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实务研究结果

世界进入20 世纪下半叶后，旧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冷战结束后，两大集团的对抗也不复存在。至此，世界格局从单级化向多元化转化，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变化，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代世界主流的趋向有目共睹且保持着强劲的态势。“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当代世界的潮流。”[46] 但是，从局部来看，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比较缓慢，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在明确升温，大国博弈力量在加剧，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正在抬头，恐怖主义大行其道，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个别国家的不稳定甚至动荡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带来了重重阻力，世界局势仍不安宁。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境外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许多国家引发了诸多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释放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不仅会在本国造成社会震荡和生灵涂炭，而且还会突破国界，给他国乃至国际社会以多方面的影响。

中国作为邻国最多的国家，与相邻国家的地理位置相互交错，地缘矛盾复杂，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领空等权益上仍然存在尚未解决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仅从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西方国家敌视、遏制中国的立场从未改变，在冷战思维和维护自身全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千方百计不断插手我国西部周边国家内部事务，不断加强与我国敌对国的联系或者为其挑衅我国国家利益的行为撑腰打气，而且借反恐、人权、帮助经济发展、传播民主政治等名义把势力范围延伸到了与我国西部地区相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中亚及中东国家，极力破坏我国与周边国家互信、友好的睦邻关系，封锁和包围中国的战略图谋和行动日益明显和强化，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形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处于祖国边疆地区，“在我国135 个陆地边境县市中，民族地区占107 个，这些边境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和成分都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以上”。[47] 这些地区和多个国家国土毗邻，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地边界线长1020 公路，界河长39.45 公里，与越南的河江、高平、谅山、广宁等4 省18 县接壤”，[48] 这种地域特征客观上使得一些相邻国家一旦发生了民族宗教冲突后就极易在短期内传导和影响到国内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同时，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在地缘、族源、语言、风俗、历史、血缘、文化、宗教等方面不仅联系源远流长，而且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加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范围内自身也存在民族宗教问题，“疆独”“藏独”问题，从而使得境外的“三股势力”很容易将颠覆、渗透、分化、破坏的目标选择在西部民族地区，将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内外勾连、渗透颠覆的“ 大通道”，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现象上看，近二十多年来，在国际各类恐怖组织不断发展、各种类型的恐怖活动接连发生的局面影响下，与涉恐势力勾连配合，策划恐怖袭击，已经成为各种反华敌对组织对我国实施破坏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国际恐怖主义在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集中聚集，形成了恐怖活动的“弧形地带”，不断对我国进行“文煽武扰”，加紧策划对我国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使得我国面临恐怖活动的威胁不断增多。在国内，以“东突”“藏独”“疆独”等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在境外“东突”势力的蛊惑诱导下，为达到所谓的民族独立、政教统一或谋一己之力、泄一己之私愤，与境内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遥相呼应，内外联动，走出后台，走上台面，“真刀真枪”地与政府公开对抗，在境内不断实施暴力恐怖袭击破坏活动，使我国西部地区成了国内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发区和暴力恐怖高危人群的聚居区。(https://www.xing528.com)

上述状况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的外部局势和形势难以有较大的改变。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敌对势力通过我国西部地区不断加快境外指挥培训、境内实施破坏活动的步伐不会停止。二是国际社会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大量滋生，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民族宗教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的趋向短期内也不会改变。众所周知，2010 年以来，与我国西部接壤最近的中东地区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十分剧烈，危机与战乱不断，动荡与变革并存，“迄今为止，这场剧变已经导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四个国家政权更迭。叙利亚仍在剧烈动荡的深渊中苦苦挣扎。已经实现政权更迭、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仍看不到政局稳定的前景；正处动乱的国家，看不到未来的前途”。[49] 这种情势一方面致使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乘机崛起，另一方面，这种具有强烈阿拉伯色彩和特征的政治动荡在亚洲、欧洲、拉美、非洲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影响力，其“ 外溢效应”正在显现。三是境内外“ 三股势力”千方百计内外勾连、遥相呼应的关联性也不会自行减弱甚至会将更加突出。四是在2011 年3 月达赖宣布不再担任“西藏流亡集团”的政治首脑后，“藏独”势力的新代理人为巩固自身地位，增强个人影响力，实现其政治主张，在“非暴力”方式失灵后，极有可能通过指使藏区僧侣、藏民进行游行抗议活动，挑拨藏区民族矛盾，发起各种抵制活动，鼓励藏民自焚和策划其他暴恐事件等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五是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复兴尤其是全球伊斯兰“圣战”运动的反弹及其所形成和带来的外溢效应给国内“东伊运”等组织更积极地参与“圣战”活动提供了巨大鼓舞。六是在2014年以来迅速崛起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在其建国纲领中明确将我国新疆作为扩张目标，从发展趋势来看，将来借助“东突”势力将“圣战”目标指向中国的可能性、现实性将明显增强。这些因素的叠加将使新疆、西藏等靠近恐怖主义活动重灾区的西部地区仍处于暴恐活动活跃期、扩散期和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面临的反恐怖形势和社会稳定考验更为严峻，维护稳定的形势将更趋复杂。对此，必须要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行动上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退让，工作中要坚决做到认识不含混、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