与珍惜，在整个习惯法中涉及土地、组织管理、婚姻、农业、林业等民事方面的内容占据较多。如瑶族习惯法规定，每年的农历二月、八月春秋两次祭社时，头人社老要对社里的群众“料话”（讲道理、规矩，进行教育、训诫活动）。

在生态和环境保护方面，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本身具有浓郁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重视良好的生态环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水平低下、文明发展程度低、适应自然能力弱，因此产生了对山、水、木等具体神灵的崇拜和敬畏。在许多习惯法中都规定了保护神山、祭林拜树等内容。如云南西部哀牢山脉的哈尼族就有俗语：“有山有林才有水，有田有粮才有命。”[13] 如侗族的《约款词》的“六面威”中规定：“若哪家孩子，鼓不听捶，耳不听劝，不依古理，不怕铜锣。他毁山毁林，毁河毁溪，毁了十二个山头的桐油树，毁了十二个山梁的杉木树。寨脚有人责怪，寨头有人告发，我们就跟他当面说理，我们就和他当面论罪。”[14] 苗族的《议榔词》中道：“柳规西来了，榔规来到了，榔到了刚榔，来到了加发，烧坡遇到风，玩狗雷声响，烧完山岭上的树干，死完山谷里的树根，地方不依，寨子不满。金尼榔来议榔，罗栋赛来议榔。封河才有鱼，封坳才生草，封山才生树……”这些规定对有效保护当地的生态资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