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转型期间的民族分裂主义组织与活动实务研究

事实表明，在我国新疆、西藏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危害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在东突和藏独分裂组织精心策划、组织下进行的。“东突”和“藏独”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分裂活动的主要组织力量。

（一） “东突”分裂主义的组织与活动概述

“东突”是“东突厥斯坦”的简称。“突厥最初是古代一个游牧民族的专称。公元5 世纪，该民族活跃在阿尔泰山一带。公元6 世纪中叶至8 世纪中叶，活跃在我国北方草原。”[17] 公元552 年，突厥建立独立国家。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此后又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部分，并于公元8 世纪中期相继灭亡。公元11 世纪后，国外有的历史书籍中对讲阿尔泰语系的各个民族统称为“突厥民族”。“19 世纪末，有人主张把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的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国家。”[18]

19 世纪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入侵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乘我国国力虚弱之际侵入新疆，随之，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同步传入。新疆境内的麦斯吾德·莎布里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积极与包括德国、英国在内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密切勾结，编造、炮制了一套所谓的“东突”理论，宣称“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鼓吹“东突厥斯坦独立”[19] 并号召“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动员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国家。自此以后，逐步形成了带有新疆地域特色的“东突厥斯坦”思潮。目前，“东突”主要包括以下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即“东伊运”，“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即“东突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即“世维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即“东突信息中心”。其中，“东突”组织是在我国领土范围内最具威胁性、危害性的恐怖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十分清晰、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在我国通过恐怖活动建立新型的独立国家，实现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而“世维会”的重点是致力于积极策划分裂和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东突信息中心”则将进行极端宗教活动，“圣战”及蛊惑、煽动、宣传等作为主业。

“东突厥斯坦”思想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在新疆的变种和集中体现，是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分化”的重要政治手段，也是其政治活动的直接产品。

泛伊斯兰主义是19 世纪80 年代末形成并逐渐蔓延的一种反动的宗教政治思想。创始人是阿富汗人哲马鲁丁。其核心思想和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超国家、超阶级”的穆斯林共同体。泛伊斯兰主义历史上曾经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发挥过团结本民族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作用，但更多的则是在制造民族隔阂、挑起宗教纠纷、引发民族冲突、影响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着负面作用。列宁早就指出，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目的就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其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20]

泛突厥主义产生于19 世纪末的俄国鞑靼人中间，后为土耳其的一些所谓政治精英所认可。泛突厥主义也主张和倡导所有突厥语系的民族联成一体，组建突厥帝国，妄想恢复和重温已经成为历史烟云的奥斯曼帝国。因此，其在本质上同泛伊斯兰主义相同。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培植了麦斯吾德、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伯克这样一些狂热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们全盘接受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政治思想观点，在政治思想、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构筑了反动的东突厥斯坦思想的体系”[21]，他们宣扬民族至上，竭力鼓吹“突厥民族至上论”“泛突厥共同体论”“新疆独立论”，大肆渲染“反汉排汉”论，“把新疆的民族关系史歪曲成为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互相仇视、歧视的历史，把汉族说成是新疆‘野蛮的侵略者’，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敌国’ ”[22]，主张通过“圣战”方式消灭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和异教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33 年11 月，分裂主义头目沙比提大毛拉等在新疆喀什地区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 ”，[23]尝试把分裂主义理论演变为现实。由于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一组织仅存在了3个月。这次失败并没能使分裂主义者善罢甘休，他们在其他方面仍然进行积极活动。例如穆罕默德·伊敏于1940 年在印度出版了被称为集“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之“大成”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书中公开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史实，其流毒既深又广，至今仍被新疆的“三股势力”奉为至宝。在国内，1986 年10 月，新疆文联干部吐尔贡·阿勒玛斯在他编写的《维吾尔人》一书中毫无历史与科学根据地妄言，维吾尔人在距今约8000 年前就起源和生活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北起阿尔泰山，南至喜马拉雅山”地区即广义的中亚地区，7000 年前就已经开始发展畜牧业与农业经济，4000 年前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以此得出了维吾尔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源”，是“世界文明最古老、最著名的黄金摇篮之一”的荒谬论断。由于该书的核心思想和内容与“东突”思想的核心要义不谋而合、遥相呼应，因此得到了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极大追捧和强力推广，一定程度上成了“疆独”组织的思想理论武器和宣传动员纲要。

实践证明，“东突”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终极政治目的是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它是新疆长期以来社会局势动荡的主要思想根源。

新疆的和平解放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稳定的社会环境，平稳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各族人民群众节节提高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及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使“东突”分裂势力在这里失去了基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土壤。但他们不甘心失败，将活动中心暂时转移到中亚、西亚和欧美地区，期望卷土重来。

20 世纪70 年代末，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运动逐步兴起，新疆的分裂组织积极响应，主动勾连，一些地方出现了非法宗教活动反弹甚至狂热的状况。由于新一代“疆独”分子的主体年龄逐渐趋于年轻化，思想更加趋于极端化，加之他们生活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因此，受国际和外界分裂组织的影响更大。但由于国家在同期比以往更加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如从1983 年起，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团结教育月教育实践活动并年年坚持），全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民族团结意识增强，因而没有发生规模较大、影响较广、国家不可掌控的分裂活动。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终结，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大国控制能力不断减弱。尤其是在中西亚地区，形形色色地要求“独立”的运动此起彼伏，地区冲突不断加剧，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也快速复苏，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思想乘机兴起。“疆独”分裂活动开始进入多发、高发期，并呈现出恐怖化趋势。国际上，一些“疆独”组织别有用心地伸出黑手，与境内的“疆独”势力相互勾结，加大对新疆的渗透力度。据统计，“曾先后有来自10 个‘东突’ 组织的1000 多人前往‘基地’ 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取过经’，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系统培训，成为‘ 基地’ 恐怖势力的重要力量”[24]。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疆独”组织在新疆地区频繁而大量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统计，“1990～2001 年，境内外‘东突’ 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 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 人丧生，440 多人受伤”[25]。面对分裂组织的疯狂挑衅，我国政府予以了坚决回击。据统计，“1990 年至2000年6 月，新疆共打掉分裂和暴力恐怖组织、团伙503 个；共立宣传煽动性案件953 起，破案547 起；依法处理6328 人次，其中判刑976 人；击毙暴徒106 人”[26]。同时，我国政府积极与周边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建立反恐合作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恐合作，从而在客观上使得“疆独”组织的生存、发展和活动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挤压。

20 世纪90 年代后，伴随着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出现，西方大国对中国采取了遏制战略。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又沉渣泛起并变本加厉，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重大恶性事件。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国际反恐呼声日趋强烈，反恐联盟开始形成。国内对“三股势力”采取了严打高压的强硬态度和行动，“疆独”势力的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受到很大限制，被迫暂时收敛。但它们并未放弃分裂的政治野心和政治追求，“东突”组织“继续以维护‘人权’ ‘宗教自由’ 和‘少数民族利益’ 为由，编造‘中国政府打击少数民族’ 等谎言，在国际社会四处游说，混淆视听，欺骗舆论”[27]。同时，境外“东突”组织不断加紧力量整合步伐，并于2004 年联合成立了专门机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2006 年11 月，该组织选举分裂主义头目热比娅为主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疆独组织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方法大肆鼓吹和宣扬疆独思想。据有关方面统计：“2005 年新疆共收缴非法宗教书刊1.5 万本、录音带和光碟2500 盘，鼓吹民族分裂和‘新疆独立’，威胁、恐吓基层干部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等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信件3000 份。”[28]

总体来看，20 世纪90 年代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东突”势力不断抬头并朝恶性方向发展。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发展态势：

第一，联合化。“1996 年10 月，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在和田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29] 这些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是分裂组织由分散走向联合的象征。(www.xing528.com)

第二，国际化。1990 年后，“中亚地区‘东突’ 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30]。其基本行动思路是“将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相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 ”。[31]

第三，暴恐化。“1999 年12 月，来自18 个国家的40 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 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 达成共识。”[32] 由此开始，世界分裂组织的活动方式、手段进入了暴恐化阶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疆的“东突”分裂主义组织近年来公开鼓吹“圣战”，叫嚣要“ 消灭异教徒”，成立“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现“ 新疆独立”。为此，它们以族缘、地缘、教缘为纽带，通过派遣骨干直接进行口头传播，散发宗教书籍等非法印刷品及电子音像产品，利用电话、电视、广播、传真、书信、有线无线广播、有线电视插播、网络传播等媒介鼓吹民族分裂、煽动民族仇恨、灌输极端思想，宣传、扩散、诱惑民众，千方百计地使其接受其思想、加入其组织、参加其活动。“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通道”的局面已经出现端倪。与此同时，民族分裂分子不仅建立了秘密训练基地，发展了成员，给参与者传授了暴恐设备制造及使用办法，非法藏匿了爆炸物品，购买了武器弹药，而且通过制造爆炸、进行暗杀、袭击党政军警机关、投毒、纵火等方式实施了一系列近似疯狂的破坏社会稳定的极端活动，其分裂活动暴力化、扩大化、国际化的特征日趋明显，对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形成了严重威胁和影响。

（二） “藏独”分裂主义的组织与活动

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近现代以来英美等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改变的一个战略追求。1992 年9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对此有明确的记载：“为了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88 年、1903 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但由于清朝政府外务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清朝驻藏大臣不予签字，条约无效。……直接军事侵略没有达到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之后，……开始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1907 年8 月31日，英、俄帝国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其中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称为‘宗主权’。这是在国际文件中第一次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1912 年，英国……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五条’。…… 1913 年，英政府又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但英国的图谋未能得逞。1913 年，英国……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会前，英印政府派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单独会晤西藏地方政府参加会议的代表夏扎伦青，向他鼓吹 ‘宗主权’ 具有‘独立’ 的含义。…… 经过英国的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了 ‘ 西藏独立’ 的口号，……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这时，英国代表按事先策划，提出了所谓的‘折中’ 方案，把中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内藏’ ‘外藏’ 两部分，‘内藏’ 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 包括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实质是使西藏在‘自治’ 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1914 年7 月3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会议遂以破裂告终。……1942 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 活动。……国民政府发出严正警告，西藏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报告改变原议。1947 年3 月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英帝国……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经中国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后，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1949 年底前后，美国人劳尔·汤姆斯在美报刊上报道：‘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 的国家。1950 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运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解放军进藏。同年11 月1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诬蔑中国解放本国领土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同月，美国指使他国在联合国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一些国家的反对，这个阴谋没有得逞。”[33] 但反华势力仍不甘心，继续加紧勾结，在其支持鼓动下，西藏地方政府于1959 年悍然发动武装叛乱，宣布“独立”。中央政府果断采取措施，迅速平息了叛乱，达赖喇嘛见大势已去，被迫逃亡流离国外。

达赖集团出逃后，图谋西藏独立的政治企图并没有泯灭，他们依然通过各种手段对境内藏区持续进行着渗透和分裂活动。一方面，达赖集团在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利用各种机会和平台频繁出访和接触相关国家领导，发表演讲，混淆视听，谋求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不遗余力地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不顾历史与现实，谎称解放军入藏前，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要求把西藏地区划成为“和平区”，确定为“缓冲国”，并在这一地区“撤走中国军队、拆除军事设施”，同时要求与中央政府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举行谈判。[34] 这一政治诉求在20 世纪80 年代得到了一些反华国家和势力的支持。在其影响下，1987 年9 月27 日西藏拉萨发生了骚乱，骚乱被平息后，达赖集团看到暴力方式作用不大，又改变策略，采取了迂回的斗争方式。“1988 年6 月，又提出了‘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该建议指出，在西藏变成缓冲国之前，‘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中国可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并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防御性军事设施，直到召开一次地区性和平会议使西藏成为一个中立化和平地区为止’。”[35] 这就是所谓的“中间路线”。在宣扬“中间道路”的同时，达赖集团一方面暗中鼓动藏族群众开展“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谋求与政府进行对抗；另一方面，极力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压。同时，以“藏青会”“藏妇会”等激进组织为依托，积极招募分裂分子，不断采取暴力恐怖活动，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对国内藏区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并逐步由隐蔽转向公开，由城市向基层扩散，由寺庙向社会推进，极大地影响了藏区的安全与稳定。其主要手法有：

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达赖集团利用藏族群众宗教信仰全民性的特点，提出“要以佛心征服民心”。他们以寺庙为载体，以大寺庙为重点，以宗教活动为掩护，煽动信教群众对抗政府，企图“以宗教的力量实现西藏独立”。达赖曾多次说：“坚持为西藏独立而奋斗，就是靠宗教精神。西藏是佛教与共产党较量的战场，我相信不用多久，佛教一定能战胜共产党。”“流亡政府”在制定对境内渗透计划时明确提出：“占领或夺取一个寺庙，就等于占领或夺取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地区。”为此，他们利用几百年来藏民对达赖喇嘛的信仰崇拜，组织入境人员或利用国外游客将大量的达赖照片、画像、讲话录音带或印刷的小册子等带到境内散发。大肆宣传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是“活着的神”、是藏族的“救星”和“代表”、是“藏族人民的骄傲”，以此达到将达赖的宗教信徒变为政治信徒的目的。

从境外派遣上层教职人员回国进行蛊惑煽动。达赖集团经常策划和鼓动在国外的上层教职人员，以旅游、探亲等名义回国，让他们向僧尼“受戒”“灌顶”，举行“讲经”等活动，到各自的原寺院插手干预寺内事务，暗中指定寺庙管理人员，培养同境外联系的联络员，建立境内外的师徒关系和寺庙间的关系，在藏区一些地方掀起宗教狂热。

利用大型讲经法会鼓吹“藏独”。达赖在20 世纪60 年代、70 年代、80年代在印度各地就举行过数次“时轮灌顶大法会”，利用境内外众多藏族信教群众赴法会听讲经之机，鼓动“藏独”。“时轮灌顶大法会”是藏传佛教重大的宗教仪式，加之又由达赖亲自主持，因而对国内藏区群众有一定的吸引力、影响力。“把时轮灌顶大法会办成‘西藏独立运动’ 的动员会”是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1991 年以来，出境听经的藏族群众每年都有数千人。对出境听经群众，达赖一般都亲自接见，并对他们进行“藏独”宣传。“藏青会”等组织还在法会上散发宣传品，组织演讲等活动，竭力扩大“藏独”的影响。

通过认定活佛，影响和控制境内寺庙。达赖集团在境外修建了许多与境内同名的寺庙，并非法认定境内寺庙的转世活佛。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达赖集团抓住我国活佛转世政策尚未出台之机，暗中进行活佛转世活动。他们采取在境外认定国外藏人为境内某寺庙的活佛，或“批准”境内寺庙带出去的转世活佛名单，或派遣国外宗教上层人士入境认定转世活佛等方式，认定了一批转世活佛。1992 年后，我国出台了允许少量活佛转世的政策，达赖集团则乘机提出要把全部原有的活佛都加以转世，力图逼迫我国只能选择他们挑选的人。对我国已确定要转世的活佛，他们采取“你转你的，我转我的”的对策，从而形成目前藏区一些寺庙出现两个活佛对峙的局面。同时，他们还想方设法将由达赖集团认定的境外的所谓“转世活佛”送回境内，在寺庙中进行坐床等活动。此外，他们还鼓动境内藏区大修庙宇，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内寺庙捐款、捐物，赠送佛像、佛器、经书、唐卡等，并以此影响和控制境内寺庙。

大肆鼓吹“西藏独立”。达赖到印度后竭力鼓吹西藏的“独立史”。他们以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为理论依据，宣传“ 西藏国”的历史。由“流亡政府”编印的《西藏独立王朝概况》《西藏法律地位》《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西藏：一个在共产党中国非法占领下的独立国家》和《西藏108 问》等书，都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被侵略”的国家。为了与此鼓噪相适应，他们还虚拟了包括卫藏、康区、安多在内的所谓“大雪域国”，绘制了“雪域国”地图，狂妄地把大渡河以西直到阿里的广大地区，均纳入其“ 国土”范围。他们把民族概念和国家概念混为一谈，认为“藏族独立是整个藏民族的事业”，“只要是吃糌粑的，就会认为自己是藏人”，就要“为西藏独立事业和自由献出身躯”。同时，达赖集团还利用美国和西方的广播电台，设置藏语广播节目（包括康巴、安多方言节目等）。“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巴黎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挪威奥斯陆藏语自由之声广播电台”“自由亚洲之声”和“印度新德里广播电台”等电台的藏语节目，也采用新闻、评论、讲经、经文点播、讲故事、讲历史等形式，配合传播达赖集团的行踪及活动消息或利用“人权”“民主”“自由”等口号，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他们还鼓动“流亡政府”和“藏青会”“藏妇会”等组织制作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内藏区散发印有“雪山狮子旗”的明信片、印有英文“西藏独立”字样的衬衫、手表、“流亡藏人宪法”手册及其他书刊、传单、录像、录音、经书等反动宣传品。

针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状况，达赖集团煽动说“不能仅仅满足于生活得到改善，吃饱肚子。我们不是牲畜，我们是人，我们要自由、要民主”。他们利用藏民较普遍祈求“不修今世修来世”的佛教信仰，散布“共产党只能管你们今世，你们的来世还得靠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西藏独立运动组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断向藏区群众宣讲“汉人在西藏的投资和建设是为了汉族自己的利益，是汉人移民所需的建设”；“汉人向西藏移民是藏人最大的威胁”，“汉人给西藏的钱远远顶不上他们从西藏拿走的，甚至连从一个小寺庙中拿走的文物的价值都顶不上”，“汉人拿走了西藏的文物和资源”；“教育发展了，但教的是汉文，学的是汉语，藏人被汉化了”；“藏人在西藏是二等公民，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等歪理邪说。在达赖集团的煽动下，藏区发生了多起“赶走汉人”“汉人滚出去”“杀光回民”等反动标语、传单案，在西藏索县还发生了驱赶回族的事件，在拉萨发生了砸回民饭馆和商店的事件。通过这些非法活动，威胁恐吓爱国同胞。他们威胁、恐吓、辱骂心向祖国、回国定居的藏胞“背叛了达赖喇嘛”。境内有的分裂主义分子把矛头直指我党政干部，辱骂藏族干部是“汉人的走狗”。狂叫“汉人如流水，藏人是石头，汉人在藏区不长久”，要我国藏族党政干部小心点。他们还以名利、地位引诱拉拢藏族干部，造谣说“ 中央已同意达赖喇嘛搞大藏族自治区”，“藏族干部只要赞成西藏独立，可以照样当官”。以此公开传播宣扬“藏独”思想，公开抵制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公开反对“双语改革”，目的就是不断制造分裂事端或者为分裂活动做各种铺垫。

建立针对境内的情报特工队伍，煽动、引诱青少年出境。近年来，达赖集团加强了对境内派遣特情人员的活动，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特工队伍。他们在中印、中尼边境地区建立有情报站、联络站，有专职工作人员，采取各种方式刺探情报。随着藏区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往返境内外经商藏胞增多的现状，达赖集团派遣特情人员混杂其间进行情报活动的情况日益突出。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境外藏族商人，常年滞留于藏区或内地一些大城市的宾馆、饭店，用各种方式套取、刺探我情报。他们采取种种方法引诱境内青少年出境，为“藏独”培植种子。1987 年西藏拉萨发生骚乱后，达赖集团更是以周密的计划，严密的组织，加快了引诱境内青少年出境的步伐。其主要措施：一是以对出境青少年安置入学，以许诺免生活费、安排工作、迁居欧美等为诱饵，引诱境内藏族青少年出境“上学”。二是以在国外学经、僧人升职、受戒、灌顶等为诱饵，引诱境内藏族僧俗青少年出境学经。三是派专人负责从境内经尼泊尔转送境内青少年到印度达兰萨拉。这些人员中有些已被收买为特情人员，通过短期训练，派遣回国；有的被送往欧美，特别是美国培养；还有的被送到“印藏特种边境部队”。

制造骚乱。为了制造更多的影响力，赢得境内外的关注和支持，达赖集团在境外加紧游说的同时，在境内则伺机制造暴恐活动，而且将暴恐活动的重点放在了在国际、藏区和藏族群众中有进行重大影响的拉萨。他们认为，只要搞乱拉萨，就可以引起全藏区的混乱。为此，1987 年以来，先后在拉萨策动了多次骚乱事件，其中较为严重的有4 次。上述骚乱事件，都是由达赖集团暗中策划发动，“藏青会”等分裂组织负责实施的。事件中，暴恐分子不仅对无辜群众进行残暴殴打，对公共设施打砸抢烧，对政府机关和军警进行武装袭击，而且公然高呼分裂口号，公然高举以“雪山狮子旗”为标志的“独立”旗帜，气焰十分嚣张，行为极其残暴，后果十分严重。